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獄空蕩蕩，魔鬼在人間：餘生永不能忘，人類史上最黑暗的六個星期
今年，南京大屠殺慘案八十周年祭。
今天，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舉行。
三天前，最年長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管光鏡老人與世長辭，享年100歲。
如今，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不足百人。他們還在陸續離去。
未來，我們的年輕人，我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會怎樣談論這段歷史？
▲今天，南京的天空
01
1937年12月13日，凌晨時分。城牆四周的槍炮聲漸漸沉寂，日軍魚貫入城。當太陽再次升起的時候，南京淪陷了。
日軍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二十聯隊上等兵東史郎，在進城的部隊里。他4個月前才應召入伍，參加攻佔天津、上海等戰役，現在來到了中華民國的首都。
每一個日本士兵，戰前都接受了「聖戰」訓導。訓導灌輸的核心思想是：「效忠天皇重於泰山，你們的生命輕如鴻毛。」
26歲的東史郎心想，既然自己的生命輕於鴻毛，不值一提，中國人的生命豈不是更輕嗎？
東史郎在參戰過程中，保持了寫日記的習慣。他寫道：
我們的任務不是去撫摸支那人的頭，我們的手應該狠狠地敲打他們的腦袋，粉碎他們的骨頭，毫不留情地……
一群戴著鋼盔的野獸，就這樣闖入了南京。此時的南京，還有50萬市民和約9萬傷兵敗將困在城內。等待他們的，是一場失控的屠戮和瘋狂的蹂躪。
▲東史郎與弟弟東重一（左）在中國戰場的合影
城陷當天，日軍的一些攻城部隊接到了命令：
遵照旅團指揮部命令，所有戰俘要被殺掉。執行辦法系把戰俘分成每一百二十人一組，一組一組槍斃。戰俘關押區必須嚴加警戒，我們的意圖絕不能讓戰俘發覺。
12月18日，南京城陷第六天。東史郎所在部隊受命去收容戰俘，大約7000名中國軍人被解除了武裝，他們隨後被分配給日軍各個中隊，每個中隊分兩三百人，由各中隊自行處死。
東史郎知道這事後，在日記里發了一下感慨：「生命這個東西還不值一個飯糰。」
事實上，搜查/槍殺中國軍人在此後一段時間內，成為日軍施行各種暴行的一個堂皇的借口。日軍不僅殺戰俘，還殺害了大量手無寸鐵的平民。
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南京大屠殺現場對陸軍省人事局長阿南說：「支那人什麼的，有多少殺多少。」
12月21日，東史郎的戰友們抓了一個中國人，在中山路的最高法院前面戲弄他。他們把這個中國人塞進郵政口袋，紮緊了，再淋上汽油，點著火。口袋裡發出地獄般的悲鳴，像火球一樣滾動。
這還沒完。他們隨即將兩顆手榴彈拴在扎口袋的繩子上，將口袋推入池塘里。火熄滅了，口袋沉下去，手榴彈在水中爆炸。在他們眼裡，遊戲結束了，而已。
東史郎說，他特別想家的時候，就有一種殺人的衝動，「想一刀挑死支那人，聽他們的慘叫聲，或是一槍打進支那人的身體，那樣心裡或許會舒服些」。
1938年1月23日，東史郎所在的部隊奉命調離南京。在下關碼頭，堆積如山的屍體漂浮在水面上，膨脹得幾乎就要破裂了。船無法靠岸，他們踩著一具具浮屍，才登上了船。另一名日本士兵告訴東史郎：
卡車每天都把中國的殘兵敗將一批又一批地運到碼頭，我們就把他們推進江中，對會游泳的就開槍打死。這是我們每天的工作。
直到一個多月後，德國大使館駐南京辦事處政務秘書羅森，還看到「在郊外的下關港，漂著大屠殺造成的約三萬具屍體」。
02
東史郎在南京的時間，正是這座淪陷之城最黑暗的40多天。然而，日本封鎖了真相，向全世界發出這樣的新聞：
幸虧皇軍在南京入城後收兵，伸出了深表同情之手，對病人進行診療，對善良的市民來說，他們來得正及時。……大批難民嘗到了藥品的特有滋味，嘗到了美味的食物，他們露出了笑臉，頻頻致謝。
現在，南京是引起各國注意的最好地方，因為在這裡，誰都能呼吸到和平生活和愉快工作的空氣。
大屠殺發生的一段時間內，外界壓根不知道南京正在經受怎樣的煉獄。直到1938年1月10日，南京城陷第29天，貝德士通過一艘美軍拖船帶去他的一封密信。
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美國人，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南京淪陷時，他奉命留守校產，是當時留在南京的20多名西方人之一。
這封被帶出去的密信是這樣開頭的：「這是在強姦、刺刀捅戮和肆無忌憚的槍殺之間倉促寫下的簡短筆記。」緊接著，貝德士在信里揭露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一萬多手無寸鐵的民眾被殘酷地殺害。大多數我所信賴的朋友認為遠遠不止這個數字。被殺害的是一些放下武器或被俘投降士兵，還有包括許多婦女兒童的普通民眾，也被肆無忌憚地槍殺和刺死，就連他們是士兵這一借口也不需要了。
能幹的德國同事(指拉貝等人)估計強姦案例有20000起。我想不會少於8000起，也許還要更多。僅在金陵大學校園範圍內——包括我們一些教職員宿舍和現有美國人居住的房子——我得知詳細情況的就有100多例，可以確信的大約有300例。人們很難想像這種痛苦與恐怖。小至11歲和老到53歲的婦女橫遭姦汙。在神學院裡面，17個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輪姦一個婦女。事實上約有1/3此類案件發生在白天。
在南京城陷前夕，留駐南京的外國人為給來不及撤退的中國難民提供避難所，成立了名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私人機構。
安全區佔地約3.86平方公里，界內設立了華僑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學等25處難民收容所，為大約25萬中國平民提供了棲身避難之所。
可是，在被縱容犯罪的日軍面前，安全區並不安全。「我同其他人一樣明白整個局勢的黑暗，在這裡很難找到公理與正義。」貝德士說，他和他的同事必須每天巡邏和守夜，用他們的勇敢去阻止、嚇退日本士兵的搶劫、強姦。
他逐一記下日軍的暴行，寫信遞交日本使館抗議。他在信中說，只要日本士兵一露面，就沒有一個人、一棟房子會安全。
由於貝德士等人的揭露和抗議，南京大屠殺逐漸為世人所知。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將大屠殺的主要責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將校80餘人撤換回國。
在政治上讓步的同時，日本當局加強了對在南京西方人士的管制。他們警告貝德士等人，若再進行「惡意宣傳」，就等於與整個日本軍隊為敵。
貝德士並不屈服，繼續他的正義工作。日本當局又多次對他進行恫嚇，還指控他有精神病。
03
儘管面臨各種威脅，貝德士還是認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工作堪稱奇蹟。他專門強調，德國人幹得尤其出色，為此，他幾乎「願意佩戴納粹徽章」。
貝德士主要指的是拉貝。
約翰·拉貝（John Rabe），德國人，納粹黨員，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
拉貝1908年來到中國，不久作為德國西門子公司的僱員，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經商。南京淪陷前後，西門子公司讓拉貝離開，但他留了下來。他在日記里解釋了他不願離開南京的原因：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國家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裡，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面臨著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同胞呢？
留下來的拉貝在他住所的院子里撐起了一塊長6米、寬3米的帆布，在帆布上畫了納粹黨旗。在這麼一點大的院子里，他收留了近600人在此避難。而他主導的安全區，給了25萬人避難之地。
對日本人而言，拉貝是極其討厭的存在。因為他不但是一名與日本結盟國家的公民，而且是納粹黨在南京的負責人。
即便如此，拉貝卻常常有種無力感，並為此常常深感苦痛。
國際委員會安置了大約1000名中國士兵在司法部大樓里，結果，約有一半的人被日軍捆綁著強行拖走。「我們估計他們是被槍斃了，因為我們聽見了各種不同的機關槍掃射聲。我們被這種做法驚呆了。」拉貝在日記里說。
拉貝甚至說，安全區變成了日本人的妓院。12月16日，南京城陷第四天，夜裡約有1000名姑娘和婦女遭強姦，僅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一處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強姦。此時聽到的消息全是強姦。如果兄弟或丈夫出來干預，就被日本人槍殺。
12月17日，日軍舉行了入城儀式。拉貝以為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到來會促進秩序的恢復，結果卻大失所望。恰恰相反，情況變得更糟糕。他說，日本士兵已經墮落成了野獸。
與貝德士一樣，拉貝能做到的，就是以個人力量去阻止他所知道的每一起暴行的發生。他在城裡遊盪，驅趕正在加害或企圖加害中國人的日本士兵。有一次，他甚至拉起一個正趴在一名年輕姑娘身上的日本兵。
他說，日本人有手槍和刺刀，而我只有納粹黨標誌和袖章。
1938年2月17日，拉貝應召準備回國。數千在安全區避難的女性圍住了大門，全都跪在地上，不讓他走。他只得下車，艱難擠出一條路，走出了大門。
04
人間地獄，有神降臨。當時，避難的南京女性心中有兩尊「活菩薩」，一個是拉貝，另一個是華小姐。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美國傳教士，中文名華群，人稱華小姐。1919年來到南京，被聘為金陵女子大學（後改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主任。
和拉貝一樣，魏特琳原本可以離開南京，但她對美國大使館的撤僑令無動於衷。她在日記中寫道：
我認為我不能走……就像在危險之中男人們不應棄船而去，女人也不應丟棄她的孩子一樣。
事實上，她主導的金女大避難所，成為南京安全區25個避難所中收容女性最多的地方，而且難民中有三成女學生。日本士兵幾乎都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總是想盡辦法前來施暴。
12月17日，一名日軍中士帶著一幫士兵，開著卡車出現在金女大。他們先將魏特琳和從金大來的三名外國人控制在前門口，然後說他們要進去搜查便衣士兵，實際上在大樓里挑選婦女。最後，這幫士兵搶走了12名年輕姑娘。
在魏特琳的請求下，日本大使館從12月20日開始派遣憲兵到金女大站崗。但令人氣憤的是，站崗的憲兵第一天晚上就強姦了兩名女難民。
魏特琳十分震驚，但又感到很難處理——不要憲兵站崗，學校內的難民婦女沒有安全保障，而要憲兵站崗，同樣沒有安全。
她憤怒地譴責日軍，她寫道：
從軍事角度而言，佔領南京也許會被認為是日軍的一個勝利，但從道義方面而言，這是失敗，是日本民族的恥辱！
在日軍最為瘋狂的日子裡，魏特琳一天中的大多數時間都像士兵一樣守衛在金陵女大的前門，或者跑到學校的其他地方，去對付進入校園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她被日本兵扇過耳光，被刺刀威脅過，但她不後悔留在南京。在這些無法無天的日子，任何一個日本兵都掌握著對中國人生殺予奪的權利，如果沒有人對這些毀滅和殘忍的行為，作出限制或抵抗的話，後果將會是怎樣呢？
拯救生命，保護難民安全，比什麼都重要。
魏特琳原本計劃在校園內收容2700名左右的婦女，結果，最多時收容了逾萬人。這遠遠超出金女大的承受範圍。她不得不勸說那些已婚或年紀較大的婦女回家居住。然而，結局出乎她的意料。
她在日記中寫道：
我再也不願強迫那些女人們離開了，上次的教訓太深刻了。大約在12月20日，我們極力主張一名已婚的27歲女人回到她丈夫那裡，在她離開我們後的3個小時後遭到了三個士兵的強姦；另一例是一名48歲的女人，在她離開我們的當天晚上遭到六個男人的強姦。我吸取自己的教訓，不會輕易忘記。
在難民營里，魏特琳還常常鼓勵難民們不要氣餒，中國沒有亡，要堅強起來。
有一次，一名少年進入難民區給姐姐送飯，忘記將刺有日本旗的臂章取下來，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這個，你是中國人，你的國家並沒有亡。你年紀很輕，你要記著，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這個。你看見些什麼，永遠不要忘記！」
說完，她幫少年取下了太陽臂章，扔在地上。
南京偽自治委員會在1938年初成立後，要求解散難民所。魏特琳經不住避難姑娘們的哀求，則又陸陸續續收留了一些女難民。「她們面臨著怎樣的困境啊！」她說。
而她自己也陷入了精神的困境。看過聽過太多的暴行，她極度痛苦，無法掙脫。到了1938年3月，在記日記時，她還總是不自覺地想寫12月份的日期，似乎自己仍生活在12月：
也許是因為12月根本沒有日期可言，那只是一連串的苦難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多多少少相似。
05
在日軍佔領南京最黑暗的六周內，南京城幾乎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身處其間，是魔鬼與神性的搏鬥。
這場搏鬥，跨越國界，穿透時光。
1946年1月，作為日本戰俘的一員，東史郎被遣送回日本。40年後，他公開了他的《陣中日記》，以親身經歷揭露南京大屠殺等侵華日軍暴行。
晚年，他曾七次來到中國謝罪。然而，一個懺悔贖罪的靈魂，在日本顯得那麼的孤獨。他持續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騷擾、恐嚇和威脅。
1993年，他日記中披露的那個出主意把中國人裝在郵政口袋裡並燒死的侵華老兵，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東史郎侵犯其名譽。結果，東史郎連連遭遇敗訴。
他雖敗訴而無悔：「我活不了幾年了，不想把南京大屠殺事件帶到另一個世界去。」
讓日本人失望了，貝德士沒有精神病，他活得好好的。1946年7月，他出現在東京。作為東京審判的證人，他以確鑿的證據控訴了日軍在南京的殘暴獸行，使大屠殺的事實鐵證如山，難以抵賴。1948年11月，南京南大屠殺主犯松井石根等戰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受到了應有的歷史懲罰。
1950年，貝德士離開中國，返回美國。
拉貝遠沒有貝德士幸運。1938年6月，已經返回德國的拉貝給希特勒寫了一封信，還附上日軍南京暴行的膠片拷貝和報告。幾天後，兩名蓋世太保到他家裡將他逮捕。接受了幾個小時的審訊後，在西門子公司的擔保下，他才被釋放出來。他被警告不得談論、書寫以及講演日軍南京暴行。
二戰結束後，因為納粹的背景，拉貝又遭到了逮捕和審訊，隨後捲入曠日持久的「非納粹化」運動，被打入另冊。在這期間，他一家擠住在一間小屋子裡，忍受著飢餓和寒冷。他的精神幾乎崩潰，他在日記里寫道：「在南京，對於數十萬人來說，我是菩薩，可在這裡，我是賤民，是無家可歸的人。」
直到1946年6月，拉貝的納粹罪名才得以消除。
魏特琳則根本來不及看到日本的失敗。長期的精神壓力，讓她患上了抑鬱症。在友人的極力勸說下，1940年5月14日，她回國治病。
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關閉了門窗，打開廚房的煤氣，自殺了。
這一天，她離開中國正好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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