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我所經歷的三次工業革命 （第3頁）

　　 我第一次安裝家用電話是留學回國的1994年，也就是貝爾發明電話118年後。當時安裝電話要先申請，繳納5000元的初裝費後，再排隊等候。後來初裝費取消了，但我早已繳過了。1999年，我開始使用行動電話，家裡的固定電話就很少用了。

　　 但很長時間，我還是沒有辦法和老家的父母通電話，直到老家農村也可以安裝電話為止。我最後一次收到姐姐寫的家信是2000年。

　　 2006年之後，老家農村也有行動電話信號了。我給父母買了一部手機，母親高興得不得了， 可惜她的信息時代來得太遲了。2008年母親下葬的時候，我把她心愛的手機放在她身邊，希望她在九泉之下也能聽到兒子的聲音。

　　 自從用上iPhone智能手機，短期出差我不再帶筆記本電腦，也不帶相機了。有了智能手機，我與父親不僅可以通話，還可以用微信視頻。父親現在住在榆林城裡，春節時能與村裡的鄉親們手機拜年，他很開心。

　　 2017年8月，我帶幾位朋友去了一趟我們村。朋友們有心，給村裡每戶人家帶了一條煙、一瓶酒。我正發愁如何通知大家來領，村長告訴我，他可以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傍晚時分，鄉親們果真都來了，煙和酒一件不剩領走了。回想起我在農村時，村支書需要用鐵皮捲成的喇叭筒大喊大叫很久，才能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真是今非昔比。

　　 結束語

　　 我祖父於1943年去世，當時只有三十歲，父親剛剛12歲。祖父出生的時候（1913年），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絕大部分新技術和新產品都已發明出來並投入商業化使用，他去世的時候，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尾聲，但他連第一次工業革命也沒有經歷。他短暫的一生中吃的、穿的、用的與他的祖父時代沒有什麼區別。

　　 父親比祖父幸運，他和我一起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他下半輩子吃的、穿的、用的與祖父在世時大不相同，也與他自己的前半輩子有很大不同。他坐過火車、飛機、汽車，在我寫這篇文章時，也許正在看著電視、用著手機。

　　 我比父親更幸運，因為每次工業革命我都比他早幾年經歷。我坐火車比他早，坐飛機比他早，坐汽車比他早，看電視比他早，用手機比他早。我還會上網購物，他不會。

　　 我的幸運是托中國市場化改革開放的福。正是改革開放，使得像我這樣的普通中國人有機會享受到人類過去三百年的發明和創造，即便我自己並沒有對這些發明和創造做出任何貢獻。這或許就是經濟學家講的創新的「外溢效應」吧！生活在世界經濟共同體，真是一件好事。

　　 據說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在美國的引領下開始了。如果中國晚四十年改革開放，我就得從後半生開始，和我兒子一起同時經歷四次工業革命。如果那樣，我敢肯定，未來4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會比過去40年的實際增長率還要高，更讓世界矚目。但我還是慶幸，歷史沒有這樣進行。

　　 作為經濟學家，在享受三次工業革命成果的同時，我還是期待著我們的國家，能在未來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做出原創性的技術貢獻，而不再只是一個搭便車者。我知道，九泉之下的楊小凱先生會立馬警告說，這要看中國能否走出「後發劣勢」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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