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半個世紀後,他們終於直面那場殺戮
2016-06-04 19:00:18來源:端傳媒-本文轉載已獲作者授權 作者:馬岩岩、林怡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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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但最終雙方達成一個共識,如果上面派200名宗教團體的人來排華,那麼當地的宗教團體會派出相同數目的200人,來保護當地華人。柳民源及其相關的人和宗教團體有個暗號,用以認清誰是保護華人的人。柳民源說,「我們地區死的人數非常少非常少,有個別死的人是因為之前有私人恩怨一張印尼左翼時期的油畫,油畫上每個人都面色冷峻,畫中有一個年僅四歲的男孩,他叫巴育(Bayu)。20世紀40年代,小巴育的爸爸是印度尼西亞知名畫家,也是一名虔誠的共產黨員。
當年那個乳臭未乾的小巴育,如今已72歲的高齡,他滿頭銀髮,同樣具有油畫中所有共產黨員共同的神情特質:堅毅憂愁而又果敢。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殺,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1965年9月30日,印尼發生軍事政變,政治立場傾向共產主義陣營的時任總統蘇卡諾,遭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推翻。其後陸軍在蘇哈托的領導下,發動對共產黨的全國大清洗。印尼共產黨中華人居多,許多非共產黨員的華人也受牽連遭處決。據統計當年事件中的遇難者人數在10萬至300萬人之間,學界則統計死難人數為五十萬左右。
事件發生時,巴育是印尼Respublika大學醫學系的一名學生。10月20日這天,警察衝進了學校,逮捕了醫學系大約124名學生,並把他們押送到監獄。巴育說:「當時,我讀的醫學系是中國贊助的,懷疑和共產黨有關係。」
像巴育這樣沒有被殺的共產黨倖存者及家屬,被稱為「TAPOL」(tahanan politik,政治拘留者)。他們不經審判就被監禁,財產也會遭沒收或銷毀,子女和配偶也會「連坐」入獄。
巴育被送進監獄時,印尼華商柳民源19歲,由好心人引薦進入一家由印尼財政部長和上海人合開的搪瓷廠做勤務員。聽到排華消息的當下,柳民源就決定動用自己的人脈求救。
「我向當地軍人政府和宗教團體求救,他們並不贊成排華,但也沒辦法,需要執行命令。」柳民源說。
宗教團體對柳民源說他們「不能殺那些執行命令的宗教團體和軍政府的人」,因為美國會指責他們破壞人權。但最終雙方達成一個共識,如果上面派200名宗教團體的人來排華,那麼當地的宗教團體會派出相同數目的200人,來保護當地華人。柳民源及其相關的人和宗教團體有個暗號,用以認清誰是保護華人的人。柳民源說,「我們地區死的人數非常少非常少,有個別死的人,是因為之前有私人恩怨。」
根據綜合統計信息和數據,1965-1966年間不同地區死傷狀況不盡相同,有的小村莊從地圖上被抹去;有的地方僅僅把左翼人士以及同情者像篩子篩東西一樣篩走了;還有的地方,趁著剷除共產黨為借口,霸佔黨員財產;有一些地方几乎沒有發生殺戮。
1966年1月,巴育被轉移到另外一個監獄。當年11月,又再次轉移關押地點。巴育指著牆上的一幅畫說,「這就是我們在這個監獄的情形,每天(每人)僅僅能吃到140克的玉米粒,一些人被餓死了。」
畫中一個瘦骨嶙峋的人躺在床榻上,床邊放著一個碗,裡邊有二十多粒玉米。
1970年10月20日,巴育再一次被轉移押解到與世隔絕的布魯島(Buru Island)上, 在那裡度過了他牢獄生活的最後9年。
島上的犯人每天需要早晨6點起床,一直工作到下午5點。有時需要加班加點到午夜12點。巴育指著人名冊說:「這些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都死了……」
Wahyono,編號:5095,1931年出生,1978年1月10死亡;Bunawar, 編號:7979, 1940年出生,1977年3月19日死亡;Suharjono, 編號:0112,1949年出生,1973年11月18日死亡……
一開始,只要是身邊的朋友死了,我們傷心痛哭。到最後我們已經沒有眼淚了,痛苦的事情太多了,我們需要找能開心的事情,需要對未來充滿希望才能活下來。
巴育
休息的時候,犯人們可以和老師學習知識。被關押的有一部分是知識分子、專家教授,可以教授知識。巴育所學習的有數學,法語,還有如何製作火箭。巴育說:「有一個專家,名字叫IR.ISKANDAR, 他去中國的大學學習水壩,但回來不到兩年就被逮捕了。
1979年,巴育終於獲釋,至於原因,他認為,「第一:蘇聯解體;第二:中國走向了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的模式;第三:共產國際的影響在減少,美國第39任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要求時任印尼總統蘇哈托放了我們,我們就被放了」。
而1979年,對柳民源來說又是另一番景象。那一年柳民源與父親開設了了第一家搪瓷廠,家族事業如火如荼。他在80年代的時候信仰了伊斯蘭教,成為一位華人穆斯林,同時也是印尼全國退伍軍人協會(商務部)特別助理,印尼第四任總統阿卜杜拉哈曼瓦希德的好朋友,又幫助尤多約諾博士參加競選印尼第六任總統。作為一名華人穆斯林商人,與印尼宗教團體和執政政府都有很好的關係,對平安祥和地生活在印尼很重要。
排華還是排共?
這場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印尼的大規模屠殺,曾被簡單地歸因為「排華」,但一份由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2012年發表的調查報告推翻了這個結論。
根據這份耗時三年、長達840頁的調查報告:1965年9月30日,印尼共產黨策划了一場政變,綁架並殺害了六名軍方將領,隨後,以蘇哈托為首的軍方發動了對印尼共產黨排山倒海的反撲報復。這場政變雖未成功,引發的影響卻長達三十年,百萬人慘遭殺戮。
而據美國學者Benedict Anderson在1966年匿名發表的「康乃爾文件」(Cornell Paper)揭露,美國亦在這場屠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冷戰期間,為了圍堵共產主義在亞洲擴散,美國中情局忌憚與國際共產陣營關係友好的蘇卡諾力量壯大,選擇和印尼軍方的右翼勢力蘇哈托合作,並有系統性地清洗印尼共產黨及其支持者。當時,印尼共產黨是國會第四大黨,擁有兩百萬黨員。
65-66年展開的這場大規模清洗中,許多工會份子、知識份子、共產黨員、華人受到牽連。67年,蘇卡諾被解除總統職位,蘇哈托上台後清洗變本加厲,長達32年高壓統治下,有難以計數的人遭遇失蹤、虐待、監禁等侵害。
「65事件的衝突本質是政治衝突,軍方利用了信仰和族群矛盾的情緒來動員,」Muhammad Nurkhoiron分析。他認為65年事件必須以全球視角去看,「當時的政治矛盾是世界性的,是基於冷戰時期的東方和西方、共產陣營和自由主義陣營的衝突。這也是65年悲劇和印尼其他人權侵害事件最大的不同。」
42歲,沒有親身經歷過大清洗的Nurkhoiron在傳統的伊斯蘭社群長大,自己家族就有親人是當時的行刑手。他對從小父母和學校教育不斷強化的反共思想印象深刻。
他認為,這是蘇哈托愚民統治術的一環,「這些無所不在的政治宣傳,合理化暴行以及極權統治,至今還有許多印尼人深信當時是戰爭狀態,如果不殺共產黨就會被殺,我的家人就是洗腦政策的受害者。」
責任編輯:黃南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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