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智（二）、文化主義研究

黃宗智（二）、文化主義研究 　　80年代開始，用「文化主義研究」這個新的時髦術語所包裝的後現代主義和解構主義開始影響到了中國研究領域，儘管比起其他領域這種影響有點遲緩。這種影響的一個主要的靈感就是薩伊德（1978）對「東方主義」的反思批判（reflexive critiques）。薩伊德表明，西方人關於東方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與帝國主義的歷史聯繫在一起。將東方建構為落後的它者預示著帝國主義的殖民支配，並且將這種支配合理化了。現代社會理論，尤其是現代化理論，就是這種傳統的繼承者，它保留了努力服務於西方的以西方為中心的主導敘述（master narrative）。當代的學術正如大眾表象（popular representations）和二十世紀前的學術一樣，深深地受到了與政治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的話語型構（discursive formation）的塑造（Said，1978）。這些批評深深地打動了我們，尤其是那些長期以來一直批評帝國主義的社會史學家。 　　此外，新的文化主義研究有力地批評了我們社會史研究中由於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不經意地帶有的唯物主義。無疑，我們中的一些社會史學家受到了湯普遜和斯科特這些人所持的非唯物主義傾向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在「反叛」現代化理論理論家們將「文化」作為一種理論構架（a construct）來解釋中國「現代化的失敗」時，我們中許多人實際在強調的傾向上變成了唯物主義者。與此相反，我們的文化主義研究的同行提倡重新強調非物質的主題。這種提倡使得到文化主義研究的同行們在研究漢學的思想史學家們中找到了現成的聽眾，因為他們長期以來一直感到被社會史排擠在外。 　　進一步講，當訴諸「批判理論」，將所有西方社會科學作為有文化邊界的構造物，從根本上加以抵制時，我們的那些研究文化的同行又在其他的方面打動了漢學的史學家。他們的這種批評為漢學家們所長期相信並實踐的那一套提供了理論上的正當性。文化主義研究者們主張本土的文化應當用它們自己固有的價值概念而不是西方的價值概念來研究，這自然吸引著那些一直堅持中國獨特性的漢學家。 　　但與此同時，這些激進的文化主義研究的同行們也激起了我們這些循規蹈矩的史學家們的強烈反對。儘管文化主義理論在強調事實隨著建構的表象而顯現這一點是正確的，但是，他們由此得出事實只不過是表象這種結論，我相信這肯定是錯誤的。儘管我可以同意這樣的觀點：我們需要對強加在事實之上的種種不同的「杜撰」保持敏感並加以批判，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會主張不可能有無法化約為表象的事實。但是這正是薩伊德受到福柯理論的啟發而得出的結論： 真正的問題就在於是否真的能有對某物的真實再現（a true representation），或者是否所有的表象僅僅因為它們是表象而首先體現在語言中，並因此而體現在表現者（represnter）所處的文化、制度和政治氛圍中。如果後者是正確的（正如我堅信的那樣），那麼我們必須準備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除了「真理」（真理本身就是一種表象）之外，表象還暗含於、體現於其他許多東西之中，並與這些東西糾纏在一起、交織在一起。這在方法論上必然導致認為表象（或者與其僅僅有程度之別的假象）棲息在一個共同的遊戲場域中，這一場域並不是由某種內在的共同內容所單獨決定的，而是由某些共同的話語歷史、話語傳統和話語世界所決定的。（Said，1978：272-73） 　　依照這種邏輯，也就真的無所謂是否仔細地搜集證據，是否準確地解讀文本，因為除了它所體現的話語外，就沒有什麼客觀的東西了。最後，真實的證據和編造的證據就沒有什麼差別，差別僅僅在於二者的假象（misrepresentation）程度不同，二者反映的僅僅是史學家的文化趨向，二者最終不過是話語體系的一部分。 　　推而廣之，社會科學理論幾乎要遭到徹底的摒棄。因為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都源於西方，因為幾乎所有的西方理論都必然具有文化上的邊界，並且必然與更大的、和帝國主義糾纏在一起的話語型構結合在一起，因此，對此除了「批判性」的摒棄之外，任何汲取都會受到懷疑。所以，不可能嚴肅地討論與我們的課題密切相連的現代化問題、發展問題和民主問題。任何這樣的討論都有可能成為與帝國主義支配計劃的合謀。最後，薩伊德根本就不再採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西方學術，所有這些東西都被他作為「東方主義」話語的一部分而加以斥責。 　　無疑，薩伊德（1978）的著作提出許多有效的和有說服力的觀點，尤其是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討論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如日中天時所作的那些拙劣的一般化假定。但是在該書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說服力就沒有那麼強了。所作的種種聯繫也越來越沒有那麼明確了。而事實在於，當西方學術在十九世紀之後成熟起來時，它變得更加嚴格了，變得更具有經驗基礎了，變得更加多元化了，因此很難如此簡單地加以套用。無疑，如薩伊德所作的那樣，人們依然能夠發現帝國主義的和西方中心或現代中心的意識形態和理論的影響。但是人們也可以發現一大把與此相反的例證：嚴格的學術、可供選擇的概念、甚至對研究主題在情感和知識上的極度認同。在我們中國研究領域，大多數漢學家都是中國愛好者，有時他們對中國的迷戀甚至超過了他們自己的文化，他們無論如何不能簡單地等同於象薩伊德所說的「東方主義者」那樣成為對他們的研究主題的詆毀者。 　　在此，我們有必要指出與薩伊德（1978）這種片面主張相對立的另一面。以前的（還有現在的）比較優秀的西方「東方主義者」的「地區研究專家」大多十分熱心於他們所研究的主題。這種努力，包括花很長的時間進行語言學習，使得他們中許多人深深地浸淫於他們所研究的文化中。儘管這種浸淫並不一定能使他們徹底擺脫對他們自己文化的自我中心的意識，但是，比起其他人，他們肯定更有可能擺脫這種種族自我中心的文化主義。薩伊德自己的雙重文化背景使得他能夠從巴勒斯坦人的眼光來看問題，從而使他具有了一個他所需要的批判西方學術的視角。他的《東方主義》沒有考慮許多「東方主義者」和他一樣同時具備的這種雙重文化修養（biculturality），是如何成為超越他如此強烈批評的那種單一文化視角的基礎。「東方主義」的另一面就是雙重文化修養，它使我們能夠從兩方面來看待問題，並為我們提供了可供選擇的視角和概念。 　　薩伊德（1978）的《東方主義》最終只不過為我們提供了對西方學術的反思批判，但是吉爾茲關於「解釋人類學」和「地方性知識」的著作進一步提出了具體的替代方案。對於吉爾茲，真正的人類學研究就是要摒棄掉所有的社會科學架構和假定客觀的事實。它的目的在於通過「深描」來為我們「翻譯」本土的概念結構，這種「深描」旨在探尋這種結構的特徵（這種「深描」相對於「淺描」，後者僅僅努力重述「事實」）。「深描」和「淺描」的不同涉及到的是「解釋」路徑或「符號學」路徑與實證主義路徑的不同，而不是這兩個詞在表面上所暗示的那樣對事實進行繁複描述和簡單描述。由此我們可以引申出這樣的結論：唯一有價值的知識就是將這種本土概念結構翻譯和解釋給本土之外的讀者的「地方性知識」。類似於「深」，「地方」在此也不是指我們社會史和地方史學家們對這個術語的理解，而是指對本土話語的符號學研究（Geertz，1973a，1973b[1972]，1978）。 　　如同薩伊德那樣，對吉爾茲而言，並不存在獨立於表象的事實。其實，吉爾茲認為堅持事實與（解釋性的）法律的分離應當被看作是現代西方法中某種類似於怪癖（quirk）的東西。按照他的觀點，在伊斯蘭文化、印度文化和馬來西亞文化中就沒有堅持這樣的區分。相反，這些文化認為事實與表象的不可分離是天經地義的。對吉爾茲而言，如果我們正確地理解「事實」的話，它最終僅僅是倡導者的表達（representation），就象在對抗制這種法律制度中雙方律師所展現的「證據」一樣。在這一情境中，組織「事實」並給「事實」賦予意義的話語和概念結構成為唯一值得研究的主題（Geertz，1978）。 　　儘管吉爾茲用法庭作類比強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觀點，但在我看來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所有的事實只不過是表象。無疑，一般說來法庭上的律師僅僅是「槍手」，他們與其說關注於真相不如說關心如何打贏官司。我們這些學者大多數肯定不是完全不受這種驅動的影響。但是，我們要記住，法庭中不僅僅有兩種對立的表達（representations），而且也有法官和陪審團，他們具有查明真相的理想。在我看來，查明真相的理想（truth-ideal）無論多麼不可能完美地得到實現，但它對於司法制度的運作來說絕對是最根本性的。放棄這種理想的真相意味著放棄實現公正的任何可能性。 　　同樣，放棄在經驗證據的基礎上來尋求真理的理想，也就意味著放棄做真學問的任何可能性。這涉及到在歷史研究中，我們的證據究竟是經過仔細、精確地收集還是粗心、錯誤地收集或者完全地加以虛構。這涉及到我們是否已經研究了檔案和記載，是否以某種紀律和誠實來進行我們的研究。這涉及到在人類學調查中我們是否花時間學習當地的語言並細心地從事田野工作而不是象一個旅遊者一樣浮光掠影地走一圈。仔細地收集檔案和田野證據（儘管這些東西大半是建構的），依然是我們接近我們研究主題的真實性（reality）的最佳途徑。如果我們拋棄掉這些證據材料，就意味著拋棄掉了我們研究的主題本身，其結果要麼象薩伊德的《東方主義》那樣，僅僅用反思批判來取代歷史；要麼象吉爾茲的「解釋人類學」和「地方性知識」所主張的那樣，僅僅來研究「地方性的」話語和表象。 　　吉爾茲認為唯物主義的化約論使我們喪失了對符號意義和深層意義的洞察力，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所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只不過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化約論，這種化約論將會使我們在企圖仲裁不同表達之爭時，完全不考慮經驗證據。如果我們這麼做的話，我們的法庭很快就會變成僅僅是槍手之間的相互爭奪的場地，我們的學問也就會變成僅僅是倡導性的表達。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可能不如乾脆拋棄掉法庭的所有證據規則，在學術中拋掉掉證實證據的所有常規，並拋掉所有追求真理的借口。這樣，人們完全沒有必要對法律或學術花如此大的精力。我們可能僅僅剩下表達的政治學，或者借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口號來說，僅僅剩下了「政治挂帥」。 　　我對文化主義研究的另外一個質疑就是其極端的相對主義。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不管其字面上的含義，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知識：是一種對本土概念結構的符號學解釋。但是，我從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看法是，正如外來的建構一樣，本土所建構的也可能同樣與實際上所實踐的完全相反。清代中國的官方記載可能堅持認為它的法律並不關心民事方面的事務，但是檔案證據表明，官方的衙門經常是依照正式的律令來解決這種民事糾紛。換句話說，清代的表象與現代主義的表象一樣，可以給與人們對事實的錯誤印象。當然，清代的法律實踐本身也帶有一些虛假的表象，但是，並不能因此將實踐僅僅化約為建構出來的表象。我們可以把二者分開。如同西方的「主導敘述」一樣，本土的建構也同樣要服從於經驗證據的檢驗。表象與實踐之間的離異（disjunction）和相互獨立能夠為我們揭示出法律制度的關鍵性特徵（Huang，1996）。 　　進一步講，我們決不能否定中國自己的現代性，極端的文化相對論就有這樣的趨勢。我們的世界是一個逐漸融合的世界，與此相伴隨的是工業化、現代的通訊和國際貿易（有人會說「世界資本主義」）的共同，儘管這個世界中人們根據自己不同的傳統被劃分為不同的民族/文化。我們決不能認為現代性僅僅是一個西方的建構而與中國毫不相干。中國自身一直在迫切地努力使自己在這些意義上變得現代起來：提高嬰兒的成活率，延長壽命，提高每個勞動者的生產率，擺脫生存壓力等等。 　　對於我們這些近現代史學家而言，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無法容納我們所要做的。前現代本土的概念體系（conceptualizations）充其量構成了我們問題的首要部分。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追問，官方的建構和民間的建構是如何形成不同的，並且是如何與實踐相互聯繫的（例如，清代法的官方和民間表象與清代法的實踐）。然後，我們的研究需要轉向中國法律的建構在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中是如何做出反應並發生改變的（例如，在起草近代法典中，既模仿西方的模式又對其加以修改以適應中國的習慣），以及法律實踐是如何改變和不變的。我們必須要關注中國是如何在尋找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例如，體現在民國和共產黨中國的法典中所闡明的理想）。這種尋求自己的特色本身已經構成了我們必須理解的地方性知識的一部分。吉爾茲狹隘的後現代主義的地方性知識根本就不能包括我們所必須面對的複雜的問題。黃宗智評彭慕《大分岔：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轉載) 作者：wenjie10001 提交日期：2005-4-2 15:09:00 2002年第4期《歷史研究》上，發表的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黃宗智的學術評論文章《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對彭慕蘭的新作提出爭鳴。 　　　　　　彭慕蘭教授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中國史專家。他在這本書里的主要觀點是，無論是從農業、手工業、消費、市場發展水平上比較，還是從人口與資源的緊張關係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國和歐洲都沒有太大的差距和差異。大分岔主要發生在隨後的世紀。使西歐最終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國煤炭的採掘及其有利的蘊藏位置引發了動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陸提供的土地密集型產品緩解了歐洲在生態方面的制約。這本書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後引起了很大的國際反響，被認為是對西歐中心論的新的顛覆。《白銀資本》的作者弗蘭克在《亞洲研究雜誌》上評論說，它對於重新了解東西方之間發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機制有著最重要的貢獻。《美國歷史評論》認為，這本書「每一頁都新見迭出」。 　　　　　　不過，黃宗智的評論文章對於這段歷史有著截然不同的解釋。在他看來，英國工業革命的起源是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鎮發展、人口行為轉型以及消費變遷等五大歷史趨勢與英國煤礦業特早發展的巧合。因此，評論也就從上述方面展開了詳細的中、西比較研究。對讀者來說，討論雙方研究觀點的辨別固然重要，但是，討論者為文的嚴謹態度和求實精神卻更加難得。 　　　　　　黃宗智的這篇文章，單從提供寫作意見的人來看，就十分的可觀。他本人是中國經濟史專家，周錫瑞、羅威廉諸人是知名的中國史學者，佩里·安德森、羅伯特·布倫納等則在近代早期歐洲經濟史、社會史方面成就斐然。文章寫成後，曾在英文的《亞洲研究雜誌》上發表。翻譯成中文後，作者又作了5次校閱。據初步統計，一共徵引了約50種文獻，進行了大量的計算。可以說，這篇文章是對二十年來國內外相關領域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統的評述。而且，除了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極少數總結性的詞語有所苛責外，全篇都是嚴格的實證研究文字。這樣的學術態度和評論水準，在國內十分少見。 　　　　　　目前，被評書的中文翻譯出版工作還在進行之中。彭慕蘭教授所在的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是美國很有影響的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相信國內讀者很快就可以看到他們更加精彩的學術回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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