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註疏(毛詩正義)序】　漢·毛亨 傳，鄭玄 箋，唐·孔穎達 疏。

◎ 引言

　　　漢·毛亨 傳，鄭玄 箋，唐·孔穎達 疏。　　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玄《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為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 毛詩詁訓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為於古無據。今參稽眾說，定作《傳》者為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並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為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為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苡》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袒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為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途。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為康成所並。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為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為稿本，故能融貫群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匄講《毛詩》所說「維鵜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為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註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為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哄然佐斗，遂並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為何語，殆並朱子之《傳》亦不辨為何語矣。我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註疏》，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苡》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袒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為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途。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為康成所並。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為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為稿本，故能融貫群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匄講《毛詩》所說「維鵜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為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註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為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哄然佐斗，遂並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為何語，殆並朱子之《傳》亦不辨為何語矣。我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註疏》，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 原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剌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　　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跡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　　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丑、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准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葉、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范，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 等 奉敕撰　

◎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　　【疏】正義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於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樸，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群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　　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雲焉。　　【疏】正義曰：鄭注《中候·敕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蠟。」蠟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案《古史考》雲「伏犧作瑟」，《明堂位》雲「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為有詩。若然，《詩序》雲「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嘆。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雲「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疏】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注在《堯典》之末。彼注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乘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群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雲「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雲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誡勖，且為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皋陶謨》說皋陶與舜相答為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雲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雲「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　　【疏】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孑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世記錄不得。　　邇及商王，不風不雅。　　【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為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剌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　　【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剌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己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　　【疏】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眾人皆厄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皋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　　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　　【疏】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為諸侯。以后稷當唐之時，故繼唐言之也。中葉，謂中世。后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雲「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雲「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　　【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眾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為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眾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並言之。　　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　　【疏】正義曰：此總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　　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　　【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並舉周公為文。制禮作樂，大平無為，故與大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　　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疏】正義曰：此解周詩並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採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庄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為周夷王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雲「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亨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又鳥)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盪》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雲「怨州吁」，怨亦剌之類，故連言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　　【疏】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為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云：「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為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為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疏】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雲「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鈐》皆雲「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為言也。《藝論》雲「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雲「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弒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核，又不睹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晳，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於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己為注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注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疏】正義曰：此又總言為《譜》之理也。著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眾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剌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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