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10-6）仁不秉政：「仁宣之治」與明朝衰落的開始

六、仁不秉政：「仁宣之治」與明朝衰落的開始　　第二個需要補充說明的皇帝是明宣宗。　　《明史》裡面把仁宗、宣宗和孝宗並列為明朝三大聖君。仁宗朱高熾登基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明史》把他抬得很高主要是他為朱棣「靖難之役」後被殺的大臣平反了，說他們忠於建文帝是行為是正確的。這個事情很得文官集團的歡心。不過除此之外，仁宗沒有時間來證明自己在其它方面的治國才能。宣宗則執政十年之久，需要細說。　　宣宗和孝宗的風格非常相似，就是勤政、節儉、任用賢臣、對外主張和平主義、不怎麼重用太監等等。基本就是一個模子出來的，濃濃的儒家風格。　　宣宗處在明朝的前期，繼承的是朱棣開拓出來的強盛江山，而且只當了十年就去世了，內政方面的問題比孝宗時代要少得多，也沒有葉淇變法、治理黃河這些事兒。還有就是宣宗畢竟是朱棣一把手教出來的，跟著朱棣多次遠征大漠，所以打仗方面水平要高一點。登基三年以後，御駕親征，出喜峰口，在會州打敗蒙古騎兵，也算是威風了一把。又派遣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享受到了永樂盛世的餘威。　　但「仁慈君主」的通病在宣宗身上也同樣存在，主要就是被文官們團結起來忽悠。宣宗時期著名的「三楊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在忽悠皇帝方面也不含糊。　　其中問題最嚴重的是楊榮。這個人比較懂軍事，深受朱棣的信任。在三楊內閣裡面，算是軍事問題的專家，邊防的事情皇帝一般都問他。但他也很能受賄，跟邊將之間有很多說不清楚的經濟往來。閣臣勾結邊將，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些事情漸漸的被宣宗察覺，他就單獨召見首輔楊士奇，說：「我聽說楊榮經常收受邊將的禮物，其中就包括軍馬，而且數量還不小。這個事情你知道嗎？」　　楊士奇就裝糊塗，說：「不知道。我覺得不大可能，我看楊榮家沒養多少馬啊？」　　宣宗說：「你不知道，他收了馬之後很快就拿到市場上去賣了。這些事情我都調查清楚了。還有就是楊榮老是跟我說，要求啟用一些被貶謫的邊將。這些將領都是太宗（朱棣）處罰的，我也查問過，罪名確實。根據舊制，這些人是不能起複的。我覺得這跟他收了邊將的錢有關係。這種人我看不能放在身邊當內閣輔臣（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　　楊士奇說：「楊榮是老臣，跟隨太宗多年，對邊防的情況很熟悉，跟邊將關係好也是正常的。邊將能幹與否、邊防強弱如何，他知道得最清楚。我跟楊溥都不如他。現在用人之際，雖然有這些問題，我看對他的錯誤還是要包容。」　　史書上說，宣宗聽了楊士奇這番話，也就作罷了。還覺得楊士奇寬宏大量，不排擠同僚，對他更加信任了。真搞不懂這個皇帝是個什麼邏輯。　　楊榮得知此事以後，非常感激楊士奇，從此二人關係更加密切。楊榮在貪污受賄當然毫不收手——反正皇帝都調查清楚了也沒把他怎麼樣。所以後來楊榮的孫子楊泰、曾孫楊曄父子二人也是有樣學樣，行賄受賄，在老家橫行霸道，打死人命，最後被汪直收拾，這是有家學傳承的。　　楊士奇自己也從中得到了很大的好處。楊溥是個老實人，不主動拿主意，什麼事情都服從領導安排。而楊榮之前對楊士奇不太服氣，因為楊士奇不是進士出身，是朱棣編《永樂大典》的時候招進翰林院的普通文人，後來因為機緣巧合得到重用的，把幹了六年首輔的楊榮給擠到次輔的位置上去了。所以二人關係一直不好。現在楊榮也欠了楊士奇的大人情，內閣就在楊士奇的領導下變得更加團結了。　　楊士奇的兒子在老家也是橫行霸道，為了爭奪田地的事情，累計打死了數十條人命。在當地民憤極大。地方上無人敢管。內閣也一直捂著不讓宣宗知道實情。直到宣宗死後，朱祁鎮繼位，太監王振才下令追究楊榮的貪污和楊士奇兒子的人命案。楊士奇的兒子被捕，但看在楊士奇的面子上，沒有立即判刑，只是關著。等到楊士奇因病去世以後，才將其處決。　　楊士奇在內閣任職長達四十餘年，其中擔任首輔二十一年。內閣在他的領導下，養成了一個很惡劣的先例：非翰林不能入閣。因為楊士奇和楊榮都是從翰林院提拔起來的，所以就喜歡提拔自己在翰林院的門生弟子。慢慢的就形成了這麼一套規矩：內閣主要成員都在翰林院兼職，內閣首輔一般會擔任翰林院的一把手，然後就會從翰林中挑選優秀的人來當自己的「學生」，形成師生關係。這就建立起了比較穩固的利益同盟。然後首輔就會任用自己的學生做官、入閣。這樣，輔臣退下來之後，他們的學生還在，就可以繼續照顧他的利益，保持他的影響。這就有了「非翰林不能入閣」的傳統。　　這個傳統極大的加強了科舉精英的利益集團化，用師生之間的裙帶關係來取代任人唯賢和政績考核的基本原則。更重要的是，它封閉了地方上實幹派官員的晉陞之路。一個人考中進士之後，最重要的不是到地方上歷練，而是趕緊到翰林院混日子，等著被首輔大人或者其它閣臣相中，當他們的「學生」，然後就可以平步青雲，等著入閣拜相了。　　那個時候的翰林院，就有點像前些年的共青團中央。我有幾個在裡面工作過的朋友，從他們那裡了解到，這裡之前本來是一個服務教育青年的組織，管理好各級團組織和一些社會服務機構，風氣很正，大家都比較踏實認真的工作。但自從出了幾個國家領導人之後，風氣就變了，日漸官僚化，年輕人都想往裡面擠，在裡面混日子官升得快，一提拔出去就至少是廳局級甚至省部級領導，把別人在地方上辛苦奮鬥幾十年的目標就達成了、把人家幾十年才能上去的位置給佔了。這對基層官員、實幹派官員的士氣，是一種極大的打擊。　——為什麼中央領導喜歡提拔翰林而不喜歡提拔基層實幹派官員呢？因為翰林沒有政治資本，用誰不用誰全憑領導的「眼光」，受到提拔任用就必須向領導個人效忠，報效「知遇之恩」；實幹派在地方上有資歷、有政治資本，出了成績晉陞是應該的，提拔上來未必買領導的帳。所以用翰林更有利於扶植私人勢力。　　楊士奇和楊榮還幹了兩件「大事」，跟後來的劉大夏交相輝映：第一就是安南地區不斷出現暴動，軍隊雖然不斷的鎮壓，但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效。他們就勸宣宗主動從安南撤兵，放棄了越南北部的中國領土；第二就是終止了下西洋的活動。原因都是因為這兩件事勞民傷財。　　這樣，在明代最有名的「三楊內閣」主持下，內閣大臣帶頭貪污，帶頭縱容子女違法犯罪，帶頭拉幫結派、提拔親信，又互相袒護，共同勸誡皇帝要寬厚仁慈、不要隨便處罰犯了錯誤的官員或將領。當然被官僚集團交口稱讚，視為大賢臣。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的腐化墮落速度大大加快了。　　楊士奇他們主張放棄安南，是因為老是有獨立勢力煽動人民起義，鎮壓不完。說起來是利國利民。但為什麼老是有人民起義呀？就是因為官僚體系和軍隊加速腐化，官逼民反。為什麼官僚體系加速腐化，選不出像樣的、能幹的官員去管理安南？根子就在內閣。重要的官員都是內閣選的，「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大明王朝二十年前剛征服安南，二十年後就選不出能鎮守的官員出來了？內閣用人不當、任人唯親恐怕才是主要原因。　　還有，為什麼軍隊二十年前能夠攻下安南，現在反而連小規模的反抗都鎮壓不了？二十年前又是遷都又是下西洋又是打蒙古的，啥事兒都沒耽誤，現在下西洋也停了、都也遷完了、蒙古也不打了，光剩下一個安南都守不住。戰鬥力下降如此厲害，又是誰的責任？邊將的任用皇帝都會徵求楊榮的意見，楊榮以內閣大臣身份收受軍馬賄賂，為違法犯罪的邊將說情，軍隊戰鬥力能不下降嗎？　　楊士奇和楊榮把持內閣二十多年，特別是仁宣兩朝，皇帝對他們可謂言聽計從，難道他們不該對安南的丟失負首要責任嗎？　　一個地方的吏治沒搞好，選派官員不當，激起人民反抗，然後又無力平叛。就做出憂國憂民的樣子，請求皇帝節約軍費，放棄萬千將士浴血奮戰才取得的國家領土，難道不是千古罪人嗎？這樣的官員怎麼能被稱為賢臣呢？　　楊士奇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官僚主義領導，和稀泥的高手。在朱棣執政的時期，也是這樣。凡是有官員的過失被舉報到朱棣那裡的，楊士奇都想辦法勸誡皇帝不要追究。　　有一次，廣東布政使徐奇託人到北京到處送禮。不知道怎麼搞的，這份送禮名單被竟然被朱棣看到了。名單裡面沒有楊士奇。朱棣就召見楊士奇詢問如何處置。楊士奇說：　　「徐奇當時去廣東上任的時候，群臣作詩文贈行，當時恰逢我得病未有參與，所以唯獨沒有我的名字。如果我當時無病，是否有我的名字也未知。況且贈禮都是小東西，應當沒有其他意思。」朱棣聽從了楊士奇的意見，燒毀了名單，不追究受賄官員的責任。這個事情傳出來，百官自然又是對楊士奇交口稱讚，視之為千古賢相。所以他在內閣做官，大家都表示支持，穩穩噹噹幹了二十多年首輔，波瀾不驚。　　仁宗年間，有一個御史在寫奏章之前總喜歡到處拿給別人看，作為炫耀。這是嚴重違反監察紀律的行為，等於公開了你要彈劾誰、找誰麻煩，當事人知道了就可以提前花錢或者託人來擺平。仁宗下令對其做降職處理。楊士奇向皇上說情，又把他官復原職。　　從史書記錄來看，楊士奇自己其實倒還頗為清廉，不怎麼貪污，而且工作勤奮踏實，工作之餘主要就是讀書和寫文章，有很多文集流傳於世。怎麼看怎麼都是大臣的典範。但他同時又是一個手段高明的好好先生，只關心自己的官位是否穩當。同時處事圓滑、誰都不得罪。別人要整他，抓不著把柄；他也不會主動整人，還不分青紅皂白對手下的各種過失一律寬容。這種人官僚集團是最喜歡的。至於說你工作勤奮，制定了很多好政策，那都無所謂，反正你不會處罰人，官僚集團自然會按照對他們有利的方式去執行。　　而楊榮呢？就是一個既聰明能幹又貪婪的傢伙。在建文帝手下不得志，趁著朱棣造反攻入南京，他主動跑去拜見朱棣，說：「陛下應該先去太祖（朱元璋）墳前祭拜，再去皇宮稱帝。這樣才能名正言順。」這次政治投機非常成功。朱棣因此對他另眼相看，加以重用。從此飛黃騰達。　　——我們也不是說政治家就一次政治投機都不能搞，也不是說一個官員只要有貪污受賄的行徑就一棍子打死。但如果一個官員既靠政治投機往上爬，坐在位置上又搞貪污腐敗，還要說這個人是個好官、賢臣恐怕就難以讓人信服了。對官員們來說，首輔大人不拿錢就在皇帝面前為他們說情，這是高風亮節；次輔大人收了錢就在皇帝面前為他們說情，這也不錯，是誠實守信。都是賢臣。　　這兩個人這種風格，在朱棣這種「惡霸皇帝」的領導下，還是能做點實事的。朱棣其實不怎麼反貪污。他殺人最多的主要是剛剛奪取皇位之後對建文帝舊臣的清洗。政治反對派被清理乾淨以後，對官員的特權腐敗這些問題不太上心。所以我們不把他列入「雄猜之主」的行列。但作為創業皇帝，他是很不好惹的，做事情極有主見，也不容易被糊弄。還搞了個東廠來盯著大家幹活，誰偷懶收拾誰。楊士奇和楊榮在他手下，就能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建言建策。提得好的朱棣就接受，說的不對的就不聽。至於軍隊管理，都是朱棣親自在抓，楊榮也沒機會替犯了法的將領們說情。　　到了宣宗時代，問題就很突出了。宣宗自己什麼事情都拿不定主意，又心慈手軟，完全依靠著二楊主持政府工作。一個好好先生，一個貪污受賄，你說這國家能治理成啥樣？邊將給楊榮送馬難道會白送？一轉身肯定要從軍隊裡面把好處撈回來。反正皇帝是個軟蛋，首輔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家，次輔天天收黑錢、拿錢就辦事，還有什麼可怕的？侵佔軍隊土地、役使士兵給自己干私活、私吞軍費軍馬、提拔手下主要看誰送錢送得多等行為自然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軍隊紀律的敗壞。軍屯制度的廢弛，就是從宣德時期開始的。宣德三年，宣宗到邊關閱兵，就已經發現軍隊隊伍不整、對軍令反應遲緩，下令把相關將領的衣服脫掉，以示羞辱。一個叫夏原吉的大臣就反覆勸諫說：「將軍們都是國家的爪牙，怎麼能夠這樣凍著呢？萬一凍死了怎麼辦？」宣宗耳朵又軟了，說：「看在先生的面上，就饒了他們這次。」也就不再追究將領們懈怠的責任。　　夏原吉、楊士奇這些人總的來說都是好人，而且聰明能幹。但治軍治國這種事情，光靠勤奮能幹、待人寬厚是不行的，大臣這樣做還可以理解，因為他們就是負責行政嘛，掌握最終生殺大權的皇帝也這樣，問題就嚴重了。　　就像朱元璋在《大誥》里說的：「這軍官們，如今害軍呵！他那心哪裡是個人心？也趕不上禽獸的心……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要想讓有權有勢的文官武將們，抵抗住利用手中的權力來貪一把的誘惑，光靠道德說服是不行的。對這些行徑，朱元璋抓住一個殺一個，尚且禁不住，更何況宣宗和楊士奇這樣？　　宣宗去世之後，由於新皇帝朱祁鎮年幼，楊士奇又繼續當內閣首輔。楊榮則繼續貪污。「二楊」繼續把持朝政。有一次靖江王朱佐敬派人給楊榮送黃金，被太監王振抓到了證據，想要治罪，又被楊士奇給攔下來了。楊榮去世後，楊士奇繼續當首輔，一直到正統九年他兒子殺人的事情被告發，被迫辭職，不久病逝。五年之後，就發生了土木堡之變。二十萬大軍在土木堡被蒙古五萬騎兵徹底擊潰並屠殺。　　土木堡慘敗的原因，首要的當然是朱祁鎮和太監王振指揮失誤、組織不當。但蒙古兩三萬騎兵就能輕鬆屠殺二十萬明軍，而且還是京城的精銳。軍隊的戰鬥力之差也可以想見。　　在大軍返回途中，就已經出現了缺糧的情況。軍事後勤保障能力也有問題。　　在蒙古騎兵合圍之前，朱祁鎮曾經派出五萬人馬北上抵抗，為其餘的部隊南下贏得時間。但這五萬人馬也是很輕鬆的就被蒙古軍隊消滅了。俗話說，「殺人一萬，自損三千」。如果這五萬人馬能夠按照1萬比3千的比例給敵人以殺傷，也可以讓蒙古軍隊死傷過半，土木堡之變同樣不會發生。但他們連這種抵抗力都沒有。　　二十萬大軍其實並沒有越過長城，而是在長城以內的地區被蒙古軍隊屠殺的。蒙古軍隊輕鬆的就攻佔了好幾個明軍把守的重要據點，才形成了合圍之勢。特別是當時離得最近的重鎮宣府，裡面有三萬精兵，武器彈藥糧食充足，有「大將軍炮14，神槍479，神銃2161，火神槍4223」，這都是些先進武器，對付騎兵相當給力。蒙古大軍穿過宣府的防區進攻其它據點，開始對皇帝親自統帥的大軍進行合圍的時候，宣府守將竟然龜縮在城中，沒有提供任何支援。　　所以，土木堡之敗，不僅是一次軍事指揮的失誤，也是明朝軍事組織能力、軍隊戰鬥力全面下降的結果。對這方面的問題，宣宗、楊士奇、楊榮要負重要責任。俗話說：「慈不將兵」，宣宗捨不得讓治軍鬆懈的將領在大冷天脫光衣服凍上一會兒，怕把這些國家的爪牙們凍壞了，到了土木堡，蒙古軍隊可不會這樣心疼人。　　有人把土木堡之變視為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其實不是這樣，明朝開始衰落就是從「仁宣之治」開始的：終止了鄭和下西洋，海外貿易的巨額收入消失，官員腐化問題加劇、軍隊紀律廢弛，軍屯遭到破壞，最終因為腐敗和軍費短缺丟掉了安南。這才是衰落的開始。　　宣宗以後，英宗朱祁鎮、代宗朱祁鈺，也都是比較老實的所謂「守成之君」。太監集團和勛貴集團的勢力在土木堡被一網打盡，文官集團勢力如日中天，腐敗情況繼續惡化。　　這兩個皇帝也都沒有採取任何手段來阻止這一趨勢。朱祁鈺除了堅持要廢掉朱見深，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外，對於謙為首的文官集團基本上言聽計從。　　而朱祁鎮這個人，除了因為政治需要殺掉于謙之外，其實是一個很好心的謙謙君子，性格溫和，跟人一說話就讓人如沐春風那種；勤儉節約，不大修宮室；跟錢皇后感情很好，不怎麼貪戀女色；荊襄叛亂，認為不過是農民吃不飽飯鬧事，只派人安撫而拒絕派兵鎮壓，可謂愛民如子；臨死前還下令終止了殉葬制度，不準宮人陪葬。　　但這種「好人」，偏偏治理不好國家。甚至說的重一點，這種「好人」當國家最高領導人，就是國家的禍害。　　所以，在「慈不將兵」這個成語後面，我們還可以再加上四個字：「仁不秉政」。心慈手軟的人，就不適合來當政治決策者。因為政府掌握著天下的威權，負責協調各種重大利益衝突，如果狠不小心來做出決斷，對身邊的人嚴加管束、嚴加防範，甚至痛下殺手，那這些人就可能因為個人的私利而濫用權力，淘空國家的根基。　　——做政治決策這件事情，是比較違反人性的。人性都是由親到疏，從近及遠的：先要照顧好父母親人，才能去顧及鄰里朋友，最後還有餘力，才去幫助是那些素不相識的人。但搞政治，卻必須反過來。首先要為那些千里之外、毫不相識的普通人考慮，擔心他們的疾苦；為了保護這些素不相識的人的利益，對身邊人就不能講情面。對政治決策者來說，跟你打交道越多、越是天天見得到的人，就越容易利用你掌握的權力來謀私利，因此也就越是需要防範和猜忌。心慈手軟的、只相信仁義道德就能消除人性中的缺點的人，一定搞不好政治。相反，真正能搞好政治的，在普通人看起來，往往也都是冷酷無情、猜忌多疑的性格，不太像個好人。但他們的所作所為，才是真正秉持的天下國家的大仁大義，而不是個人的小仁小義。　　土木堡之變雖然慘烈，但只損失了十餘萬人，對明朝的國力影響並不大。一場死亡十幾萬人的失敗並不能成為一個擁有七八千萬人口的帝國從盛到衰的轉折點。武則天時代，僅兩次對契丹的戰爭死亡人數就超過了土木堡，但很快又集結大軍成功鎮壓了契丹叛亂。也沒耽誤唐朝經濟社會繼續往前發展，十多年之後還出現了開元盛世。明朝中前期的人口數量早就超過了盛唐，很快又在北京保衛戰中取得大勝。說它是因為土木堡而衰落的，並不合理。　　真正的問題是：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鎮、代宗朱祁鈺這四個皇帝，都屬於努力想治理好國家、能夠聽從大臣們的意見，仁慈寬厚，愛民如子的「賢君」。連續四十年的「仁政」，官僚集團和軍隊的內部腐化勢力失去控制，軍隊戰鬥力下降嚴重，土地兼并嚴重、權貴特權橫行，人民開始不堪忍受。所以，等朱見深繼位的時候，才會面臨著那種天下大亂的可怕局面：荊襄暴動、兩廣叛亂、四川趙鐸起義、寧夏滿俊起義，甚至連最富庶的江浙地區都有小規模的暴亂。　　這種人民反抗遍地開花的局勢，不可能突然間從地里冒出來，必然是社會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就是從永樂盛世至今四十年的「仁君賢臣輩出」搞出來的局面。如果不是著名「昏君」朱見深啟用了韓雍、項忠、陳鉞、王越這一批按照儒家標準來看人品都有很大問題的軍事人才，血腥平亂，恩威並施，然後又利用汪直和西廠鐵腕治吏，嚴查運河驛站、整理軍屯、抓捕楊曄、嚴懲楊泰、貶謫覃包、處罰駙馬……搞得權貴們要跟汪直拚命，明朝就真的可能立國一百多年就滅亡了，　　而經過朱見深和汪直這一對「昏君權宦」整頓之後，國家驟然中興，屠建州女真、破蒙古王庭，天下太平，農民起義不見蹤跡，又開始研究如何收復安南和恢復下西洋了。　　孝宗繼位，重啟「聖君賢相」模式。天下承平十八年，號為「弘治中興」，而社會矛盾又像「仁宣之治」一樣開始不斷積累，對外戰爭不斷失敗。帝國重新回到了向下墜落的軌道。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