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慧的方式建設智庫

周兼明「鳳凰周刊」近日，大陸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針對性地提出：「智庫建設要治治虛浮症」。文章稱自今年初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來，大陸的智庫熱持續升溫，以致在一些學術會議或培訓交流場合，「言必談智庫」，已出現重形式輕內容、重結果輕過程、重數量輕質量等諸多問題。還有一些研究者認為，智庫的研究成果獲得領導認可更重要，對能否解決實際問題考慮不多。確實如此。據去年《全球智庫報告》統計，全球有近6700家智庫，中國有429家，排名第二，是美國智庫數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大陸機構調查顯示，中國智庫已有2000多家。但中國智庫的實力與數量顯然不成正比，極少有被視為全球頂級的智庫。美國《外交政策》曾發表過一份對全球13個地區政策話語中心的研究報告顯示，悉尼、東京和吉隆坡才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智庫的話語中心，北京、上海均未上榜。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其來有自。智庫在美國被媒體稱為「第五種權力」，是儲備和提供知識、理論、戰略思想和解決方案的「倉庫」，彙集著一流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頭腦，故有一國「外腦」之美譽。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教授趙可金在《美國智庫運作機制及其對中國智庫的借鑒》一文里介紹智庫的機構性質時表示，「在美國，智庫一般指獨立於政府和企業（甚至大學）？之外、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贏利性學術機構，隸屬政府的研究機構和大學院系被排除在智庫範疇之外，它們在性質上屬於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之外的所謂『第三部門』，在法律上屬於獨立社團法人，在功能上是社會公共議題的『知識掮客』或者『大腦』，專門為包括企業、政府和其他社會部門提供思路、對策和建議。」而英國智庫，也是以「獨立」為根本——在運營模式和財務管理上獨立於政府財政，有自己的全職研究隊伍，並且研究成果公開發表。智庫的獨立性質決定了其定位的多樣性，或者是批評者，或者是建言者，或者是政策分析師。？中國大陸智庫之所以會出現量大質低，不僅談不上世界影響力，就是在本土也沒有什麼影響力，甚至被實幹官員所鄙夷的狀況，主要原因在於：大陸智庫普遍缺乏獨立性、一流的研究者和翔實權威的研究數據，大量研究遠離社會真實需求，對社會動向、趨勢反應遲鈍，既少學術建樹，也缺政策層面的操作性，更談不上可與西方智庫的專家學者匹敵的國際戰略視野、歷史感與前瞻性，徒有「庫」的名義，卻沒有「智」的產出——這就直接影響中共的執政水準。正因為智庫在現代國家治理與國際事務處理中作用越來越大，已成為國家軟實力的一部分，習近平主席才多次強調建設智庫的重要。而當前大陸智庫建設的核心和關鍵問題，就是對現有機制和運作模式進行創新。作為文明古國，中國背負著三千年封建傳統文化心理的積習，其一便是官員中殘留的專制思維和知識分子中殘存的「上書房行走」碎夢。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曾子曾經入木三分地概括為政者和策士、謀士之間的關係：「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大陸的智庫九成為官辦或半官辦，「上書房行走」的殘夢加上官辦體制的束縛，決定了官辦智庫的研究者們對權力自覺不自覺的依附，淪為「徒」的可能就極大。而事實上，互聯網時代的中國，艱難崛起的中國，迫切需要的並不是徒者的術，而是諍友的智。因為一黨執政以及大陸的政府權力相對集中，導致政府決策效率、執行力度和對社會的影響，都大過西方任何國家、任何政府。如果決策失誤，糾錯成本也極為高昂。因此，大陸更需要智庫在決策前後的多方論證和解釋，既要有「智囊」、「建言者」，更要有「批評者」和「反對者」。官辦智庫雖在獲取信息方面有一定的便利性，但由於與權力本身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要提供獨立、客觀、公允的意見，顯然有難度。因此，要對官辦智庫的研究人員多多讓渡意識形態的管控空間，真正做到言無禁地、言者無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思想不自由，學術不獨立，就不可能產生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如果只能做權力的應聲蟲和政策的注釋者，智庫就失去了存在價值。官「庫」該退的時候民「智」要進。環顧國際智庫，大都是所謂的「民間智庫」。民間智庫的成長亦有助於提升中國開明政治的國際形象以及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大陸民間智庫生長之弱，難在其獨立性基因與意識形態管控的設限、研究的專業化與信息獲取的不完全化之間存在較大距離。能否很好地化解這個難題，關係到所有智庫如何吸引到一流頭腦的加入，以及科學決策和智慧成果的產出，關係到中國崛起是否有更多路徑可以參考，經濟發展是否有更多方案可供選擇，以及多少社會危機可以提前預警……從而減少公共決策的失誤，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智庫是中國更好發展的瓶頸，也是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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