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選:從我的成長經歷談教育

對於21世紀的教育，我談不出系統的大道理，但回想自己的成長過程，回想與下一代年輕人十多年的共事經歷，總覺得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可以總結，這些體會也許對教育應該如何改進有所啟迪。我就讀的中學是上海南洋模範中學（簡稱南模）。從30年代直到50年代中期，南模與省立上海中學（簡稱上中）是公認的上海兩所最好的中學。主要原因是師資水平高，按一批優秀教師的能力，完全可以當上海交通大學的講師，他們有的也得到過聘書，但由於南模工資高，所以被吸引到南模任教。1956年6位南模的優秀教師奉命調入大學任副教授，後來又不斷有優秀教師抽調至大學，南模元氣大傷，怪不得當時的校長沈同一說：「南模好比一碗餛飩，現在把餛飩都撈走，就只剩一碗湯了。」實際上，還是留下了若干「餛飩」，沒有全撈走。後來任校長的趙憲初先生顯然是「餛飩」，他教的數學、尤其是三角，在上海是有名的，生動活潑，使人長期不忘。「文革」期間，趙先生難免進了牛棚。當時有一位著名的美藉華裔科學家要求拜訪趙先生，領導不便阻攔，於是在工宣隊員陪同下見了面。這位學者向趙先生深深地鞠躬後說，「中學講的很多內容後來忘了，但趙先生教的三角卻一直記得」。由於老師的講課不是填鴨式的，也沒有很多疲勞轟炸式的課外作業，所以學生有充裕的時間從事自己愛好和感興趣的事情。北京22中的特級數學教師、全國人大代表孫維剛從來不布置繁重的課外作業，要求和監督學生晚上9∶30一定要睡覺，不能再做功課。他認為負擔過重一定學不好。他的學生考取名牌大學的比例很高，不僅考分高，能力也強。現在人們經常議論把應試教育改成素質教育，但關鍵在於要大量興辦各種類型的高校。幾年後中國的中學畢業生將以獨生子女為主體，家長將把子女智力投資作為頭等大事，教育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的重要產業之一。除了國家增加教育投入外，政策上應鼓勵私人、社會力量、企業、甚至外資投向教育。清華、北大等名牌大學的優秀畢業生中的大多數去了美國，我們想了很多辦法提高中學、大學和研究生的教學水平，但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卻把20多歲到30多歲最寶貴的黃金年華貢獻給了美國企業。我們培養的大批學子可以流向海外，我們為什麼不能利用外資興辦高等教育，為我所用?實施素質教育的另一重要條件是提高師資水平，有了名師才有名校。我有幸在中學和大學期間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54年我在北大數學力學系時，一年級的3門基礎課是江澤涵（當時的一級教授）、程民德（當時是37歲正教授，後當選為學部委員）、丁石孫（當時20多歲，後任北大校長，現任人大副委員長）3位老師教的，可見50年代的北京大學很重視讓最優秀的教師擔任基礎課。紮實的數學基礎使我終生受益。在激光照排系統的研製中，數學的作用表現在下面3個方面：（1）設計出好的演算法；（2）嚴密的邏輯思維；（3）對具體問題抽象化的能力。現代科學技術離不開合作，離不開團隊。像陳景潤那樣，只靠看文獻和個人異常刻苦的獨自鑽研，在某一領域取得突破的例子只會越來越少。對高新技術產業而言，團隊精神和組織管理能力尤其顯得重要。我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做學生幹部，直到大學畢業。12年的學生幹部經歷，使我懂得要團結人，要為大家服務，要接受別人的批評，甚至受各種委屈，而這種磨鍊對我後來取得一些成績起了重要作用。多方面和跨領域的知識會提供更多的成功機會。我1958年畢業後從事了3年計算機硬體的研製工作，1961年決定轉向軟體，並從事軟、硬體相結合的研究。1962—1965年軟體方面的實踐，使我大開眼界，才有可能在激光照排系統的研製中提出了與眾不同的技術途徑。中學期間我的語文成績不差，也很喜歡歷史（至今仍如此），文科的知識起碼幫助我增強敘述的條理性，提高表達能力和更好地抓住重點。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曾極力主張貫通文理兩學科的界限，使學文的能兼學理科的某些知識，學理的能兼學文科的某些知識。季羨林先生也多次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近年來跨學科的研究開闢了很多新領域。例如：數學與金融的結合，產生了金融數學這一新學科；計算機科學與心理學的結合，在認知科學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現代科學技術的新成就與歷史、考古相結合，在夏、商、周斷代方面取得突破等等。老一輩的學者，如胡適、郭沫若、馮友蘭、錢鍾書、季羨林等，年輕時都在國外留過學，從而把西方的現代學術思想和方法引入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以學貫中西而超越前人。由於電腦和多媒體技術的飛速發展，現在的年輕人可以更快地掌握前人的知識，了解其它領域的發展狀況，更有效地進行國際交流，從而創造了超越前人的良好條件。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是中國21世紀面臨的重大課題，充滿機遇和挑戰。楊振寧先生說過：「中國已經掌握了世界上最先進最複雜的技術，如衛星和火箭技術，中國最失敗的地方，是沒有學會怎麼把科技改變成為有經濟效益的生產辦法。」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特別需要下面兩類人。一類是有市場頭腦的技術帶頭人，最好具備以下素質：①紮實的基礎；②創造才能；③對發展方向有比較敏銳的洞察力和判斷力；④具備市場頭腦，對當前和未來市場的需要比較敏感；⑤善於從行業和用戶中吸取營養，設計出讓用戶心花怒放的功能；⑥有鍥而不捨地實現商品化和產業化的決心和毅力；⑦能團結和領導一支隊伍。另一類是有技術背景的管理專家。高新技術企業創業時帶頭人的作用往往是主要的，而持續發展時管理專家顯得更為重要，國外公司都是靠出色的管理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1984年Cisco的起家，靠的是斯坦福大學教授LeonardBosack和SandyLerner夫婦在網路產品路由器方面的發明創造，但這兩位教授並不善於經營企業，所以於1990年以2億美元代價賣掉Cisco，從事自己更擅長的工作去了。Cisco90年代的大發展則是在管理專家JohnChambers（MBA出身）領導下實現的。IBM內不乏大量技術尖子，但1992年虧損100億美元，並非計算機專家的郭士納上任IBM總裁後，大刀闊斧改革，重振雄風，現在年盈利達100億美元。培養創造型人才，一定要在學校和研究部門建立學術民主的風氣。獲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先生曾說過，他到美國後的最大收穫是懂得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丹麥大科學家玻爾訪問前蘇聯時，有人問他：「用什麼辦法把那麼多有才華的青年人團結在周圍?」玻爾回答說：「因為我不怕在年輕人面前承認自己的不足，不怕承認自己是傻瓜。」錢學森的老師馮·卡門也倡導民主學風，使年輕的錢學森養成創造性思維的習慣。有一次他鼓勵錢學森在美國航空學會的年會上發表與當時的大權威馮·米賽斯觀點不同的意見。另一次師生激烈爭論一個學術問題後，馮·卡門十分生氣，說話尖刻。事後經思考發現學生是對的，第二天一上班就爬上3樓，來到錢學森的小小辦公室，恭恭敬敬向錢學森行個禮，承認自己錯了。錢學森又把這種平等和民主的學風帶回中國，在兩彈一星的事業中發揮了作用。21世紀中國科技的發展需要創造型人才，也需要傑出的管理帥才，後者能把一批技術尖子組織起來，引向正確的學術方向，完成攻堅任務，或者把他們的創造才華聚焦到市場上最能顯示效益的地方。以往的應試教育，只重考分、不注意全面素質的培養等等，都是培養這種人才的障礙。21世紀中國面臨巨大機遇和挑戰，如何在教育和其他相應的環境方面創造條件，使更多的出類拔萃人物能夠脫穎而出，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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