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語》看子路儒俠精神的現代啟示

　　【內容摘要】為探討如何利用傳統國學塑造現代人才，以《論語》為主要文獻，發現子路作為孔子的弟子，在《論語 》中出現了41次，其原始之「俠」已被孔子之「儒」成功改造，由此形成了儒俠精神。其過程包括「率爾」改造成「三思」、「原始反叛」改變成「和而不同」、「好勇」升華成「義勇」三點。這對先秦文化的研究、現代俠義的倡導，乃至於和諧社會的構建都有啟發意義。

　　【關鍵詞】《論語》、子路、儒俠、改造

　　【作者簡介】何和平（1989—），男，江西宜春人，青島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生，研究方向：漢語史。

　　「儒」者，上古日紐侯部韻（《漢字古音手冊》P100），許慎《說文·人部》解釋為「柔也，術士之稱」，徐灝注箋「人之柔者曰儒，因以為學人之稱」（《漢語大字典》P230）；鄭玄《禮記注》解釋為「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禮記·儒行》P1577）；劉寶楠《論語正義》引《周禮·天官》條目解釋為「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論語正義·雍也》P228）；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解釋為「儒，假借為懦」，指懦弱（《漢語大字典》P230）。又章太炎《原儒》解釋為「儒在古文字中本是寫作需的，而需是求雨的巫覡」；胡適《說儒》解釋為「文弱迂緩的人」；郭沫若《駁說儒》解釋為由於本是貴族而不事生產的筋骨的柔；饒宗頤《釋儒》解釋為「安」「和」。[1]因此，「儒」者之說，眾說紛紜，「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周易·繫辭上》P560）。

　　「俠」者，上古匣紐葉部韻（《漢字古音手冊》P9），許慎《說文·人部》解釋為「俜（使放任）也」（《漢語大字典》P158）；司馬遷《遊俠列傳》解釋為「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人（P3181）；班固《漢書·遊俠傳》解釋為「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卻「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赦矣」的人(P3699)；顏師古《漢書注》解釋為「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漢書·季布傳》P1975—1976)；李德裕《豪俠論》解釋為「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氣為本」，但「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全唐文·卷七百九》P7277）；袁中道《柞林紀譚》記載，李贄曾解釋為「俠從人從夾，為可以夾持人也。如千萬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即安，失此一人即危。人人可以憑藉之，方謂之俠。今人不識俠，轉以擊劍報仇為俠，則可笑甚矣」（《珂雪齋集·附錄二》P1478）。又湯增璧《崇俠篇》解釋為「白刃可蹈，而堅持正義，弗見，則起而舛之，是之謂俠」；錢穆《釋俠》解釋為「俠乃養私劍者，而以私劍見養者非俠」；劉若愚《中國之俠》解釋為「遊俠並非屬於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有某種階級成分，不過是擁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金庸《射鵰英雄傳》解釋為「為國為民，俠之大者」。[2]此外，章太炎、梁啟超、錢基博、馮友蘭、鄭振鐸等都對「俠」有所闡釋，材料、角度和觀點各不相同。

　　雖然兩字之形、音、義相差甚遠，但是其相對關係卻非常密切，並隨著雙音節化構造新詞的趨勢，逐漸因求同存異而最終連用。據北大語料庫記載，「儒」「俠」並舉大概首見於「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韓非子·五蠹》P672）。雖然那時的「儒」「俠」尚未固定成語塊，仍需分開解釋成儒生和遊俠，但蘇軾《送曹輔赴閩漕》「曹子本儒俠，筆勢翻濤瀾」等中卻已將兩者合而為一，專指有俠義之風的讀書人。

　　「儒」「俠」之精神，從其相同之處來說：實質上，都有「利他」性，即「具有急人之難、捨己為人、伸張正義、自我犧牲精神」[3]；形式上，都彼此借鑒，即「儒」慕「俠」行、「俠」羨「儒」義[4]；目的上，都是為了內在精神的完善和外在世界的挑戰[5]。因此，「儒」「俠」可在高層次的社會行為和人格境界上達到統一[6]，甚至，「儒俠」就是「以俠的形式表達或實踐儒學的精神」[7]。

　　從其相異之處來說：價值上，「儒」強調整體利益，講究中庸之道，注重血緣倫理和等級秩序，而「俠」容易走極端，強調個體自由和個性張揚，並認為忠誠與仇恨都是絕對的[8]；空間上，「儒」向社會上層謀發展，而「俠」多半在民間下層活動[9]，即使「升堂矣」，也「未入於室也」（《論語·先進》P453）；順序上，兩者有「少年遊俠——中年遊宦——老年遊仙」[10]之分。因此，「儒」「俠」又有別，以文士為主的「儒」和以武士為主的「俠」不能等同。

　　從其相互影響來說，雖然「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11]，兩者是否同源尚有爭議，但是「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12]卻已是共識。具體說來，「儒」「俠」互通，相輔相成：一方面，俠文化因儒文化而得到隱形張揚，逐漸由下而上地被統治階層和高雅文士所接受；另一方面，儒文化因俠文化而不斷審視自身，使溫良敦厚的軟性文化增強了剛烈純粹之處。同時，「儒」「俠」互補，缺一不可：有「儒」無「俠」，則背離儒文化的包容原則和人文精神，最終淪為壓抑人性的教條枷鎖；有「俠」無「儒」，則常常形成對文化穩定性的衝擊而被視為社會的離心力量。[13]因此，兩者不可偏廢，必須取長補短以相互改造，否則就會此消彼長、尖銳對立。

　　不過，根據戰國時期「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P670）的法家觀點，可以推斷出：合一後的「儒俠」更是社會之蠹蟲，必先除之而後快。

　　然而，「儒俠」真的是社會之禍患嗎？早在春秋時期，子路先「俠」後「儒」，兩者兼修，最終使之合一，其不但不是禍患，反而是賢達。「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P1938），其中就有子路之名，因為孔門「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論語·先進》P441）四科中，「政事」的傑出代表之一就是子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P2185），誠如孔子所言「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論語·顏淵》P501）。因此，韓非子之全盤否定未免有失偏頗，至少從子路身上可知，只要有教無類，並能因材施教，就有可能點石成金，使之脫胎換骨成益國益民之「儒俠」。

　　那麼，子路何許人也？他本名仲由（公元前542年—公元前480年），字子路，又字季路，春秋末魯國卞（今平邑縣仲村鎮）人，比孔子小9歲，孔門「十哲」之一，曾追隨孔子周遊列國，衛國父子爭位之時，為救其主而結纓遇難，葬於澶淵（今河南濮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P2191-2194）他屬於士階層，確切地說是武士，原本立足於江湖，與綱常名教、朝廷社稷相疏遠，甚至是對立，反叛俠氣超群。然而，經過曉之以情、動之以理、誘之以利和告之以弊，子路之「俠」逐漸被孔子之「儒」成功改造，並為實現理想而主動投身於政治活動中。

　　這種產生於先秦時期的「儒俠」精神影響深遠，甚至清代的俠義公案小說都與之相關。如今不少學者也注重把「儒」「俠」兩相結合，極力探求其本源並弘揚其精髓，加之武俠小說和影視劇研究的推動，於是，關於「儒俠」精神的塑造及其現代啟示的探討呼之欲出，具體如下。

一、「儒俠」精神的塑造

　　概括地說，孔子對子路的教育融進了儒家的孝、仁、忠、義、禮、智、信，最終使他在禮樂斯文下「成人」，即子路的草莽俠氣有了理論指導，由個人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史記·遊俠列傳》P3181），升華到了對父母、師長、國家的孝順、仁愛和忠誠，以至於「由也事親，可謂生事儘力，死事盡思者也」（《孔子家語·致思》P87），其「百里負米」（《孔子家語·致思》P87）之孝，成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以至於其尊敬之情常有，凌暴之行不再，並能促使他人也以禮相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P2194）；以至於其「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P2193），最終為衛出公而殉難明道，樹立了忠臣烈士之榜樣。

　　那麼，其「儒俠」精神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對比子路受教之前後，我們發現除繼續發揚子路亢直、重諾、孝順等優點之外，孔子還把俠之「率爾」「反叛」「好勇」等改造成了儒之「三思」「和而不同」和「義勇」等，其方法包括言談上的批評指正和舉止上的潛移默化，《論語》以前者為主。當然，挨罵未必是因為無能，反而可能是因為「太能」，例如冉求（即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並曰「學之於孔子」，從而促使季康子「以幣迎孔子」，終使「孔子歸魯」（《史記·孔子世家》P1934），但因「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氣憤地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P455）因此，孔子的批判性改造緣於公理而非私情，其中，對子路的改造尤為典型，具體如下。

　　（一）「率爾」改造成「三思」

　　「三思」是沉穩、智慧的表現，然而，改造完成前的子路是與之相反的「率爾」。孔子一方面對其做了批判，例如子路侍坐時「率爾而對」，夫子因「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論語·先進》P466）；另一方面對其做了區別，例如子路問「聞斯行諸？」時，孔子說「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但是冉有問「聞斯行諸？」時，孔子卻說「聞斯行之」，同一問題的回答卻大相徑庭，對此，孔子的解釋是「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P461）。

　　經過孔子的教育，改造完成後的子路也逐漸成熟起來，能夠「三思而後行」（《論語·公冶長》P196）：在許諾及行動之前，會先拷問事情是否合理，自己是否有能力實現，在實現過程中會出現什麼問題，其結果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目的等。當「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揚言「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時，子路沒有立刻聽從季康子之勸，反在深思之後駁斥道：「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左傳·哀公十四年》P1682）

　　朱熹在《論語集注》中對此評價道：「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P137）我們認為，其外表的確是誠信之精神，而子路之誠信也確實難能可貴。然而，其內在卻是忠孝之思想，今人僅言誠信難免有些膚淺，正因為子路鄙視不忠的言行，所以不會許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諾言。再說，在沒有認識孔子之前，作為豪俠的子路已經「無宿諾」（《論語·顏淵》P502）了，即使沒有「儒服委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P2191）也能讓誠信之名遠播。在接受孔子的教育後，子路之「重諾」被進一步提煉成了「忠誠」，即使急公好義也得先「三思」時間、地點和人事，以便明辨是非，有所為，有所不為。當然，忠孝和誠信也是密切相關的，只是不能混為一談而已，子路「三思」之後做出的取捨，至今仍然值得借鑒。

　　由此可見，經過儒家的「三思」教育，俠者能由任性妄為改造成舍利取義，由只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由不成體系到逐漸完善，甚至是由輕於鴻毛到重於泰山。如果說「原（通『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論語·公冶長》P204）是「率爾」之論，那麼當「出公去矣，而門已閉」之時，子路仍然「不避其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P2193）則是「三思」之行，與「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P193）的精神異曲同工，畢竟子路不會視自己的生命如兒戲。

　　（二）「原始反叛」改變成「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求同存異、推動進步的基礎，然而，改造完成前的子路卻是純粹的「原始反叛」，易因粗鄙之冒犯而見罪於他人，難以與人為善。經過孔子的教育，子路的「原始反叛」並沒有被抹殺，而是轉變成了儒家的「和而不同」，即意見相左會據理力爭，不因私情而廢道義，即使對孔子也不例外，其與顏淵順受之性格迥異。

　　首先，他的反叛有合理之處。針對孔子「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P744）的從政理念，子路大膽提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並讓尚未成學的子羔出任費宰一職，孔子批評子路道「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認為子羔年紀太輕，沒有經驗，又沒有經過很好的學習就去從政會害了他自己。（《論語·先進》P464——465）無獨有偶，子產在「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時，也提出了「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的觀點，並勸諫道「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左傳·襄公三十一年》P1192-1193）等，與孔子的思想不謀而合，甚至朱熹《論語集注》還直接說：「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辯於口以御人耳。」（P129）

　　但在今天看來，子路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面對「學後做」和「做中學」的選擇，有的人更適合後者，即理論水平（考試）不突出，實際操作能力卻很強，甚至兩相比較，紙上談兵的趙括永遠也比不上身經百戰的廉頗。再說，子羔的品行確實端正，如「高子皋（子羔）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甞見齒，君子以為難」（《禮記·檀弓上》P203-204）；政績也確實不錯，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禮記·檀弓下》P327）。因此，某種程度上說，子路在知人任事方面，無意中提出了唯才是用、不拘一格的標準，與曹操的「唯才是舉」（《求賢令》）相符；在教育變通方面，又無意中提出了課堂理論學習與社會實踐學習的二元話題，與美國杜威的「從做中學」相合：雖無系統之理論，更無專門之術語，但其師生互動、教學相長的方法，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其次，他的反叛更有錯誤之處。例如「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之時，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P610）又如「暴雨將至，恐有水災」之時，子路「與民修溝洫以備之」；發現「民多匱餓者」之時，子路又「以簞食壺漿而與之」。然而「夫子使賜止之」，子路尖銳地質問道：「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子曰：「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孔子家語·致思》P82）

　　其實，誤會的產生原因是子路與孔子的境界相差甚遠，不明白孔子的意圖，正可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王風·黍離》P51）。然而，俠之心直口快、敢作敢為，讓子路有時顧不上師生情面和長幼尊卑，毫不留情地拷問起了孔子的人品和學說。雖是如此，孔子還是耐心地加以教導，並逐一作了解答，尤其是面對初涉官場，不諳人情的子路，孔子嚴厲地批評了他的越俎代庖，讓他避免了「見罪」，正可謂「誨人不倦」（《論語·述而》P254），並踐行了「人不知而不慍」（《論語·學而》P4）的理論。雖然有時爭論得很激烈，但矛盾解開之後，子路便渙然冰釋，侍奉如故，甚至更加心悅誠服。

　　總覽子路的一生，其治政功績離不開「俠」的「原始反叛」，更離不開「儒」的「和而不同」，並且後者是在繼承前者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所以，「儒俠」敢於解放思想、質疑權威，並發表自己的見解，避免教條主義的鉗制，即使偶有錯誤，只要「過而能改」，也能「善莫大焉」（《左傳·宣公二年》P657），總比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者強。

　　（三）「好勇」升華成「義勇」

　　「義勇」是為正義事業而勇敢鬥爭的精神，然而，改造完成前的子路，喜好的卻是匹夫之勇。經過孔子的教育，子路的豪俠精神並沒有被抹殺，而是被加以了引導，特別是其「好勇」俠氣已被逐漸改造成了「義勇」精神。其實，子路未遇孔子時，「性鄙」不羈，行人為之側目；初見孔子時，「冠雄雞，佩貑豚」，「好勇力，志伉直」，甚至還「拔劍而舞之」，「陵暴孔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P2191）雖然那時的子路「勇」猛過人，但卻是草莽之勇，正所謂「悍戇好鬥，似勇而非」（《荀子·大略》P515），「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論語·陽貨》P688），充其量是社會上的問題青年，甚至有「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P172）、「不得其死然」（《論語·先進》P450）之憂。

　　兩人相見後，對於子路的無禮，「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P2191）此後，朝夕相處期間，孔子不斷耳提面命、諄諄教誨道：「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P706）；「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述而》P261）；「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孔子家語·好生》P112）。同時，他還告誡道：「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P661）

　　綜合比較，就會發現：孔子稱讚的「義勇」，孟子稱讚的「大勇」，荀子稱讚的「上勇」，實乃一脈相承，都以「仁」為出發點和歸宿點，以「義」為指導，以「禮」為規範，倡導「勇」與「智」的結合。至於孟子所說的「好勇斗很（通『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離婁下》P599），以及荀子所說的「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荀子·樂論》P385），「君子之所憎惡也」（《荀子·大略》P517），「天下之所棄也」（《荀子·非十二子》P99）等，也都與孔子同理，只是從反面加以了論述而已。

　　當然，孔子從未將「勇」否定為「逆德」，只是用仁、義、禮、智等將其規範化罷了，從而使之符合中庸之道；更不是主張懦弱退縮，以至於成為膽小、苟且、麻木之徒。畢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篇》P358）是三位一體的，無「勇」怎麼能行呢？只是這「勇」是「義勇」，而非「好勇」罷了。再說，「勇，氣也」（《說文·力部》），早在「彼何人斯？居河之麇。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詩經·小雅·巧言》P165）等中就已出現，均指勇敢之德。作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P251）的孔子，怎麼可能離經叛道、棄之不顧呢？另外，魯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上，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孔丘以公退」，並以禮為武器，曰：「士兵之！兩君和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幹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左傳·齊魯夾谷之會》P1577-1578）孔子作為一介書生，關鍵時刻能夠挺身而出，即面對萊軍壓境而能不亂陣腳，並以言辭說服齊侯喝退之，其實際行動早已證明儒者知禮而有勇。

　　由上可知，子路之「義勇」，必須在儒家禮樂的熏陶下才能形成，新時代下更體現在對社會的承諾和責任，好勇鬥狠、以武犯禁，非「義勇」也。雖然孔子與子路都不在了，但「儒」「俠」之改造尚未完成，諸生勉乎哉！

　　總之，子路在《論語》中共檢索出41次（確切點說，是41段對話，若在同段之中反覆出現，則仍然只算一次），孔門諸生無人能及，卻也是脾氣最倔、挨罵最多的學生。不過，在孔子的「循循善誘」下，子路漸漸明白了「知恥近乎勇」（朱熹《中庸集注》P29）之理，「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公孫丑上》P240），並且「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論語·公冶長》P187），最終成了一代「儒俠」，並作為十哲之一配祀孔廟，受後代景仰。

二、現代「儒俠」精神的缺失

　　由上文可知，子路身上是「俠」多「儒」少，故而孔子用「儒」來改造「俠」。當然，改造後的「俠」依然存在，只是被「儒」規範化了而已。然而，現代人身上卻是「儒」多「俠」少，需要反過來用「俠」來改造「儒」。對比古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P419）的境界，試問今天有多少人能在權威面前不盲從？有多少人能在誘惑之中保持氣節？更有多少人能在危急關頭挺身而出？這些都能折射出現代「儒俠」精神的缺失。

　　一般而言，「俠」突出地表現為「勇」，特別是在戰爭、災害等情況下，人們尤為需要敢於犧牲的精神和臨危不懼的義勇。然而，有人說，現在是太平世界了，憤青似的「俠」，反叛野性十足，與和諧社會不相吻合，除了「資本家」與「知本家」的「投機」與「投資」需要承擔風險的「勇氣」外，「勇」似乎面臨著「無用武之地」的尷尬。難道「勇」真的過時了嗎？難道俠義精神真的不需要了嗎？

　　其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俠」的訴求，每個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些俠義精神，只是有人把它深藏於心，有人把它付諸實踐罷了。看到汶川地震，八方支援，你會點頭稱讚；看到日本尋釁釣魚島，你會義憤填膺：這些都是「俠」的體現。所以，「俠」不是虛無飄渺的神秘思想，而是近在咫尺的處世哲學。當然，只要堅持「俠」的真諦，其形式是可以多樣的，不一定非得拳打腳踢、刀光劍影。甚至，兩相比較，司馬遷更推崇俠義而非武藝，故而《遊俠列傳》不稱《武俠列傳》，而且其他《列傳》所收錄的俠客中，也有不以武功見長的「儒俠」，例如「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的魯仲連（《史記·魯仲連列傳》P2465）、「好學，遊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上之顏色」的汲黯（《史記·汲鄭列傳》P3105-3106）等，他們作為文臣，不在《遊俠列傳》中，但其「俠」之精神卻與之相通。此外，「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李白《俠客行》）等詩句，《虯髯客傳》《聶隱娘》《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名著，也都是「俠」在古代文學中的反映，只是其形式有所不同罷了。直至現代，金庸、梁羽生、古龍等的武俠小說不也老少皆知嗎？霍元甲、華英雄、黃飛鴻、葉問等宗師之名不也聞名影壇嗎？只因現實之中「俠」的衰落，加之現代媒體的發達，故而今人更加通過小說、影視和網遊等方式尋求精神寄託，與古人又有所不同。

　　相反，若是天下無「俠」，則會產生什麼後果呢？一方面，「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司馬遷傳》P2738）的擔憂不必再有，另一方面，「鄉原（通『願』），德之賊也」（《論語·陽貨》P693）的現象將會泛濫成災。所謂的「鄉愿」，孟子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P1031），但卻「言不顧行，行不顧言」(P1029)，「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盡心下》P1031），即貌似謹厚，實則偽善，只想明哲保身而不顧真、善、美的流失，甚至還可能為一己之私而助長假、丑、惡的橫行。從長遠來看，其弊遠大於利；從逆向思維來看，其結果是不堪承受的：如果《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舍「俠義」而成「鄉愿」，甚至通過幕後交易而相互媾和，那麼真實報道就會被扼殺，三聚氰胺將會禍害更久；如果佳木斯中學教師張麗莉舍「俠義」而成「鄉愿」，甚至學「范跑跑」張揚的自私與冷漠，那麼失去的將不是自己的雙腿，而是學生的生命和人間的真情。由此可見，「俠」之精神必不可少，「鄉愿」之行亦不可為。

　　若以子路為例，則「俠」「儒」結合之後，便是「儒俠」（因為「俠」要接受「儒」的指導，故而「儒」佔主導地位而排在「俠」前）。但要做苟且偷生的「鄉愿」很容易，要做有所擔當的「儒俠」卻很難，因為道義的堅守及實踐需要捨己為人的犧牲精神，其在現代社會尤為難得。不過，「儒俠」數量雖少，但卻尚未消亡。是什麼讓身居《中國經濟時報》總編之位的王克勤拋開兒女情長、四處走訪調查，先後發表《邢台艾滋病真相調查》《北京計程車業壟斷黑幕》《蘭州證券黑市狂洗「股民」》等揭黑作品？是他獨善其身、兼濟天下的道德修養，是他不畏強權、為民請命的社會責任感，讓他擔當了記者中的「儒俠」角色，切身實踐了「士損己而益所為」（《墨子·經上》P470）的古訓，並能「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墨子·小取》P642）。

　　當然，作為「儒俠」的子路，如果活在現代，恐怕也會義不容辭地去彰顯社會正能量，正所謂「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P74），即使像湖北武昌的方俊明，為救假裝落水的頑童而高位截癱的榮譽延遲28年才到（《感動中國2014年度十大人物頒獎典禮》），也絕不會像四川崇州的柳傑，在詹翀傲落水後不僅沒有呼救，更沒有施救，反而袖手旁觀詹之溺亡（《成都晚報》2005年7月22日）。當法律並非萬能，社會呼喚正義時，尤其需要此種「儒俠」精神，讓今人在道德和義理層面得到再教育。

　　其實，即使身為學生，也能有見義勇為的俠行。據新聞聯播報道，今年高考前7天，宜春市區至袁州區金瑞鎮的公交中巴上，一名歹徒突然持刀將5名乘客砍傷，危急關頭，宜春三中的高三男生柳艷兵不顧自身被砍的劇痛，上前奪下了歹徒手中的刀。事發後，他與另一名同學易政勇被送醫院救治，兩人因傷情嚴重，無法參加6月7日的高考。此後教育部單獨組織考試，兩人分別被南昌大學和江西財經大學錄取，並被免予學雜費等。

　　6月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柳艷兵的事迹，並且評價他：已交上了另一份答卷。其實，此類事例還不少：2008年，曾在汶川大地震中捨己救人的申龍、王佳明、歐陽宇航、張博四少年，分別被保送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解放軍裝甲兵工程學院；2009年，被評為全國抗震救災小英雄的德陽東汽中學女生馬小鳳和「可樂男孩」薛梟，也分別被免試保送到復旦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2010年，在玉樹地震中連救4人的小英雄尕瑪朋措也被保送進清華大學。（見《南方都市報》7日的評論）他們雖是學生，但卻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用稚嫩的雙肩扛起了俠義，最終獲得了社會的獎勵，實現了人生的價值。這些「儒俠」之舉，足以讓眾多「鄉愿」們汗顏。

　　那麼，如何把千古相傳的「儒俠」，更好地融入現代生活呢？一是立法機關加大對能否增加及如何增加「見義勇為」等相關法律條款的探究力度；二是行政機關不斷完善相關獎勵、補償或懲罰制度，對其進行鼓勵和引導，並減少其後顧之憂；三是宣傳部門綜合運用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手段，加大宣傳力度，保證人民群眾的知情權，並調動其參與積極性，倡導社會新風尚；四是監察部門加強對廣大領導幹部的思想教育，不斷提高其重視度，並樹立積極落實的傑出榜樣和玩忽職守的反面典型；五是執法機關加大對違法犯罪的打擊力度，嚴懲趁機訛詐和事後報復等行為，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六是加強道德修養，為人要光明磊落，做事要無愧於心，違背原則的事情，即使給與千金也不做，同時，做人要有所擔當，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從小事做起，危急時刻能夠挺身而出鬥智又斗勇，即使是舉手報案，也是「俠」之義舉。

　　總之，孔子對子路的教育，反映了先秦儒家對「俠」的改造。由此產生的「儒俠」精神，帶有濃厚的儒家色彩和巨大的社會正能量，能更好地融入傳統文化，並且與時俱進、推陳出新。這對先秦時期文化交融的研究，對如何利用傳統國學塑造時代新人、如何面對現代社會俠義的缺失，甚至對如何構建和諧社會的探討都有現實意義。

【注釋】

[1] 朱高正.論儒——從《周易》古經論證「儒」的本義[J].社會科學戰線，1997，（1）.

[2] 王守泉、鄭鍵.俠：「以武犯禁」還是「為國為民」[N].檢察日報，2009.

[3] 鄭春元.俠客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4.

[4] 魏新民.試析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理想人格中儒俠互補[J].歷史教學問題，2008，（4）.

[5] 趙言領.儒俠互補及儒俠的誕生[J].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1，（1）.

[6] 韓雲波.中國俠文化：積澱與承傳[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8.

[7] 陳墨.金庸小說人論[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10.

[8] 韓雲波.中國俠文化：積澱與承傳[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6.

[9] 陳墨.金庸小說人論[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9.

[10]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209.

[11] 魯迅.流氓的變遷[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5，（9）.

[12] 韓愈撰，嚴昌點校.韓愈集（卷十一）·雜著·讀墨子[M].長沙：嶽麓書社，2000：156.

[13] 傅其林.論儒俠文化精神[J].青海社會科學，2001，（2）.

【參考文獻】

[1]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2][東漢]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12.

[3]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M].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0.

[4][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禮記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5][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90.

[6][清]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華書局，2004.

[7][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8][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4.

[9][清]董誥.全唐文[M]影印版.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明]袁中道.珂雪齋集（附錄二：柞林紀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周勛初等.韓非子校注[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12]楊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語通解[M].濟南：齊魯書社，2009.

[1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4][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5][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7.

[16]吳闓生.詩義會通[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7][清]王先謙，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

[18]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M].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93.

The modern enlightenment of Zilu』s spirit of Confucianism and chivalry:basic on the document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e Heping(Qingdao University 266071)

　　[ABSTRACT]To explore how to educate modern talent with Chinese classics, we basic on the document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finding that Zilu appears 41 times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s Confucius』s student. Confucius used Confucianism to transform his Chivalry successfully and mixed them together, including transforming careless into careful, transforming rebel into Harmony but no sameness and transforming aggressive into just courage. It』s useful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ulture blending before the Qin Dynasty. It』s also helpful for the research of how to treat the lack of Chivalry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how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Zilu, th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and Chivalry, educate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