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所見古代青海與絲綢之路

本文討論的「古代青海」，主要指史前至唐代時期的青海。青海從地理位置上看，處於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東北隅，周圍被部分昆崙山、阿爾金山、祁連山、唐古拉山、巴顏喀拉山、積石山等山脈所環繞，地勢由西向東傾斜。與同處這一地理單元內的西藏高原相比較，青海的自然環境更為優越，境內大部分地區的海拔均在2000米至4500米之間，湟水、黃河谷地和柴達木盆地的海拔則只有2000米至3000米，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各具特色的地理區域：其北半部為河西走廊南側祁連山脈所隔阻而成的高原，其自然景觀主要為沙漠和草原；其南半部為崑崙山脈以東的延伸地帶，為長江和黃河兩大河流的發源地帶，其自然景觀為起伏的地形、連綿的高原河谷與寬廣的草原相接；其東半部則為河湟區域，其自然景觀以山脈、河谷盆地相間排布，是青海海拔最低也是最為溫暖的地帶。總體而言，青海境內大部分地區地勢起伏和緩、地域遼闊，由各條山脈所分割形成寬谷與狹谷地帶，根據不同的緯度高低形成若干條從西北向東南方向延伸的自然通道。日本學者曾經形象地將這些自然通道稱之為「冰原之道」、「河谷之道」、「水草之道」和「綠州之道」①。活動在青海不同地區的古代人群，通過長期適應這一自然環境，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頑強地生存繁衍，同時也利用這些高原通道積極向外開拓發展，書寫了青海古代文明史。

▲青海地理位置圖

但是，長期以來，在古代中原士人的心目中和他們的筆下，共處於青藏高原的青海、西藏等地都是人煙罕見的不毛之地，不僅荒涼窮困，而且與世隔絕，很難想像這些地區歷史上也曾經是絲綢之路重要的經往之地和區域性文明中心。事實上，無論是在古代文獻典籍當中，還是近代以來青海地區的考古發現，都提供了大量證據，表盟青海並非是一座「文化孤島」。水濤先生曾經指出：「中國地處歐亞大陸東方，地域遼闊，南北、東西自然環境差異甚大。整體看，中國內地的地形呈西北高聳、東南低平的走勢，自西而東形成三個落差很大的台階。……作為中國一個局部的大西北地區，地理環境更為封閉，這裡恰好處在黃河文明與中亞文明的中間位置，是不同文化接觸、滲透的敏感地帶，也是探索東西方文化碰撞與交流的關鍵地區」[1]。青海作為大西北地區的戰略要地，自遠古以來便有史前人類頻繁的遷徙活動來往於此；而且著名的「青海道」在南北朝時期曾經一度還成為「陸上絲綢之路」的幹道之一；隋唐時代吐谷渾、吐蕃先後對青海的有效控制，使得南來北往的官方使節、各國使臣、求法僧侶、商隊販客們都曾經在青海這塊土地上留下他們的足跡。本文僅選取歷史長河中有關這一問題的三個重要片斷，從文獻和考古兩方面試作探索。

▲「青海道」地理位置圖

一、史前至漢代青海的對外交流

從較為可靠的考古證據上看，至遲從青銅時代的卡約文化開始，青海地區便已經出現了若干具有外來文化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大多是通過游牧的草原民族傳來。卡約文化是青海地區的一種土著文化，常見的遺存主要為墓葬，既有長方形的豎穴土坑墓，也有部分為偏洞室墓，葬式複雜[2]。在卡約文化的墓地中，出土有大量具有草原游牧文化色彩的青銅器，包括銅泡、銅鈴、銅管等馬具或裝飾品，另外還出土具有北方青銅文化特點的銅鏡、銅矛、銅刀、銅斧、牌飾等器物以及刻劃有鹿紋的骨管等器物。日本學者三宅俊彥分析認為，這些青銅器中的文化因素大體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卡約文化獨自形成的文化因素，但與北方系青銅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第二類是與中原和北方系青銅器共同的文化因素；第三類則完全是來自北方系青銅文化的因素[3]。其中，筆者特別注意到，在湟源縣發現的大華中庄卡約文化墓地中，曾經出土過一些造像特殊的青銅器，如採集到的青銅人面飾上，橫杆的上方飾有四個人面，有的僅有頭部，有的延伸到頸部，其造像都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第87號墓中出土有一對「青銅竿頭飾」，青銅的橫竿上鑄出一對牛的形象，一大一小，相向而立，這種在青銅器上塑造動物形象的做法，無論是從造型還是風格上而言，都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青銅裝飾藝術具有相同的特點，所以可以肯定，其源流也應是來自北方草原地帶，只是在傳入青海境內之後，被卡約文化的居民加以了改造[4]。

▲1982年卡約文化遺址出土現場

▲卡約文化青銅斧

兩漢至魏晉時期，青海主要是羌人的聚居區，也有一部分匈奴、月氏人雜居其間，漢武帝時期，漢的勢力開始進入到青海地區，東漢時隨著平定羌人戰爭的擴大，終兩漢之世，在青海形成多胡、漢多民族雜處的格局。同時，隨著漢武帝對西域的開拓與徵發，張騫通西域之後漢帝國在河西設立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絲綢之路」成為東西交通的主要路線。青海由於其地理位置上的近便，很可能已經成為絲綢之路的重要支線之一。這個時期從考古文物上也可見到一些與中外文化交流有關的遺存。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青海上孫家寨墓地連續發掘出土了180多座漢晉時期的墓地，其年代從西漢至魏晉初期，墓地中出土的器物一方面包含有漢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又保留著與青銅時代的卡約文化相似的殺牲隨葬、截體葬、二次葬等葬俗，帶有強烈的地方色彩。在該墓群乙區第3號墓中，曾經出土過一件具有西方色彩的銀壺，應是通過中外文化交流傳入青海境內的西方金銀器[5]。此件器物形製為直口、長頸、鼓腹、平底，一側帶有單耳，在器物的口、腹、底部有三組錯金紋帶，口飾鉤紋、底飾三角紋，腹部紋帶由六朵不同形狀的花雜組成。關於這件器物，發掘者初步認定其可能是3世紀的安息製品，腹部捶打出的一周花紋酷似西方流行的忍冬紋樣。之所以在青海出現西方的錯金銀器，有可能與墓葬的主人族屬為匈奴人有關，因為在同一墓地的第1號墓中，出土了一方帶有印文為「漢匈奴歸義親漢長」的銅印，這應當是東漢政府頒發給當時青海境內匈奴部族首領的印信，既然此墓為匈奴人的墓葬，那麼出土銀壺的第3號墓的墓主也應當是同一族屬。因此，這件安息製品出現在遠距安息千里之外的匈奴人的墓葬中，與東漢時期青海境內已經隨絲綢之路的開通不斷出現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遷徙活動這一大的時代背景相關。

▲在青海上孫家寨墓地乙區第3號墓中，曾經出土過一件具有西方色彩的銀壺，應是通過中外文化交流傳入青海境內的西方金銀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青海上孫家寨墓地出土了一方帶有印文為「漢匈奴歸義親漢長」的銅印，這應當是東漢政府頒發給當時青海境內匈奴部族首領的印信（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1982年，在青海平安縣窯坊出土的東漢畫像磚當中，有一方畫像磚的內容也曾引起過學術界的討論。這方畫像磚主體畫面為一廡殿頂的房屋之內，有兩個相對而坐的人物，他們的特點均頭戴帽子，身上披有一件與佛教僧人的袈裟極為相似的衣物，左臂袒露，右臂下垂或置於膝上，兩人的中間為一案，案上置有一缽，案下為一小人雙手捧一罐跪伏於地，作奉侍狀。關於這幅漢畫像磚的內容，學術界有意見認為圖像中所反映的系禪坐的「佛教僧人比丘形象」，有可能與「僧道送喪」的情景有關[6]。如果僅僅從這件「疑似」僧人的畫像磚上推測此時青海已經就出現了「僧人比丘」和「僧道送喪」的習俗，顯然還證據不足。但是，如果結合東漢時期國內各地已經普遍發現過一些受到佛教影響的所謂「早期佛像」畫像這一點來看[7]，東漢時期佛教經過西北絲綢之路也傳人到青海這種可能性的確是不能排除的。與青海相鄰近的四川東漢畫像石、畫像磚和錢樹上，都曾經發現大批「早期佛像」，但實際上均是接受了佛教文化影響之後，中國本土固有的神仙信仰體系中「西王母」之類圖像的「佛裝化」變型而已，並不真正具有佛教偶像崇拜的意義[8]。宿白先生認為，東漢時期出現在四川成都和長江中下游的這類「早期佛像」一個重要的來源，很可能是從西方通過西域的胡人部族傳人中土，他稱其為「胡人禮奉之像」[9]，這是很有見地的看法。如果將青海平安出土的這方漢畫像磚也納入到這類受到佛教影響的「早期佛像」圖像中來看待，似乎也並無不妥。如此說不誤，則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測青海一地因自漢晉認來便是胡漢雜容之處，西域的「月支胡」、「湟中胡」、「羌胡」等大批胡人游牧族群都曾在此遷徙活動，漢晉時期的早期佛教信仰和帶有佛教因素的圖像通過青海再傳輸至益州成都、孫吳等地也是可能的。聯繫到下文中我們將要進一步討論的南北朝時期「青海道」的開通這一問題來考慮，更增強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

▲青海平安縣窯坊出土的東漢畫像磚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青海道」

所謂「青海道」，又稱為「吐谷渾道」、「河南道」，是指傳統「絲綢之路」支線的從青海至西域的一條線路，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中原戰亂，北道多被塞堵不通，其重要性開始凸顯。唐長孺先生在《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一文中論述：「漢代以來，由河西走廊出玉門、陽關以入西域，是內地和西北邊區間乃至中外間的交通要道。但這並非唯一的通路，根據史籍記載，我們看到從益州到西域有一條幾乎與河西走廊並行的道路。這條道路的通行歷史悠久，張騫在大夏見來自身毒的邛竹杖與蜀布是人所共知的事，以後雖然不那麼顯赫，但南北朝時對南朝來說卻是通向西域的主要道路，它聯結了南朝與西域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曾經起頗大的作用」[10]。據唐長孺先生考證，西晉末年以來，東晉、劉宋等南朝政權與北方的前涼、西涼和北涼這幾個割據政權佔領河西走廊期間，還一直保持著通使往來，但在當時的形勢下，由於秦隴地區多被中原或地方政權所隔絕，自江南通往西域，多從長江溯江而上，先西行入益州，再由青海入吐谷渾境，然後借道前往西域[11]。

▲南北朝時期北周、北齊、陳疆域圖

繼唐長儒先生之後，學術界對於「青海道」的討論已經十分深入②，所列舉的文獻材料中涉及這一時期不少通過益州(今成都)北上，沿「青海路」抵達絲綢之路西段進入西域，或由「青海道」先抵益州，再順江而下抵達南朝首都建康的佛教求法僧侶、商隊與商人、官方使節等不同身份人士的有關事迹，史料甚為豐富，茲不再一一列舉。從考古實物材料上看，這一時期也發現了不少重要的資料可為佐證：

早在1956年，在青海西寧市內城隍廟街便發現盛儲貨幣的陶罐一件，其內盛有銀幣約百枚以上，當中有76枚銀幣經鑒定屬於波斯薩珊朝卑路斯(456-484)在位時所鑄，夏鼐先生曾對此作過詳細考證[12]，認為這是當時中西交流頻繁的實物證據。這批波斯薩珊朝的銀幣可分為A、B兩式，區別在於正面卑路斯王冠裝飾不同，A式王冠象徵「天」和襖神奧馬茲德，B式冠以鷹鳥之翼代表太陽[13]。對於這項考古發現，徐蘋芳先生指出：「西寧波斯銀幣的埋藏雖已晚至唐代以後，仍可說明4至6世紀河西走廊被地方政權割據之後，從蘭州(金城)經樂都(鄯州)、西寧(鄯城)、大通、北至張掖，或西過青海湖吐谷渾國都伏俟城至敦煌或若羌的這條『青海道』路線，它是通西域的絲綢之路上的重要路線」[14]。

▲一枚波斯薩珊朝卑路斯時期的銀幣

2000年，青海烏蘭縣城20公里以外考古發掘的大南灣遺址中，發現墓葬、祭祀遺址和房基遺址等[15]。墓葬的形制與吐蕃本土發現的石丘封土墓極為近似。從房基當中出土有金幣1枚、銀幣6枚，其中金幣兩面均有圖像和銘文，據考古發掘簡報描述，「正面是王者正面半身像，頭戴有珠飾王冠，兩耳部各墜有一對小吊珠耳環，上衣系交領外衣，褶皺處用聯珠紋式的小點來表示。左側為一圓球，其上立十字架，右側為NVSPPAVG字元。背面圖案為帶雙翼天使立像，右手握權杖，左手托著圓球，圓球上立十字架，圖像右側環繞有AAVGGGE字元」。銀幣6枚共分為四式，基本特點正面均為王者肖像，王者多戴冠，有的在冠上飾以新月、圓球圖案，背面多為拜火教祭壇，壇上有火焰，火焰兩側有的飾以新月和五角星紋飾。據初步判斷，這枚金幣為東羅馬查士丁尼一世(527-565)時期所鑄，而銀幣則可能屬於波斯薩珊王朝的不同時期[16]。

2002年，在青海省都蘭縣香日德發現的4座古墓中，又出土了1枚拜占廷狄奧多西斯二世(408-450)在位時期的金幣[17]。上述這些外國古代貨幣的發現，是這一區域中外交流的一個有力證據，從時、空範圍來看，可能與粟特人的商貿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繫，均證明這一時期東西交通經過「青海道」的繁榮情形。

▲青海都蘭古墓

近年來從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方面新獲得的一件吐魯番洋海1號墓出土《闞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人出人、出馬條記文書》，經榮新江先生釋讀研究之後，又提供了關於「青海道」更為豐富的歷史信息[18]。闞氏高昌政權建立的背景，是在439年北魏滅北涼之後，北涼王沮渠無諱、沮渠安周兄弟北上佔領高昌，建立高昌大涼政權，高昌太守闞爽投奔漠北的柔然汗國，柔然於460年殺沮渠安周，滅大涼，立闞伯周為高昌王，成為吐魯番歷史上第一個以高昌為名的王國，闞氏高昌王國實際上成為柔然建立的傀儡政權，直到488年為高車王阿伏至羅所滅。這份文書主要記載了闞氏高昌王國迎送來往使節時向屬下各城鎮分派出人、出馬匹的情況，文書中出現的各國、各地使節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帶「使」字的婆羅干、若久、處羅干無根、鄭阿卯等為高昌官府所熟悉的柔然使者；另一類則是帶有「使」、「王」、「客」等字樣的使者或者國王，如烏萇使、吳客、於合使、婆羅門使、鄢耆王等。榮新江尤其關注到文書中提到的「吳客」，應是來自南朝的使節，過去曾在現藏於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的《持世經》卷一尾題中出現過，只是一度將其解釋為一般「來自江南的寓客」[19]。榮新江認為，新出的這件文書證明，「吳客是闞氏高昌官府派出大量人員所送使者稱謂，則應為正式的南朝使者，他們和子合國的使者在永康十年(475)三月八日一起前往北山，應當是出使柔然的劉宋的正式使團。因此，在早期的高昌文書中，『吳客』或者並非簡單字面意義上來自南朝流寓高昌地區的普通人，而更可能是高昌官府對於南朝來的使者的特定稱呼」[20]。這個重要的發現表明，既使是在南北朝時期混戰的情態之下，南朝使節仍然可以與其他西域國家的使節一道，通過高昌出使當時的西域強國柔然，這些號稱「吳客」的南朝使節所經行的路線，應當是循著「青海道」而行，具體而言是從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溯長江而上，再從益州(今成都)北上，經吐谷渾界抵達高昌。這條道路的前半段，也被稱為「吐谷渾路」或者「河南道」，因為吐谷渾被南朝稱為「河南國」之故[21]，實際上也即本文所稱的「青海道」。之所以有「吐谷渾路」或「河南道」的這一稱呼，日本學者松田壽南曾經對此做過詳細的論述：

▲《闞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人出人、出馬條記文書》局部

▲日本國寶《持世經》局部

在公元五世紀至七世紀，以青海地區為中心的吐谷渾國，曾經向關中(秦、雍)，或河西(涼土)，或通過後者向鄂爾多斯和蒙古，或者是向蜀，或是經過這些地方向南朝頻繁地轉送過隊商，同時並與西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保持著很深的交往，作為西域貿易的中轉者在東西交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以北魏官吏宋雲和僧侶惠生為首的人竺使一行，在進入西域時就要依靠吐谷渾的保護和嚮導，取道連接湟河、青海、柴達木、羅布泊南岸地區的所謂「青海路」。此外，在記載中也留下了經同一條道路東行或西行的若干僧侶。何況還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西域的商胡頻繁往來於此路。的確，青海路與「河西路」是平行存在的。[22]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青海道」的確立，不僅有大量文獻史料可資佐證，還有不斷出土的考古實物資料(如銀幣、吐魯番文書等)提供可貴的旁證。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在當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後來北魏對吐谷渾發起的攻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松田壽南認為「毫無疑問包含有把西域貿易中的競爭對手排除掉」的因素在內。因為吐谷渾對青海道的控制與利用，成為其日益登上國際貿易舞台的支撐點和進一步向西域擴張的出發點，通過「與蜀漢(四川盆地)、涼州(河西走廊)、赫連(鄂爾多斯沙漠地帶)進行的盛大交易的背後，可以認為其中也隱藏著通過羅布地區與西域諸國的交往」。後來隋煬帝和唐太宗在西域經營中從遠征吐谷渾開始邁出了第一步，其中的原因也與「青海道」具有的重要戰略、經濟地位直接有關[23]。

三、唐代吐蕃對「青海道」的經營

唐代與西域的主要通道，主要是沿著漢以來鑿通的「絲綢之路」從長安經涼州(武威)、甘州(張掖)、肅州(酒泉)到達沙州(敦煌)，再由沙州進入到新疆，由新疆去往天竺、中亞等地。上述通道，也可稱為絲綢之路的「東段河西路」，這是唐代與西方交通的主幹道和大動脈。而青海則是這條主幹道上重要的結點，至少有四條道路可由青海通往西域[24]。所以在唐代初年，由於吐谷渾仍然控制青海地區，並在唐太宗初期經常入寇騷擾這一地區，其目的和企圖主要還在於干擾東西貿易通道[25]。實際上，中原王朝從隋煬帝時期開始，便已經注意到吐谷渾的這一意圖，故派遣裴矩重開河西道，而有意識的冷落「河南道」，使河西道的地位有所回升。至隋末唐初，唐太宗即位之後，仍依隋舊制，採取再次開通河西道的策略，使控制青海道的吐谷渾再度失去東西貿易之利，不得不動用兵力採取阻絕騷擾河西道的策略，由此引發唐太宗在貞觀八年(634)出兵大舉討伐吐谷渾，滅其國，使其餘部依附於唐朝之事。

其後，興起於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隨著其勢力的不斷向外擴張，也將其用兵的主要方向指向了青海地區，與唐爭鋒。對於吐蕃的戰略意圖，台灣學者林冠群認為，此舉不但具有突破封閉高原出口的功能，從軍事上增加其防禦縱深，而且可以取得較為優厚的農牧資源，對吐蕃的對外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從而可使青海地區成為其北向西域、東向黃河中上游、東南向川康滇邊區拓展之前進基地[26]。筆者認為，除此之外，還可以加上一條，那就是從經濟上首先掌控青海道，取得掌控東西貿易的一個立腳點，進而再向西域全境擴張，完全扼控唐代絲綢之路，從陸上卡斷唐代中外交通的主動脈。後來的事實證明，吐蕃的這一戰略意圖曾經一度達到。

▲張騫出使西域壁畫摹本，摹自莫高窟第323窟（盛唐）

近年來，青海地區的考古工作也提供了不少有關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線索。例如，在由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發掘的青海都蘭唐代吐蕃墓葬中，出土有各類絲綢的殘片，據發掘主持者許新國先生的判斷，這些絲綢品種中有18種可能為中亞、西亞所織造。許新國認定，出土的西方織錦中，有一件為中古時期波斯人使用的缽羅婆文字錦，據他稱這是「目前所發現世界上僅有的一件確證無疑的8世紀波斯文字錦」[27]。都蘭熱水大墓出土文物中還發現有可能屬於粟特系統的金銀器，對此許新國也有過論述[28]。瑞士藏學家阿米·海勒博士曾經考察過這些從墓葬中發掘出土的金銀器，認為其中出土有一件奇特的器物，「一隻銀質珠寶箱被埋藏在那裡，它看上去是準備用來裝sarira(一種紀念品)的。雖然有一部已被壓碎，就像是用剩餘的建築材料再造的，但考古學家們相信這是來自粟特的工藝品。這隻遺骨匣的形狀和尺寸都使我們想到已經被挖掘出土的粟特銀制遺骨匣盒及唐朝的金銀遺骨匣」[29]。當然，這些金銀器是否與粟特人的納骨器性質相同還需要慎重考慮，不過，青海發現的吐蕃時期金銀器當中帶有明顯的來自西方的裝飾性圖案和紋飾，倒是可以肯定的[30]。

在青海都蘭墓葬中出土的絲織物當中，還發現一些裝飾性圖案具有西方神祇的因素。如趙豐先生便注意到在青海都蘭發現的絲織物圖案中，有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赫利奧斯(Heíios)的原型。赫利奧斯是希臘神話中提坦巨神許珀里翁及其妹兼妻子特伊亞的兒子，每日駕駛四馬金車在空中賓士，從東到西，晨出昏沒，用陽光普照人間。他的形象早在歐洲青銅時代已有發現，盛行於公元前五世紀的古典希臘時代。隨著亞歷山大東征，這一形象也隨之傳到東方。趙豐認為，當赫利奧斯出現在北朝—隋之際的織錦上的時候，其所含的文化因素來源已經十分複雜，從新疆和青海都蘭出土的太陽神織錦上，已經含有來自希臘、印度、波斯、中國等文化圈的多種文化因素[31]。但是，太陽神駕著四馬所拉的馬車賓士這個最為基本的構圖原素，卻始終忠實地被保留在青海都蘭出土的太陽神織錦當中，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物證[32]。

除此之外，筆者還注意到，在青海都蘭吐蕃墓地發掘出土的遺物當中，還有大量珠飾類的裝飾品，現保存在都蘭縣博物館中③。當中有瑪瑙、珊瑚、綠松石、青金石等不同的材質，在製作工藝上也採用了當時的許多先進技術，有些工藝是通過印度、伊朗甚至更為遙遠的西亞各國傳來的。例如，其中一類看上去通體呈墨黑色，但上面卻有一道道虎皮斑紋似的白色線條，這類珠子考古學家們把它稱為蝕花琉璃珠，主要產地在今天的印度和伊朗高原[33]，後來通過遠程貿易傳入到中國，傳入到青藏高原[34]。藏族人民至今仍然十分喜愛這種樸素但又顯得高貴的珠子，把它們稱為「天珠」。其實，它上面的花紋是採用一種特殊的飾花工藝製作而成。

從上述這些考古材料可以發現，唐代中原王朝和興起於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對青海一地的爭奪，雖然最終以吐蕃對青海的佔領而告一段落，但這並沒有隔絕中原與青海、西藏等地傳統的交流往來，吐蕃出於其長遠的謀略，在奪取青海之後，向東將其控制區域直接與唐代中原地區相接連，既可由青海東進河湟，也可由青海北出西域，通對西域絲綢之路，經印度河上游的大、小勃律(今雅辛及吉爾吉特地區)、護密(今阿姆河上游的瓦罕河谷地區)等地以及新疆地區南疆的于闐(今和田)、喀什一線，直接將其勢力擴張到中亞地區。

吐蕃對青海的經營具有多方面的目的，既有其東向發展、與大唐王朝爭奪河湟地區的軍事和政治上的考慮；另一方面，也不可低估其通過控制青海、從而控制西域絲綢之路的更為宏大的戰略意圖。從客觀效果而言，這一歷史過程對於進一步擴大吐蕃與我國唐代西北地區各民族之間、西域各國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促進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走出封閉的高原、面向更為廣闊的天地，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學習和吸收周邊地區與國家先進的文化與技術、藝術與思想等因素，提升和改造自身的文化品質，最終融人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共同體當中，都具有潛在的歷史意義。

注釋：

①[駢日]阿子島功.《青海シルク口ードの自然環境——谷ぁいの道、水草の道、綠洲の道、冰原の道》，《中國·青海省におけるシルク口ードの研究》，《シルク口ード學研究》Vol.14,2002,1:P37—77。

②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相關的論述較多，如：松田壽男.吐谷渾遣使考(上、下)[J].史學雜誌，1939年，第48編第12號；松疇男.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增補本)[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176—191；夏鼐.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J].考古學報，1958(1)；馮漢鏞.關於「經西寧通西域路線」的一些補充[J].考古通訊，1958，(1)；周偉洲.古青海路考[J].西北大學學報，1982(1)；周偉洲.絲綢之路的另一支線一青海道[J].西北歷史資料，1985(1)；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中也有關於「河隴磧西區」、「秦嶺仇池區」等論及青海道與河南道，(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八十三，1985年；山名伸生.吐谷渾と成都の佛教[J].佛教藝術，1995年，第218號；王育民.絲路「青海道」考[J].歷史地理，1986年，第4輯；薄小瑩.吐谷渾之路[J].北京大學學報，1988(4)；羅新.吐谷渾與崑崙玉[J].中國史研究，2001，(1)；姚崇新.成都地區出土南朝造像中的外來風格淵源再探[A].華林[C].北京：中華書局。2001：245—258，後收入氏著.中古藝術宗教與西域歷史論稿[M].北京：商務印書館，第42—62頁；陳良偉.絲綢之璐河南道[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霍巍.粟特人與青海道[J].四川大學學報，2005(2)，等。

③這批資料因多系盜墓所出，沒有明確的考古出土背景，材料也尚未正式公布，系筆者於2012年實地考察時觀察注意到的。

參考文獻：

[1]水濤.從考古發現看公元前二千紀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流[A].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02.

[2]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編.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A].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C].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63—165.

[3][日]三宅傻彥.卡約文化の青銅器叨.シルク口ード學研究，2002，(14).

[4][17]許新國.青海省考古工作五十述要[A].西陲之地與東西方文明[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6-18.25.

[5]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縮.上孫家寨漢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160.

[6]許新國.青海平安縣出土東漢畫像磚圖像考[A].西陲之地與東西方文明[C].北京：燕山出版社：101—102.

[7]俞偉超.東漢佛教圖像考[J].文物，1980，(5).

[8]霍巍，趙德雲.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的對外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書社，2007.

[9]宿白.四川錢樹和長江中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國南方發現的早期佛像札記[J].文物，2004，(10).

[10][19]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A].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C].北京：中華書局，1983：189—190.

[11]唐長孺.北涼承平七年(449)寫經題記與西域通向江南的道路[A].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C].北京：中華書局，1983：168-195.

[12]夏鼐.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J].考古學報，1958，(1)；王丕考.青海西寧波斯薩珊朝銀幣出土情況[J].考古，1962，(9).

[13]夏鼐.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J].考古學報，1958，(1).

[14]徐蘋芳.考古學上所見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J].燕京學報，1995.(1).

[15][16]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青海鳥蘭縣大南灣遺址試掘簡報[J].考古，2002，(12).

[18][20]榮新江.闞氏高昌王國與柔然、西域的關係[J].歷史研究，2007，(2)；轉引自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C].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42—58.49.

[21][23]松田壽男，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增補本)[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178.180-181.

[22]松田壽男.吐谷渾遣使考(上、下)[J].史學雜誌，1939；轉引自松田壽男，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增補本)[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180.

[24]趙榮.青海古道探微[J].西北史地，1985，(4).

[25]周偉洲.吐谷渾吏[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76.

[26]林冠群.唐代前期唐蕃競逐青海地區之研究[A].唐代吐蕃史論集[C].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270.

[27]許新國，趙豐.都蘭出土絲織品初探[J].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1，(15—16).

[28]許新國.都蘭吐蕃墓中鍍金銀器屬粟特系統的推定[J].中國藏學，1994，(4).

[29]阿米·海勒.青海都蘭的吐蕃時期墓葬[J].青海民族學院學報，2003，(3).

[30]霍巍.吐蕃系統金銀器研究[J].考古學報，2009，(1).

[31]趙豐.魏唐織錦上的異域神祗[J].考古，1995，(2).

[32]霍巍.吐蕃時代：考古新發現及其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255—257.

[33]夏鼐.我國出土的蝕花的肉紅石髓珠[J].考古，1964，(6).

作者簡介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