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陳寅恪與中國現代學術（劉夢溪）

王國維陳寅恪與中國現代學術（劉夢溪）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的奠立 王國維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闢人物之一，他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奠立所起的作用，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他是介紹外來學術思想的先行者。晚清時期有一個思潮，就是大規模的介紹西方的學說、思想、著作，包括翻譯文學作品。許多人他們從小留學國外，掌握了外文，然後就把國外的思想介紹過來。在這一方面，王國維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他很早就介紹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譯述了他們的很多著作，介紹他們的學術經歷。英國倫理學家西季維克的《西洋倫理學史要》，也是王國維於1903年翻譯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連托爾斯泰的小說，也是王國維最早介紹到中國來的。這篇小說的名字叫《枕戈記》，發表在當時他主編的《教育世界》上。還有18世紀感傷主義小說家哥爾德斯密的《姊妹花》(今譯《威克菲克牧師傳》)，也是王國維介到中國來的。1903至1904年左右的《教育世界》雜誌，成了發表他的翻譯作品的園地。 (二)他是用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詮釋中國古典的躬行者。最具代表性的是《紅樓夢評論》，發表在1904年，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學和美學思想，來解釋中國古典小說的嘗試。他指出《紅樓夢》是「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作品是一個大悲劇，是徹頭徹尾的悲劇、悲劇的悲劇。以前的《紅樓夢》研究，要麼是「評點」，要麼是索隱本事。《紅樓夢評論》問世以後，哲學的美學的小說研究開始了，所以這篇論著開了紅學小說批評的先河，成了紅學研究的經典。具體說，他是用叔本華的思想來解釋《紅樓夢》的，因此比較注重解脫的哲學。他解釋過程的成敗得失是另外的問題，但無論如何是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學美學思想來解釋中國古典，指出《紅樓夢》的悲劇意義，其基本理論架構是完全正確的。除《紅樓夢評論》之外，他還比較多地用西方的哲學思想來重新解釋中國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資源。在這方面，他有三篇最著名的著作。一篇著作叫《論性》，作於1904年；另一篇是《釋理》，也是1904年所寫，發表在《教育世界》上；還有一篇叫《原命》，作於1906年。這三篇主要論著，是王國維參照西方哲學觀點解釋中國哲學的幾個核心概念，在學術上頗多創造性。 (三)他對中國現代學術所起的奠基作用，還表現在他堅實地立於傳統學術的根基，將舊學新知完美結合。因為中國的20世紀學術，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中西學問的結合。這方面，王國維作出了典範。可以講，他是20世紀最有學問的人之一。他在西學方面了解的頗多，而在傳統的學問方面更有堅實的基礎。這雖是晚清以來中國現代學術大家的共同特徵，但王國維尤有不可企及之處。 (四)還有一點能說明王國維對現代學術所作的貢獻，就是他很早就追求學術獨立。所以我要著重地說，王國維學術思想的現代意涵，特別表現在他對學術獨立的訴求上。他明確提出，學術本身應該作為目的，也就是要為學術而學術。他反對學術有另外的目的。他甚至提出：「學術之發達，存乎其獨立而已。」我說現代學術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是學術獨立，是因為在傳統社會裡面，學術是不獨立的，政教合一是傳統社會的特點。而現代學術開始以後，學術界、學人有了追求學術獨立的自覺性。 (五)最後一點，王國維對現代學術思想的貢獻，還表現在他特別注重學術分類。他在給張之洞的信里(1906年寫的)，題目叫《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針對學部大臣張之洞的一個主張提出批評。張之洞在晚清政壇上是極重要的人物，他主張改革，但反對激進的改革，為此他發表《勸學篇》，提出有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主學部期間，對經學科大學和文學科大學的課程設置，提出了一個改革方案。但這個方案的最大問題，是缺少哲學一科。王國維針對這一點提出尖銳批評，說：「其根本之誤何在?曰在缺哲學一科而已。」他主張把經學科大學與文學科大學合併，然後分為五科，包括經學科、理學科、史學科、中國文學科、外國文學科，每一科都設置哲學課程。他在信中列出一長表，詳列各科應該講授的課程，分類非常詳細。所以，王國維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分類，是有很大貢獻的。他還說過：「現代的世界，分類的世界也。」看出他對學術的演變始終保持著難得的學術敏感。大家知道，傳統的學術分類，大類項是四部之學，即經、史、子、集；現代學術的一個標誌，則是把傳統的四部之學分解為世界公認的不同學科。胡適曾經提過整理國故的思想，而整理國故的一項內容，就是文學的歸文學，哲學的歸哲學，史學的歸史學，也就是實施現代學術的分類方法。重分類、重專家之學，是現代學術的特點。王國維這方面的論述，大家可以翻讀他的《靜安文集》和《靜安文集續編》，裡面的很多文章，都講得很詳細。 王國維的諸種矛盾和他所選擇的最後歸宿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頤和園的魚藻軒跳水自殺了，死的時候才51歲。他生在1877年，死的時候是1927年，才51歲，正值他的學術盛年。王國維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曾經是溥儀皇帝的老師，全世界聞名的大學問家，突然跳水自殺了，這個事件當時震驚了全國，也可以說震動了全世界。近一百年來，對於王國維為什麼要死，到現在也不能說是解決了，仍然是學術界一個大家饒有興趣探討的學術之謎。王國維的一生，始終是一個矛盾交織的人物。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際遇的矛盾概括為10個方面：1.個人和家庭的矛盾。王家的先世最早是河南人，在宋代的時候官做得很大，曾經封過郡王。後來賜第浙江海寧鹽官鎮，便成為海寧人。但宋以後他的家世逐漸蕭條，變成一個很普通的農商人家。到他父親的時候，家境已經很不好了。他的父親叫王乃謄，有點文化修養，作生意之餘，喜歡篆刻書畫，還曾到江蘇溧陽縣給一個縣官作過幕僚。其父喜歡遊歷，走過很多地方，收藏了許多金石書畫。王國維出生那一年，王乃謄已經三十歲了。浙江海寧鹽官鎮是王國維出生的地方。這塊土地人才輩出，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是海寧人，明代文學家談遷是海寧人，武俠小說家金庸也是海寧人。王國維對自己的家鄉很自豪，寫詩說：「我本江南人，能說江南美。」 但王國維4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由祖姑母撫養他。從小失去母愛的孩子，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見。有記載說，王國維從小說性格憂鬱，經常鬱鬱寡歡。不久父親續娶，而後母又是一個比較厲害的人，王國維的處境更加可憐。他十幾歲的時候，有時候一些少年朋友聚會，到吃中飯時一定離去，不敢在外面耽擱，怕繼母不高興。這種家庭環境對一個孩子、一個少年兒童，影響是很大的，可以影響到他的一生。所以我說這是一個矛盾，即個人和家庭的矛盾。 2.拓展學問新天地和經濟不資的矛盾。晚清的風氣，特別是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以後，中國掀起了變革現狀的熱潮，所有富家子弟，只要有條件的都想出去留學。王國維家境貧寒，沒有這個條件。他因此非常焦急，父親也替他著急，但沒有辦法。17歲的時候，他也曾應過鄉試，但不終場而歸。22歲結婚，夫人是海寧同鄉春富庵鎮莫家的女兒，莫家是商人家庭。他的婚姻，依我看未必幸福。想提升學問，沒有機會。想出國留學，卻得不到經濟支持。這是影響王國維人生經歷的一個很大的矛盾。 3.神和肉體的矛盾。王國維小的時候，身體很弱，精神非常憂鬱，這跟繼母有很大關係，也和父親的不理解有關係。父親王乃謄對他的要求是嚴格的，在日記里對兒子的成長作了很好的設計，但不理解兒子的心理和學問志向。而王國維的思想非常敏感，從小就是一個智慧很發達的人。他在《靜安文集》的第二篇序言里講：「體素贏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這就是我所說的一個人的精神和肉體的矛盾。 4.追求學術獨立和經濟上不得不依附於他人的矛盾。這也是伴隨他一生的矛盾。王國維一生中有一個大的際遇，也是伴隨他一生的問題，甚至構成他的一個死因，就是他和羅振玉的關係。王國維自己家裡貧窮，不能到國外遊學；應試，屢考不中；當過塾師，但很快就辭職了。直到22歲的時候，才有一個機會到上海《時務報》做一份臨時工作。《時務報》是汪康年所辦，主筆是梁啟超，章太炎也在《時務報》工作過。這是當時維新人士的一份報紙，在全國有很大影響。不過王國維到《時務報》工作的時候，梁啟超已經到了湖南，應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之約，主講時務學堂。 王國維在《時務報》作書記，就是從事一些抄抄寫寫的秘書之類的工作。他海寧的一位同鄉在《時務報》工作，因為家裡有事，回海寧處理家事，讓他臨時代理。一個大學者做如此簡單的工作，未免屈才。但他很勤奮，做了一段時間之後，恰好當時上海有一個專門學習日文的東方學社，是羅振玉辦的，他就利用業餘時間去那裡學習日文。在那裡認識了羅振玉。認識的機緣，是羅振玉看到王國維給一個同學寫的扇面，上面有詠史詩一首：「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王國維的《詠史詩》共20首，羅振玉看到的是第12首。看後大為讚賞，非常欣賞作者的才華。儘管王國維因為經濟困難和其他諸多事情所累，學得並不是太好，羅振玉仍給予經濟上的支持，使其無後顧之憂。後來又把王國維送到日本去學習，從日本回來後，羅振玉凡是要舉辦什麼事業，都邀請王國維一起參與。羅王的友誼、特殊關係，就這樣結成了。再後來他們還結成了兒女親家，羅振玉的女兒嫁給了王國維的兒子。王國維一生始終都沒有錢，羅振玉不斷用錢來支持他。得到別人金錢的資助，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一次我在北大講這個題目，一個學生提問題時說：他覺得是好事，並說如果他遇到這種情況，一定非常高興，只是可惜自己沒有遇到。這當然也是一種看法，但王國維不這樣看，他一方面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感一種壓力。因為王國維是追求學術獨立的學者，這不能不是一個絕大的矛盾，即追求學術獨立和經濟上不得不依附於他人的矛盾。 5.「知力」與「情感」的矛盾。王國維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他的理性的能力特別發達，情感也非常深摯。所以他能寫詩，能寫很好的詞，同時在理論上、在學術上有那麼多的貢獻。一個人的知力、理性思維不發達，不可能有那麼好的學術成就，既研究西方哲人的著作，又考證殷周古史。而沒有深摯的情感，他也不能寫出那麼多優美的詩詞。本來這兩者應該是統一的，但從另一個側面看，他們也是一對矛盾。他自己說：「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那麼到底是從事詩歌創作呢，還是研究哲學?還是在二者之間?他感到了矛盾。當然從我們後人的眼光看，也許覺得正是因為他感情深摯，知力發達，所以才成就了一代大學人、大詩人。但王國維自己卻覺得是一個矛盾。 6.學問上的可信和可愛的矛盾。這個怎麼講呢?因為他喜歡哲學，喜歡康德，喜歡黑格爾，喜歡叔本華，喜歡他們的哲學。但他在研究多了以後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哲學學說大都是可愛者不一定可信，可信者不一定可愛。這是什意思呢?哲學中其實有兩種理論范型，一種是純粹形而上學的理論，或者如美學中的純美學，這樣的理論是非常可愛的，為王國維所苦嗜。但這種純理論、純美學，太悠遠、太玄虛，不一定可信。而另一種范型，如哲學上的實證論、美學的經驗論等，則是可信的，可是王國維又感到不夠可愛。於是構成了學者體驗學術的心理矛盾。這種情況，在常人是不可能的，但一個深邃敏銳的哲人、思想家，會產生這種體驗。 7.新學與舊學的矛盾。王國維一開始是完全接受新學的，研究西方哲學，研究西方美學。如我剛才所說，他曾經將這些學問向中國的學術界做了大量的介紹。但是後來，在1912年移居日本以後，他的學問的路向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大家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皇帝沒有了，而羅振玉是不贊成辛亥革命的，是比較贊成清朝原來的體制的，因此辛亥發生的當年冬月，羅振玉就帶著家屬，也帶著王國維，一起到日本去了。他們住在日本京都郊外的一個地方，後來羅振玉自己還修建了新居，把所藏圖書搬到新居里，取名為「大雲書庫」。羅的特點是藏書多，特別甲骨文、古器物的拓片和敦煌文書的收藏相當豐富，據稱有50萬卷。他們在那裡住了將近十年。王國維1916年先回國，住到上海，但有時候還要去東京。就是在東京這六七年左右的時間裡，王國維的學術路向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羅的豐富的收藏，成了王國維鑽研學問的資料源泉。他在「大雲書庫」讀了大量的書，就進入到中國古代的學問中去了。羅振玉也跟他講，說現在的世界異說紛呈，文化傳統已經快沒有了，做不了什麼事情，只有返回到中國的古代經典，才是出路。在時代大變遷時期，知識分子如果不想趨新，只好在學問上面往深里走，就容易進入到中國古典的學問當中去，對於個人也是一種寄託的方式。我想王國維內心就是這樣，所以聽了羅振玉的話，學問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所以成為後來非常了不起的學者，跟這六七年的鑽研有極大關係。他早期介紹西方哲學、美學思想的時候，帶去了一百多冊《靜安文集》，聽了羅振玉的話後，全部燒掉了。研究王國維的人有的認為他不大可能燒掉，說這是羅振玉造的謠。據我看來，燒掉《靜安文集》是完全可能的。一個人的學問總是不斷變化的。到日本之前，王國維的學問已經變化了一次，由研究西方哲學、美學，變為研究中國的戲曲文學，寫了有名的《宋元戲曲史》。我個人是念文學出身的，但後來喜歡思想學術與歷史，喜歡歷史以後幾乎完全拋開文學。我就有這樣的體會：覺得過去寫的文學方面的書和文章一無所取，有時甚至從內心裡產生一種厭惡，燒雖然沒有燒，但早已放到誰也看不見的去處了。這不是對文學存有偏見，而是隨著年齡、學問的增長，喜歡追求歷史的本真，而不再喜歡文學的「淺斟酌飲」，覺得不能滿足自己的寄託。當然年齡再大些，學問體驗再深一步，又覺得文學可以補充歷史的尋覓了。總之我相信王國維到了東京以後燒書，這個事是真實的。所以不妨看作他的新學和舊學是有矛盾的。前期是新學，後期又歸於舊學。這種學術思想前後變遷的矛盾是很大的。 8.學術和政治的矛盾。本來他是一個純學者，不參與政治的。但他有過一段特殊的經歷，是這段經歷把他與現實政治攪到了一起。辛亥革命以後，他對新的國家制度採取不合作的態度，雖是一種政治選擇，但沒有很大關係。主要是後來他又當了溥儀的老師，就進到敏感的政治裡面去了。辛亥革命後，1912年清帝遜位，但民國政府仍准許溥儀住在紫禁城內，相關的禮儀也不變。用今天的話說，叫待遇不變，在紫禁城裡照樣過著皇帝的生活。大家一定看過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你看他在紫禁城裡生活得多好，可以騎自行車，覺得紫禁城門檻不方便，就把皇宮裡的門檻全部都鋸斷了。為了好玩，就打一個電話給胡適什麼的。那段時間很長，一直持續到1924年，馮玉祥才把他趕出宮。王國維當溥儀的老師，是1923年4月(農曆三月)下的「詔旨」。年初(農曆十二月)皇帝大婚，然後就「遴選海內碩學入值南書房」。王國維做事很認真，事情雖然不多，但他願意盡到自己職責。1924年1月溥儀發諭旨，賜王國維在紫禁城騎馬，王國維受寵若驚，認為是「異遇」。因此當溥儀被趕出宮時，王國維極為痛苦，對當時的社會現狀充滿了不滿。而且在宮中遇到了諸多的人事糾葛，以致和羅振玉也有了矛盾。此時，他所心愛的學術和現實政治也產生了矛盾。雖然他是一個純學者，但還是跟政治有了無法擺脫的關係。這就構成了他思想世界的另一個矛盾--學術和政治的矛盾。他的自殺，與這一重矛盾有直接的關係。 9.道德準則和社會變遷的矛盾。這一點很重要，任何一個人都不可避免的。當社會發生變遷的時候，你跟社會的變化採取相一致的態度，順時而行，還是拒絕新的東西，想守住以往的道德規範?這是一個蛻變的過程。有人比較順利，社會往前走，他跟著往前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願意立即改變自己的準則，想看一看新東西是不是真好，或者壓根就認為所謂的新東西其實並不好，也許並不是新東西，而是舊東西的新的裝扮。這一點，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里，講到元縝的時候有專門論述。他說當社會變遷的時候，總是有兩種不同的人，一種是趨時的幸運兒，一種是不合時宜的痛苦者。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王國維就是那種「賢者拙者」。這一重矛盾在王國維身上非常突出，所以當辛亥革命之後、當溥儀被趕出宮以後，他非常痛苦，痛苦得想自殺。 10.個體生命的矛盾。也就是生與死的矛盾。這在一般人身上不突出。一個普通人，年紀大了，最後生病了，死了。死了就死了。雖然每個人都難免留戀人生，但王國維採取了一個行動，在51歲的盛年，在他的學問的成熟期，居然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是很了不起的哲人之舉。我說「了不起」，大家不要誤會，以為我認為所有的自殺都是好的。過去在封建社會，有的弱女子受不了公婆的氣，投井自殺了，這類例子不少。但這是一種被迫的一念之下的情感發泄，不是理性的選擇。對於一個有理性的人、一個大的知識分子、一個思想家、一個大的學者，他在生命的最後，能採取一種自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很多人都留戀人生--這得慢慢說，這是個哲學問題，很複雜。但是對王國維來說，則是一個個體生命的矛盾問題。 人們常形容一個人的死，說他走得很從容。其實，王國維才真正是走得很從容呢。1927年6月2日早8點，王國維從自己家中出來，到國學研究院教授室寫好遺囑，藏衣袋裡。然後到研究院辦公室，與一位事務員談了好一會，並向事務員借了5塊錢。步行到校門外，雇了一輛人力車去頤和園。10時到11時之間，購票入園。走到魚藻軒，跳入水中而死。這個過程，可以認為是理性選擇。本來他早就決定死：1924年馮玉祥逼宮，羅振玉、柯劭愍與王國維有同死之約，結果沒有實行。陳寅恪《挽王靜安先生》詩「越甲未應公獨恥」句，就指這件事說的。最後，到1927年他終於死了。所以他的遺書里說「義無再辱」。在他身上充滿了個體生命的矛盾、生與死的矛盾。 對於王國維之死給予最正確解釋的是陳寅恪。在王國維死後，陳寅恪寫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長詩，叫《王觀堂先生輓詞》，很長。在這個輓詞的前面，有一個不長但也是不算短的序。《王觀堂先生輓詞》的這篇序，是陳寅恪的一個文化宣言。這裡邊集中講，當一種文化價值衰落的時候，為這種文化所化之人，會感到非常痛苦。當這種痛苦達到無法解脫的時候，他只有以死來解脫自己的苦痛，這就是王國維的死因。他認為王國維是被傳統文化所化之人。陳寅恪這裡講了一個觀點，說起來很複雜。他覺得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三綱六紀」，大家一定很熟悉。就是說，王國維覺得三綱六紀這一傳統文化的綱領價值，在晚清不能繼續了，崩潰了，他完全失望了，所以去自殺了。 所謂綱紀之說本來是抽象理想，為什麼這些就跟王國維的死有關係?因為《輓詞序》里舉了兩個例證，說就君臣這一綱而言，君為李煜，也期之以劉秀；就朋友一紀而言，友為酈寄，還要待之以鮑叔。李煜是皇帝，是南唐的李後主，亡國之君。但是李煜的詞寫得很好，李煜和李清照的詞是最纏綿委婉的一類詞，是婉約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這個皇帝很無能，整天以淚洗面。劉秀是光武帝，他使漢朝得到了中興。按傳統的看法，皇帝雖然無能，你也要盡臣子之禮，希望皇帝能使自己的國家得到中興。所以皇帝即使是李煜，你也應該像劉秀那樣待他，這是一個臣子應該做的。而朋友是酈寄--酈寄在歷史上是出賣朋友的人，是不夠朋友的人。但是作為朋友而言，應該用鮑叔的態度來待他。歷史上的管仲和鮑叔的交情，是作朋友的模楷。《輓詞序》裡面講到「三綱六紀」，講了這兩個例子。陳寅恪講歷史，講學問，有「古典」和「今典」之說。講這兩個例證，不可能是虛設的。他講君，不是別人，應該是溥儀。在《輓詞》裡面有證據，就是「君期雲漢中興主」那一句。不是指溥儀指誰?但溥儀不是劉秀，他沒法使清朝復興，所以王國維他很失望。還有朋友，他講的是誰呢?我認為講的是羅振玉。 王羅後來有了矛盾，在王國維死的前半年，1926年9月，王國維的長子王潛明在上海死了，僅27歲；兒媳羅曼華是羅振玉的女兒，也才24歲。這當然是個悲劇。葬禮之後，羅女回到了天津羅家。這個媳婦跟王國維的太太關係不是太好，與夫君的感情也未必佳。王潛明留下2423塊錢，王國維把這筆錢寄給了羅家。結果羅振玉把錢退了回來。王國維很不高興，說這錢是給兒媳的，怎麼又退回來?並說這是蔑視別人的人格。羅振玉可能也說了些什麼，兩個人的矛盾於是表面化了。當然原因很多，也有的人說王國維的死是羅振玉逼債死的。但據陳寅恪的解釋，王國維不是由於2423塊錢的問題他就去死，也不是由於溥儀變化了地位他就去死。而是由於他的思想--君臣的理想、朋友的理想破滅了，他才去死。按六紀之說，朋友之間可以通財貨，朋友在錢物方面不應該計較。羅振玉雖然幫過他很多錢，但是要計較這些就不好了。這裡面一定有很多隱情。羅振玉一定想，兩千多塊錢你給我算什麼，我這一生給了你多少錢?所以越想越不高興，這是潛在的。這個問題使王國維在朋友的理想上失望了。 所以按陳寅恪的解釋，王國維最後是殉了文化理想，而不是殉了清朝。本來么，要殉清朝1911年就殉了，1924年馮玉祥逼宮也可以殉，為什麼等到溥儀被趕出宮三年之後?我個人贊同陳寅恪的解釋。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研究方法 王國維和陳寅恪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陳寅恪在輓詞里講：「風義平生師友間」，既是與師長之間的關係，又是朋友之間的關係。當時王國維與陳寅恪都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王國維在他的遺書中說，「書籍一項，請陳吳料理。」陳就是陳寅恪，吳是吳宓。吳宓是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主任，與陳寅恪有極深的友情，也是近年來討論得比較熱的一個人物。吳宓的日記，三聯書店出版了10厚冊，基中有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王國維說請陳吳料理書籍，我覺得無疑是王國維向陳寅恪的文化託命。所以王國維的死對陳寅恪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同時也只有陳寅恪真正理解他的死因。 王國維的蓋棺論定，也是由陳寅恪來作的。我剛才講了，王國維死後，他作了輓詞，還作了輓詩，另外還有輓聯。陳寅恪的輓聯寫的是：「十七年家國久消魂，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籤新觸手，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下聯的「謬承遺命」就是指整理書籍的事。王國維的遺著整理出版，也是陳寅恪寫的序。後來清華大學師生為王國維立紀念碑，碑銘也出自陳寅恪的手筆。這一系列文字都涉及到對王國維的評價，是迄今我們看到的最正確的評價。所以我說對王國維的整個生平學術的蓋棺論定，也是由陳寅恪來作的。這些相關的文字極端重要，如果是對上一個百年學術掌故感興趣的朋友，不可能不讀這些東西。 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說：「士子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這裡又在探究王國維的死因，他把王國維的死，看作是一個學者追求和保持自己的「獨立自由之意志」。接下去又說：「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些評價，是評價王的著作，對陳寅恪自己完全適用。 陳寅恪特彆強調學者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也是陳寅恪一生所堅持的思想精神。陳寅恪早先曾留學日本、美國、德國等，回國後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作導師。後來清華國學研究院不辦了，他就在清華大學文史兩系作教授。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了，北京的幾個大學遷到雲南昆明，成立聯合大學，北大、清華、南開三個學校合成西南聯合大學，陳寅恪又成為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1941年左右，他去了香港，作了香港大學的教授。後來又到廣西大學以及遷到四川的燕京大學當教授。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了，陳寅恪回到北京，繼續作清華大學的教授。1948年底，大概解放軍要打到北京來了，有一部分人就跑到台灣去。他和胡適一起坐飛機到上海，但胡適去了台灣，陳寅恪沒有去。他又從上海到廣州，任教於廣州的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後來在高校的改革中，改為中山大學。他就一直作中山大學的教授，一直到1979年死去。 陳寅恪的一生當中，就是始終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後，中央請他到北京來，做中科院的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第二所所長，郭沫若還特別寫了邀請信，但他拒絕了。後來又派他的學生汪去請他，他把汪罵了一頓，不滿意學生的思想態度，而且跟汪有一天的談話。這個談話原來我們都不知道，我有文章考證他為什麼不到北京來做歷史第二所所長，我考證了許許多多的原因。後來廣東的陸鍵東先生寫了一本書《陳寅恪的最後20年》，公布了一個材料，即陳寅恪和汪談話的紀錄，題目為《對科學院的答覆》，保存在中山大學的檔案室里。這個談話紀錄雖是汪寫的，但卻是陳寅恪的口授，真實性不存在任何問題。陳寅恪說：我的思想，完全見於王國維的紀念碑文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要叫我思想不自由，不能走自己獨立的道路，我毋寧死，我就是我的思想。你要叫我到歷史所去可以，但是有兩點：第一點，歷史所不要講馬克思主義，第二點，要叫毛劉兩公給我寫一封信，允許我這麼做。 信當然也沒寫，所以他也沒有去。他要求也許太高了--不是太高，對不起，我說錯了(笑)。他的思想就是這樣的，是他的真實想法。因此他對王國維的評價，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實際上就是講他自己，他在史學領域所獲得的成就，得到當時後世一致的承認。很多學者學術界都常常有不同的意見，但無論在中國和外國，無論在老一輩還是在年輕一輩裡面，到現在為止，對陳寅恪的學問沒有人可以提出否定意見(當然不包括小的學術觀點討論)。可以說，在50年代以後的中國現代學人當中，沒有另外一個人、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像他那樣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保持到這種強度和純度的。 至於陳寅恪的研究方法，他在王國維遺書的序言中，把王國維的學術內容和治學方法概括為「三證」的方法。第一，是地下的實物和紙上的遺文互相釋證，因為上一個百年地下發掘的東西非常多，如果不研究地下考古新發現，光是念古書，那麼學問還不能到家，所以他主張地下的實物和紙上的遺文互相釋證。第二，把異族的故書和本國的舊籍互相補正。第三，外來觀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參證。你看，陳寅恪是一個現代學者，他一點也不排斥外邊的外國的東西，他特別主張外來的觀念，主要指西方的思想觀念和中國的固有材料可以相互參證。陳的研究領域和王在異同之間。所以這「三證」的方法，完全適用於概括陳寅恪的研究方法。 但必須提到陳寅恪先生對治學工具的重視。他非常重視學問的工具，熟悉多種文字。通常的說法，說他通曉20多種語言文字。後來材料多一點，有研究者說，不會有那麼多。但我想，說他可以熟練使用10多種國外的語言文字，應該沒有問題。特別是一些稀有文字，像蒙古文、藏文、梵文、巴利文、西伯來文等這些稀有文字，甚至是一些已經死亡的文字，他是非常熟悉的。大家知道，儘可能多地掌握多種語言文字，是成為一個大學者的必要條件。他還有個特點，就是他沒有學位。不是博士後，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也不是學士，他沒有學位。他在國外留學十多年，13歲就去日本留學，走遍了各個國家，但光學習不要學位。這在中國上一個百年的歷史以及現在的歷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人。 但就是這樣一個沒有任何學位的年輕人(當時他35歲)，居然當上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跟他一起當導師的四個人，一位是王國維，大學者；一位是梁啟超，晚清了不起的人物；還有語言學家趙元任；考古學家李濟，當時僅僅是講師。王、梁、陳、趙，當時被稱為「四大導師」，都是中國現代學術的泰斗。那麼陳寅恪是怎樣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的呢?是梁啟超介紹的。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是湖南的巡撫，1895至1898年在湖南推行新政的時候，成立時務學堂，聘請梁啟超為中文總教習，當時是轟動全國的大事件。梁知道陳寅恪的家世和學問，所以他推薦給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曹問他陳寅恪有什麼學位?梁啟超說他沒有學位。又問他有什麼著作?梁啟超說也沒有著作。曹雲祥當時很奇怪，說又沒有學位，又沒有著作，這不是叫我為難嗎?梁啟超說，我梁啟超有什麼學位?曹雲祥當然知道沒有。梁還說，我的幾百萬字的著作，沒有他的幾百字的文章有價值。梁啟超講話，總願意推到一個極致，但講的是實情。曹校長一聽沒有辦法了，於是就請陳寅恪來做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當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級學術機構，不論後來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這樣的機構，實際上誰也沒有重建起來。在「四大導師」這樣的名師面前，培養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的學人。趙萬里、徐中舒、姜亮夫、劉盼遂等後來的大學者，都是當時國學研究院的高才生。他們的學習生活非常愉快，師生之間，如沐春風。陳寅恪曾經寫過一副對聯給他的學生，說他們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說國學研究院的學生是南海聖人的再傳弟子，是因為梁啟超的老師是康有為，而康有為有「南海聖人」之稱，既然是梁啟超的學生，不就是南海聖人的再傳弟子嗎?而王國維是溥儀的老師，你們現在也是王先生的學生，豈不就跟溥儀是同學嗎?同學一聽高興得不得了，因此當王國維在頤和園自殺後，國學研究院的學生一個個放聲大哭。 陳寅恪研究方法的另一個特點，是非常重視新材料和發現新問題。他曾經講過：「一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他對材料的開拓極大，特別是可以打通文史，用詩文小說來證史。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都是通過詩文來考證歷史的典範。特別是《柳如是別傳》，全書七八十萬字，是晚年在雙目失明的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用十年的時間寫成的。他口授，他的助手黃萱筆錄。柳如是是明末的一個有名的妓女，當然這樣說不一定準確。當時明代的風俗，很了不起的女性與上層知識分子有很多交往，甚至有的社團也有女性參加。所謂「國士名姝」，流傳許多佳話，如侯方域和李香君、冒辟疆和董小宛、柳如是與陳子龍和錢謙益。當時的江南，由於經濟的發達，也由於文化傳統的深厚，出現了一大批有才情有氣節的美麗女性，柳如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陳寅恪把她寫成了一個奇女子，一個民族英雄。因為在清兵打來的時候，她不投降，而她的先生錢謙益卻投降了。陳寅恪在復原柳如是和陳子龍、錢謙益的愛情與婚姻的故事的時候，全部用的是詩文證史和詩史互證的方法。詩文證史的方法並不是陳寅恪的發明，前人也使用過這種方法，但陳寅恪把這種方法達到了極致。實際上關於柳如是的史料是非常之少的，除了顧雲的《河東君小傳》等，幾乎沒有什麼更直接的記載柳如是生平事迹的文本依據。但陳子龍有詩集文集，錢謙益有詩文著作，柳如是有《戊寅草》、《湖上草》兩本詩集和一部分書信。但這些材料一旦涉及河東君的事迹，往往若實若虛，撲朔迷離，考證起來至為艱巨。因為柳如是的處境，當時為「迂腐者所詆毀」，後世又「經輕薄者所厚誣」，而傳下來的有關「河東君的事迹，多非真實」。這樣我們就知道，《柳如是別傳》的寫作，其實是在攻幾百年以來的一個學術難題，但陳寅恪先生攻克了這道難題。他對陳柳、錢柳因緣詩的詮釋，我認為達到了藝術的境界。柳如是最愛的人是陳子龍。陳子龍是明末有名社團幾社的領袖，是出色的詩人，後抗清而死，是民族英雄。死的時候才37歲。柳如是也是松江人，先是退休宰相周道登家裡幼養的小妾，為群姬所妒，被迫流浪在外，成為主要與社會名流交往的名妓。很多人追逐她，但她看重陳子龍，兩個人在一處別墅同居，成為情投意合的愛侶。陳子龍領導的幾社，是文學團體，也是政治團體，柳如是也參加了幾社的活動。陳柳的愛情後來由於陳子龍家庭的干預(祖母不滿、原配張氏出面攪亂)，不能不半途而廢，柳如是只好不告而出走，再次流浪江湖。但是兩個人分別後，仍互相懷念，陳子龍的許多詩詞都隱含著對往昔情人的思念，柳如是也是如此。甚至後來和錢牧齋結合以後，她與卧子(陳子龍字卧子)的愛情的記憶，仍成為平時詩文的敘述對象。而這些都是陳寅恪通過對陳柳有關詩文的詮釋，一一複製出來的。柳如是離開陳子龍以後，在杭州得到慷慨好義的汪然明的幫助(現在流傳下來的河東君尺牘，就是柳如是和汪然明的通信)，但仍不能避免一些有勢力的王孫公子的追逐。最主要的人物是謝象三，他是所有競爭者中勢力最強的人物，當時他是嘉定知府，家中富有，企圖金屋藏嬌。但此人的心術非常險惡，因此對河東君的威脅最大，使得河東君不得不向汪然明提出「避跡」的要求。就是在這種情境之下，經過汪然明的勸說介紹，柳如是決定投奔錢牧齋。因為謝象三參加明朝天啟元年的浙江鄉試中試時，主考官為錢謙益。按當時的風俗，錢應是謝的座師，自己喜歡的女子如果嫁給了老座師，就不可以動任何念頭了。錢牧齋是明末詩壇領袖，有「當代李杜」之稱，又是具有宰相胸襟的通儒，只是運氣不佳，幾次爭當宰相失敗。但他和陳子龍、謝象三爭柳如是，卻獲得了勝利。明崇禎十三年十一月，柳如是女拌男裝，架一條扁舟，前去拜訪錢牧齋。當時錢已被革掉禮部右侍郎的官職，正在家居。一見之下，驚才絕艷，欣喜若狂。柳如是獻上一首詩，極力稱讚錢牧齋的地位、名聲和懷抱，家中擺設、佛學造詣及主人的懷高才而不遇，都一一予以陳述，真是句句說到錢牧齋的心坎上。後來他們正式結合，錢牧齋專門造了一所房子給河東君居住。但柳如是仍常常思念她的舊情人陳子龍，甚至作的詩里也有所流露。錢謙益不僅不怪，反而也引用陳子龍的詩來寬慰她。儘管如此，據說錢柳結合後，河東君還是有三年左右的時間不言不笑，多病而且酗酒，可見對往昔情人懷念之深。1644年5月，清兵攻入北京，同時南明弘光政權成立，錢謙益被啟用為禮部尚書。他帶著柳夫人從常熟老家到南京赴任，一路上春風得意之態，是錢謙益一生最風光的時刻。但好景不長，第二年5月清兵就打到了南京，弘光帝和大臣馬士英等出逃，錢謙益等大開城門，投降了清朝。本來，柳如是與錢謙益相約死節，錢不能實行，只好「順例北遷」，柳如是一個人留在南京，隨後又回到常熟老家。晚年的錢牧齋和柳如是，又進行了一系列的反清復明的活動。 所有這些圍繞錢柳因緣的動人的故事，全部都是陳寅恪先生一步一步考證出來的，方法則是用詩文來證史。他在使用以詩證史的方法時，特彆強調故事的時間、地點、人物這三個要素，而且第一個提出了古典和今典的說法。作學問解釋典故是慣常的，但只有陳寅恪一個人提出古典和今典的說法。什麼是古典和今典呢?陳寅恪說：「自來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詞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後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例如，我們讀杜甫的詩，杜甫詩裡面可能引用了漢代的、秦代的甚至是六朝時期的一些事情，陳寅恪把這個叫作古典；但杜甫在詩中除了引用古典之外，還有他寫詩的現實處境和心情的投射，研究杜甫也要考證，這叫解釋今典。陳寅恪先生著作中不僅有今典和古典的釋證，而且有作者個人精神歷程的投入，《柳如是別傳》的題詩里明確提出：「明清痛史新兼舊」，這就不只是關涉明清史事，同時也包括清末民初以及整個20世紀的社會變遷在內。另外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研究方法，還包括他對古人的態度，特別主張要具「了解之同情」。他說你如果不了解古人著述的具體環境、相關背景、立說的用意和對象等情況，就不可能對古人的著述有真了解，也就不具有對古人的發言權。所以他提出一個重要的思想，叫作「了解之同情」。其實豈止對古人，對今人、對朋友、對一切研究的對象，有都需要了解之同情的態度。陳寅恪的這個思想方法，我可以認為它是20世紀學術批評、學術研究的一個經典性的提法。舉個陳寅恪本身的例子，也就是他寫《柳如是別傳》，涉及到清朝初年政治上的嚴酷，當時對知識分子壓迫得非常厲害，文字獄大興。如果名氣大的漢人的兒子不去應科舉，按當時的法律就被認為是跟清廷對抗，就要殺頭。這個法律好嚴酷，更不用說其他的文字獄了。陳寅恪在書里考證了這些，所以他認為錢謙益投降清朝，當然這是錢一生的大污點，無法諱飾，但也不要因此而抹煞了他的其他優點。因為錢謙益投降之後，在他的老家常熟一帶，又和柳如是一起參加了許多反清活動，說明對自己以前的降清有所悔悟。甚至他到南明小朝廷任職，與阮大鋮、馬士英打得挺熱乎，這固然不好，但他們的相互往來，說不定也有藝術鑒賞方面的同好。因為阮大鋮善於度曲，河東君應是最佳的欣賞者。和錢牧齋一起降清的王鐸，是個大書法家，降清固然不好，但其書法卻是明末的絕藝。這樣看人，才能不失公道。 還須提到，陳寅恪對原典引述的功夫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看他的著作，當中許多原典大面積的引述，這在我們一般做學問的人來說，是不可行的，你也不敢這樣做。老引用別人的說法，自己不講話，怎麼可以。讀者遇到這樣的書，常常略過引文不讀。可是你讀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如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大面積地引用兩《唐書》，你不僅不敢略過，恰好那裡邊有最重要的東西。另外，他還有一個特點，即他的西學水準高得不得了，通一、二十種語文。在西方留學那麼長的時間，可是你在他的著作當中看不到一點西化的痕迹，你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學者，真正是20世紀最了不起的學者。 陳寅恪的「家國舊情」與「興亡遺恨」陳寅恪的學術和思想的力度跟他的家世有很大的關係。他祖上是福建人，後來遷移到江西，在江西修水縣。陳寅恪出生在湖南長沙。曾祖陳琢如學問不大，但極有見解，特別喜歡王陽明的心學。他覺得中國太缺少人才了，為了尋找人才，他從江西走遍大江南北，最後走到北京，結果大失所望，覺得缺少人才是當時的主要問題。當然是指缺少可以匡正時弊的學問大家和國之棟樑，不是一般的人才。那時是在太平天國之前的那一時期，國家的人才機制主要靠科舉考試，而科舉的方法已是弊病叢生。因此他決定通過另外的途徑，即通過辦教育的途徑來培植人才。所以他回到義寧以後，開始辦義寧書院。後來太平天國起來，陳寅恪的曾祖陳琢如在本鄉組織團練，打太平天國。這是歷史狀況，我不是在這裡作歷史是非的價值判斷。 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非常有個性，是晚清政壇的重要人物。但陳寶箴的仕途很曲折，沒有考中進士，只是個舉人。到北京應試沒有考中，留北京三年，有機會結交一些有智慧的人物。恰好當時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時候，他在酒樓里看到西北方向火光衝天，立刻捶案大哭，結果酒樓的人都為之震驚。這說明陳寶箴是一個愛國者，一個性情中人。他也曾參加他父親陳琢如組織的團練，與太平軍作過戰。他還去拜訪過當時駐紮在安慶的曾國藩，曾一見陳寶箴，大為高興，稱他為「海內奇士」。曾國藩的幕僚長李鴻藻主動提出讓陳寶箴代替自己的位置，陳寶箴沒有接受，但他為調停曾國藩和江西巡撫沈葆楨以及席寶田的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後來到湖南當道員，有極好的政績。之後又調往河北道，因重視人才培養，創辦河北精舍。又升為紙漿按察使，但幾個月就因一樁冤案罷職，回到湖南賦閑。後來又被起用為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他才被任命為湖南巡撫，成為封疆大吏。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後來名氣名聲比陳寶箴還大。他是清末同光體詩人的代表，考中了進士，但因書法不合格，沒有正式列名，到下一科才進入進士的行列，但終生沒有作官。1895年至1898年陳寶箴任湖南巡撫，他襄助父親在湖南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變法維新的先進省。陳氏父子聚集了大量第一流的人才，例如請梁啟超擔任湖南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李嶧琴為西文總教習，熊希齡管理時務學堂，唐才常主持《湘學報》，譚嗣同籌備南學會，黃遵憲擔任鹽法道，江標和徐仁鑄先後任學政。可以想見在陳寶箴的帶領下，湖南的改革運動進行得多麼熱火朝天。但康有為、梁啟超的激進變革策略，誘發了慈禧和光緒的矛盾。正當改革進行的轟轟烈烈的1898年秋天，慈禧發動政變，囚禁光緒，通緝康梁，殺死六君子。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也受到牽連，給予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陳寶箴的罪名是「濫保匪人」；陳三立的罪名是「招引姦邪」，因為請梁啟超為時務學堂總教習是陳三立的主張。 1898年年底，被罷官的陳寶箴一家從湖南長沙回到老家江西。一路上陳三立大病，險些病死。陳三立的一個姐姐，回到家裡總是痛哭，直到後來哭死。陳寅恪的長兄陳師曾的夫人范孝嫦，也是這個時候死的，年僅22歲。可見戊戌政變對陳寅恪的家族的打擊有多麼沉重。回到江西，陳氏一家先住在南昌磨子巷，幾乎失去了生活來源，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不久陳寶箴又搬到南昌西面的散原山下，築廬而居。這時陳寶箴69歲，身體很不錯，他也情願過這種隱居的生活了，雖然憂傷家國的心情始終未變。但一年多以後，就是1890年6月，陳寶箴突然死了。在陳三立的記載當中，是「以微疾終」。但去世的那幾天，陳寶箴還寫了《鶴冢詩》二章。為什麼突然死去?還是在十多年前，江西的宗九奇先生髮表了一個材料，說他祖父傳下來的一個文錄里有一條記載，說是慈禧太后下旨要陳寶箴自盡，江西的千總到西山執行命令，結果陳寶箴就這樣冤枉地死去了。是賜自盡而死，而且最後他的喉骨還被割下來送到北京去報命。 這是一條很殘酷的記載。發表以後，因為學術考證不能相信孤證，沒有引起太多的反響。我個人也是信而有疑。關於陳寶箴之死，原來我就有疑點。比如我讀陳三立的有關記載，包括他寫的《先府君行狀》和《峴廬記》，寫到他父親的死，呼天嗆地，泣血錐心，痛苦到失常的地步，甚至說如果不是有所待，他也會立即死去。如果是正常死亡，陳三立未必是這個樣子。我有疑點，但不能證實。後來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裡的書比較多，讀了很多相關的材料，特別是陳三立的詩文《散原精舍詩》和《散原精舍文》，我經過考證，相信有充分證據證明陳寶箴是慈禧太后密旨賜死的。但這件事陳三立諱莫如深，他沒有向自己的家中任何人講過。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當時的社會，即使後來清朝滅亡，陳三立也並不覺得被朝廷賜死是一件光榮的事。問題是陳寅恪是不是知道?我認為他知道。我有充分證據證明陳寅恪對陳三立的詩，完全爛熟於心。試想，我讀陳三立的詩都能看出陳寶箴確實是被慈禧太后殺害，那麼學識淵博、深明古典今典的大史學家陳寅恪，還能不知道嗎?我有一篇《慈禧密旨賜死陳寶箴考實》，專門考證這個問題，發表在我主編的《中國文化》上，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來看看。 陳寅恪的家世就是這樣的。所以對他來講，一生之中有一個重大的情結--這個情結其實不是個人的，就是在晚清的改革中有兩種主張，一種是康梁主張的激進的變革，另一種是陳寅恪的祖父和父親主張的漸進的變革。激進變革的結果，誘發了慈禧和光緒的矛盾，慈禧發動政變，改革失敗了。陳寅恪認為如果按他祖父的主張，由張之洞出面領導全國的改革，慈禧太后也可能接受改革的思路。如果這樣，戊戌政變就不會發生了，義和團也不會產生了，八國聯軍也打不到北京了，以及後來的許多事變包括黨派軍閥大戰，也許不至於那麼嚴重。中國近百年的災難，在陳寅恪看來，根源在於戊戌變法走的是激進的道路。如果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漸進變革的主張得以實現，中國就不是後來那樣的中國了。當然歷史不能假設，我們畢竟還是站在另一條歷史的流程裡面。這些事說來話長，大家還是聽我講王國維和陳寅恪吧。 總之陳寅恪有一個情結，就是他對上一個百年的回憶，充滿了憂傷與記憶。直到1965年他逝世的前幾年，還寫了自傳式的著作《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不厭其煩地辯駁戊戌變法的兩派，指出他的祖父與父親是漸進變革派。這個情結深深地印在了陳寅恪的心中。也是1965年這一年，他有一首詩，題目是《讀清史后妃傳》，其中有兩句詩：「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我覺得這首詩既是陳寅恪詩歌寫作的主題曲，又是他一生思想世界的主題曲。了解了這句詩，才能了解他的學問、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世界，知道他為什麼像大樹一樣永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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