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政治考量與時代價值

時間：2014-10-14 06:56:4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作者：姜安

作為中國外交戰略和國際關係理論的標誌性成果，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孕育在1840年以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歷史邏輯之中，誕生於戰後國際社會動蕩、分化、改組的深刻的歷史變革之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時代價值。①它不僅科學揭示了時代特徵，而且直接影響了冷戰時代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以及中國外交戰略的基本價值取向。21世紀以來，國際形勢雖然發生了新的變化，但國際政治的本質並未改變，全面梳理和考量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歷史脈絡、邏輯體系，對新世紀中國外交理念和發展戰略具有重大歷史借鑒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思想來源和形成過程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萌芽於20世紀40年代、50年代「一個中間地帶」思想，雛形於60年代的「兩個中間地帶」思想，正式形成於7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的逐漸成熟化，恰恰是基於冷戰時代國際社會總體形勢演變，特別是大國博弈和民族獨立運動發展的歷史背景，圍繞國家安全和民族獨立進行政治思考的結果。 (一)「一個中間地帶」理論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萌芽於戰後初期，其主要標誌是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個中間地帶」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局勢凸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下的三大經濟政治徵象。一是美國全球霸權外交戰略凸顯。美國開始策劃「領導世界，實現美國世紀」的新外交霸權戰略，導致冷戰全面爆發。二是世界經濟政治關係新組合和新矛盾凸顯。美蘇戰時同盟關係結束，中蘇結盟關係開始啟動，美國與西方關係出現控制與反控制的新矛盾，大國博弈關係出現新的分化和組合；三是民族獨立運動現象凸顯。戰後民族獨立國家開始作為新的政治力量引起大國利益集團的爭奪，反帝、反霸、反殖運動和親帝、親霸、親殖運動互相交織，紛繁複雜，國際政治展開新的畫卷。戰後局勢推動中美關係模式出現新的變化。一方面，美國支持蔣介石反動政府，中國內戰日趨激烈；另一方面，新中國誕生後，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對中國進行封鎖和制裁，中國的安全形勢複雜而嚴峻。 在這個背景下，毛澤東以全球視角對國際力量組合關係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早在1946年8月6日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毛澤東首次提出了關於「中間地帶」的思想，強調：「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裡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現在美國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國過去的全部勢力範圍還要多的地方，它控制著日本、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半個朝鮮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著中南美；它還想控制整個大英帝國和西歐。美國在各種借口之下，在許多國家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布置，建立軍事基地。」②接著，1954年8月，毛澤東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時，曾反覆講到「中間地帶」問題。毛澤東指出，美國的目的「首先是佔據從日本到英國的這個中間地段。美國在北美洲處在這個中間地段的那一邊，蘇聯和中國處在這一邊。美國的目標是佔領處在這個廣大中間地帶的國家，欺負它們，控制它們的經濟，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最好使這些國家都弱下去，這包括日本、德國在內」。③在這裡，毛澤東明確揭示了以下重要的國際政治命題： 首先，國際社會重新組合，呈現新的力量分配格局。在毛澤東的國際視野中，美國和蘇聯分別代表世界上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發展方向。作為國際社會最大的行為主體，蘇美之間的外交博弈是國際社會的最大政治。其中，毛澤東對蘇聯有三個定位，即「世界和平的保衛者」、「阻礙美國反動派建立世界霸權的強大的因素」和愛好民主自由以及進步的力量。中國共產黨的外交目的之一是保護蘇聯、捍衛蘇聯。毛澤東對美國也有三個定位，即反動派、霸權和侵略國家、帝國主義勢力。④中國共產黨的外交目的之一就是反對並遏制美國的霸權和帝國主義擴張的努力。其次，國際體系凸顯權力關係的結構性和層次性。二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呈現出不同力量相互牽制的垂直權力關係，突出表現為「第一種勢力」(美國和蘇聯)、「第二種勢力」(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第三種勢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存在。他們之間的關係互動和力量博弈構成了當時國際社會的基本存在方式。第三，戰後地緣政治重新布局。相對於英國丘吉爾的「鐵幕」演說，毛澤東「中間地帶」理論是對當時國際格局的新界說。處於「中間地帶」的國家既是美國夢想侵略和控制的對象，也是世界民主進步力量需要爭取的對象。這個「中間地帶」成為後來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中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雛形。第四，戰後世界的主要矛盾日漸明晰。毛澤東強調，當時世界構成了複雜的矛盾鏈，「美國反動派同美國人民之間的矛盾，以及美國帝國主義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⑤其中，主要矛盾的核心是美國謀求稱霸世界和世界人民反對美國霸權。 毛澤東「一個中間地帶」思想奠定了「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基本框架。這是因為：一是以國家實力為基礎，通過對國際社會力量進行比較分析，得出蘇美兩國是當時世界的兩大政治力量中心的基本結論。二是以層次性和地緣政治分析為依據，首次區分了國際社會三種力量的存在，即美蘇兩大勢力、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三是以矛盾動力說為前提，闡明國際社會複雜的利益矛盾關係，並突出了矛盾主體的層次性，既揭示了美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也揭示了美國與其他落後國家之間的矛盾，明確美國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頭號敵人，凸顯了矛盾鬥爭的主要對象和統一戰線對象。四是以闡明國際政治鬥爭的目的性為指向，明確指出國家獨立、主權完整、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是「中間地帶」思想的靈魂和出發點。可以說，「一個中間地帶」理論「在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的影響也最大。同時，這個思想的提出也是一個標誌。從這時起，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獨立自主地判斷國際形勢」，⑥構成了後來「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基本內核和邏輯框架的基礎。 (二)「兩個中間地帶」理論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隨著國際形勢的進一步變化，毛澤東對世界圖景的觀察與分析範式的系統化日漸深入，「一個中間地帶」理論在60年代初期逐漸演變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 1962年1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理事長安井郁的談話中，強調了關於「中間地帶」的三個關鍵點：(1)世界地緣政治分為三大塊，即「社會主義陣營算一個方面，美國算另一個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間地帶」；(2)「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也各不相同」，「中間地帶國家各式各樣，各不相同」，存在四種類型的國家；(3)「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是壓迫者、剝削者、欺侮者。」⑦ 1963年9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把上述四類國家概括為「兩個中間地帶」，通過實現國別與區域的明晰化，突出了中間地帶力量的多元性質：(1)「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2)美國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以及日本存在矛盾，日本、加拿大、法國等對美國不滿意，「他們是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3)「蘇聯與東歐各國的矛盾也有明顯發展，關係緊張得很」。⑧ 1964年1月5日，毛澤東會見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時，再度闡釋了「中間地帶」的層級結構：(1)從國際地位來說，美、蘇占第一位，美、蘇兩國都有核武器，想統治世界；(2)日本、英國、法國、西德、義大利等占第二位；(3)「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4)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中蘇關係存在矛盾，「中、蘇兩國之間的關係，還不如中國同日本自由民主黨的關係好」；(5)蘇聯與東歐各國有矛盾，「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⑨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同日本社會黨人士談話時，明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洲際定位，其核心是：(1)當今世界有兩個中間地帶，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2)「整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對美帝國主義。歐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許多人反對美帝國主義」；(3)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存在矛盾，「有的帝國主義者也反對美帝國主義」。⑩ 在這裡，有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說明：首先，比照「一個中間地帶」理論，在「兩個中間地帶」理論中，蘇聯的國際定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已經由原來世界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力量變成了民主與和平的敵人。其主要原因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掀起了批判斯大林運動，由此導致中蘇關係緊張乃至衝突。毛澤東對此評價道：「蘇共二十大之後，我們已經感到赫魯曉夫不對頭……」(11)「中蘇的分歧要從一九五四年開始算起」。(12)後來，中蘇在1958年海軍基地問題、1959年中印邊界事件等衝突中，蘇聯認為，中國「是教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專講空話、假革命、民族主義」。(13)很顯然，蘇聯推行老子黨政策，奉行大國沙文主義，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名存實亡，毛澤東已經不再認同蘇聯和中國同在一個世界，而將蘇聯納入到同美國並列的第一世界之中。其次，美國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仍然是世界民主力量的頭號敵人。1964年1月12日，毛澤東在對《人民日報》記者發表談話時，曾用侵略政策、戰爭政策、「和平演變」政策、「弱肉強食」政策來形容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並認為「美帝國主義稱霸全世界的侵略計劃，從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到約翰遜，是一脈相承的」。(14)由此，毛澤東得出一個結論：「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15)再次，高度關注亞、非、拉國家民主團結和主權獨立運動。1955年4月18—24日，包括中國在內的29個亞非國家召開了萬隆會議。毛澤東對亞非會議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一是「萬隆精神已發展很快，影響很大」；二是「亞非會議團結了大小國家，人口有十五億」；三是「萬隆會議是一次很好的會議，萬隆會議真了不得。」(16)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非洲民族獨立浪潮的發展，讓毛澤東相信「非洲有一個很大的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風暴」。(17)而1961年首屆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召開和1964年「七十七國集團」建立，使毛澤東更加堅信亞、非、拉民族國家力量的壯大已形成勢不可擋的洪流。最後，美國與歐洲各國存在巨大矛盾。1958年西歐六國建立經濟共同體，法國總統戴高樂主張建立「歐洲人的歐洲」，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這一事實表明，西歐國家反對美國控制的聯合自強意識日益明顯。對此，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國家內部是不統一的」，(18)「四分五裂，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勢」。(19) 綜上所述，「兩個中間地帶」思想比較清晰地呈現了毛澤東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邏輯框架：第一，就國際格局而言，美國和蘇聯為第一世界，它們都想統治世界。第二，美國是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在中國國家安全利益中，美國是主要政治對手。第三，中蘇兩國已經位列不同的國際方位中，不屬於同一個世界。第四，廣大中間地帶的國家和人民是世界反對蘇美統治的主要力量。第五，「兩個中間地帶」理論蘊含著一些超越社會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分歧的思想。應當說，「從『中間地帶』理論發展到『兩個中間地帶』理論，深刻地反映了戰後世界格局在50年代和60年代發生的巨大變化：蘇美控制各自盟國的能力大為削弱，兩極體系正從內部開始瓦解；『中間地帶』力量日益壯大，逐步成為抗衡蘇美的國際力量；『中間地帶』內部利益多元、矛盾交錯。凡此種種，皆使整個世界呈現出多元化、多極化的發展趨勢。」(20) 更為重要的是，從「一個中間地帶」理論向「兩個中間地帶」理論的演進歷程，跨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這不僅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局部執政的黨，轉變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為維護獨立自主、和平發展而全面執政的黨，而且這一歷史性變化，需要黨從全面執政走向長期執政的過程中，面對國際形勢的複雜變化，形成具有獨創性的新的重大理論判斷，實現新中國對外戰略的新的「頂層設計」。因此，上述「中間地帶」理論在整體意義上「系統地廓清了中國革命運動與美蘇矛盾以及與蘇聯對外政策的關係。它的產生預示了中國革命運動在戰後東亞格局中將獨立發展的趨勢，揭示了中國革命運動不會再受任何大國操縱的基本趨勢，中共最終將走上獨立自主地爭取中國革命徹底勝利的道路」。(21)同時，建國後「兩個中間地帶」思想的提出，不僅「可以視為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初步形成的標誌」，(22)而且是對「一個中間地帶」理論的深化，又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最終形成起到了支撐和轉折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歷來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始終堅持用實事求是和矛盾論的觀點觀察、分析、處理國際事務。「中間地帶」理論總體架構的實質在於，強調「中間地帶」國家在戰後國際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核心是要團結、依靠作為反對美帝國主義和蘇聯霸權主義主力軍的第一中間地帶國家，爭取第二中間地帶國家，使之成為反對美帝國主義和蘇聯霸權主義的同盟者。「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來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23)正是基於此，在戰略價值上，無論從毛澤東1939年關於「兩個世界、四個集團」觀點(24)的提出，到1946年「一個中間地帶」理論的雛形，到建國初在「兩大陣營」中「一邊倒」戰略(25)的實行，再到60年代「兩個中間地帶」理論的形成，無疑都否定了政治中立的前提。(26)可以說，拒絕中立化的「中間地帶」理論，確保了新中國外交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的與時俱進，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外交的國際空間，有助於中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通過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和平外交努力，真正做到「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27)從而有力地支援了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運動，「為實現這個世界規模的統一戰線而奮鬥」。(28) (三)「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提出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指出：「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9)由此，毛澤東正式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理論。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發言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蘊含著新的時代邏輯內涵： 首先，總體判斷和辨識國際格局。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毛澤東對國際形勢有一個波動性的認識和估計：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中國的國家安全威脅主要來自美國的霸權主義。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中國的國家安全威脅主要來自美國和蘇聯的霸權主義威脅。這個認識在毛澤東的「一個中間地帶」和「兩個中間地帶」思想中已經體現得十分清晰。但是，當歷史行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時，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美國因深陷越南戰爭泥潭，國內出現新的經濟危機，加上蘇美軍備競賽中，蘇聯處於攻勢，迫使美國開始實施戰略收縮，對中國的安全威脅逐漸式微；另一方面，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開始猖獗，中國在地緣政治、外交政治以及軍事領域承受巨大安全壓力。特別是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蘇聯提出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倡議，試圖同亞洲的一些國家建立所謂「安全合作關係」。蘇聯勢力大舉進入蒙古、印度、越南和阿富汗等國，事實上形成對付中國的軍事聯盟。受毛澤東的指示，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4位元帥在1969年7月11日和9月17日提出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兩份報告，其結論是：第一，在可以預見的時期，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不大。第二，在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第三，美蘇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是經常的、尖銳的。這個判斷對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產生了巨大影響。與此同時，1972年5月尼克松訪問蘇聯，雙方簽署了限制戰略武器的協定。美蘇接近的動向促使毛澤東下決心進一步緩和中美關係，以防止美蘇聯合對付中國。毛澤東聯合美國壓制蘇聯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構想由此而生。(30) 其次，確定劃分「三個世界」的新標準。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劃分標準有兩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以國家實力為標準，即以軍事實力、經濟實力為標準，劃分為「三個世界」。毛澤東認為，「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屬於第一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富」，(31)屬於第二世界。中國和其他亞、非、拉國家屬於第三世界。第二個維度是突破了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的框框，以稱霸與反霸鬥爭為標準，劃分國際政治中的「三個世界」。儘管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曾批評過蘇聯搞大國沙文主義，60年代初也批評過蘇聯的某些外交行為，但沒有公開將蘇聯與美國劃為一類。這時，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標準使得毛澤東仍然把美蘇之間的爭奪，看成是兩種社會制度的鬥爭。因此，他在提出「兩個中間地帶」時，是把美蘇作為兩大對立的國際政治力量來對待的。後來，當蘇聯出兵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和挑起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清楚地認識到，蘇聯的對外行為是為了霸權利益，它與美國的對抗不是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鬥爭，而是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博弈。因此，美蘇「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32)這是毛澤東將蘇美兩國認定為第一世界的重要依據。需要說明的是，正是毛澤東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標準的設定，賦予了第三世界作為反對霸權統一戰線設想的政治彈性，甚至可以將第二世界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第三世界民族獨立國家「組織」在新的「合作平台」之上，拓展了中國新的外交空間。 最後，擴大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內涵。由於毛澤東將劃分「三個世界」的標準進行新的界定，相應的反霸權主義戰略獲得了更多的力量支持。一方面，統一戰線最基本的力量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整個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就是統一戰線的最基本的力量，這也成為中國外交戰略的基本立足點。另一方面，毛澤東國際統一戰線戰略的最大變化，是進一步堅定了將第二世界納入到中國安全戰略中的意志。為了更大限度地團結國際社會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毛澤東使用了一個很重要的辭彙：「中間派」。所謂「中間派」就是介於「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另一種力量，即第二世界，並將這個「中間派」視為國際反對霸權戰略的重要力量。這樣，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戰略中統一戰線的內涵獲得了極大的豐富。

二、「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邏輯體系 就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而言，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開國領袖，對民族獨立的維護、國家主權與尊嚴的捍衛、國家安全的護持，始終保持格外的敏感和關注。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以國家利益與主權訴求為邏輯原點，以矛盾對立統一論為哲學基石，以反對霸權主義為主要外交方略，構成了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邏輯體系。 (一)邏輯原點：國家利益與主權訴求 就理論而言，劃分「三個世界」不是憑空臆想出來的主觀映像，而是基於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互動關係的客觀反映，具有強大的歷史邏輯力支撐。 首先，中國近代社會恥辱和悲慘的命運，為毛澤東國際觀中的「國家利益與主權訴求」思想設定了歷史前提。作為中國進入近代恥辱歷史的標誌性事件，鴉片戰爭的實質是在以西方列強為主導的近代「全球化」運動中，在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並「使東方從屬於西方」(33)的國際設計和制度安排下，爆發的落後國家與西方列強之間的主權之爭。鴉片戰爭的失敗不僅引發了近代中華民族的集體思考，而且給中華民族的命運帶來了國際性拷問，即基於當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背景，如何正確透視和考量中華民族的歷史方位和未來發展。於是，在20世紀的國際政治層面上自然地產生了這樣的歷史邏輯：一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即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猖獗的時代，如何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國際力量，尋求維護國家主權完整和自保的方案，以免重蹈近代命運的覆轍；二是確定新的國際定位，即面對舊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在大國博弈中對中國國家安全保持新的警惕，並對安全路徑進行戰略選擇。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言，「自從十九世紀上葉鴉片戰爭打開中國門戶以來，中國人視西方是一連串無休無止地國恥的始作俑者。地位平等、強烈堅持不聽命於外國，在中國領導人心目中，不只是戰術，更是道德上的必然。」(34) 其次，世界戰爭再次驗證了國際政治中的叢林法則，促使毛澤東更加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尊嚴的意志。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國與世界戰爭的關係主要體現在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後局部戰爭中。在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體系所締造的國際垂直權力體系和秩序下，中國的國際命運面臨嚴峻的境遇。一戰時期，毛澤東經歷了中國被蹂躪和羞辱的時代，二戰時期，他經歷了日本侵華戰爭的整個歷史時期。隨著毛澤東革命鬥爭經驗越來越豐富，站在更高的歷史平台上去審視中國與國際的關係，特別是戰後爆發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使得毛澤東更加珍視國家安全和民族自立。當然，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盛行的同時，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追求民主革命和民族獨立運動浪潮洶湧澎湃的過程，這讓毛澤東明顯地感受到了革命力量的日益壯大，看到了新的依靠力量和革命的希望。正因如此，毛澤東在思想上升華了兩種維度的政治判斷，這就是既看到了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對中國主權的威脅，也發現了維護國家利益的國際依靠力量，這構成了「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國際歷史觀前提。 最後，中國與蘇聯的特殊歷史經歷，讓毛澤東對中國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擁有更深的理解和護持。1956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時，針對斯大林問題講到，「第三國際做了許多錯事」，「過去的王明路線，實際上就是斯大林路線」，「這是我們第一次吃斯大林的虧。」(35)毛澤東還說，本人不喜歡斯大林，是因為斯大林「站在別人的頭上發號施令」。(36)1958年7月，中蘇兩國圍繞「建立聯合艦隊」等問題發生衝突。毛澤東在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時強調：「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國人被看作是第二個鐵托，是個落後的民族。你們說歐洲人看不起俄國人，我看俄國人有的看不起中國人。」(37)1957年，毛澤東在談到中蘇關係時，強調幾個核心思想：一是「蘇聯那些頑固分子還要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了」。某些人「利令智昏」。二是「現在中蘇之間就有那麼一些矛盾」。三是中蘇關係「總是要扯皮的」，我們「跟他們抬杠子了，搞得他們也抬了」。(38)1964年1月5日，毛澤東對日本人士講：「中、蘇兩國之間的關係，還不如中國同日本自由民主黨的關係好，也不如中國同池田派的關係好。」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美、蘇兩國都有核武器，想統治全世界」。(39)1965年1月，當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提出「赫魯曉夫下台後，中蘇關係有什麼改進？」時，毛澤東回答：「可能有點，但是不多。」(40)1974年5月，當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追問蘇聯是否對中國構成威脅時，毛澤東則將蘇聯比喻為「一股禍水」，並強調「我們準備它來」。(41)從上述談話中不難看出，在涉及國家、政黨、民族利益問題上，毛澤東始終以高度的政治戒備清醒地認識和處理中蘇關係。應當說，這是導致毛澤東決心捍衛國際尊嚴與獨立，並將蘇聯認定為第一世界的非常重要的歷史情結。 (二)哲學基石：矛盾對立統一論 毛澤東對世界和社會的解構方程蘊含著獨特的哲學思維方式。這就是：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貫穿於一切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同時，矛盾系統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它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形態。毛澤東認為，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可以說，上述哲學觀構成了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哲學依據，也構成了其國際關係政治博弈理論的依據。 首先，國際社會始終存在著各種矛盾。1956年9月，毛澤東在同埃及駐華大使哈桑·拉加卜圍繞蘇伊士運河鬥爭談話時強調，國際社會存在「帝國主義國家間、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間、帝國主義和民族獨立國家間的矛盾」。(42)1962年，毛澤東指出：「英國和法國是帝國主義，但它們是大帝國主義美國想吃掉的中等帝國主義國家，同美國有矛盾，日子也很難混，可以作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者。」(43)1963年9月，針對社會主義陣營，毛澤東同樣運用矛盾論分析，認為「蘇聯與東歐各國的矛盾也有明顯發展，關係緊張得很」。(44)就20世紀70年代國際政治而言，世界矛盾鏈中最大的矛盾焦點是民族獨立國家與美國帝國主義的矛盾，它決定著國際政治發展的走向。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民族獨立國家可以利用美國與西方國家的矛盾，建立反對美國霸權的統一戰線。同時，就中國與大國之間的矛盾而言，如果說中美矛盾在40年代、50年代甚至60年代是最大的矛盾的話，那麼，在70年代中蘇矛盾就是最主要的矛盾。這構成了「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矛盾論前提。 其次，國際力量之間的矛盾存在辯證統一性。毛澤東辯證分析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強調「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間鬧矛盾，所以我們有機可乘。它們並不那麼團結，美國人和英國人並不那麼團結，美國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麼團結的，阿登納同英國人也不對頭。所以全世界勞動者，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愛國人民，同盟軍是很多的。」(45)這反映出毛澤東在大矛盾格局中一直堅持辯證法原則，既認同國際社會存在著各種複雜的矛盾體這一普遍性，又辯證地強調矛盾存在的特殊性，也就是國際社會存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特別是與民族獨立國家之間的矛盾，也存在西方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矛盾。這三大矛盾的相互對立與統一，構成了當時國際社會利益矛盾體，蘊含著巨大的矛盾動力，影響了國際社會的演變和發展。這種矛盾的結構性存在及其解析，正是毛澤東構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有力支撐。 最後，國際政治鬥爭充滿矛盾的鬥爭性與妥協性。毛澤東對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的分析具有兩個維度的理解力：一是實踐哲學中的鬥爭理念。這種鬥爭意識既源於近代中國與西方列強百年鬥爭的恥辱歷史記憶，也來自兩次世界大戰帶給中國的歷史經驗，又與戰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矛盾，特別是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猖獗存在密切關係。因此，在「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框架中，始終蘊含著矛盾鬥爭構成了戰後世界政治主旋律的邏輯判斷，而其中的主要音符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二是實踐哲學中的妥協與變通思想。毛澤東強調國際社會的鬥爭性質，並不意味著其外交戰略旨在製造國際恐怖和戰爭。「三個世界」的劃分旨在通過利益相關性和共同性建立利益共同體，建立起更加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統一戰線。正是基於此，這一戰略思想以鮮明的外交妥協與變通的政治主張，實現了國際鬥爭與國際妥協的會通，體現了目的性與手段性的統一，為冷戰對抗時期超越國際政治利益紛爭，聯合國際和平力量，共同反對霸權主義，確立了新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毛澤東的矛盾實踐論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實踐。同時，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理論和殖民地學說的兩個理論維度，又強有力地支撐了上述理論的自信心。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分析工具，以矛盾對立統一為邏輯出發點，針對國際政治的本質，分析國際社會各種矛盾共同體之間的利害關係，將「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作為外交戰略的首要問題置於複雜的國際體系中，提出了系統分析國際政治的理論範式。不言而喻，「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形成了毛澤東關於民族獨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新政治博弈理論。 (三)國際戰略：反對霸權主義理論與策略 通觀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一個非常鮮明的特質就是在兩極格局向多極化格局轉化的歷史背景下，以反對霸權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為新的話語特徵，確立了分析國際關係的總體框架，為實施「遠交近攻」的中國式外交謀略奠基。 1.外交戰略基石 國際體系中的身份識別，既是國際關係的重要理論命題，也是一個國家進行國際定位和實施外交政策的前提假設和理性判斷的基本依據。毛澤東對「第三世界」的身份識別，(46)是在一個嶄新的標準和框架體系中進行確證的。其一，身份識別的結構釋義。「第三世界」的身份識別是在三個矛盾對立統一的國際體系中體現的。這就是以美蘇為第一世界，以歐洲、加拿大、日本等國為第二世界和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為第三世界。其二，身份識別的參照性。「第三世界」的身份識別是以國際社會反對霸權主義為參照而體現的。第三世界不是相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而存在的第三類意識形態標籤，而是相對於國際霸權主義存在的國際權力的等差結構。它主要以民族獨立國家維護主權完整、自立、自強為特徵體現其存在價值。其三，身份識別的思維模型。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屬於冷戰中期，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大陣營在思維模式和價值觀上的分歧與對立，構成了時代性特徵，即建立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可協調性。因此說，毛澤東關於「第三世界」的身份識別，就是以超越社會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分歧而進行的新界定，這在認識境界和思維模型上是一種重要超越。這直接為毛澤東的中國外交戰略奠定了基本政策，即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點。 2.博弈目標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實質是一種政治博弈理論。毫無疑問，毛澤東是將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置於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整體鏈條基礎上的，也就是說，中國國家安全與獨立的邏輯前提之一，是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勝利。這在毛澤東「一個中間地帶」→「兩個中間地帶」→「一條線、一大片」→「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框架中體現得十分明顯。但是，我們還發現了一個現象，即毛澤東的外交戰略在不同的歷史年代中是具有流變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毛澤東主要關注兩大陣營——法西斯陣營與反法西斯陣營的戰爭。在毛澤東的視域里，當時的美國和蘇聯與中國在一個共同的國際陣營中。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外交目的是「為著保衛蘇聯、保衛中國、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鬥爭」。(47)為此，1941年，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中，曾以「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為主題，強調：「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48)由此可見，這個時期，毛澤東將蘇聯和美國視為中國抗日的政治同盟。戰後，毛澤東的外交理論以及外交戰略因歷史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如果說，在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整個鏈條中，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中葉，毛澤東的主導思想主要集中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話，那麼，從50年代中葉開始，特別是60年代和70年代初，其主導思想主要是反對霸權主義。 3.安全方略 可以肯定地說，作為中國古代外交的基本攻防謀略之一，「遠交近攻」是毛澤東在現代國際政治博弈中反對霸權主義的主要外交方略。(49)為了積極應對鄰近霸權國家對中國的威脅，毛澤東積極而縝密進行三個維度的外交設計：第一，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積極同美國進行外交緩和化。當然，其中的目的不僅僅是發展兩國關係這麼簡單，還有一個重要目的是，在防範蘇美關係結盟對中國造成外交壓力的同時，建構中美關係的合作機制，對抗蘇聯霸權主義。第二，在西方國家中尋找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力量。從「中間地帶」到「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充分體現了加強同西歐國家的關係等，擴大國際反霸、反帝力量的思想。按照詹姆斯·多爾蒂的研究成果，中國的策略是「支持加強北約，鼓勵歐洲一體化，提醒西方不要把蘇聯的緩和建議看得太認真」。(50)第三，建立以第三世界為主體的廣泛的統一戰線。真正讓毛澤東看到第三世界力量存在，並積極在國際社會表達其意志，將其視為中國維護國際正義和國家安全統一戰線對象的原因，是第三世界與中國命運的相關性以及日益蓬勃壯大的力量。在歡迎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的宴會上，毛澤東講道：「我們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愛好自由和獨立的人民，都在反對殖民主義。」(51)毛澤東在歡迎印度副總理拉達克里希南時強調：「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特點是亞非各國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漲。」(52)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毛澤東將中國與廣大亞、非、拉國家連結為一個利益和命運共同體，視為世界反霸權主義同等重要的政治資源。

三、「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 毛澤東逝世後，國際形勢呈現新的發展態勢，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在新的國際坐標系中，面臨新的定位和新的考驗。用怎樣的理論範式和價值觀論證和回答一系列新的國際難題，成為當代中國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的新使命。回眸和總結戰後國際社會發展的實際，結合當今國際社會的時代特質，我們認為，毛澤東的外交思想資源，特別是「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及其戰略，對於理解當今國際社會的本質，構建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仍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國際倫理與正義原則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體系中蘊含著一個國際倫理的道德標準——正義原則。遺憾的是，這方面的國際貢獻被埋藏在巨大的戰略框架中，以至於有人認為，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體現明顯的個人政治價值偏好，其鬥爭哲學直接導致更注重暴力革命與衝突對抗。隨著和平發展成為時代主題，這一過渡性的戰略也將結束歷史使命。嚴格地講，這是一種誤解。很顯然，作為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體系與秩序下獨立的後發展國家，新中國的發展指向迫切需要基於自身生存利益來觀察和解讀世界秩序的理論表達。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提出，是在西方推行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空前對立的情況下，為中國的國際正義與合法性進行的爭辯和設計，在價值理想和價值規範層面，提出了民族獨立國家關於國家間關係的倫理法則，構建起了中國外交的基本倫理。 第一，追求國際正義。從價值層面上分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和讓·布丹的國家主權思想，成為近現代國際關係政治倫理的基本法則。這個價值觀的意義在於，主權獨立與平等應當成為國際社會的理想和道德追求。毫無疑問，對國家主權的忠誠和尊重成為各國謀求國家行為正當性的基本要義。在「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中，毛澤東用兩個價值維度訴諸國際倫理的理解和解釋。一是在基本價值層面上，強調對主權、人權、正義、自由、安全的尊重；二是在民族國家道義上，突出對民族獨立、平等、自決和解放理念的價值偏好。毋庸諱言，毛澤東對國際正義的關注是建立在權力或國家利益與道德之間的關係上的。基於國際關係本身就是主權國家利益的矛盾體的事實判斷，毛澤東在「三個世界劃分」整體框架的理解和設計中，突出的基本理念就是通過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國際鬥爭，維護民族獨立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從而確證了理論和策略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第二，反對霸權主義。我們並不否認毛澤東對國際社會的分析和戰略設計具有個人政治價值偏好，但是，當這個鬥爭哲學是以反對霸權主義，維護國家安全為主要政治目的時，其外交政治倫理就是對國際道德的貢獻。20世紀60年代、70年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曾盛行現實主義學派的代表觀點——霸權和平論。該理論基於這樣的假設：國際社會是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因而需要實力基礎之上的權力分配以及隨之建立的霸權體系，以維護和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只有霸權國才有動機、能力和責任，運用自己的威望和聲譽，通過制定和維護一整套國際體制，形成霸權體系內的相對和平與穩定。應當說，上述理論的形成與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誕生的背景幾乎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是典型地站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站在發展中國家立場上的反霸權理論，並成為一種解構意義上的批判式的理論回應！毛澤東認為，美國打著「保衛自由」的旗號，實際上是「屠殺別國人民的自由」，「任意侵佔別國領土的自由，任意蹂躪別國主權的自由」。「過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東條英機都是這樣。現在，美帝國主義更是這樣。」(53)霸權主義是以強權、壟斷、擴張、殖民等為手段，爭奪勢力範圍和損害國際利益的運動和思想的集合體現。它常常與勢力範圍、強權政治、歸屬主義、殖民精神、征討風格相聯繫，極易繁衍出戰爭思想與衝突意識，並直接物化為經濟壟斷、政治擴張、軍事戰爭和文化殖民。正如列寧所言，「『世界霸權』是帝國主義政治的內容，而帝國主義政治的繼續便是帝國主義戰爭」。(54)在這裡，毛澤東為國際社會提出了如何反對霸權主義的國際政治倫理命題，這就是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尊嚴，這個基本的政治邏輯仍然適用於當今世界。 第三，中國永遠不稱霸。毛澤東在反對蘇美兩國推行霸權主義的同時，始終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這個思想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所一貫堅持的正義原則在支配和影響著對國際政治倫理的認識。毛澤東秉承的道德標準是國際公正與平等、民主與人權、自由與獨立，這既是對國際霸權主義的限定，也是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界定，已成為歷屆中國政府外交價值觀的主導思想之一；其次，中國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命運具有深刻的歷史相關性，決定毛澤東不會對世界推行霸權主張。1964年7月毛澤東在會見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亞洲、非洲、大洋洲等國家代表時強調：「中國人民能壓迫你們嗎？能剝削你們嗎？如果中國政府這麼干，那末中國政府就是帝國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了。」(55)最後，霸權主義在國際社會中既造成一戰、二戰那樣的世界災難，也給戰爭發起國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決定了崛起後的中國不能推行霸權主義。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那個時代，基本上奠定了或者說構成了自己作為一個強國的外交倫理，一整套的道德觀念。」(56)毛澤東反對霸權主義的思想既是國家安全戰略的國際需要，也是主張國際正義倫理的直接體現，從而使得「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獲得了充分的國際倫理和道義的支持。 (二)話語權與國際形象 在龐雜的國際話語體系中，充斥著無數的「大型對話」與「微型對話」，其中，霸權與反霸權的大型話語交鋒，對全球政治光譜中的國家間關係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實，「在國際關係領域，所有的敘述活動都是政治活動。敘述為人們提供理解和認識上的框架和視角……由此引導和影響人們對外部/內在世界的理解和認識。」(57)然而幾個世紀以來，意識形態外交一直是西方國家對外行為的「光榮傳統」，由霸權國家主導的「西方世界中心論」、「霸權和平論」、「民主和平」、「人權外交論」等成為國際關係理論中起支配地位的聲音。意識形態製造是西方國家實施文化霸權戰略的主要外交模式。它以所謂文明的方式，設計巨大的文化陷阱，一個重要的政治目的是，霸權話語通過假象替代真實、製造等級和製造幻覺等方式，實現對非霸權話語的驅逐、壓制，最終摧毀其反抗力，(58)為構建西方主導的權力垂直體系和不平等的國際秩序進行鋪墊和造勢。儘管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第三世界國家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們，對西方的強勢語言和價值立場持懷疑甚至是批評態度，但是，必須看到的是，上述努力仍然比較孱弱，其基本語言和思想邏輯並沒有成為佔據世界話語高地的主導聲音。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用中國的話語方式，為第三世界國家透徹觀察和剖析當代世界國際關係提出了新的話語系統，凸顯了對第三世界生存與發展的文化觀照，成為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發展的重要思想萌芽，塑造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新的國際形象。 第一，「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確立了對舊國際秩序的前提批判。對舊秩序的前提批判來自於毛澤東的歷史觀和世界觀。這個歷史觀和世界觀既基於1840年以來中國歷史命運的發展邏輯，來源於落後民族國家被殖民、被剝削的歷史經歷，同時也來自於對國際舊秩序主導者的質疑。這種歷史經驗和質疑，集合成了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時代吶喊。毛澤東以嶄新的邏輯分析和話語特質，揭示了國際社會三種不同層次的勢力及其不同的價值觀，使得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領袖和人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國際社會的三種力量分野，更明確了自身的國際定位，並從發展中國家的自身利益表達中升華了政治意志和價值訴求——改變舊的經濟政治秩序，建立新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是對國際舊秩序的革命性反思和政治批判。 第二，「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提供了理解世界圖景的新思維方式和新框架。在以西方國家為主軸的世界圖景設計中，民族國家對強權勢力的依附是一種「常態」，以西方或者強國話語為主導的垂直規範體系是一種「常式」。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卻以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提出了反國際依附的新模式。這種新的世界圖景不再以西方為中心，而是以三個不同勢力為政治博弈單位，以追求國際正義和民主為重要政治目的，建立國際反對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它一方面代表了戰後大多數落後國家的外交意志和國際訴求，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自強和自立提供了極大的思想和信心支持，另一方面努力打破國際社會由少數霸權國家或國家集團稱霸世界話語權的狀況，使世界出現了不同於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另一種空前的新聲音。毋庸置疑，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是迥異於西方社會的價值邏輯，最能代表落後國家關於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和價值觀表達。 第三，「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塑造了新中國的國際形象。在冷戰後時代，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新的審視和定位，其中，以「中國威脅論」為代表的文化帝國主義的盛行，客觀上造成中國的國家形象被妖魔化。上述情況的出現急需中國發出自己的國際聲音。在這裡，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在「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中，中國是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主力軍；中國是追求民族獨立與平等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是支持國際倫理正義的主權國家；中國發展的未來是永遠不稱霸！這給現代中國對當下西方拋出的所謂「中國威脅論」、「黃禍論」等的反擊，提供了經典的理論樣板。需要強調的是，「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對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的國際定位，是自我身份的自覺認定，對於當今中國經濟崛起之後的大國曆程所具有的多維約束作用是彌足珍貴的。這主要表現在：基於綜合國力迅速提升的政治自覺約束，基於負責任大國成長的道義擔當約束，基於積極推進和諧世界的文化傳統約束。這正是迥異於強權政治的中國氣派的內涵所在，是中國外交戰略的精神所在。事實上，目前中國政府所倡導的和平發展論、和平崛起論、負責任國家論以及永遠不稱霸理論，無不是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歷史繼承和深化。 (三)安全機制與戰略夥伴關係 冷戰結束以來，安全問題出現了三種基本形態的轉變，即從主權安全到人權安全、從國家安全到全球安全、從軍事安全向文化安全的轉變並相互交織，這必然對國家安全戰略提出新的要求。「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仍然能夠為當今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演進提供思想資源和理論供給。 第一，毛澤東始終對中國國家安全狀況抱有憂患和警覺意識，對今天的中國安全觀具有積極借鑒和警示意義。進入21世紀後，國際社會日趨多元性、複合性、開放性和立體性的特點決定，確保國家安全已經不再是一維向度的戰略綢繆，而是基於多維向度的價值選擇的系統工程。儘管目前國際安全形勢的內涵比照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國際社會的政治本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的矛盾與衝突依然是國際風雲詭譎多變的主題。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所關注的中國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從其理論和戰略的整體思考中可以看出，質疑國際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政治野心，警惕國際戰爭和地緣戰爭，憂患中國的國家命運和民族命運是最基本的政治考量。這對於我們理性審視當代國際社會的安全環境，樹立正確的國家安全觀是富有教益的。 第二，毛澤東基於國際力量體制對抗的事實，建構安全戰略的分析思維模式，對於研究當下國家安全具有重要啟發意義。毛澤東時代所面臨的最大國際問題是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毛澤東首先用身份識別的方式，確認了「三個世界」不同力量體制，並揭示了中國最大的政治敵人和政治朋友，明確了國際鬥爭的主要對象和方向；其次，毛澤東以世界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的矛盾為切入點，揭示「三個世界」力量體制的相互制衡，實際上明確揭示了世界多極力量的存在和多極化的發展指向，這有助於理解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趨勢的發展；最後，毛澤東一直將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作為重要的外交基石，組建國際統一戰線以反對霸權主義這個第三世界國家安全最危險的敵人。事實證明，毛澤東關於霸權主義的判斷至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儘管國際力量體制和制度安排有新的變化，儘管霸權主義以各種名目出現，諸如推行人權外交、鼓吹霸權和平、渲染文明衝突等，但是強權的存在和霸權的實質，從根本上決定了建構新的國際安全和國家安全機制，推進世界多極化、民主化、平等化進程，必然是謀劃中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三，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極富外交彈性，對於建立安全戰略夥伴關係具有積極指導意義。在毛澤東時代，導致中國安全困境的因素主要是，帝國主義勢力、霸權主義勢力、民主和平力量之間的實力不對稱以及國際權力落差等。因此，建構權力制衡關係就成為中國外交戰略的主要路徑。毛澤東運用「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實施遠交近攻的外交謀略，謀求在大國博弈中緩和中美關係，利用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確立第三世界外交基石，尋求建構與蘇聯霸權主義的權力制衡，是超越於同時代基辛格「均勢」思想的外交大手筆。面對新的安全形勢，當今中國應當運用毛澤東的外交理念，對國家安全戰略進行新的政治計算：積極採取自主合作型外交戰略，建立新型戰略夥伴關係，賦予外交更大的自主彈性；堅持國家核心利益，堅持主權安全與平等；在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指導下，努力推動國際合作安全機制，以合作促和平，以鬥爭促合作。 (四)相互依存與文化超越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在世界相互依存度明顯增強、國際公共安全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國際利益糾紛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如何有效地指導新的安全機制的形成，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給出了借鑒性的答案。 第一，尋求國家間關係的妥協和變通。當今中國面臨三個維度的國際理解與溝通難題：一是如何站在人類層面，實現國際公共安全建構上的理解與會通？二是如何跨越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差異，增進對話和了解？三是如何面對中國的崛起，處理好與周邊和世界的關係？對於解決上述三大問題，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充滿了外交哲學的辯證法。20世紀，毛澤東為了實現反對霸權的目的，可以改變對美國的政策，由戰爭和對抗轉化為對話與合作；為了實現反對霸權的目的，可以跨越社會、制度和文化差異，聯合第二世界，團結第三世界，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一句話，以妥協和變通尋求國際關係的變革，是毛澤東外交哲學境界的體現。同理，在警惕和抵制西方，特別是美國對我實行西化、分化圖謀的前提下，尋求國家間關係的妥協和變通，應當也必須是當今中國外交哲學的基本理念。它的邏輯在於，妥協與變通是真正融入國際社會的必要技術路徑，是保持國際關係穩定與和平、消解矛盾和防止衝突的必要紐帶，是降低外交成本和衝突風險的必要手段，是增進國家間互信、互利和共贏的必要方式，也是推動國際社會走向和諧的必要前提。 第二，尋求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的理性方案。意識形態一直是國際事務當然的「政治語言」。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對立是冷戰時代的政治標記，不僅影響了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也影響了當時中國外交的實踐。儘管毛澤東的外交戰略，包括「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帶有明顯的時代性特徵，但是，在尋找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案中，毛澤東運用鬥爭哲學和變通哲學，在將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時，從國際道德層面進行了原則性的否定和批評，凸顯了中國永遠不稱霸的國際道德水準；在號召世界各國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時，敢於打破原有的思維模式，跨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對立，實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體現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可見，毛澤東並未陷入方法論的邏輯悖論，而是在正反合的邏輯中實現了有機會通。很顯然，超越冷戰思維，就是一種理性外交模式的選擇。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與戰略中的超越思想，以一種獨特的外交理解力，對當今世界處理和解決國際社會難題提供了新啟示。 第三，尋求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爭論中的道德裁定。從本質上講，文化是一種道德選擇。追求怎樣的文化，會導致出現怎樣的文明？在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的國際社會，如何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基本答案是「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的多樣性，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協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和諧世界」。(59)這裡，隱含著兩個重要的現實維度：一個維度是維護世界人民所認同的基本價值準則，它的主軸就是正義、民主與自由；另一個維度是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生存樣態，它的主軸是尊嚴、獨立與平等。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國際貢獻，正是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衝突之間，提供了堅持反對霸權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正義原則，維護民族獨立與尊嚴、國際民主與平等的文化方案。在當今國際社會，曾出現以塞繆爾·亨廷頓為代表的「文明衝突論」等論調，可能會關涉到這樣的命題：誰將是文化的主導者，誰將在文化世界的競爭中被邊緣化，並最終被淘汰？我們並不完全同意亨氏的觀點，但是，它卻揭示一個國際政治的隱喻：國際政治最高意義的競爭和博弈其實是在文化世界裡。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提供的最基本的思想指南就在於，要求中國必須用正義法則規約外交行為，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在反對霸權主義的同時，努力以和平崛起和永不稱霸的方式，有效捍衛民族獨立與尊嚴，對國際社會給予積極貢獻。由此，作為當代中國外交文化的戰略選擇，這種道德確認既是對符合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具有進步作用的價值觀、國際道德觀的文化認同，也是中國獲得世界認可的價值規範和文化意義所在。

餘論 各種試圖簡單地用西方國際關係研究方法和理論範式，來謀求解釋和證明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猶如用西方的聖經來解釋中國的歷史，都存在著製造一種偽證事實的理論邏輯。可以肯定地說，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來源和實踐平台與中國存在著巨大差異性。就西方國際關係來說，現實主義理論來源於修昔底德、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的思想，自由主義理論來源於洛克和康德等人的理論，而它們的實踐來源卻是歐洲古代和近代戰爭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等。(60)中國關於國際關係的理念和原則則來源於「儒家文化的天下觀和朝貢體系」、「中國近代主權思想和中國的革命實踐」、「中國的改革開放思想與融入國際社會的實踐」。(61)作為現代中國的政治領袖，毛澤東首創「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具有鮮明的東方文化特徵和氣質，它是植根於東方地緣文化的本土意識與民族歷史記憶的結合，又蘊含在中國特色的歷史邏輯之中。在關注國際關係的基本格局時，「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否定了所謂價值中立原則，貢獻了民族國家關於理解世界的獨到聲音，為維護社會主義中國的生存與鞏固，提供了有效分析世界現狀與力量對比的科學方法，對中國國際關係學派的真正生成，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論啟示和巨大的信心支持。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不同時期提出了一系列國際關係理論和外交戰略，其主要方程式是「和平共處」→「三個世界劃分」→「和平與發展」→「和諧世界」。這些戰略策略的創新，體現了中國與時俱進的時代觀和秩序觀，並始終貫穿一條鮮明的主線，就是尊重各國生存與發展權益，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國際倫理與正義原則。「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提出，「表明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方針開始擺脫極『左』思潮的束縛，努力超越意識形態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的務實軌道」。(62)這無疑是對50年代新中國首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行了歷史性的充實，不僅貫徹了亞非會議所堅持的落後國家民族團結、民族自立和民族自決原則，更是擴大了反帝、反霸、反殖的思想內涵和政治基礎。重要的還在於，「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在以追尋國際正義和國家安全為原則的基礎上，為70年代末「我國後來的對外開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準備」。(63)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奠定了「和平與發展」、「和諧世界」理論演進和戰略策略的思想基石，從而成為中國和平外交整體鏈條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新世紀國際局勢重新組合和世界秩序重新塑造的歷史變革中，「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中凸顯的諸多政治價值和外交範式，仍然會作為重要支點和引擎，支撐並影響著中國外交方略的基本價值取向。 就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而言，近代以來的國際經驗和歷史教訓，迫切地要求新中國的政治家們除了具有現代民族和國家意識外，還要具備卓越的國際理解力，站在歷史弔橋和時代的高度上，考量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思考中國的歷史方位，以國際道義與政治倫理為道德武器，謀划出縱橫捭闔的外交戰略，維護國家安全與獨立，以給予中國最大的政治貢獻。不言而喻，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有力地推動了始自70年代末的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中國國際戰略地位的提高以及新時期中國外交新格局的出現，使當代中國在國際戰略博弈過程中「獲得了最大的戰略利益」。(64)當然，作為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性產物，「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及其戰略難免具有某些歷史局限性，這會成為其進一步發揮影響力的障礙性因素，但是，如果不從冷戰時代兩極格局背景下國際鬥爭的歷史事實出發，「不聯繫一定時間、地點和條件，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而是用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方法，抽象地、孤立地去觀察，那麼，我們對國際政治現象就很難作出正確的判斷，對世界政治力量也就很難做出正確的劃分。」(65)回顧20世紀兩極格局規制下的冷戰世界，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為中國維護社會主義的生存與鞏固，提供了有效分析世界現狀與力量對比的科學方法。展望21世紀，中國倡導和諧世界的主張，旨在喚起所有具有相同和類似理念的國家和人民，形成一種追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正義力量，引導這個世界走向正確的方向。但是，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決定了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下的中國「對世界政治力量的劃分永遠不能規定一個一成不變的公式」。(66)歷史的辯證法告訴我們，從20世紀的「冷戰世界」、「三個世界」到21世紀的「多極世界」、「和諧世界」，我們所生活的當今世界儘管有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助推，但只要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存在，人類就無法實現永享文明福祉的「一個世界」。 毋庸置疑，作為維護國家安全、堅持獨立自主、求實創新的戰略典範，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為世界新秩序的生成和建立提供了新的價值觀照和路徑選擇，為中國外交方略建構了務實而有益的博弈方程式。作為一種國際政治哲學，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所體現出的認知範式和邏輯演繹，締造並主導著中國社會主義外交戰略的光榮傳統。它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最大影響不只是在具體策略和技術上，而將在思想原則和價值觀領域不斷地凸顯出來。作為一項寶貴政治思想資源，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意義不僅在於以嶄新的東方製造，為構築冷戰背景下中國安全方略奠定外交基石，更在於以強大的歷史邏輯力為支撐，以高遠的國際視野，洞察國際政治的本質和發展定律，以偉人的氣質和信念，給予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巨大的信心支持，這將超越時空限定，始終是新世紀中國走向大國外交，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思想寶庫和外交指南！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本文內容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網站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