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民 畢文昌：如何營造學術創新的表達機制(中國青年報 2009-5-13)

梁：《商場現代化》雜誌出賣版面大肆斂財被《中國青年報》記者曝光以後，引起了人們對當今學術評價機制的反思。以斑窺豹，使人們看到現在通行的以「核心期刊」為軸心、以量化管理為手段的學術評價機制，導致了太多的亂象。不是學術共同體主導治學，而是以行政力量掌控學術，使學術評價機制嚴重扭曲，整個學術界陷入價值迷亂。

畢：大量平庸的、毫無創見的文字以買版面的方式進入學術刊物，成為獵取學位、職稱的籌碼；學術刊物為了進入核心期刊的名錄，開展種種拿不上檯面的公關活動，只是亂象的一個方面。一面是魚目太多，另一面是珍珠太少。劣幣已經驅逐良幣。中國的學術期刊，中國的學術出版機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喪失了高水平的學術成果的發布能力。在自然科學領域，哪位學者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首先想到的是拿到國外的知名學術期刊發表，已是不爭的事實。在社會科學領域，真正有創見的論著，能不能在國內順利發表，同樣存在很大的疑問。許多學術期刊和出版社可以接受平庸，卻不能表達創見。

梁：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印紅標的博士論文《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這本書在近幾年我國的文科博士論文中，是較有分量的一部。它選題難度大，無論在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領域裡比較，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領域比較，都是佼佼者。作者不同於那些一心混文憑的博士，他是一個以學術為志業的人。為了完成這個課題，先後花費了十幾年的心血，搜集了儘可能完備的文獻資料，又不辭辛苦尋找歷史當事人進行口述採訪。他對紛紜繁複的思想資料條分縷析，展示了一幅既理性求實又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近年來為人們所關注的上百位青年思想者，在這幅長卷里都有恰當的定位和論述。

畢：不只是單個的思想者，本書的一個特色是對思想群落的挖掘與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也像考古挖掘一樣，非常有魅力。從北京的「二流社」、黃以平沙龍、徐浩淵沙龍、上海的「小東樓」沙龍、魯燕生沙龍、河南駐馬店的研究群體、晉中山村的「精神飛地」、貴州安順的思想村落、寧夏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許成鋼理論通訊學習小組、廣州的「李一哲」群體、四川萬縣（現為重慶市）「馬列主義研究會」一直到山西太原的「張趙集團」，作者一一加以鉤沉，展示了在那個嚴酷年代裡，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青年人追求真理的熱情和社團活動的艱難，記錄了一代思想先驅者付出的慘重代價。

梁：有人也許會提問，作者是北京大學博士，又在北京大學任教，這樣好的博士論文，為什麼不在北京大學出版，而要拿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一個明擺著的事實是，這樣的書，北大出版社不好出，國內其他學術出版機構也不好出。國內的學術期刊，也很難發。這不是貶低北大，北大的學術環境在國內應當算是比較好的。印紅標在《後記》里說：「能夠把『文化大革命』題材列為博士論文題目，在當今高校並非尋常之事。我非常感謝我的導師潘國華教授、導師組長黃宗良教授以及林勛建教授對我這個選題的全力支持，我把這看作北京大學學術自由、兼容並包優秀傳統的體現，當做學術前輩對我的信任和鞭策。」「在此，我還要特別提出對學術界老前輩趙寶煦教授的感激。多年來，趙寶煦教授始終如一地鼓勵和支持我進行『文革』研究，盡他的可能為我提供多方面的幫助。」這些感激之詞，不是客套話，而是真心話。我知道，不少大學和研究所，對於具有挑戰性的選題，是不鼓勵的。不論博士生的論文，還是教師的科研項目，都存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潛規則。北大在這方面，多少還保存著一些90年前的傳統。比起那些歷史上不曾有過蔡元培的大學，還是好得多。

畢：朱學勤對這本書有兩句評語：「應該反對的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更應該反對的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續『文革』。」這兩句話比較拗口，說白了，不管哪一種不容許表達、不容許討論的方式，都不好，都對學術繁榮不利。這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而《商場現代化》暴露的問題，就屬於淺層次的問題。

梁：淺層次的問題要解決，深層次的問題也要解決，這樣，中國的學術才有可能走向繁榮。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5/13/content_26641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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