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嚴復的社會進化論 (評論: 天演論)

《天演論》譯於1896年夏，參照的是1894年出版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可謂「趕上了國際前沿」。這是第一次有人將較系統的進化論觀點介紹到中國來，對中國近代思想影響極大。很少有思想如此容易地被接受：從較傳統的吳汝綸到新派的胡適，進化論都被廣泛地認同。然而，就如羅志田所說，與其說是進化論改變了國人的認識，不如說在自強圖存的輿論氛圍中，只欠一種系統的理論表述，而進化論正好就在這個當兒被引進 。另外，中國人似乎並不覺得進化論妨礙了宗教或人的高貴性，而這似乎正合我們傳統中自然演化的觀點。關於嚴復的譯本有太多話題可以探討，正是動用從史家考據到後現代文本分析等一眾方法理論的最好時機。首先題目就略去了「倫理學」，把原題刪了一半，其實赫胥黎和嚴復基本都是在討論倫理學，生物進化論反而是陪襯。乍讀起來，赫胥黎的文本和嚴復的文本完全不像一本書。有人指出：正是因為嚴復所加的分節標題、按語、對譯文所加的調整等才使譯本與原作產生了差異。可惜，現在還沒有足夠的「文本細讀」工作展開。更有趣的是，嚴復不僅時不時自己批評赫胥黎，還會召來一個隱藏的第三者——社會進化論者斯賓塞。嚴復說赫氏著此書是為了「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 ，但自己卻基本卻站在斯賓塞一邊。三者產生的張力亦可以大加分析。嚴復在翻譯中還體現了用中國學術傳統來理解外來思想的傾向，比如他用老子的自然、天道、人道這些說法來解釋赫胥黎之說，也十分有看頭。總之，《天演論》現在看起來十分詭異，詭異程度完全不遜於許多古書。但我在這裡仍要從進化論理論本身著眼，不去管上述問題，而暫時把譯文視作嚴復努力還原的原意，把嚴復視作一個同我們一樣的點評者。這樣一來，從他的標題、注釋、按語就可以看出他和赫氏的區別，並總結出嚴復自己接受的進化理論有何特點。嚴復是彼時中國西學程度最好者，別人讀到的進化論也不過是他的末流。因此讀了嚴復，就相當於又分析了一種典型的進化論理論形態。歐陽哲生在《進化論與倫理學》（附《天演論》）的導讀中把《天演論》中涉及赫胥黎、斯賓塞的文字分成三類：讚揚斯賓塞的文字、讚揚赫胥黎的文字、比較赫、斯二氏的文字。他的概括十分值得引用：在第一類文字中，嚴復讚揚斯賓塞爾的「貫天地人而一以貫之」的天演論，推崇他的群學，這是他繼而翻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的主要動機。在第二類文字中，嚴復準確地把握到《天演論》的精義在於「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對於赫氏的「兩害相權，己輕群重」或「群己並重，則舍己為群」的善群思想推崇備至。在第三類文字中，嚴復一方面(筆者按：三處)試圖拉近赫、斯兩人的思想差距，指出兩人均有「任天而治」的思想……一方面（筆者按：四處）也點出赫、斯二人思想的區別所在，在這種情形中，嚴復確實也表現了對斯賓塞爾思想的偏好，對其「所謂民群任天演只自然」的理論尤確信不疑，但嚴復這種「偏好」應視為他對赫胥黎思想的補正，而不是推翻。 不過歐陽哲生對第三組文字的概括似不確：因為凡是赫胥黎與主流進化論者不同的觀點，嚴復都去用斯賓塞來「補正」，還用「執其末以齊其本」、「其意隘矣」、「此為最下」這樣的詞去批駁，這不正是推翻了赫胥黎的所有特色嗎？就這三組文字可以看出，嚴復並未從生物學角度深究的進化論，而總是在保群、人治等層面談進化論。嚴復沒有覺察出斯賓塞和赫胥黎的理論品質之間的巨大差距（僅就科學而言）。斯賓塞早在達爾文寫《物種起源》之前就提出的社會進化論，這並不是一種科學理論，而混雜了許多舊時代的迷信，包含了大量無法證實的判斷，也根本沒有限定自己的研究領域：「舉天、地、人、形氣、心性、動植之事一以貫之」 。而赫胥黎的進化論則從長期的實證研究出發，基本限定在生物學領域，而僅持一種較弱的社會進化論立場，甚至反對流行意見中的許多社會進化觀點。強的社會進化論有許多致命缺陷。首先，它無法提供被普遍接受的社會的「遺傳變異」具體機制，它甚至連遺傳變異的主體都沒搞清楚。其次，適應性是一種及其模糊的概念，在非科學的語境下，幾乎可以把任何東西解釋成適應環境的，以便達到任何目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是否在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所謂最適應者的特徵是相同的？假如適應的標準隨時在變，那麼定向選擇也不會存在。（自然環境的變化相對於生物的世代交替則顯得十分緩慢）第三，對人類社會是否存在一種選擇的動力，是說不清的。比如人類民族的個數相比動物種群來說實在少之又少，而且也並不是很容易被消滅，偶然性也很大。這種情況下竟然會產生定向的選擇，著實不可思議。這樣，我們頂多能在一個「存在即合理」的很弱的意義上談論社會「進化」：一些不適應環境的習俗被淘汰了，一些不適應環境的民族被淘汰了。（而不適應和被淘汰基本是同義反覆）我們看到，赫胥黎相對謹慎許多，僅採取一種弱的社會進化論，這為人類自己的倫理價值留了更多的空間。嚴復跳過了科學的討論（不過赫胥黎這本書本來也沒討論多少科學），而直接接受了一種強的社會進化論，試圖解決政治哲學、倫理學和救亡圖存等問題，這顯然既與中國傳統的學術興趣有關，又與當時國家危難的狀況有關。從哲學角度看，赫胥黎和斯賓塞確實構成一種對立，嚴復相對傾向後者。蓋後者認為社會中各種事物，尤其是思想道德、政治制度、自由觀念等皆由天演而成，某種程度上都有利於群體的「適者生存」，因此自然和人類是協調的。而前者雖然也承認人類社會歸根結底是自然演化來的，但卻仍然要區分自然過程和倫理過程，強調二者的對立，這可能並不連貫。但一個重要問題在於：能否能用天道如此來論證人道的正當性？是否自然選擇的規律如此，我們去適應它就是應當的（right）？赫胥黎在這裡顯得有些含混不清，但最後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受老子影響的嚴復則沒有考慮這個問題，一上來就擁抱了那貫穿一切的「道」。總結一下，嚴復沒有從科學角度入手，一上來就接受了一種強的社會進化論。並且，這種進化論更強調生存鬥爭，而較少關注遺傳變異這樣的機制。最後，關於進化論的倫理學意義，嚴復採用了一條道家的路徑來闡釋，強調把自然選擇的「宇宙過程」和道聯繫在一起，這樣顯然順應天道才是人們應當做的，而因此斯賓塞在他看來顯得更加高明。而彼時中國的嚴譯讀者們，似乎很難讀懂書中古奧的語言 和糾纏的理論，只記住了幾個口號，留待救亡圖存的集會時高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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