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西方究竟是強盜還是老師？

07-11

說到身邊的觀念小事，有一個值得關注和探討的問題是：西方對中國來說，到底是強盜還是老師？初聽這個問題，讀者可能會以為我在吹毛求疵。但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看上去不難，但實際上卻影響到我們對世界的整體看法，並且影響到我們如何梳理、整合我們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種種情緒。

以大家都熟悉的香港為例。19世紀中期，由於大清王朝的衰敗，香港被英國攫為己有，當時的香港只是一個小漁村；但一百五十年後，英國卻把一顆東方明珠還給了中國。就這個小小的事例而言，英國到底是強盜還是老師？要回答這個問題，確實一言難盡，其中涉及太多中國人對自身的客觀看法，以及西方在過去數百年從現代化走向殖民化、民主化的艱難歷程。

就把香港攫為己有而言，19世紀的英國是不折不扣的強盜，早已偏離了其民族和自由的原則。但一個奪走中國香港的英國，首先是一個物質和經濟上的強者。就這一點而言，它又不折不扣地應當成為中國（至少在物質現代化層面）的老師。爾後的一百五十年里，英國憑藉其現代化的治理，使其手中的香港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了一顆東方明珠。而20世紀80年代初，當鄧小平決定收回香港時，他面臨的兩難是：一方面必須收回香港，不然中國領導人「就成了李鴻章」（鄧小平語），但另一方面當時中國必須收回的香港，又是一個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遠遠高於內地的香港。這時，鄧小平作為參與創建政權的第一代領導人，顯示出了其卓越的戰略眼光和大無畏的氣概，果斷決定在香港實行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制度。

但坦率地講，在鄧小平的大無畏氣概背後，是某種深深的無奈；而這種深深的無奈，歸結到最後就是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西方之於中國，到底是強盜還是老師？

鄧小平果斷決定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同時，中國大陸剛剛開啟改革開放的進程；虛心地向西方學習，不但吸收西方的資本，而且虛心學習西方一切有用的管理經驗，成為當時中國上下的一致共識。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恐怕沒有幾個人會認為西方是強盜。

但這些都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崛起，因此對世界顯得很虛心；對當時的西方來說，中國顯然不是一個威脅，因此對中國的態度也就顯得友善。然而，今天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了。三十年前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以及雙方的心態，今天正好翻了個個兒。於是，問題就十分複雜了。

但對於今天似強未強的中國而言，需要直面的問題與一個多世紀前依然沒有本質差異。19世紀的大清王朝之所以被英國奪去了香港，不也正是因為其本身的衰敗，而這種衰敗與其說是經濟、軍事層面的衰敗，還不如說更多是政治制度層面的衰敗。惟其如此，當我們指責別人侵佔我們的領土時，我們同時更應反思的，是我們何以如此輕而易舉地被人侵佔了領土？

這樣的深層問題經常會出現在我們對中日關係的思考上。從19世紀末開始，中日之間的兩場戰爭，將兩國關係和民間情緒拖向了敵意的深淵。19世紀末的日本，憑「明治維新」而崛起，一覺醒來發現世界市場幾已被瓜分殆盡，於是也積極加入到帝國主義的陣營之中。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中國，1905年又在日俄戰爭中首次擊敗歐洲國家，更使日本國民那種畸形的愛國情緒膨脹到了極點。但這種膨脹的情緒在20世紀上半葉給亞洲鄰國帶來災難的同時，也一步步將日本民族自身拖向了災難的深淵。

但今天我們討論的不是日本的問題，而是中國當時何以積弱貧窮到會讓一個昔日的學生輕而易舉地擊敗在地的問題？19世紀中葉，閉關鎖國的中日兩國同時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並被迫開始了其現代化的第一次嘗試；在日本，這一嘗試被稱為「明治維新」，而在中國則被稱為「洋務運動」。兩者在19世紀60年代同時展開，但不到三十年便決出勝負，其標誌就是1894—1895年的甲午海戰，裝備和噸位都強於日本的中國北洋海軍全軍覆沒。顯然，其背後的原因不在海軍本身，而在於日本通過二十多年的「明治維新」已從一個農業國躋身工業國和軍事強國之列，而中國則依然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也顯然，這背後的原因不應僅從軍事和經濟領域去尋找，而更應從當時導致中國現代化全面失敗的體制中去尋找。戰爭，是兩國軍事、經濟實力和整體現代化水平的較量，也是從兩國軍隊素質到國民素質的整體較量。

日本的「明治維新」因未能解決國民精神的現代化問題而使日本犯下了世紀大錯。但這個精神層面的問題，卻並不能掩蓋中國持續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就連物質層面的現代化都未能解決的尷尬。從歷史的邏輯來看，日本由於缺乏精神現代化而走上侵略道路，並最終被打敗是罪有應得，值得日本民族深刻反省；而當時的中國則連物質現代化也未能開啟，因此被日本打敗也是歷史的必然，這同樣需要中華民族深刻的反省。

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不一定需要義憤填膺地與日本否認歷史的做法展開純情緒化的交鋒（雖然這種交鋒是完全需要的），但他卻必須關注我們民族現代化進程中的一些深層問題；他必須冷靜得對自己近乎殘酷，因為若不如此，我們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就還可能出現彎路，屆時，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在未來的幾十年或一百年，就還將面臨種種艱難和曲折。這些曲折也許與我們百年前的曲折不再形似，但一定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繫。

今天的中國，在思考「西方之於中國，究竟是強盜還是老師」的問題時，既需要直面本民族精神世界深處始終存在的一些盲點，也需要對「強盜和老師兼有」的西方，有一個全面、通透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