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除了魯迅，還有誰的文學成就比沈從文更高？|李輝

從來煙不離手的汪曾祺。

李輝補記：

在讀過的寫沈從文先生的文章中，黃永玉和汪曾祺兩位先生的文章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前者以活潑別緻的筆調，親切而又帶點幽默地寫出他心目中的表叔印象，讀過之後讓人感覺到沈從文更熟悉可愛，甚至可愛中有些樸實到極點的「迂」。

後者以「寂寞」來論述沈從文的散文，以一個藝術家的眼光和感覺，提出了獨特的見解，對人啟發頗多。後來很多文章談論沈從文時，大概受到他的影響，都習慣用「寂寞」來概括沈從文的風格乃至人生。

在與巴金談沈從文之後，我就一直想同汪先生談談沈從文。他作為西南聯大時沈從文的學生，與沈從文有長達數十年的師生之誼。在創作上，人們更是將他視為受到沈從文影響而成就顯著的小說家。我想，他的談話，同他的文章一樣，會給我們許多啟迪。

二十七年前，一九九〇年九月，我們的話題就從他當沈從文的學生的時候開始了。

沈從文與汪曾祺合影。

李輝（以下簡稱「李」）: 四十年代你在昆明西南聯大時，給你上過課的有朱自清、楊振聲、聞一多、沈從文，他們上課的特點是不是不太一樣？

汪曾祺（簡稱「汪」）: 楊振聲先生這個人資格很老，他當時是文學院院長，給我們講漢魏六朝詩。他上課比較隨便，也很有長者風度。對我他好像挺照顧，期末考試前他說，汪曾祺可以不考了。朱自清先生上課最認真，規規矩矩的。給我們上宋詩，每次他都帶上一疊卡片。他要求學生按期交讀書報告，考試也要求嚴格。他對我不滿意，說：汪曾祺怎麼老是缺課？

李: 沈先生給你們上什麼課？

汪: 他開三門課:各體文習作，是二年級的必修課。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則是三四年級的選修課。他只上過小學，對中學大學的課怎麼上一點也不懂，講起來沒有系統，而且他還是湘西口音，聲音也小。但他講寫作有他自己的一套辦法。

李: 他給你們出題目嗎？

汪: 很少出題目。他一般讓大家自己寫，然後他根據我們的作文來具體分析，找一些類似的名作來比較，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參照。他還喜歡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讀後感，有時他寫的感想比原作還要長。記得我寫過一篇《燈下》的作品，描述小鋪子點燈之後各種人的活動，沒有主要情節，也沒有重要人物，屬於寫情境的。他就找來類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塗》給我看。這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後來的小說《異秉》便是以此為雛形的。當然，有時他也出一些題目，給我們出的我都忘記了，但我記得給別的年級出的兩個題目。一個是為我的上一年級出的，叫《我的小庭院有什麼》，另一個是為我的下一年級出的，有點怪，叫《記一間屋子裡的空氣》。因為怪，我才記住了。

李: 他這樣出題，好像是避免空泛，避免雷同，讓學生從小的角度來描寫，這可能和他自己當初練習創作相似。

汪: 他有一個說法:先要學會車零件，然後才學安裝。他強調的是對生活片段的仔細觀察。

李: 那時你常去他那兒嗎？

汪: 當時他住在昆明郊區鄉下，每個星期在上課的日子就進城住兩天，學校安排有房子，我經常去那裡。每次去都是還上一次借的書，再借幾本，隨便聊聊。他的書學生都來借，其他系的同學也來借。他的許多書都是為了借給學生看才買的，上面都是簽他的筆名「上官碧」。人家借書他也從不立賬，好多人借走也不還，但這毫不影響他對學生的慷慨和熱情。

李: 你在大學畢業後與沈從文接觸多嗎？

1950年沈從文與香港來的表侄黃永玉在家門前。

六十年代初黃永玉為汪曾祺小說集配插圖和設計封面。

汪: 我一九四八年到當時北平的歷史博物館工作，就是沈先生和楊振聲先生介紹的。北京解放後，我參加了南下工作團，大概一九五〇年秋天回到北京，又見到了沈先生。

李: 聽說沈從文當時精神狀態很不好，對自己的前景比較悲觀。我還聽說他有一種恐怖感，成天疑神疑鬼。嚴文井、陳明、劉祖春等先生，都曾對我談到這一情況。

汪: 我當時也看到了。他老是覺得別人在批評他。記得《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放刁》的文章，本來與他沒有關係，可是他認為是批評他的。他住的中老衚衕後面有一條小路，他疑心每時每刻都有人在監視他。

李: 許多人認為，他的這一精神狀態與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動文藝》有關。在文章中郭沫若批評他為「粉紅色」的作家．政治上也是「反動」的。你在紀念他的文章中，提到過此事。

汪: 我聽說在北平還沒有解放時，沈先生所在的北京大學就將郭沫若的文章抄成大字報貼在校園裡，這使他感到很大壓力。但他沒有離開北京到台灣去，其中一個原因，他過去曾資助過一些學生到延安去。另外，他還有一些朋友如丁玲、何其芳、嚴文井等也在延安，而且有的是文藝界的領導人，他認為他們會幫忙說話的。

1991年汪曾祺贈畫。

李: 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雖然也曾發表過一些議論政治的文章，但他基本上還是從文學的角度看社會。他從一個只有小學程度的文學青年，成為北京當時高級知識分子圈子中的一員，我想就是他的藝術天性起了主要作用。

汪: 我看徐志摩、林徽因這些新月派或京派文人欣賞沈先生，一方面他們重視藝術，另一方面還因為他們對他的經歷和他所描寫的邊民、士兵生活很感興趣。這些文人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都有人道主義傾向，他們感覺到自己身上的弱點，覺得和勞動人民存在著距離，他們本身負有一定責任。記得林徽因寫過一篇文章《窗子以外》，就寫高層文化人想要理解勞動者而不能。

李: 在「五四」時代，這種知識分子的懺悔意識還是比較普遍的。

汪: 對於他們，沈先生的生活經歷是新鮮的，他與文學的結合也具有傳奇色彩。

李: 你以「寂寞」論述過沈從文的散文作品和性格，很多人也常常都談到他的淡泊，他的溫和。我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強調他總是以平靜的態度對待人生，對待社會。最近我覺得這一看法並不全面。從他在三四十年代引起的多次文壇論爭來看，他其實並非總是甘於寂寞的，我看他還是很熱鬧的。除了創作，他寫了不少作家論，評述一些同時代作家，還喜歡對文壇現象發發議論，文章也常帶有鋒芒和不冷靜的情緒，結果往往招來許多麻煩。我找不出一個合適的詞來概括他的這一特點。

汪: 好管閑事。

李: 對。他有時是這樣的。

汪: 他對凡是不合他的意的，他就要發些議論。譬如，他並不了解中國婦女運動的背景，就出來談論一番。四十年代有一次在上海，我見到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就對我說：你告訴從文，別再寫那些文章，寫自己的小說就行了。

李: 這大概就是人的性格的複雜性吧？

汪: 但他在文學上沒有派別觀念。他與上海作家的關係都不錯，但也批評穆時英的作品。

李: 我覺得，一談到文學，沈從文似乎就只有藝術這一個世界出現在他的眼前，人世間的種種關係、糾葛，他根本拋在腦後，像一個不悟社會的人天真地談論文學。譬如他認為郭沫若的小說寫得太差，就在文章中說:郭沫若可以是一個革命家、詩人，但就不能是一個小說家。話說得非常坦率。

汪: 我覺得沈先生有時寫文章考慮問題是太簡單。記得在抗戰時，我們都在昆明，他給余冠英編的刊物《國聞》寫過一篇文章《魯迅與周作人》。他說周作人如秋天如秋水，看世界不隔，而魯迅看世界隔。當時周作人已經是漢奸了，他還像過去一樣談他印象中的周作人，當然不合時宜，難怪一些左翼作家批評他。

李: 這大概也顯出他的一股迂勁。你比較喜歡他的哪些作品？

汪: 我喜歡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邊城》前後的作品，包括後來的《長河》。我認為他的主要思想貫串著一個主題:民族品德的發現與重造。他強調人性，是真正關心人，重視對人的描述。他的《貴生》、《丈夫》對普通人命運的關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達到的。他對社會一貫關注，也有吶喊式的東西在。《湘西》、《湘西散記》兩部作品有集中表現。

李: 他是一個很特殊的、很深刻的人道主義者。

汪: 我還覺得，在創作上他描寫邊民，但卻較早地帶有現代意識，那些北京的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文人欣賞他，這可能也是一個原因。他的有些小說帶有性描寫的痕迹，而當時西方文化正強調回到人本身。他對施蟄存說，他很懂弗洛伊德。他的《八駿圖》，完全是用性壓抑來解釋那些高級知識分子。《看虹摘星錄》也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他的這些特點，老人認為違反傳統，而左翼作家則認為違反文藝的政治原則。

汪曾祺手稿 (1)。

汪曾祺手稿 (2)。

汪曾祺手稿 (3)。

汪曾祺手稿 (4)。

李: 沈從文對文體好像特別有興緻，而且各種文體的嘗試都很成功。譬如作家論，短篇小說的各類結構，寫得與眾不同。他對佛經故事也作改寫，我認為這類作品不太成功，不能體現他的文學風格。

汪: 那是他的擬作，受《十日談》的影響。當時他主要給張兆和先生的弟弟編故事，就拿此作內容，屬於試驗。但從文體角度來看，他把佛經翻譯註進了現代語言，應該說有所創新。這些小說，語言半文半白，表現出他的語言觀，我看還是值得重視的試驗文體。

李: 說到試驗文體，你是否認為他有的作品可以看做純粹形式上的嘗試？

汪: 偶爾有這種情況。在西南聯大教書時，他曾為了教學的需要而創作一部分作品。另外，他有時還有意識地模仿一些名著，我想他是在揣摩各種體驗。他的《月下小景》中有些民歌，我不大相信是苗民歌，完全像《聖經》里的雅歌，像《魯拜集》中的作品。他也受到外國作家的影響。他說受過狄更斯的影響，我看不出這一點，我倒覺得他有些敘事方式有點像梅里美。他受到契訶夫的影響。《煙斗》，他說這才是學契訶夫。《顧問官》也很像契訶夫的風格，但比契訶夫寫得調侃意味更濃一些。

李: 一九八四年，有一次我同沈先生談到他和外國作家的關係。我問他主要讀了哪些翻譯作品，他說他讀過魯迅兄弟倆翻譯的日本小說，對他有些幫助。他告訴我他讀得最多的、最喜歡的是契訶夫、莫泊桑的作品，還有李青崖等翻譯的都德的作品，他承認這些人對他都有影響。你認為在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究竟佔據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呢？

汪: 除了魯迅，還有誰的文學成就比他更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