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 （第5頁）

形成的共識是對激進主義的批評。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失敗引起了中國社會巨大的心理震動，知識界不得不面對嚴峻的歷史局面，反思社會運動失敗的原因。在這個反思過程中，知識分子與學生運動之間的分歧逐漸地呈現出來：許多知識分子認為運動的失敗起源於學生運動的激進性質及其對於民主的膚淺理解。這一對「激進主義」的思考與一九八O年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及其思想運動存在密切的關係。從前一方面看，一九八O年代的知識分子包含了許多階層，其中的上層人物在改革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不但直接參与了改革的意識形態的塑造，而且也直接參与了各個層次的國家改革計劃的制定，進而與國家內部的各種政治和利益集團具有密切的關係。在長期的共同工作中，這些知識分子認為只要國家內部的改革派獲得了權力，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因此，他們一方面將賭注押在國家內部矛盾向著有利於「改革」的方面發展，另一方面擔心學生運動的激進化打破國家改革的漸進結構，從而導致保守力量的重登舞台。從後一方面看，許多知識分子把一九八O年代新啟蒙思潮已經開始的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反思帶入了對於一九八九年的思考，從而在近代革命運動與他們在道義上支持的新社會運動之間建立了聯繫。因此，這一對於激進主義的批評迅速發展成為對於整個現代中國歷史中的革命和改革運動的思考：激進主義被視為近代社會主義運動、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特徵。有位著名的學者論證說，中國從辛亥革命起即走上了激進主義的道路，值得肯定的是戊戌變法和新政改革；另一位年輕的知識分子批評「五四」以降重視科學、民主，而忘卻了根本的問題是自由和秩序。[25]如果將上述理論和歷史思考視為對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政治策略的反思，視為對於民主理論本身的探討，即使在今天，我也認為是重要的論斷。然而，這類分析建立在一種反歷史的視野之中，它們沒有觸及社會運動的歷史條件及其激進化的動因，甚至將對運動的策略性分析混同於歷史思考，從而為新保守主義（亦即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敘述奠定了前提。在社會嚴重分化的情境中，「反思激進主義」成為一九九O年代前期部分知識分子的最為重要的、決定性的論題。到一九九八年，這一思想在一些人那裡已經轉化為對於戊戌以降的中國歷史的更為系統的論證和當代民主的理論設計，其核心觀點是：從戊戌時代的變法改革開始，康有為、梁啟超就錯誤地選擇了激進主義，只有那些地方大員推動的改革才是漸進的、卓有成效的改革；[26]在否定「直接民主」的名義下，反對基層社會的政治參與，試圖通過間接的（精英的）方式奠定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27]意味深長的是，最近幾年來，「新自由主義者」將一九八O年代政治改革的激進方案修改為以確立私有產權為中心的「修憲運動」，它的實質是通過立法過程將不合理的分配關係合法化，其中也包括將對公共資產的非法剝奪合法化。從這樣的歷史觀點出發，對於社會平等與民主的關係的否定已經是必然的了。

　　 「反思激進主義」並不是統一的潮流。例如，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關學術史的討論主要針對的是一九八O年代的學術風氣，並不具有一套完整的保守主義理論作為背景。因此，對於這一學術傾向的批評並不妨礙批評者轉向政治哲學上的保守主義。[28]所謂「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基本上是由激進市場主義、新保守主義以及新權威主義等各個方面共同構成的：在穩定條件下要求將放權讓利的過程激進化、在動蕩的條件下以權威保護市場過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國家全面退出，這就是中國「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點。一九八九年，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譯為中文，保守主義的政治理論與知識界對於激進主義的反思相互激蕩，新權威主義也乘勢而起，在這一背景下，儘管在心理上和意識形態上接受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但由於在歷史敘述上將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基本問題歸因於近代革命和改革的激進主義，從而實際上構成了對於一九八O年代思想啟蒙運動所倡導的較為激進的和西方化的改革模式和思想模式的批判。以自由主義為名義，以保守主義（在有些人那裡則直接體現為新權威主義）為內核，成為這一時期「自由主義」討論的核心。一九八九年之後，蘇格蘭自由主義或者「古典自由主義」的中國版本實際上不過是新保守主義的中國版本而已，它對學生運動的策略、時機和道德水平進行抨擊，熱衷於解構激進主義的中國革命，批判社會運動的激進性質，卻沒有對構成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根本動因和社會條件進行任何有深度的反思。在反思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寬宥了腐敗等制度性的現象，放棄了通過社會運動、民主建設與制度改革的互動推進民主進程的機會，從而根本不可能對中國的民主以至世界範圍內的民主作出貢獻。

　　 正由於此，在經過三年的經濟調整時期之後，一九九二年，當鄧小平南巡，重新啟動改革之時，知識界除了歡迎這一新的動向之外沒有作出任何新的建設性的分析。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歡迎這一動向，因為新的改革意味著放權讓利，調整時期出現的中央調控與地方利益關係的矛盾可以得以緩解；知識分子歡迎這一動向，因為他們相信只要進行改革，形成市場經濟，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就會逐漸到來；海外輿論歡迎這一動向，因為中國重新走向「歷史終結」這一既定目標。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提出的基本問題被擱置到了一邊。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由於價格問題隨著三年調整時期和暴力過程而解決，也由於東南地區鄉鎮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市場條件相對完善，經濟增長迅速，但許多結構性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國有企業負擔過重及其改革問題，農業發展問題，以及隨之到來的失業和新的消費主義問題，等等。相反，一九九二年之後，價格機制的形成、地方自主性的增強等某些積極因素並沒有伴隨相應的民主監督機制的建立，也沒有在國家企業的改造中引入真正的創新機制，因而這一過程成為制度性的腐敗、大規模走私、金融環境惡化和製造貧困人口的溫床。「南巡」的直接成果是大量開發區的出現和期貨市場、證券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開放，這些因素構成了當代中國新富人階級出現和制度性腐敗的政策前提和市場條件，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國內的和國際的）合二而一的歷史條件。這是一個在不平等條件下重新製造社會分化和階級分化的過程，並孕育著長遠的社會危機。[29]然而，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中國知識界的相關討論無法觸及這類問題，在壓抑的三年過後，人們終於從市場化過程中看到了一點希望。這一希望是太難得了，以至進行了三年的有關激進主義的討論並沒有考慮這一過程是否也包含了激進的問題，沒有考慮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得以發生的那些社會條件是否在這一過程中深化和發展了。我想指出的是：正是這一類的討論為一九九O年代後期的「新自由主義」提供了敘述的前提和歷史的合理性。

　　 我對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關激進主義的反思並不持全面否定的態度。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群體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行動方案，也沒有能夠針對上述複雜的歷史過程進行自覺的理論批判和政治實踐。這一文化狀況解釋了為什麼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內含的平等訴求與民主訴求的內在聯繫始終束縛在自發的範疇內，也解釋了為什麼無論在當時還是其後知識界的討論從未將學生的政治訴求與廣泛的社會動員在理論上關聯起來。這裡隱含的最大問題在於：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概念均掩蓋了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真正性質和社會條件。在一九八九年運動失敗之後的歷史情境之中，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展開了有關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思考，他們對於中國學術傳統和思想傳統的整理和研究，為稍後展開的反思現代性的思想實踐提供了一定的資源。[30]但是，由於受到前述思想邏輯的極大影響，這一探索未能對於現代中國社會的內在矛盾給出全面廣泛的分析。在我看來，一九九四年以降逐漸展開的知識界的分化正是直接參与了這一過程的知識分子進行自我反思的結果。[31]

　　

　　 b. 1993-1997：市場主義、私有化方案及其批判

　　

　　 第二階段主要是從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它的起點是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而終點則是一九九七年發生的、被稱為亞洲金融風暴的經濟危機，這一階段出現了多種知識界的討論，很難說達成了明確的共識。知識界的分歧尖銳化。為了理解這一時期的思想狀況，我在此扼要地說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及其相關爭論。第一，鄧小平南巡之後，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城市商業文化（特別是消費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以北京電視台和中央電視台及一些地方台為主，先後推出了許多消費性的電視連續劇，出名的「王朔現象」和其它知識和藝術生產推動了所謂大眾文化的發展；第二，隨著經商大潮的湧起，部分知識分子、學者也轉入市場（稱之為「下海」），制度內收入與制度外收入的差額急劇膨脹，從而導致了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危機；第三，鄉鎮企業的發展、國有企業的危機和國家稅收的困難並存，以及東亞經濟模式的廣受重視，激發起了人們從不同方面探討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道路的可能性的興趣；第四，一九九三年在國際範圍內還有一些重要事件對於中國社會的心理、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心理產生了微妙的影響。就在這一年，中國政府為了擺脫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國際困境，由北京市政府出面申辦二OOO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由於此前的亞運會引起過嚴重的腐敗，知識分子大多對此持批評態度。但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政府對於申請過程的政治干預，導致中國失去承辦奧運的機會，這一事件表現出的西方中心主義對於中國社會心理產生了刺激作用；也在這一年十月，俄國總統葉利欽命令武裝部隊轟擊和鎮壓選舉產生的合法的國會，這一在反對前共產主義分子的名義下的暴力和違憲行為不但暴露了俄羅斯改革、特別是在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支持下進行的所謂「自發私有化過程」的極大危機，而且也反映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國家政策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的前後矛盾、極端自私和反民主的實質。美國對於這一暴力的支持與一九八九年對於中國的暴力的譴責形成了對比，對於那些以理想主義的目光看待西方社會的人、對於那些相信歷史已經終結、冷戰已成過去的人而言，俄羅斯十月事件的後果是意味深長的。幾乎與此同時，一九八九年之後在中國知識界頗有影響的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的長文，迅速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和北京的《參考消息》翻譯轉載，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思想界的討論。[32]上述幾項國際事件對於正在用儒家理想的大同觀念、啟蒙主義的「永久和平」或所謂「三百年來的共同道路」來解釋全球化的中國學者而言，不啻是一連串深沉的思想震蕩。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國知識界先後和並行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其中最為重要的討論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市場與市民社會的討論。[33]這一討論明顯地承續了前一時期有關激進主義的反思，它包含兩個意義：在政治改革明顯受挫的情況下，只要市場改革能夠順利發展，國家機制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化，從而自發地導致民主；民主的真正基礎在於市民社會的形成，一旦市民社會形成，社會的分權形式也就產生了。我在這裡不能仔細地分析這一討論的理論背景，但值得指出的是：這一討論是一九八O年代有關政治變革討論的轉向，即從通過激進地改變政治架構來建立民主，到依賴市場過程、地方及部門利益集團的形成，以及宗族等傳統資源的開掘，最終獲得政治民主。有關市民社會的討論在發掘民間資源方面的工作並非一無足取，但作為對於激進主義反思的延伸，這一討論沒有仔細分析中國的市場與市民社會以及他們所期待的中產階級的形成機制，沒有分析新的利益群體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沒有分析這一經濟力量與國家的極為複雜的關係，也沒有分析國家的內在的分化（中央與地方、國家的利益集團化、社會對於國家的滲透等等），從而無從預見這一過程內含的嚴重危機，也無從分析一九八O年代逐漸累積的社會矛盾。

這裡的真正問題在於：在反思激進主義的前提下，有關市民社會的討論恰恰放過了國家與利益群體之間為對付社會運動而達成的新的聯盟。通過將「社會」置於國家範疇之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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