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楊青：美國地緣戰略調整對中俄關係影響

　　中國與俄羅斯在地緣安全方面存在共同的利益。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西部地緣政治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對北約東擴焦慮不安。在亞太地區，美國及其盟國也對俄羅斯形成遏制之勢，使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進一步惡化。與此同時，中國的安全戰略也面對來自多方向的挑戰。由於中國崛起給鄰國造成的刺激，以及美國亞太包圍圈的收緊，使得中國周邊外交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可以說，中俄兩國在亞太地區的處境有著相似之處，美國及其盟友採取軍事威脅，不斷給中俄安全製造麻煩。面對共同的威脅，中俄兩國確實存在戰略合作的基礎。但是，簡單的邏輯往往低估問題的複雜性，中俄的戰略合作前景是否如預期的樂觀？

　　這一問題，不僅要靜態分析中俄兩國的國情差異和國家戰略目標，還要充分估計合作因素的動態變化。沒有永遠的朋友，這句箴言暗示了國家間合作是如何隨著權力與利益的變動而改變的。國際關係學大師羅伯特·基歐漢在其著作《權力與相互依賴》中，著重強調了國家間相互依賴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從國際現實來看，國家間相互依賴的程度決定了合作的穩定性。例如歷史上美英特殊關係的形成，是兩國間軍事經濟等領域相互依賴的結果，而這一依賴程度顯然超過美國與德法等國的關係。一般來說，相互依賴程度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與穩定性就越大。大國間的戰略合作無不建立在共同利益即相互依賴的基礎之上的。但是，相互依賴關係並不總是對稱的，更多的是非對稱型相互依賴。二戰前期，美國對日本的鋼鐵等戰略資源實行嚴格禁運，給日本軍事能力造成重大打擊，日本海軍被迫選擇軍事冒險並偷襲珍珠港。珍珠港事件之前，美日兩國就屬於非對稱型相互依賴，日本對美國鋼鐵等戰略資源的依賴程度要高的多。

　　因此判斷兩國間的合作前景，需要分析相互依賴的程度，並進行動態分析。因為國家實力以及彼此依賴程度總是不斷變化的，以一種靜止的觀點去衡量將導致戰略被動。國家間的戰略合作，離不開收益-成本的計算，當合作成本大於收益，合作的前景就會黯淡，形成不牢靠的脆弱關係。蘇聯後期，面對國內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和美國強大的壓力，不得不採取收縮戰略，逐漸退出地區熱點，減少對盟友的無謂援助。可見成本-收益核算是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的必然結果，也是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現實需要。

　　俄羅斯的傳統外交戰略有著濃厚的地緣政治色彩，精明的成本-收益計算是俄羅斯現實主義外交的特色。普京的戰略調整體現了冷峻的現實主義理性。誠然，中俄兩國彼此接壤且面對著相似的外部壓力，但是中俄之間亦存在歷史矛盾及安全困境。大國政治中維持地區均勢經常是重要的考慮，中俄作為彼此接壤的大國本能的會對破壞均勢的一方抱有警惕。從歷史來看，俄羅斯潛意識中的不安全感和大國意識，使得俄羅斯對中國的迅速崛起持有懷疑和警覺態度。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軍事力量和國際影響力顯著下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步伐加快，縮小了與世界軍事強國的差距。一方面俄羅斯需要與中國合作以發展本國經濟，保障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另一方面俄羅斯的國家戰略，也必定對中國力量的崛起感到壓力。這種矛盾的態度使俄羅斯執行對中國友好外交基礎上顯示出搖擺的跡象。

　　因此，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擺在我們面前。在美國重返亞太，構築對中國的遏制圈時，俄羅斯將會持有何種立場和策略？中俄是否存在深層戰略合作的可能性，以突破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本文認為，回答這一問題，必須抓住現階段中美俄三方的現實情況，並考慮戰略選擇的時機問題。美伊戰爭至今，美國陷入戰爭泥潭給本國乃至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三萬億美元戰爭》中指出，美國的戰爭政策給美國經濟帶來長遠的難以彌補的損害，甚至推動了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巨大的戰爭成本削弱了美國的實力，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美國影響力的下降並沒有帶來美國力量的收縮，而是進行了戰略調整，向亞太地區傾斜。實際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由來已久，所謂的重返亞太戰略不過是一種姿態，目的主要是針對中國。因此，在南海爭端和中日釣魚島問題上，處處都有美國的身影。表面看來美國對爭端採取中立態度，但是中菲南海問題的複雜化卻使得美國意圖昭然若揭。

　　可見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也在加速進行。希拉里的外交活動唯獨繞過中國，力圖使中國的周邊國家加入到美國的封鎖圈裡面，中國的外交環境不得不面對艱巨的挑戰。從戰後美國外交史來看，美國的全球戰略往往設定一個頭號對手，然後盡全力進行遏制，冷戰時期蘇聯首當其衝。設定頭號對手的同時，美國外交政策又表現出相當的靈活性，以拉攏和擴大反蘇聯盟。例如，對待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國，美國就超越了簡單的意識形態對立，以一種靈活的策略給予反蘇力量援助。說明在全球戰略方面美國目標明確毫不鬆懈，但是在局部問題上又能夠做出靈活的調整甚至讓步，以服務於整體戰略。在冷戰時期，美國能夠暫時放下意識形態分歧與中國和解，就是整體僵硬局部靈活戰略的典型事例。不斷升溫的中國威脅論，實際反映了美國對中國力量崛起的擔憂和敵意。

　　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提高，美國全球戰略的主要對手不再是俄羅斯而是中國。首先，與俄羅斯相比，中國有著更大的經濟力量和軍事潛力，高速的經濟發展為軍事力量的更新奠定了堅實基礎。這與俄羅斯的有限的經濟力量和日漸萎縮的軍力形成鮮明反差。其次，美國的冷戰思維和霸權意識，無法容忍中國這樣一個綜合性大國的崛起，中國被認為是對美國地位的最大挑戰。同時美國的戰略決策仍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色，與中國的意識形態之爭未曾停止。這與冷戰後美俄的競爭又有不同。冷戰後美國對俄羅斯的防範和擠壓，更主要的是考慮地緣政治因素和軍事安全以及全球影響力的擴大。意識形態已經不再是重要考量，意識形態的主要對手已經由蘇聯變為中國。最後，美國對俄羅斯的長期遏制已經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空間已經大大縮小，不對等的核裁軍也使得俄羅斯對美國的軍事威脅減輕。另外普京的現實主義外交執行了更為理性和務實的策略，因此美國對俄羅斯的進一步壓制已經不再迫切。並且出於遏制中國崛起的考慮，甚至會放鬆對俄羅斯的壓力，以換取俄羅斯的合作或者中立。所以從硬實力方面考慮，中國的經濟軍事潛力都被認為是美國未來的最大威脅，而意識形態的對立也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對中國的敵意，美國把中國作為首要對手不足為奇。美國也事實上利用了南海爭端，拉攏了中國周邊一些小國製造爭端並增加地區緊張局勢，以進一步加強小國對美國的依賴，鞏固亞太包圍圈。

　　既然美國把中國作為頭號對手，對俄羅斯的策略調整就會顯示出一定的靈活性。正如尼克松時期的對華和解，俄羅斯未來可能面臨同樣的機遇。拉攏盟友孤立主要對手，是美國原則中的首要原則。正如丘吉爾所言，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獄（指蘇聯），他也會為魔鬼說好話。如此一來俄羅斯就處於一種微妙的位置上，成為地區均勢的重要砝碼。俄羅斯應該會抓住這一敏感時期的機會，為自身謀求更大利益，這也符合俄羅斯的外交傳統。最近發生的俄羅斯炮擊中國漁船事件，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俄羅斯對中國關係的不確定性，至少不如中國對俄羅斯那般審慎。這種不對等的關係，是否說明了俄羅斯的戰略搖擺或待價而沽以獲得更大利益呢。由於美國重返亞太並加緊遏制中國，中美兩國間的博弈事實上提升了俄羅斯的戰略地位，使其增加了更多的影響力和吸引力，成為博弈雙方都能失去的合作者。畢竟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俄羅斯是極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中國能夠獲得的戰略支撐，絕對不容小視。因此在這一微妙的博弈過程中，俄羅斯的地位的提高使其有能力爭取更大的利益。美國拉攏俄羅斯以聯手遏制中國，以及俄羅斯戰略意圖的不確定性迫使我們必須採用更加務實的靈活策略，以避免大國交易的重新上演，畢竟在東北亞地區這種交易已經不是第一次了。2012年8月俄羅斯正式加入WTO，客觀上反映了西方對俄羅斯關係的緩和，這種緩和持續下去將會對俄羅斯的戰略選擇造成影響，俄羅斯無論倒向那一邊都會對地區均勢產生重大影響。中國和平崛起需要安定的地區環境，美國把中國視為主要對手的同時將會拉攏俄羅斯。對中國而言，保證與俄羅斯的合作無疑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未來中美博弈加劇，中俄兩國的相互依賴關係將呈現非對稱性，中國對俄羅斯的依賴程度相對加深，外交策略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判斷美國拉攏俄羅斯來遏制中國，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戰略時機的選擇。拋開不必要的分歧，選擇戰略時機就是指「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情」。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在亞太地區活動的增加，表現出美國戰略時機的選擇特點。眾所周知，中國經濟正經歷轉型期，面臨下行壓力，處於軟著陸的關鍵時刻。美國趁人之危，在中國經濟的關鍵時期拉攏其他國家製造南海爭端，目的無非是給中國的轉型及崛起增加困難。這一戰略時機的選擇具有更大的攻擊性，因為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往往受制於國內環境，中國不得不考慮更多的國內因素而牽制了外交策略的施展。在中國經濟面臨挑戰的時刻增加外交困難，進行戰略圍堵，顯示出了美國咄咄逼人的霸權意圖。總之美國未來對俄羅斯的策略性緩和，及對中國轉型時期的進攻性政策，使我們必須更審慎的處理與俄羅斯的關係。因為俄羅斯既是維持亞太地區均勢和穩定的大國，也是中國不能失去的重要戰略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