回憶 「文革」 中去北京參加第8次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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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爆發時，毛澤東主席在北京於100天不到的時間內共八次（十批）接見了計一千二百多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名曰「革命大串連」。我曾隨同村學兄去北京串連參加第八次接見。今天，60歲以下的人對「文革」中尤其是「文革」初期的「造反」「大串連」「受接見」包括「紅衛兵」等特殊事情，或不知曉，或知之不詳，帶來對「文革」認識上的極度模糊，都因「事非經過不知其奧」。即便是經歷過「文革」的人，也因各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同，再加上反思歷史的史識、眼界等差異，更兼國家對「文革」採取「淡化處理」，造成國人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民眾層面，都對「文革」的認識、評價各自「為我所用」，以致「文革」這樣一個對國家和人民造成重大傷害的重大事情，至今仍處在「雲霧之中」。據己所見，對「文革」歷史的清算是必然的，只是時日還未到。於今援筆記錄自己參加「第八次接見」那次已過近半個世紀的事情，「往事並不如煙」。

結伴

1966年五六月份，我虛齡15歲，按實齡才13歲半。當時正在讀初二，初二（下）的課程還未學完學校就停課了。暑假期間學校成立紅衛兵組織時，我回家在生產隊勞動幫家裡掙點工分，學校發生的事情基本不知道。一是我年齡小，沒有參加運動的意識，再者我的家庭出身中農，總覺得比那些貧下中農子女要矮一截。暑假結束後，學校沒有招生，我們初二學生也沒有升入初三的概念，我索性一直在生產隊勞動。10月末的一天下午，同村在江寧縣中讀高中的朱寶財找到我父親，說帶我去北京串連。事先我想都沒想過要去北京，有點唐突。父親平時對我管教很嚴，那天卻很樂意同意我出去。這緣於父親在村上是文化人，具有讓孩子到外面去「闖闖」的意識。更況那時學生串連坐車、食宿不花家裡一分錢，等於現在的免費旅遊。那時中學生外出串連手續很簡單，學校開具一張證明即可。記得給我開證明的是學校掌權的紅衛兵組織（仍是學校的印章）。我沒有加入學校紅衛兵組織，這無妨，證明我是「革命學生」即可。拿到證明第二天就出發。

到了集中地點，才知道同去的共10個人，姚啟貴、戴霖倆是銅井籍的縣中（即老秦淮中學）初三學生，高我一屆，讀小學時我認識；周家林、梅繼明、陶興福、湯寶福、趙才和是我們銅井中學初三學生，也比我高一屆；黃安保比我低一屆，比我還小半歲，他是跟他舅舅姚啟貴去的；只有朱寶財是縣中的高中生，比我高兩屆，父親臨走前一再叮囑他照顧好我，所以他是我一路上的「保護人」。

浦口登車

南京老浦口車站有到北京的火車。我們到浦口時已是下午。車站上黑壓壓的人群，都是等候上車的學生。火車一到，從車門進去的只是一部分人，每個車窗都有人往上爬。我們10人是團隊行動，一個人爬進去，相繼把其他人從車窗拉上去，並搶到了半邊座位，可以擠4個人。車停浦口的時間較長，站台上所有的人擠進車廂後，塞得密不透風，一個人貼著一個人，想轉一下身子也很難。我看到身材小的人鑽到車座位的下面躺下。同去的戴霖爬到行李架上躺著，很神氣。人上車後火車並沒有馬上出發，一直停在浦口站，到了晚上才緩緩開動。車廂內響起陣陣革命歌聲。這一切對我都很新奇，我是第一次出遠門，人又小，混在這一大堆人群里，傻愣愣地打量著眼前的一切，興奮中含著怯意。

南京老浦口車站

途程

火車一路開得很慢，不斷停靠車站，一停站，許多人從車窗爬出去方便，因為車上的廁所太不夠用了。再說，車廂里人貼人地站著，想去廁所也擠不過去。那些女生就慘了。我清楚地記得，車過徐州時，離我不遠處一名女生多次想去廁所，就是擠不過去，她焦急地朝車廂連接處的廁所張望，誰也幫不了她的忙，臉色很痛苦。後來她失望地蹲了下去，聽旁邊人說，一定尿在身上了。那女生無助的神情在我腦海中許多年抹不了。

車行山東時，我見到黃河。我想像中的黃河來自古人的詩句，「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而此時的黃河，冬季水枯，黃色的水帶，透著一股蒼涼，吃力地泛著濁浪。我第一次見到的黃河竟是這等模樣。古老的中華民族正在開始經受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這對懷著虔誠朝聖心情的我來說，是全然不知的。當車經過黃河大橋時，大家伸長脖子向外張望，河水嗚咽，我絲毫看不出黃河應有的勃勃生機。成年後，我曾數次乘車經過黃河，每經過一次，腦海里總會浮現出1966年時對黃河的那第一眼印象。

大約是車行山東地界時，我們車廂里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深夜車廂的人群（講「人堆」更恰當）已沒有了白日的躁動，男女同學緊緊相依閉眼打瞌睡。突然間傳來叱罵聲，「流氓！流氓！……」幾個女生在指責一名男生。那男生並不說話，一臉羞愧惶恐不安狀。接下來是斜對面的幾名年齡大的學生把那男生逮住「訊問」，周圍的人都義憤填膺。好在當時的學生還保持著一種純樸，沒有對那名男生進行「武鬥」，只是勒令他寫了一份檢討書，向大家宣讀。又是同去的戴霖，他因躺在行李架上，居高臨下看得清楚，用調皮的語調將那男生檢討書中說的姓名、學校等內容轉述給我們聽。記得他還扮著怪相加了一句調侃語：「XXX，男，是男生，不是女生。」引來大家一陣笑。經過一番折騰，車廂內又恢復了沉寂。第二天，我發現那名男生不知何時溜走了。

車到天津時，大家情緒高昂，北京馬上就要到了。「抬頭望見北斗星，……」，革命歌聲在車廂內此起彼復，每個人都拚命地唱，忘記了旅途的疲勞和煩惱。可是車還是老停靠，快了，快了，總不得到。天黑時，火車終於到達永定門車站。從浦口站到此，全部行程共用了兩天兩夜。大家從車門車窗處蜂擁而下。我被同伴從車窗口拖下了車。腳剛一落地，雙腿一下子癱在地上怎麼也站不起來。原來，同伴們為照顧我，讓我擠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單靠屁股支在座位上，腿架在別人身上不能動彈，時間久了，股部以下身子血液嚴重不流暢，導致雙腿麻木。兩個人架著我走，腳一落地就酸痛難忍，不停地哇哇大叫。沒辦法，幾個人抬著我走。過了好長時間，雙腿才恢復知覺。

車廂中的紅衛兵

接待廣場等候

永定門火車站聚集了從全國各地來串連的人，人山人海。我們10人團隊被人流衝散為兩撥。車站廣播喇叭播放著雄壯的革命歌曲，不停地向人們告知接待廣場的地點。到了接待廣場，燈火很亮，人群更是密密麻麻，根本沒有站立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只隨著人流往前移。我緊緊地拉著朱寶財的衣服，一步也不敢離，生怕跟丟了。過了一段時間，看到了先前在車站被衝散了的幾個人，大家心中很高興。要把接待廣場那麼多人分散安排住宿，絕非易事。我們小團隊中幾個年齡較大的都有分工，先由幾個人去接待站登記，其餘的人好不容易找到廣場一處角落等候。此時北京已經天寒地凍，我只穿了夾衣，另外帶了一件毛線衣。擠在人群中時並不覺得冷，一停下來就冷得直發顫。好在年青人身上有三把火，能扛得住。

到了夜裡，終於聽到廣播喇叭里喊我們到某處上車，拉我們到住宿地。這要多虧同伴中那幾個大同學，他們見過世面，人活絡會「鑽」。如果當晚找不到住處，要在廣場挨凍一夜，那就遭大罪了。

住進北體

夜半時，我們來到北京體育館住宿。我當時並不知道是北體，更不知道和北京工人體育館不是同一地方。進了房子的第一感覺是暖和，接著是心裡餓得慌。一會兒，跑聯繫的同伴說馬上可以領到吃的，個個高興死了。我當時帶了一個很大的帆布旅行包，被拿去裝食品。發給我們團隊的食品是餅乾，裝了滿滿一大包。因為接待站一時無法解決入住人的伙食，先用餅乾代替，得吃五天餅乾後才能供應頓飯。那年頭，我農村家裡一年也吃不到幾回餅乾，心想有餅乾吃太好了。初吃餅乾覺得又甜又香，到第二天晚上肚子有點拉稀，不太想吃；再吃，就特膩味，不吃又餓，皺著眉頭吞咽。五天餅乾把人「吃傷」了，讓我很長一段時間，一聞到餅乾味就想吐。

我們住在體育館的訓練大廳內，地上鋪著蘆葦編製的席子，每人領到一床新毛毯，細膩柔軟，墊蓋兩用。儘管室外結著厚厚的冰，室內有暖氣，一點也不冷。訓練大廳內貼有「打倒賀龍」和「打倒榮高棠」的大幅標語，我那時只知道賀龍的名字，還不知道榮高棠是誰，所以至今印象深刻。

五天過後，接待站按每天早中晚三頓供應伙食，早餐吃稀飯饅頭，中晚餐吃米飯，大白菜里還有點肉。這比我平時在家生活好多了。那時我家隔三差五才有乾飯吃，吃白面饅頭的機會很少很少，想吃點葷菜更難。在北體的生活讓我很開心。

看體育表演

看過兩次體育表演，一次是體操類，一次是水球表演賽，都是平生第一次見識。我那時一個農村中學生，什麼見識也沒有，不要說現場看體操表演，連圖片也沒見過。記得我看體操表演時，看到男女運動員穿那麼薄薄的運動服，很扎眼。此時我才知道，還有人穿這樣的衣裳在大庭廣眾之下表演，可見我土氣到什麼程度了。我當時的見識，與村上的那些不出家門的農村老大爺、老太太處在同一層面上。世上的事情總是這樣，少見才怪，多見不怪。人所處的環境與眼界大有關係。現在聯繫起來想想，正是我們這樣的所謂「革命學生」，頭腦里一張白紙，在領袖的一聲號令下，不明就裡地今天反這，明天反那，個個爭當革命「闖將」，其實是作為工具被人利用而已。陰險狂妄的政客們，只展現誘人華麗的表象，而將真實目的隱藏其間，等到坐收漁利後再把「闖將」們棄之如敝履，天下大亂也就很自然了。

那次體操表演的主席台上曾坐著烏蘭夫，他穿著長呢大衣，一聲不響地看錶演。另一次看水球比賽，運動員們在水中身姿矯健更覺得好玩。

大字報中的一幅標語 「向革命師生學習」

「饅頭」辯論

我們住的訓練大廳很大，大家都席地打鋪，全是男生。聚集在此的學生，有城市的，也有農村的，東西南北地域都有。一次上海籍的幾名學生手中捏著沒吃完的饅頭，相互間投砸嬉鬧。這讓一些山東籍的學生很生氣，上前制止並責問，引來許多人圍觀。上海學生有大城市人的優越感，雖然理虧人又少，但他們並不買賬。雙方由言語衝突發展到相互推搡，各不相讓。於是在眾人的勸說下，分成兩個陣營開展辯論。那時的辯論還是講規則的，都表示只動口不動手。我們團隊的人都支持山東學生，幾個年齡大點的站在前面，一致批評上海學生浪費糧食的行為。其間，對方有個戴紅衛兵袖章的人突然質疑朱寶財、姚啟貴等是不是紅衛兵，如果不是紅衛兵就沒有資格參加辯論。他這一招還真靈，不是紅衛兵的人立馬就退了下來，只有朱寶財、姚啟貴倆迅速跑到鋪蓋上在包里掏出紅衛兵袖章套在胳臂上，理直氣壯地上前繼續辯論。他倆的這一舉動很長志氣，也讓我大為敬羨。

需要交代一下，那時出去串連的學生中加入紅衛兵組織的並不多；「文革」中紅衛兵組織在時段上也是有區別的。1966年下半年的紅衛兵還屬於第一批（也有稱「老紅衛兵」），非「紅五類」家庭出身的子女是不夠資格加入的。到了第二年，最高領袖號召全面奪權，各類造反派紛紛舉旗成立組織，儘管造反派組織名稱五花八門，其成員都叫紅衛兵。再往後（大約1968年後），紅衛兵組織代替學校共青團成為一種群眾性組織。還應注意，大約在1967~1968年間，「老紅衛兵」的那些頭頭已經風光不再，絕大多數淪入被別人批鬥的「牛鬼蛇神」行列。當時流傳最高領袖的輕鬆一句話：「該小將們犯錯誤了。」在我的記憶中，村上一些稍有見識的長輩們背地裡說這樣的意思：別看這些造反派斗這斗那，早晚要斗到自己頭上。這樣的話被後來的事實驗證了，絕大多數造反派頭頭1968年後都黯然退場，成了「替罪羊」。

那場「饅頭」辯論以農村學生勝利而結束。上海學生敗陣的理由很簡單，浪費糧食的行為必然會受到譴責。從此以後，宿舍地再也沒看見有人拿饅頭亂扔亂砸了。

接受軍訓

在北體的生活過得很舒適遐逸，每天按班如規三餐飽食，也可自由地到外面逛盪。我只到過一次天安門廣場，多在近處街道轉悠。一是太小不認路，二是衣單冷得不敢出門。在北京串連期間伙食費無須交，外出乘車也不買票，其間我們每人還向接待站借了二三十元錢和糧票。大約進入十一月中旬時，上面派來了解放軍戰士，帶我們進行隊列訓練。每10個人組成一個班，班長由一名解放軍戰士擔任，除了訓練還帶領大家讀報學習，和我們朝夕相處。班長和每個人的關係都很融洽。軍訓先由各班進行，過些天就依排為單位來練隊列，再接著以連來合練。

隊列訓練很枯燥乏味，尤其是合練橫隊行進，每排橫隊要走成一條線，人人手執紅寶書語錄本，邊走邊側頭喊「毛主席萬歲！」一遍遍地練，讓人很煩。因為領袖接見按常規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廣場上通過的人群排著橫隊通過，所以隊列訓練的隊形是橫隊。其實隊列訓練只是軍訓的一種表象，軍訓的真實意圖在於培養高度嚴密的組織紀律，一切行動要聽從指揮，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固定的隊形。班長嚴格地強調，隊伍中每個人左右的兩個人必須是固定不變的，在參加接見時，無論出現什麼情況，如果發現自己左右不是原來的那兩個人，一定要在第一時間向班長報告。對此規定，我當時並沒有在意它的特殊用意，後來才想到，幾百萬人參加接見，能做到不讓一個陌生人混雜其間，靠的就是這個簡單的細節規定。幾百萬人的接見隊伍來自五湖四海，看似烏合之眾，但通過軍訓，實則是由一支支有著嚴密紀律的可控團隊構成的。

接受檢閱

在接受軍訓中，我們天天盼望早日得到最高領袖的接見，一直等到11月25日才有確切消息，說明天接受檢閱，大家心情特別興奮。26號凌晨，每人攜帶分發好的乾糧按隊列集中出發。行進隊列是十路縱隊。誰也不告訴你目的地在哪，大家只顧跟著隊伍往前走。沿途都會看到同我們一樣的行進隊伍，走一陣停一陣。本來以為隊伍會向天安門方向走，可走了一個上午還未到達，心中不免疑問。一直到午後，我們在西單街（地址不確）停下來。此時，寬敞道路兩旁已是黑壓壓的人群，我們按秩序坐在路段的一側。行進中身上跑熱了，一旦坐下來就感到很冷，好在是下午，更在於每個「朝聖」者的心中揣著一盆火，冷也不冷了。

紅衛兵接受檢閱

到這時，我們才明白，今天毛主席將乘坐敞篷車接見夾道歡迎的我們。下午2點左右時，從廣播喇叭里知道接見開始了，至於車子什麼時候能到我們跟前，誰也不知道，大家翹首以待。一直大概到下午4點許，看到遠處有車子開過來，我們盼望的時刻終於到了。此時大家揮動紅寶書，嘴裡一遍遍地喊叫「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站的第一輛車子緩緩地開來，行進到我們處時他側首向大家揮了一下手。別看他這不經意的一揮手，對我們這一撥人而言，那是莫大的幸福，否則我們只看到他的側身而看不到臉龐。我因為個子小排在隊伍的最前頭，距離車隊約10米，自然看得清楚。那時候太時尚「紅色」了，到處是紅旗，人人手中揮動著紅寶書，許多人臂上套著紅衛兵袖章，形成一片紅色的海洋。我看到毛主席的臉上確實泛著紅光，這與當時媒體報道語「精神奕奕，紅光滿面」也一致。現在想來，這臉上的紅光與周圍的「紅色海洋」的映襯也有關係。隨後是林彪和周恩來坐的車子，林和周是同坐一輛車還是分別乘坐，已經記不清楚。再後面的車子是一輛隨一輛，每輛車都坐著好幾個人。待江青坐的車子開過來時，看到她和旁邊的人在指指點點地笑嘻嘻地說話。在最後一輛車上看到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那時對劉、鄧的批判，報紙上雖沒有點名，但已經「甘居末位」了。

在觀瞻過程中，所有的人都噙著熱淚，發了狂似的一遍遍喊著「毛主席萬歲」。車隊一過去，每個人都拿出筆在紅寶書上寫上類似這樣的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X分我見到了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對我而言，那淚水是真誠而發自內心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那時的毛澤東在人們心中早已被極度神化，他的每一句話都被當作真理，連一點懷疑的念頭也不會、不敢有。「文革」中我們對毛的崇拜確實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種崇拜一直延續到他去世數年後從未動搖過。要問為什麼，其實很好理解，那時我們這個生活層面的人，從來就沒有真正用自己的頭腦思考過國家大事，一切聽從教科書上講的，腦袋長在別人頭上。當一個人不會、不能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問題時，盲信盲從是必然的。這屬於「不會」懷疑。再者是不敢懷疑。毛在「文革」時的權威已達極致，那麼多黨國元勛直至國家主席劉少奇，輕易就被打倒了；再看身邊的例子更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牛鬼蛇神」被批鬥時，縱使斗膽為自己的「罪行」辯解，誰也不敢直接承認自己「反黨反毛」。承認了「反毛」即使不被判死罪，也會被眾人的吐沫星淹死。這種紅色恐怖非親身經歷者是無法理解的。

結語

「文革」十年，正是我從少年步入青年的十年，也是自己隨眾高度崇拜毛的十年。當時我不會去懷疑毛會犯錯誤，更不敢去懷疑毛有錯誤。可以這樣說，與我同處一個生活層面的年青人（中老年人不好說），當時對毛的認識是一樣的。他就是「神」，比我們平時講的那種「神」不知要「神」多少倍。當毛走下神壇後，當我們開始用自己的腦袋思考問題時，才如大夢初醒，嘲笑自己當年的愚昧無知。

因不便評價我也無法對「文革」作出自己的評價，我總覺得炎黃子孫遲早必須對「文革」作出最接近歷史真相的評價，否則，後人對現代史「讀不通」。劉少奇等許多黨國元勛死得那麼慘，他們在「文革」之前之後又都被稱之謂毛的親密戰友，僅僅把賬安到林彪、「四人幫」頭上，那是「瞞天過海」，也愚弄後世。我們不能直面歷史，這始終會成為中華民族復興前行的一個重大歷史包袱。把「包袱」說成陰影也可以。不卸去這個包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行道路上的許多共識無法達成。不過，這些都是政治家們的事。政治家們考慮更多的是當下。政治與歷史是「交集」的。我們普通民眾不可能影響、改變歷史進程，但可對歷史予以自己的一些認識。我們現在能夠用自己的腦袋瓜子對歷史發表一點看法，也正證明歷史的步伐在前進了。（完稿於2015年元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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