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儒家？如何現代？

何以儒家？如何現代？ ——評秋風《儒家式現代秩序》 ● 陳道之 　　 　　晚近以來，一部華夏歷史的敘述史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華夏秩序的建構史，在無數次歷史的反覆與重演的時代話語之下，似乎業已形成這樣一種共識：僅靠僵硬的治理策略絕不足以應對社會良治之需，也不足以回應普羅大眾的秩序願景。也正立基於此，晚近各種思潮或主義範式爭相欲試力圖型構一種合乎於理的理想圖景。在這其中，儒家作為一種古老學說或方略自然不可忽視。實際上，除卻孔孟程朱之屬，自二十世紀以降，康有為、梁啟超、張君勱、梁漱溟等現代儒家也都對儒家有所闡釋而且其指所向亦因應現代秩序構建之道。如此，使得儒家於國民或民族國家而言，不僅是一種知識哲學，也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且更是一種治理方略。 　　 　　就秩序——治理話語而言，當前的社會秩序似乎愈來愈不盡人意，在社會政治治理領域雖不敢復稱「禮崩樂壞」卻也無法以美溢之詞誦之。許章潤先生即曾認為，歷經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政治領域出現了一些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的事情，實非善端。並將之概括為三化：社會階層固化、政體僵化、反民主化。[①]誠然，此般三化，非吾所願，亦非三日之就，而在此宏觀話語之下，以秋風等為代表儒家知識分子若能深化儒家完整形態，「以學起步，養成德行與治理技藝，成就君子，君子治理社會乃至創製立法」[②]從而疏治理之僵局，通三統之大道，或許可為當下的社會治理注入源頭活水。 　　 　　在《儒家式現代秩序》一書中，秋風先生以學、君子、禮樂、共同體、政體五個方面為切入點面對整體性的現代秩序構建問題，並以人（君子）體（制度）二端為脈絡梳理儒家參與中國的現代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問題，力圖最終生成「儒家式現代秩序」，其心也誠、其力也功，溢美之詞自也不必多言，尤其表徵於《儒家憲政民生主義》與《人民儒學發微》二文。然作為讀者，讀書即對話，讀罷此書仍有些許困惑，權且於此有所表意。 　　 　　一、由儒家談起——什麼是你的貢獻 　　 　　構建儒家式現代秩序，其重點則必須立基於儒家。談起儒家，其所指向多為孔孟程朱之學，包括秋風先生本書之論證，也大體以古學為切入，力圖在先哲的敘述中尋找契合於當下治理方略的教條精義，一如儒家自治，再如儒家憲政，理念甚好，望而生羨。然細而思之，始覺牽強。 　　 　　其一，古老儒家的治國方略或價值取向按照當下的政治話語而言若是「憲政」的，那麼必須要予以回答的是：具有「憲政」取向的儒家卻如何會形成君權、父權、夫權等有關封建等級制度以及神聖化的政治秩序學說。當然，秋風先生似乎也已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並指出：「這一事實證明了儒家關於優良治理的學說是軟弱無力的，或者缺乏可操作性的」。[③]實際上，筆者以為這裡需要審視的絕不能僅僅是儒家學說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而必須認真檢視按照當下的治理目光，它本身是否是一種純碎的「優良治理的學說」，如果它是一種純碎的「優良治理學說」，那麼為何沒有生成一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因為彼時的宏觀社會制度？若為如此，那麼為何時至兩千餘年後的今日，這種純碎的「優良治理學說」仍然沒有培育有效政體？ 　　 　　其二，仍然是上述問題的跟進，也涉及到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儒家精義問題。也即我們能否在以當下的治理目光審視儒家的若干精義時，看到些許的理念契合於當下的治理方略就從而認為回到儒家是解決中國社會治理嚴重問題的唯一出路，進而認為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國就沒有自我，也沒有未來。[④]筆者以為，全稱式的判定必須慎之又慎，對於古老儒家（這裡主要是指封建社會中的儒家思想）的考察一定要放至大歷史的縱向脈絡中，並對其進行系統的、全盤的、本源性的研究，也就是必須要在全局的歷史觀中去論證儒家的憲政主義知識傳統，絕不可走向一葉障目的危險向度。 　　 　　筆者以為，在缺少系統性全局論證之下，如果把當下的具有共識意義的優良治理理念，如平等、自治、憲政等，都視為儒家的治理要義，並由此以為中國必須是儒家的中國必然有所牽強。也就是說，縱觀華夏文明的演進，是否一項優良制度理念因為具有儒家的某種傾向或者儒家的某種傾向暗含當下的優良治理理念就將之視為「儒家精神」？在更廣闊的的思潮範圍內，任何一種學說，如法家、自由主義等等，都可以推出一些暗含於當下類似憲政主義治理方略的些許要義，那麼能否就可以據此認為中國的社會一定是法家的社會或者說法家就是一種優良的治理學說？因此，於此情形之下，若要構建一種屬於儒家或暗含於儒家的社會秩序，筆者以為，首先要回答蘇力式的提問，即「什麼是你——儒家的（獨特）貢獻」？[⑤] 　　 　　二、儒學與現代化的一個反思 　　 　　關於儒家與現代化的問題，秋風先生實際上在開篇業已清醒地拋出這樣一個問題：儒家與現代化是否相容？而且在《儒家復興與中國思想、政治之走向》一文中指出了儒家與意識形態或自由主義的一些衝突與糾結之處。 　　 　　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儒家在中國社會歷史的演進中曾經有過一些遭遇或強勁的打擊，有其是二十世紀以降的境遇更是不堪，出現反傳統或反儒的浪潮。但是，筆者以為就二十世紀初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兩次大規模反儒運動而言，對於儒家或對於儒家與現代化的衝突背反或許並非那麼強烈。就二十世紀初的反儒運動而言，彼時的反儒更多指向是一種封建專制的傳統，於是儒家在這裡就被賦予了一種「工具意義」，儘管受到衝擊但是於社會演進而言，也滌盪了一些不合理因素，這在另一方面也促使儒家義理的凈化從而也使後人更加完善地去發展儒家，康梁之舉或許便可有所例證。而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反儒而言，筆者以為更多的乃是形式主義的反儒，反儒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下所體現的或者說被賦予的更多的是意識形態的話語，而業已滲透至華夏文明血液之中的品性、內涵於普羅大眾生活之中的習性更是不可能被沖刷殆盡的，比如祭祖、保有家族意識（如果說是儒家的話）這些已經成為普羅大眾無須置疑的生活場景。而且，更進一步，無論是否願意承認，只要認真審視當下的社會情景，一切「現代化」的事物或被披上「現代化」外衣的事物在本質上不可能是絕對「現代化」存在的，也就是說現代化不是兀然出現的，它必須在時間的維度上繼承傳統的要素。當然，筆者也無意於為「反儒運動」辯護，實際上，如前所述，對於儒家參與社會治理，對於秋風先生所言之「重新發現儒家，闡釋儒家義理，構想儒家式現代秩序生長的可能方向、路徑」，筆者也是樂意觀之的，只是在儒家與現代化的維度上，筆者以為切勿放大儒家與現代化的衝突，更不能以放大了的衝突進而對儒家作同情式的理解，因為一切夾雜知識情感或偏向的知識論述都極有可能失真或走向極端。 　　 　　此外，秋風先生儘管認識到儒家與現代化是否相容的問題，但卻沒有深入回答儒家與現代範疇中較為根本的問題，即儒家應如何回應現代化。這一問題在知識論上的論證尤為重要，即言之，問題的根本不是儒家與現代是否兼容，而應落腳於儒家與現代如何相互交往的維度。當然，秋風先生也認識到儒家並未、也不可能「博物館化」，而必將參與中國的現代治理秩序之塑造與再造，並在《人民儒學芻議》一文中構建出人民儒學的路徑，並在方法上走經學之路，然斯以為，這些論證仍然是一種宏觀的描述或預想。秋風或許抓住了「人」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但是這種方略仍然是粗線條的，難免有一種由天道、道統等宏觀元敘事所構成的理想國之感，由此，或許可以說不僅儒家撐起儒家式現代秩序的路仍還很艱難，即便是秋風先生，其試圖在理論上型構一種儒家式的現代秩序之路也更為漫長。 　　 　　三、結語 　　 　　「儒學以學起步，養成德行與治理技藝，成就君子，君子治理社會，乃至創製立法」，這樣一個儒家的完整形態，人人得願樂而觀之。秋風先生努力開闢儒學，力圖使儒家參與中國的現代治理秩序之塑造與再造，從而如書名所言，型構儒家式現代秩序，既承道統又立新境。 　　 　　這裡又不得不提的是，如果誠如秋風先生所言，中國將是儒家的中國，那麼儒家在現代式秩序的構建中，決不能僅僅是單純「參與式」的，也即決不能僅僅停留於「工具理性」的範疇之中，而必須使儒家在「價值理性」的維度上開闢新境遇，使之內化於人的行動，映因於制度的構建，儒家不僅具有功能之維而且也必須要賦予意義之維 。由此，或許儒家要義才能不至於消弭或被遺忘，才能構建一種可欲而長久的儒家式現代秩序。 　　 　　[①] 詳見，許章潤：《以優良政體承載國家理性》，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934.html，最後訪問時間：2013年4月9號。 　　 　　[②] 秋風：《儒家式現代秩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 　　 　　[③] 秋風：《儒家式現代秩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頁。 　　 　　[④] 秋風：《儒家式現代秩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頁。 　　 　　[⑤] 之所以說是蘇力式的提問絕不是說蘇力向儒家提問，而是借鑒了蘇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一書序言中所提出的問題「什麼是你的貢獻」，筆者在此僅是予以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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