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廢墟上的鄉村女人

最近，賈平凹先生的新作《極花》，又一次引發人們對農村女性生存境遇的討論。這讓我想到之前在農村觀察到的一些現象，以及一直思考的一些問題。

2010年，我在北方某省的農村做調查，那是個300多戶、1200多人口的大村莊。在那裡的十多天，我們隱約了解到，有一家的媳婦是從南方某地「買來的」，遺憾的是，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就這個話題與當事人深談，只是偶爾一兩次見到她抱著孩子坐在家門口，乍一看，與本地人倒也別無二致。

後來，我在上海郊區農村，看到大量的外地農民跑到這裡繼續從事農業勞動，替代已經進城務工、定居的本地農民。這些外出繼續務農的「農民農」，在進城後多半都經過了一個先做工、再務農的迂迴過程。為什麼又回到土地上呢？在調查的過程中，我們的一個意外收穫，是發現了這一家庭決策背後的性別分化。它多半是男性主導的，理由是農業更自由，它不需要朝八晚五，上班打卡，雖也有節氣、要遵從農時，但農業的節奏是富餘的、寬鬆的，機械化、現代化的農業機械設備更是解放了人力、告別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辛勞。

對於上述理由，我們所訪談的女性「農民農」，大多不以為然。相較於即便是高度機械化的「農作」，她們更嚮往工廠制度下更為體面的「工作」。有一位和自己的老公一起做大面積花卉種植生意的女性，我們在她的苗圃中，並非出於禮貌地艷羨她每日賣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悠閑生活，可她仍然是一臉愁容地表示，還是想回到工廠、回到城市。

這種認識和偏好上的明顯差異，可能不僅需要從城市的角度來思考，也要從農村的角度去追問。其中容易被人忽視的問題是，農村對女性意味著什麼？農村又能提供給女性什麼？

現行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家庭承包經營，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包產到戶、「分田到戶」。《農村土地承包法》出台的初衷是為了穩定基於家庭的土地承包關係，因而有「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這樣的表述。總之，落腳點是「戶」，不是「人」。

可是，什麼叫「戶」？中國人對「戶」的認知和認定，從來是極具模糊性的，它在日常生活的實際運作過程中並不一定完全與法定文書相吻合。分家析產、申請宅基地時，一定要強調兩代人早已各自獨立門戶，實際生活中看，還是幾代同堂、生命不息、啃老不止。類似現象之多，早已見怪不怪。

在人口快速流動、婚戀半徑無限擴展的時代，「人戶分離」早已司空見慣。這一公安部門視之如洪水猛獸現象的背後，是「家庭」與「戶口」兩種觀念及結構的碰撞。國家要加強對社會的數目字管理和對基層的控制，編戶齊民、以戶為本、以戶口本為本，就成了一種治理的基本手段。而家，則是一種文化演化的產物，是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分戶治之，固然便於防範豪強的坐大，這種核心家庭化的現代趨勢也符合個體化時代的一貫政治正確，但它在帶來個性解放、撤除超越個體之上的共同體束縛壓迫的同時，也撤除了傳統社會中承擔保障責任的重要緩衝性結構，繼而把皮球踢到了接盤的政府腳下。

政府面對「戶」的態度十分模糊，也相當矛盾。它一方面通過明文法令，從制度上鼓勵和強化核心家庭。比如，城市戶口簿對「戶」的認定就基本是核心家庭式的，所謂首套房、二套房的認定以及房產稅徵收過程中的免稅面積認定也是以核心家庭為基準計算的；而另一方面，它又在軟性文化上大力倡導一種超越核心家庭的代際互助模式，目的在於卸載現代社會中政府不得不承擔的某些保障性責任。2004年出版的《鄧小平年譜》，披露了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中有意識地把與再生產有關的責任轉移給家庭的思路。他說：「歐洲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沒有家庭不行，家庭是個好東西。都搞集體性質的福利會帶來社會問題，比如養老問題，可以讓家庭消化。」

差不多正是同一時期，社會上關於「以家庭代社會」、「婦女回家」（即鼓吹職業女性回歸家庭主婦角色）的論調再次甚囂塵上。這樣，再生產勞動轉化為家庭內部勞動，在創造了建基於廉價勞動力之上的中國奇蹟的同時，也將女性置於結構性不利的地位。

回到前面的話題，在當前絕大多數家庭仍然以男性作為當然戶主的情況下，農村女性最重要的權利之一即土地承包經營權，實際上就被遮蔽和埋沒於以男性為中心的家庭之中。儘管現行《婚姻法》規定，「登記結婚後，根據男女雙方約定，女方可以成為男方家庭成員，男方可以成為女方家庭成員」，但在實際生活中，「從夫居」仍然是主流。很多農村基層自治組織以村規民約的名義，限期要求本村女性在外嫁或婚姻狀況改變（如離婚）後，將戶口遷出到男方所在村，其作為本村集體組織成員所享受的土地承包權等權利也一併收回，不遷出者則成為「黑人黑戶」。

「嫁出去的閨女，潑出去的水。」女性是流動的，但土地不能流動，那麼土地所承載的用益物權能否流動、「漂移」並成功落地呢？娘家的村委會要決絕地收回外嫁女的土地份額，娘家人會出手相助嗎？會的，但是先別高興，他們可能另有打算。比如外嫁女還有其他兄弟，那麼全家會極力主張女兒的這份土地承包權利，讓渡給原生家庭的其他成員。

那麼，只要男方所在地的農村集體組織以開放的姿態迎接「新媳婦」，賦予她集體成員資格，享受和其他村民一樣的福利待遇，不就一切OK？總不能「兩頭通吃」就是了。道理是如此，但現實中還是有不少以各種方式抵觸、拒絕給通過婚嫁進入本村的新人以「村民待遇」的案例。

光明正大、明媒正娶的情況下，農村女性的基本經濟權利尚且存在較為普遍的模糊地帶和相應問題，如果是拐賣進來的黑戶，談這些權利就更是一種奢望了。

娜拉走後怎樣？

為什麼很多農村女性抱怨田間勞苦、禮讚工廠生活？因為從文化到制度，作為一個整體的女性，在農村的存在都是漂浮的、無根的。這既與其角色在生命周期內的變幻相伴始終，也與其個人在城市鄉村間的遷徙如影隨形。

從閨女待字閨中，到成為別人的新娘，青年女性完成了從娘家人到婆家人的過渡。在新婚初期，處於一種兩棲狀態，稍有矛盾，便鬧著回娘家。受了欺負，還有娘家的兄弟（即孩子的舅舅）作為代表前來交涉甚至興師問罪。然而，隨著生育和分家的發生，新的以夫妻雙方為主軸的核心家庭得以獨立門戶，女性在婆家的話語權開始加強。與此同時，娘家人內部結構也進一步分化，孩子的舅舅討了老婆，孩子的外公外婆年歲漸長且也要面對來自孩子舅舅們的分家壓力，已然自顧不暇，因此很難再為自家閨女操心，這使得女性對於其原生家庭即娘家的離心力進一步增強。孩子逐漸成人，女性從「小媳婦」變成「老娘們」。當孩子成家、父母公婆老去故去，女性的身份又從「老娘們」變成了「老媽子」，達到了她個人在這個父系、男權體系中的巔峰階段——媳婦熬成婆，從一個外來者變為這個家族的守護者，達成身份認同的轉化。這個漫長的蛻變過程中，女性的實際權力會在實質上逐漸提高，但在名義上很可能永遠是以夫之名、以子之名，退居幕後、隱而不彰。

現代工業文明似乎是一個難解的悖論。一方面，它帶來了女性的解放。沒有工業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夢想就不可能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工業文明對女性是具有親和性的，女性是工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無論參與社會就業的競爭還是家庭內部家務勞動的價值重估及其貨幣化，都由此開始；但另一方面，那些簡單重複、缺乏技術含量的機械操作又無疑是在吞噬著人格的多樣性，「血汗工廠」中的極端經歷也成為很多打工妹的夢魘，在這個意義上看，農業生產方式又確實是自由、自主、自在的。

從農村來到城市，意味著一個「全面發展」的農民不得不告別從前為了維持生存所必須從事的領域極廣的活動，發展專業化的能力，至少是「一專多能」。女性在這一過程中的轉變尤為艱難。

工業化與市場化一道，把勞動轉化為商品，使之捲入現代化進程，脫離傳統的以家庭為主要生活和工作場所的模式，生活空間與生產空間二分。但是，家庭形式仍然有頑強的生命力，這是人類社會交往的必要組成部分和本能表徵。那麼，就被迫產生了家庭內部的重新分工。女性轉化為家庭主婦，勞動則分成工資勞動與家務勞動兩類，前者以貨幣結算，後者則屬於無償義務。

工業社會初起之時的這種新型分工，內含有一種默契，即儘管女性居家從事不計酬的勞動，但男性也相應負有供養整個家庭並對女性的這一貢獻給予補償的責任。然而天長日久，這一初時的契約逐漸習以為常以至於被淡忘。再生產和生產在生涯中的和諧以及家庭內的勞動分工變得薄弱了，對女性社會保障的缺失變得可見了。生存壓力的加大，迫使女性也要走出家庭，踐行現代性的平等原則。於是，市場迅速填補了家庭勞動出現的真空。而在強調家本位的東方國家，女性的出走和進入勞動市場，則把包袱甩給了上一代人，使原來的兩性間分工轉化為代際分工。

然而，進城就萬事大吉了嗎？進城後又發生了什麼？一是傳統的生產空間被大幅壓縮甚至不復存在，而現代生活和消費習慣則快速填充了這個空白。二是從事家務活動的時間大為減少，一個原因是貨幣化、市場化替代了自然經濟，分工替代了自給自足，另一個原因是為抵抗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不得不增加非家務勞動的時間以貼補家用。

可是，「被城鎮化」的感覺並不舒坦，在家庭中話語權的漲落往往還是取決於雙方對家庭經濟貢獻的差異。所以，女性在進城之後，要尋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以職業確立自己在家庭中新的地位和價值，這也是她們往往比男性更決絕地擁抱現代工業文明的心理和社會基礎。

「娜拉」出走，婦女進城。之後如何呢？她在城市落腳，大抵兩種選擇：要麼在城裡進廠，成為女工；要麼到郊區下田，再作農人。前者的高強度勞動背後，是獲得職業女性身份認同帶來的滿足感；後者的獨特生存狀態則使其在保持了生產方式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實現了生活方式與城市的基本接軌。但無論這兩種選擇的哪一種，都遠未實現農村女性在就業過程中的主體性。在她的日常工作與生活的一地雞毛中，還會遭遇各式各樣的「天花板」。

這種失衡格局的造就，正是全球化浪潮裹挾之下，發展中國家小農經濟與鄉土社會結構瓦解的一個象徵。在小農經濟的廢墟上，城鎮化風暴正席捲而來。

原標題：「漂移」的農村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