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立德：關於「新清史」的幾個問題 | 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

文：歐立德，哈佛大學

選自劉鳳雲等主編：《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新清史」欄目編輯：蔡偉傑，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系博士候選人

傳統的歐洲知識分子歷時甚久才接受了這樣的觀點：中國擁有的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過去」，而是像法國、德國或英國那樣擁有自己的「歷史」。19世紀和20世紀的史學家之所以會普遍認為中國缺乏變化，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主要原因是在他們看來，中國沒有科學革命、啟蒙運動，也沒有工業革命。蘭克（Leopold von Ranke）總結道，中國是一個陷於「永久停滯」的國家。雖然史學家們對於中國這種不變的特性存有某種程度上的意見分歧，但是他們幾乎都認為中國缺乏必要的多樣化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來實現所謂的進步和現代化。在他們看來，直到西方列強到來後，中國才開始了這一進程；它被動地從長達數世紀的蟄伏中蘇醒過來，捲入到了世界事務的浪潮中，從此才真正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這種源自於黑格爾影響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敘事模式，在20世紀達到高峰，對中國也具有同樣深刻的影響：今天中國的史學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的影響，認為中國是在19世紀中期，當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打開其「封建主義」大門的時候才開始發生變化，趕上所謂的歷史潮流。不過，在過去的四十年中，在美國出現了一個新趨向，就是根據中國自身的歷史特點，而不是用從歐洲的歷史經驗所建構出來的敘事標準來看待中國歷史。受此衝擊，黑格爾歷史觀的影響開始削弱。也就是說，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益明顯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的學術趨勢開始在學術界穩步確立，有效地增進了人們對中國的歷史經驗在人類歷史中的重要性的普遍認知。當然，在美國，對中國史的學習還遠未完全融入美國的比較史課程中，一般的學生還不一定熟悉諸如朱元璋和乾隆皇帝這樣的名字。但與此同時，除非中國能夠以某種形式被包括到比較的視野中，否則宏大的歷史推論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容易被接受。換言之，至少在北美史學家們的眼裡，中國終於擁有了歷史。

然而弔詭的是，當西方人在中國發現了歷史時，「中國」卻開始從歷史中消失。但或許這「消失」也正揭示出中國自身歷史經驗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內在功力。

「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符號

我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將中國看做一個不斷變化的符號並不是要否定曾經存在，或是現在還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的各種政體這個歷史現實。中國當然不會真正地消失，而且也沒有消失的危險。相反，我說的「從歷史中消失」，指的是沒有一個從古至今一直存在的、可以被認定為是單一的、統一的，包括今天我們所指的「中國」的政治實體。當然，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擁有國旗、國歌以及聯合國席位的國家。但是，從歷史的視角來看，我們則應該將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中國和人們所稱的「中國的概念」予以區分，因為這種中國概念只是一種設想或一個過程。在過去的三千多年裡，這種中國概念在「中國」和其他地方都發生了很多的變化。今天的中國不再是戰國時期的「中國夢」，正如現代埃及不是法老時期的「埃及」，現代希臘不是柏拉圖時期的「希臘」一樣。

眾所周知，「中國」這一術語最早出現於公元前10世紀；當時帶有這種含義的術語不止這一個，但它可能是最為常用的一個。作為一個持久使用的符號，它在不同歷史時期之所指代也是不同的。在周代，「中國」包括周朝中部的諸多諸侯國，其疆域頻繁變化，後來逐漸佔據了北部和西部邊疆的部分「外國」領土。在自宋（960~1279）至清（1644~1911）各代被稱為「中國」的地圖中，人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疆域的變化。換言之，我們所謂的「中國之消失」，只是在強調這樣的觀點：「中國」一詞的含義不是唯一的、絕對的和永恆不變的。應當承認，歷史上「中國」的名稱、意義和內涵一直在發生變化：它的地理、人口組成和文化都在不斷變動，把它們凝聚在一起並不是自然而然或輕而易舉的，而是常常需要通過軍事征服等多種手段才能夠實現。

這種對中國的多元化理解並非一種全新的觀念，我們可以追溯到它的不同來源。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些中國史學家的研究與此有著緊密的關聯。傅斯年、姚從吾、顧頡剛和陳寅恪等學者，自覺運用了他們在歐洲學到的史料批評方法，並依據田野考察、考古和各種檔案，而不只是古典文獻，推翻了公認的中華文明乃統一的、線性發展的各種理論。他們在對歷史記載進行解讀時，強調的是歷史的中斷。在他們看來，「中國」作為一個不斷演變的具有不同形式、實踐和理念的合成體一直在發生進化。他們認為，從來不曾有過，也永遠都不會有任何純粹的「中國」或純粹的「中國性」。在這些學者中，姚從吾和陳寅恪的研究與此最為相關。他們專門研究七百至一千年前的歷史，那時北方諸強大民族如契丹、女真和蒙古等通過武力侵入中原，分別建立起了遼、金和元朝。通過強調中國文化的多種起源，這些歷史學家對過於簡單化的中華民族連續性的、「古往今來，從來如是」(always-already)的敘述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其他只看到一個中國，他們則發現了多種不同定義的「中國」。他們認為歷史是發展的，而非靜止的，而且認為歷史是多樣性的，而非一貫統一的。不過，他們這種多元化的闡釋最終湮沒於一個統一國家的聲音中。

在追溯了20世紀前半葉的這種學術趨勢後，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儘管出發點截然不同，二戰前日本的史學家也同樣關注相同歷史時期以及清朝（由另一個北方民族滿洲建立）的異族統治。白鳥庫吉和稻葉岩吉等學者都強調指出，這些政權統治了整個中原或是中原部分地區很長時間，事實上，幾乎是公元一千至兩千年中的大部分時間。有人認為，他們的成功所在是使草原民族的各項制度習俗適應了管理定居農耕人口之所需，同時，他們也吸納了所征服民族的部分文化習俗。由此而合成的政體在吸收了以前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後，推出了新的政治、文化模式。這些歷史學家認為，儘管人們已經不再普通視這些統治者為「夷狄」，但他們也沒有同化為中國人。當然，一般認為，一旦夷狄進入中原，就不可避免地、也不可逆轉地被漢化了，被吸收和融入了永恆的、無差別的中國人之中。

總之，20世紀初中國和日本的這一史學潮流的基本假定是，所謂「中國」和「中國性」是歷史的產物，是不同人群、不同觀念以及物質技術的結合所導致的結果，也是具有彈性，極易發生變化的一種歷史建構。人們之所以難以接受這種歷史闡釋，很可能是因為這種觀點與20世結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研究的主流論述是不一致的，尤其是與大一統的、永恆不變的中國傳就思想相衝突。不論是學術著述還是通俗歷史讀物，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陳寅恪等人的論述與那些更為簡化的、帶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歷史方法論都格格不入。

征服與同化

在歐洲學者當中，有幾位傑出的學者與陳寅恪（或者孟森）的看法相當一致，如伯希和（Paul Pelliot）、魏特夫（Karl Wittfogel）、傅吾康（Wolfram Eberhard）和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傅吾康在其出版於1952年的《征服者與統治者》中提出了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譬如「什麼是中國？誰是中國人？」他之所以提出這問題，是因為他拒絕套用當代的整合社會（integrated society）的概念去理解現代以前的歷史。傅吾康帶有批判性的研究方法與目前新出現的評論非常吻合。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試圖從外部、從「他者」的角度，而不是從內部來尋求這挫問題的答案；畢竟，是這些「他者」當初促進了整個認同的形成過程，正如南宋的陳亮（1143~1194）所言：「聖人以常典衛中國，以封疆限夷狄，有中國必有夷狄。」這些研究領域各異的學者都對邊疆民族和非漢民族的歷史感興趣，這就導致長期以來佔據主導地位的關於「單一的、永恆的中國」這種敘事逐漸遭到削弱，人們對這一敘事究竟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問題越來越感興趣，並且希望探究這些邊疆民族的地位、歷史和形象是如何與這個多元化的、今天稱之為「中國」的政體相聯繫的。

這一研究趨勢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對於被稱之為「征服王朝」歷史的新探索。在涵蓋遼（907~1125）、西夏（982~1227）、金（1115~1234）以及元朝（1206~1368）歷史的《劍橋中國史》第六卷中，傅海波（Herbert Franke）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指出了這些朝代所擁有的共同特徵，其中包括：

（1）藉助軍事優勢，聯合地方士大夫精英階層，共同獲取權力並確保權力的安全；

（2）建有多個首都並且在它們之間進行季節性遷移；

（3）在經濟、法律、社會和政治方面區分不同族群的地位；

（4）領土跨越農業和畜牧業區域；

（5）使用多種宮廷語言；

（6）宮廷文化的混合性；

（7）各種政府職位主要由非漢人擔任；

（8）地方分封和議政制與中央集權和等級化的制度之間的張力。

在這些地區，征服王朝顯示出與傳統中華帝國模式所不同的特徵。這些異族統治在堅持他們本土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模式和實踐的同時，還試圖統治與其語言、行為方式極為不同的大量定居人群。因此，所有這些異族統治者都面臨著相同的挑戰，即在他們作為族群統治者狹隘的、短期的利益和使其統治合法性獲得穩定而普遍認可之間取得平衡，而這一合法性必須同時得到游牧民族和漢人精英階層和平民大眾的認可。

清朝與遼、金、元擁有許多相似特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除了日本學者外，大部分研究者都將清朝與其他征服王朝區分開來，認為除了一些稍具獨特性的方面之外，清朝在本質上延續了明朝的統治。從某種角度來看這當然有其道理。但是，這種對於清代歷史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了當時的民族主義的影響，因為它會使民國時期的歷史學家易於解釋在過去的三百年中，中國是如何被非漢民族統治的問題。值得指出的是，當時的歷史學家面臨著相當大的挑戰，因為至少清代在前二百年的統治是非常成功的。當然，前所未有的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對清朝最後幾十年的統治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但這並不能改變清朝統治持續了將近三百年這一事實。學者們為了給推翻滿洲統治的民族革命尋找合理的理由，以「華夷之辨」的邏輯宜稱滿洲人作為「夷狄」沒有資格統治漢人居大多數的中國。同時，對於沒有資格統治中國的滿洲人之所以能夠進行長期的統治，學者們提出了「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觀點，認為滿洲的成功是因為滿洲人被漢文化同化了。上自滿洲皇上，下至滿洲庶民，征服者已經被被征服者同化。中國的民族自豪就這樣在明顯的屈辱下得以保存。這樣一種敘述自然會導致某些後果：將歷史上「外來民族」進入中原稱為「統一中國」而非「侵路中國」同樣會引起一些愛國漢族人士的不滿。如果想找證據，只要在網上花五分鐘的時間搜索一下「閻崇年事件」一詞就足夠了。

直到20世紀末，人們依然普遍認可這樣一種關於清朝的觀點：滿洲人雖然最初是「他者」，但是很快被同化，最終完全或者幾乎完全漢化，成為準漢人（ersatz Chinese）。目前還有一種觀點是「滿、漢之間並無二致」（持此觀點者通常不願意把滿族當做「真正的少數民族」），因此，認為清朝統治與遼、金、元相似的觀點被認為是荒謬的；除了少數特例，清朝和其他征服王朝的歷史研究是被明顯區分開的。正因如此，雖然現代中國和包括清朝在內的征服王朝之間的聯繫之重要性顯而易見，但是，長期以來，這一聯繫卻被忽視了。

「新清史」

最近十五年，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卻發生了根本轉變，清朝越來越經常地重新與遼、金、元放在一起加以考慮。而這恰好與清人自己當時對清朝歷史特質的理解是一致的：清朝的精英們自己便認為他們的軍事與政治成就是沿襲了遼、金、元的足跡的結果。換言之，清朝與這些朝代之間的平行不但僅是我們歷史學家今天的觀察；對於17世紀的人們來說，這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一轉變非常重要，因為它體現了研究中華帝國晚期歷史的一種取向，避免了大漢族沙文主義的預設，更加註重同樣是這段歷史不可分除的組成部分的「他者」的觀點。簡而言之，將現代中國國家的出現和征服王朝聯繫起來，給我們提供了一條超越唯民族主義的、重新看待歷史的途徑。具體而言，從滿洲的角度重新審視清史，可能會給我們理解現代中國以及中國認同的形成開啟新的路徑。我個人認為這是有道理的。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畢竟是在最後一個征服王朝清朝的廢墟上建立的，它們也因此繼承了清朝的人口、制度和領土遺產。如果我們能夠更重視清朝本身具有的滿洲特性，以「大清國」（滿文為Daicing gurun）為主體來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就很可能會看到一些以前看不到的現象。

這種滿洲研究視角的轉變是具有可行性的，因為清朝統治中國的時間超過以往任何一個征服王朝，而且它留下了豐富的史料，其中有漢文檔案，但是更為特殊的是，它還留下了大量滿文史料。利用這些特有的歷史文獻，我們可以探究「大清」是如何轉變成一個「一直以來都被稱為"中國』」的現代國家的。在我看來，一個關鍵的出發點是，了解滿洲人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這是理解清代中國這個模糊的歷史概念是怎樣變成今天的「中國」的重要環節。

將滿洲人看做清帝國的統治民眾（imperial people），這種新的視角意味著他們正在作為真正的歷史主體（historical subjects）被重新載入各種歷史敘事中，而不再是老套路的「夷狄」、反動的封建暴君，或是軟弱軍隊的寄生蟲。應該說，這一認知上的轉變正是有時被稱為「新清史」的學術努力的核心內容。「新清史」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北美學術界開始成為可辨認的學術潮流；我認為它對我們理解現代中國的國族認同具有重要的意義。這種新的闡釋的基本觀點是，滿洲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只是因為其適應其他文化的能力（或涵化，acculturation），而恰恰是因為他們保持了作為一個征服民族的特性；不只是因為滿洲人以中原人的身份來進行統治（儘管他們也承認這一點），而且因為他們也是作為內陸亞洲人來實行統治的。因此，要理解滿洲統治的重要意義，至關重要的是理解滿洲人是誰，他們的政治、軍事、法律機構是如何運轉並如何合成為一種帝制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這種帝制視為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中國的」帝制，而是應當看到它是清朝專有的，與世界其他前現代帝制有類似的政治體制。可以說，這是「新清史」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之一。

在研究17世紀至20世紀滿洲人的活動時，「新清史」不可避免地會面臨滿洲人被單方面地徹底漢化了這種傳統觀點。儘管支持「新清史」基本觀點的史學家承認滿洲人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漢人的規範，但是他們反對用極為唯我主義的「漢化」概念來探討這一問題。研究表明，滿洲人儘管在中國人中生活了很多世代，他們也一直在吸收中國的文化，但仍然不能說是被「同化」了，只能說是被涵化了。我們還可以發現，有清一代，中原文化一樣接受了滿洲人以及內亞文化的影響。對清代的這種新的闡述已經使得某些爭論發生了變化，即在最後一個王朝，「中國」和「中國人」究竟指的是什麼。這樣一來我們就又回到了幾十年前傅吾康和陳寅恪所提出的那些關鍵問題中。

這一轉變又引出了許多新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作為研究清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如果我們真正將滿洲人視為滿洲人，即將其視為真正的「他者」而不是准漢人的話，這意味著什麼？一方面，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研究中充分使用滿文文獻，但是這種滿語文獻應該是原文，而非譯文。對蒙古語、藏語和察合台語文獻也是一樣。如此，整個研究條件和環境就必定會發生變化。如果我們發現，滿洲特徵以及對滿洲特徵的意識不只是存在於17世紀，還存在於18世紀甚至19世紀，甚至一直到辛亥革命，那麼我們應該對我們所講述的清史做出何種改變呢？如果我們不只是把清朝皇帝作為中國人的皇帝，還把他視為滿洲人的大汗，以及蒙古汗的繼承人，那麼這個皇帝看上去又會有何不同？我們對宮廷政治、中央財政和地方政府的分析會有什麼不同？對清代的軍事征服，以及將蒙古、新疆、西藏和台灣納入到大清國版圖的認識又會有什麼不同？換言之，如果滿洲的歷史必須修正和重寫，是否要對清史的許多方面都必須重新進行考慮？那樣的話，我們同樣必須重新考慮20世紀中國的歷史和21世紀中國的未來。

總之，通過仔細研究清朝統治下的內陸亞洲地區，「新清史」所尋求的是回歸到以前中國、日本和西方學者所建構起來的強調歷史之多樣性和偶然性的學術話語中。而且，「新清史」還試圖將學術探討延伸到與身份認同、民族主義、邊疆和帝制等相關的領域，從而將滿洲統治納入到比較研究的視角中，並把清朝帝制史研究與世界其他帝制的歷史研究結合起來。

大清皇帝的多面性

滿洲和內陸亞洲在清代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種新觀點已經重塑了一些歷史敘述。由於篇幅有限，這一問題不在此進行全面論述。但是為了增進對「新清史」的理解，我將從兩個方面來對此進行探討：政治和領土。在我看來，滿州統治在這兩方面對現代中國具有明顯的影響。

最近的研究認為，清朝統治者採用了一系列的體制和行政的方式方法；它雖然吸取了明朝的經驗，但在很多方面又不同於中國的先例。我們只要看看軍機處、理藩院、八旗制度或者總督的設立，就可以看到清朝的明顯創新。但是，我們應當如何看待最關鍵的方面，即皇位體制（emperorship)呢？正統思想中的有道明君理學觀念是清帝國政治的核心，這幾乎是毫無疑問的。但這並不能全面反映出清朝皇帝的身份。傳統的中國皇帝並不狩獵，至少有幾個世紀，圍獵並未納入到宮廷儀式之中；典型的中國皇帝不會說外語；中國皇帝只判秋審，而不裁判摔跤或射箭比賽；他不會親徵到戈壁沙漠（「傳統的」中國皇帝最後一次率軍遠徵發生在1449年，在土木堡之變中遭遇慘敗）；他少有巡遊全國的習慣，在「良民」前露面；他身邊沒有異域的博學之士；中國的皇帝不會將自己置於喇嘛教密宗大師的監護下，去學習神秘的佛法，更不可能在宮中從事薩滿教的活動。

然而，上述這些事情，17、18世紀的清朝皇帝卻都做過，甚至不止於此。因此，許多學者逐漸意識到，對於清朝皇帝的身份形象不能僅僅用關於「中國皇帝」的理解方式去思考，我們還應該將皇帝、汗和轉輪聖王(chakravartin）集於一身。這樣一來，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清朝的統治所建之於上的基礎，實際上與傳統的正統思想和權威相異甚大。例如，在強調清代皇權的普遍性（或說普世性）時，研究的重點之一就在於達賴喇嘛和清帝之間建立在宗教領袖和宗教庇護者的理念之上的關係。而且，正如當時文獻和圖像所示，這兩者分別是觀世音菩薩和文殊菩薩的化身：乾隆帝尤其注重這種形象的建立。大清皇帝是藏傳佛教的最重要的資助者。在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宮殿里，西藏的宗教藝術品、禮器和經卷比比皆是。這絕對不是簡單的政治裝飾。我們知道從1745年起，乾隆帝從他的國師三世章嘉活佛那裡受到了密教的啟蒙，每天都要學習和默念。如果這還不夠證明乾隆對藏傳佛教的信仰，那麼再看看乾隆的陵墓，他的地宮到處都是梵文咒語，但卻看不到一個漢字。

從這個角度對大清國的官僚機構展開論述，就會發現用純粹的「漢族中心觀」去研究清史是行不通的。在滿洲的統治下，帝國體制和皇帝本身既是多樣性的，也具有普世性，它借鑒了包括儒家傳統在內的各種政治傳統，並將它們予以創新、理想化和實用化。在這方面，滿洲帝制不太像是理想化的中國帝制類型，倒像是世界歷史中諸如奧斯曼或莫卧兒這樣的帝制類型。迄今為止，學者們仍在討論全球範圍內的帝制的含義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卻忽略了大清帝國的模式，但對這一模式的討論將來肯定會越來越多。

邊疆與帝國

滿洲統治的特性對於我們理解現代中國，包據「中國」自身的形成還有另外一些重要意義。人們早就注意到，現代中國的地理疆域奠定於滿洲統治時期。也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對內陸亞洲和中國內地採取不同統治模式的大清帝國給20世紀和21世紀的中國帶來了多麼大的挑戰。一方面，新民族主義非常強調漢民族要把握自身的命運以及與滿洲的差異和自治權；另一方面，除了章炳麟以外大多數思想家都不願意承認這會產生地緣政治上的現實結果。因為那樣意味著可能將失去一半以上原屬於清朝的領土，而新共和國希望擁有全部這些領土。簡而言之，漢族革命知識分子面臨的尷尬境地是，他們從精神上是明朝的繼承人，而在政治上卻是清朝的繼承人。為了擺脫這一尷尬境地，他們開始重新對「中國人」進行定義，認為這一群體並不局限於漢族，還包括以前他們所痛恨的包括滿洲人在內的所有臣服於清帝的民族。於是，除了外蒙古之外，基本上清朝的邊疆與內地各省（也就是明代中國的領土〉一起，形成了今天所稱的中國。

除少數個例，今天的中國對各地的統治非常成功，對以前的清朝領土擁有主權的法律宣言也很有說服力。不過，現代中國的地圖上還有一個值得注意之處，即萬里長城不再是邊界的標誌。

眾所周知，自宋代到清代，甚至包括清代在內的地圖中，長城一直是中國領土的北部地理界線。在許多歐洲地圖中也是如此。今天，雖然長城仍是中國的棟志，但它已經失去了作為不同文明間地理界線的歷史作用。在「新清史」的語境下，我們必須要注意到它的這種作用喪失於清朝。

滿洲人使得長城失去了其原有的重要作用是東亞史和世界史中的偉大篇章之一。17～18世紀，俄國和清朝這兩個大陸帝國開始將它們的統治向中亞和內陸亞洲擴展，除了極少數地區外，它們將其餘一些一向獨立的部落、小國家和小汗國都併入了各自的疆域：這對游牧政權的衰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出於戰略考慮，清朝的建立者在進入中原前，就已經認識到不僅要擁有對各女真部落的權力，而且還要擁有對蒙古東部各部落的統治權。在清朝戰勝距其最近的察哈爾蒙古汗國並贏得漠南蒙古諸部效忠之前，先進行了多年的軍事、外交以及宗教努力。後來又經過了兩代人的努力，征服了統治蒙古高原中部的喀爾喀蒙古。此後清帝所面臨的強勁對手是準噶爾。清朝與準噶爾的鬥爭又歷經了雍正和乾隆兩代人，最終於1758年打敗了這個最後的游牧帝國。至此，清朝完成了對東起興安嶺、西至阿爾泰山，南起鄂爾多斯、北面幾乎到貝加爾湖的整個蒙古草原的統治。

為了確保清朝對蒙古和西藏的安全統治，滿洲人認為有必要對哈密和吐魯番的穆斯林進行統治，並對塔里木盆地進行軍事干預。集軍事力量、行政體系與部落統治為一體的清朝，永久地改變了東亞的歷史原動力，內地各省和邊疆地區被納入了一個以北京為帝制中心的穩定的軌道當中。這種帝制的構成並非在清朝才首次出現，早在元代、唐代和更早的漢代就有過類似的成就。但這是最後一次，而且，它的地理形狀至少有一部分一直保留至今，這就給人一種錯覺，認為中國的版圖從古至今一直如此。

對於清朝在如此廣闊的領土上行使最高統治權和宗主權的歷史過程的解讀，讓我們認識到，從絕對意義上講，今天地圖上的我們所認為的中國是對滿洲統治者建立的清帝國的一種現代重構，是一種重新例化（reinstantiation）。毫無疑問，清朝統治者再現了「大一統」，而「大一統」直到今天仍然經常出現在學術演說中。但是像清朝這種前現代帝制的政體與現代國家的政體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儘管清朝與現代中國在人口和地理方面都存在很大程度的重迭，但是這種重疊並不是完全的重合。

6

重新以清朝為中心

事實上，我們尋求「真正的中國」是徒勞的，因為它根本就不存在。像任何其他國家一樣，中國自身在不斷進行重新構造，這個進程永遠都不會終止。人們通過使用那些熟悉而神聖的名詞來保持歷史虛構的延續性。我在這裡想強調，「中國」這一術語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辭彙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相反，它是非常有意義的。也就是說，「中國」這可能是一個不確定的符號，但絕不是一個空白的符號。畢竟，我們在將法國稱為「法國」，不管我們談到法國時它是一個王國或是帝國，還是一個共和國，它們不一定必須有完全對稱或是等同的含義。「法蘭西萬歲！」指的是法國，而不是任何法國的政體。難道中國不也是這樣嗎？

滿洲人本身有時候也將他們管轄的土地稱為「中國」，不管是在漢語還是滿語中都是這樣。在處理對外事務時，清朝會經常使用「中國」這樣的術語，在17世紀清朝對東北和18世紀對回疆的聲明中也會發現「中國」這一稱謂，但是這些用法並不一致。如果在《大清歷朝實錄》中進行搜索，可以發現1644～1911年有1088處提到了「中國」。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中國」指的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上漢人居住的中國內地。而在清代的很多地圖中，譬如在雍正時期的地圖中，所有中國內地以外的領土都是以滿文標註的。所以，這些用法中存在著區別。其餘三分之二的「中國」指的好像是整個國土，這大多出現在處理對外事務，如俄國、朝鮮和以及葡萄牙以及準噶爾的事務中，或是出現在一種歷史或是文化的語境下，如在談及「中國船舶」或是「中國算術」的時候。因此，總的來說，清代對「中國」的用法是有些模糊不清的。這種不一致可能會讓生活在單一民族國家的現代人混淆，在單一的民族國家中，這些定義應該是一清二楚的，但它也似乎並未給時人造成多大的困擾。當皇帝將自己稱為「中國之主」時，我們不禁會問，「中國之主」究竟指的是中國內地各省的統治者，還是大清帝國的皇帝？但也許我們所問的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它很可能是二者兼指。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這個例子來理解「中國」概念的不斷變化。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呢？我的回答是，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責任是要在正確的語境中理解我們所使用的概念和術語，對於那些看上去很熟悉、意思也很相近的術語要謹慎使用。我們應該抱著懷疑的態度去做出判斷，應該始終批判性地去思考這個滿洲人統治的天下是怎樣的一個天下，他們的世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由於技術問題，注釋略，詳情請閱讀原書。

編排：@二師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