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熱點解析

一、歷史背景分析

近十年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新近中國現實的產物，而不是某種自然的歷史延續，儘管許多主題和爭論方式由於路徑依賴與更早的歷史時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圍繞教科書的爭論，它實際上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建構去蘇聯化動向的延續，又與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需要密切聯繫在一起，同時受到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遷的直接影響。為說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熱點問題，需要澄清其主題和討論形式變遷的歷史背景。

1. 「後文革」政治與人學主題的蔓延

一般意義上講，學者們在今天都偏愛突出當代中國之改革開放特徵，並以此來解釋它的社會和文化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就文化特別是社會思潮的爭論來說，許多重大的主題恰恰直接與「文革」聯繫在一起，即最初出於對「文革」的反思。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人本主義的解釋以及異化論的興起，便是典型例子。與20世紀50-60年代「蘇共二十大」之後蘇聯東歐哲學發展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是，「文革」結束後，以異化論為框架的人本主義話語的快速泛濫，以及以實踐哲學為旗幟的學院馬克思主義話語獲得勝利。然而，在這一理論動向的發展中，因為出現了對社會主義的懷疑而受到官方的干預，所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異化論暫時停止了自己的聲音。不過，隨著教育部1985年啟動新一輪高校兩課改革，由馬克思主義原理教科書編寫引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性質問題的討論逐漸使實踐唯物主義或實踐哲學成為顯學，這實際上是上述弘揚主體性哲學路線的延續。這一路線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的主流。

與這種思潮佔據統治地位同時發生的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具有至關重要影響的事件是，「文革」後第一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生成長起來並開始成為該領域研究的主力軍，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各個學科領軍人物幾乎都是「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生並在1992年前後獲得教授資格，成為該學科的實力派代表。他們的研究旨趣、視野和知識背景顯然都不同於先前一代。在直接的意義上，他們的研究並非完全為了共產主義信仰，而更多的是出於對現代性批判之理性知識路線的思考。也正是由於這一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最終在人本化總體趨勢中開始了多樣性的學術話語構建。在多樣性的發展中，學者個人的學術話語逐步掙脫出教科書式話語而成為一種顯著現象，文本解讀開始替代普及式原著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探索開始替代教科書體系建設，研究範式探索、對話和批評逐步成為一種呼聲。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強調國際化(即挪用西方同行的成果)還是本土化，是突出實踐還是主體間性，其實質都是人本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建立和深化)而不斷強化，最終形成以現代性批判為主要旨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路徑。

2.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話語的確立

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在今天被解釋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基本特徵，這一話語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有著直接而複雜的影響。實際上，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共產黨在爭取政權的道路上便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和科學地位，走自己的道路。所以，「理論聯繫實踐、一切從實際出發」歷來被解釋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文化大革命」之後，為恢復這一原則和解決教條主義問題，中國思想界曾經興起一場大討論，即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一大討論，與歷史上的其他重要的思想運動一致，都是通過群眾性運動來解決黨內高層思想僵化問題。這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為人們接受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塑造了思想氛圍。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思想、政策和實踐的大幅度調整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變遷(特別是社會問題)和加強意識形態合法性論證的需要，這使得許多理論和實踐問題甚至需要上溯至最高領導層次的裁決才能平息爭論。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等得以定義，以回答諸如市場經濟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企業在全部經濟中的比重上升是否標誌著公有制地位的下降、社會發展到底是效率還是公平優先等問題，回答這些問題構成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許多重要講話的背景。由於學院研究及其話語始終受到政治的直接影響，所以它的波動與上述特徵一致。

此外，從根本上說，中國改革是一個二重化的過程，一是以「解放思想」為口號的高度靈活性;二是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口號的高度實踐性。有趣的問題就產生在這裡，在總結成功的經驗和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指導問題的解決時，理論上的反思恰恰重複了改革過程的那兩個特點，高度靈活地、實用地解釋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例如，在強調GDP時就強調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甚至還出現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觀點顛倒為市場經濟建設原理的做法。

3.市場經濟及其物化後果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的多樣化

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和研究方式的多樣化是「後文革」中國經濟政治變遷造成的基本特點之一，這個特點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具有特殊的意味。這是因為，隨著市場化所引發的拜物教後果的普遍化，作為現代性批判話語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極為顯著地成為學院馬克思主義的主流之一。其中重要表現包括，在哲學領域，以現代性批判為中心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特點並在中國語境中以貨幣哲學或資本哲學之形式重申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思路構成顯學，藉由西方馬克思主義而產生的各種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性形態的探索等等，在文藝學(美學)、文化研究、社會理論等領域通過消費社會批判、資本意識形態批判等路徑而廣泛流行的類似西方左派的批判話語。

4.研究的國際化及其影響

改革開放後，西方馬克思主義、當代西方激進思潮逐步成為研究對象、挪用的資源和對話的對象;參與國際會議、和國際同行合作逐步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事件。儘管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學者的做法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不少研究僅僅以「國際化」的名義大量引進西方時髦話語，缺乏與西方同行相關理論的真正對話;但是藉由國際化，中國學者不僅打開了傳統較為狹隘的理論視野，而且藉由對西方最新成果的借鑒而實質性地打開了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　

二、理論熱點解讀

近十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理論熱點有很多，變化也快，正處在分化、深化、轉型和整合之中，在對話與整合的基礎上建構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形態，正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1.教科書批評

正如許多學者強調的那樣，近30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許多重要變化都與對教科書的反思有關。在相當長時間裡，圍繞教材編寫的爭論一直構成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爭論的焦點問題。在其中，諸如「馬克思主義是體系還是方法?」、「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名稱是辯證唯物主義還是歷史唯物主義?」等問題引領著爭論。同時，馬克思主義原著的閱讀亦是以教材為指針的，即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服從於原理體系建設需要。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教科書改革，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出現了與辯證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不一樣的解釋體系，即實踐唯物主義體系。正是圍繞這個體系的爭論促進了對教科書的整體反思、出現了新的研究範式的探索。不過，以一個新的體系來替代舊體系，這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許多基礎性難題和產生真正的理論創新。因此，近十年來，對教科書的批評也十分顯著。幾乎所有主張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對教科書的批評之上，儘管這些研究對於教科書的理解並不一致。

在一般意義上，多數學者所稱的教科書都是指斯大林欽定的馬克思主義原理體系，即蘇版教科書，這被視為教條主義的表徵。對於這一點，不少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問題涉及兩個方面：第一，中國馬克思主義原理教科書並不等同於蘇聯，實際上從1961年開始使用的教科書是以毛澤東的實踐論思想為底線的，這意味著不能以蘇聯的問題來否定中國的教科書;同時，教科書也不是從來不變的，它本身的表述和素材也在不斷更新。第二，不能把教科書與教條主義思維方式直接等同起來，畢竟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需要一個ABC體系，更重要的是，一個完整嚴密的表述體系是科學發展的標誌之一。??　　

由於教科書問題涉及許多複雜的問題，這些問題既涉及馬克思主義傳播和發展史中的權威解釋和科學性質問題，又與中國現實之單一的意識形態需要與多樣性理論表述之張力相關，因此圍繞教科書的爭論也十分龐雜，例如體系/方法、體系的不變性/可變性、哲學/科學/世界觀等基礎問題，又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許多具體內容，例如哲學基本問題、本體論特點、自然辯證法等等。

在所有的爭論中，最重要的是對教科書的研究範式的反思，這種反思提出了哲學觀問題[1]。這也觸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的更深問題，即將之視為表述客觀規律的科學或世界觀。不少學者認為，由於這一點，在教科書中，人及其日常生活是不存在的。也因此，無論強調人和實踐，還是主張實踐哲學、文化哲學和生活哲學，都對教科書抱有某種程度的敵意。

對於強勁的教科書批評趨勢，也有學者提出反對意見。如汪信硯認為，中國流行的「教科書批判情結」實際上是一種非歷史的態度，對教科書的批評和否定，直接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甚至動搖了人們的信仰。[2]另外一些學者則針對體系哲學、舊思維以及僵化和缺乏個性等問題作出回應，如在鄭鎮看來，批評本身不僅缺乏對教科書的準確理解，而且並沒有切中問題實質，以「實踐本體論」等「新」思路替代傳統物質本體論的做法在邏輯上不能成立。[3]還有一種重要的意見是對這種爭論本身的價值的質疑，他們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方式不是解釋而是實踐的。[4]

　　2.馬克思哲學的本體論基礎和生存論導向

　　中國學者在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性質和當代價值的過程中，一直把本體論問題作為中心，因為該問題似乎代表著學院化研究的基礎，即對傳統世界觀和科學之說研究根基的顛覆。由於這個原因，本體論的探討始終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和當代價值的探索聯繫在一起，與實踐唯物主義、文化哲學、日常生活哲學等問題聯繫在一起，它也因此遇到了各種批評。例如，孫麾懷疑其意義。[5]對於這種批評，堅定的本體論主張者，例如鄒詩鵬亦提出了自己的反批評，公開闡明了本體論研究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意義和價值，它表明了一種遠大的志向：基於馬克思哲學精神，並以馬克思的名義，創造性地構造一套能夠開放和解釋現代性社會的生存實踐及其複雜矛盾，並且能夠歷史性地引導人類文明的理論體系[6]。

當然，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來說，學者們見解各不相同。歸納起來，除了堅持世界客觀實在性的辯證唯物主義本體論的主張之外，還有社會存在論、感性實踐生成本體論、物質本體與實踐本體論、客體本體論以及自然存在、社會存在和人的存在相統一的本體論，生存論本體論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本體論言說雖名謂與意蘊並不一樣，但都緊緊扣住實踐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變革中的根本地位與作用，並從態度、存在方式、思維方法等方面深入解讀實踐的本體論意味。因此，在這些不同的本體論定義之間，儘管也存在爭論，但實際上多數時候分歧並非想像的那樣大，只是在物質本體論與其他本體論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因為這關乎馬克思主義之唯物主義基礎的理解。　　

可以看出，就本體論研究的基本趨勢來說，存在論或生存論是主流。高清海先生儘管並不明確持有生存論的見解，但他對這一主流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響，因為其堅持從實踐出發重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努力正是生存論得以成長的基礎。吳曉明教授較早地提出了從存在論根基闡明馬克思哲學當代性的思路，這是他提出的三項工作之一，另兩項是明了近代哲學視域的邊界以及對話。由於這一點，基於存在論變革來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近代哲學的變革一直是吳曉明的焦點問題。在他看來，馬克思在哲學上所實現的革命性變革首先並且歸根結底是本體論性質的，它標誌著超感性世界神話學的破產。[7]楊耕亦類似，他認為，就起源而言，馬克思哲學屬於西方哲學;從西方哲學的發展歷程來看，馬克思是近代西方哲學的終結者和現代西方哲學的開創者，馬克思哲學屬於現代哲學的範疇，因此，他主張從近代西方形而上學瓦解和實踐視野開闢的角度來定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性質。[8]這種思路為生存論哲學的發展打開了大門，許多學者都因此認為生存論轉向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基本方向，這一方向既符合世界哲學發展趨勢，又契合當代中國人生存境遇提出的問題。當然，生存論轉向並不是中國學者提出的唯一「轉向」，他們提出了許多「轉向」。由於某些理由，多數轉向只是一個願景，並沒有產生真正有影響力的原創性見解。實際上，生存論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便在於其抓住了當代中國生存境遇的問題。

正是藉助於生存論轉向，中國學者提出了許多可以理解的問題，也提出了一些出其不意的問題。前者如衣俊卿，強調馬克思哲學之回歸生活世界的文化批判導向，這種導向與傳統研究相對[9];後者強調世界觀和政治關注的宏大敘事，如徐長福對馬克思實踐概念的解釋，他認為馬克思的praxis首先是一個價值概念，並且是一個表達世界的價值本質和人的終極價值的概念，基於此他把馬克思哲學的本體稱為價值本體[10]

在全部爭論中，俞吾金是在相關主題上著述最豐亦是引起爭論最多的重要理論家。一方面，他試圖從近代西方哲學的歷史變遷邏輯入手來解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和性質，基於人本主義而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成一種生存論的本體論，從而最堅定地主張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對話，並以此為基礎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另一方面，他把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等人的路線解釋成一般唯物主義。由於這一點，他實際上秉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路線所主張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對立，並由此繞開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原理體系。例如，他批評物質本體論便是對傳統研究思路的批評。正是圍繞這一點，他提出了許多與傳統不同的新思路，例如「實踐詮釋學」。

俞吾金的許多觀點招致了不少批評，例如，王貴明對其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差異論」以及相關論點，孫伯鍨、劉懷玉、王貴明等人對整體的「存在論轉向」則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理解馬克思哲學的起點，不應當是將成熟馬克思的辯證法束之高閣而「另起爐灶」，或立足於青年馬克思與存在主義的「橫向聯合」，而是經典社會歷史辯證法思想在21世紀語境下如何重新理解與重新表述的問題。在整體上，生存論轉向這種宏大敘事難免簡單與草率。

3.現代性問題與馬克思哲學的當代價值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生長，一方面受到西方話語的激勵，另一方面則與上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重新定向的理論動態直接相關。正是後一方面，現代性問題顯著地立於中國學者的面前。它構成一個平台，既是論述馬克思主義革命性從而闡發其當代價值的支撐性框架，又是發展各種新形態的出發點。一些學者強調，現代性正是馬克思的開創性視域，但三大原因遮蔽了馬克思的原創地位，它們是馬克斯·韋伯、現代化理論與依附論的衝突以及後現代思潮對現代性的批判，因此，必須通過回應這些問題重新打開馬克思的現代性視域。

在這個話題上，最具創造力的學者無疑是來自上海復旦大學的吳曉明和王德峰等人，他們基於現代性自我反思提出了一種闡明馬克思主義性質和當代價值的思路。在吳曉明看來，資本和現代形而上學，是現代世界的兩個基本支柱，馬克思批判的實質在於對這兩個支柱的雙重批判。吳曉明實際上指向的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一個明顯的然而不足的傾向，即缺乏對其自身基礎進行反思的實證化。在他看來，「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中，對現代形而上學及其基本建制的切近檢審和徹底批判，特別是對其存在論根基的深入研究，已經被耽擱得太久了」。由於這一缺失，批判早已屈從於現代性總體。在這一點上，他的觀點接近於馬爾庫塞、阿多諾代表的以「否定」為底蘊的徹底的理論批判。不同的是，他試圖通過揭示馬克思在存在論上的突破來指明馬克思學說的意義以及在今天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這使得他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及馬克思與費爾巴哈的關係情有獨鍾，因為在其中蘊含著基於感性活動對近代理性主體哲學的超越。吳曉明的思路在王德峰那裡得到回應，在後者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本質，指的並不是它與日常生活世界中活動的同一性;相反，它倒是只有通過與今天的日常生活有距離，才會使自己有可能去觀察現實活動的原始真相，即觀察當下的感性活動對人的歷史性建構。因此，對實踐的理解不能再度退化為對現存事物的理解，而應該始終堅持對於那造成了現存事物的感性活動作出真正的歷史理解這一指向。基於此，他提出一個重要的基本問題，即一種具有實踐本質的哲學努力，怎樣才能構成對生活世界中的實踐作出歷史理解的「真正的歷史科學」的基礎?這種真正的歷史科學正是馬克思學說本來的方向，也是今天馬克思主義者的時代任務。

關於馬克思哲學與中國當代性的契合點，中國學者提出了不少觀點，其中生存論關懷、工業化(或現代化)、社會主義視角尤為流行。第一點是在哲學之原始使命(功能)上展開的，它亦構成馬克思與全部西方哲學傳統以及海德格爾等現代哲學家的關係的紐帶。在這一點上，復旦大學研究團隊的整體成果十分突出。第二點是在世界歷史視界上鋪陳的，它亦構成中國與西方對話、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等問題的分析框架。這是非常流行的做法，但話題也較散。在其中，有一些值注意的動向，例如張雄等人試圖發展出中國的貨幣哲學和資本哲學;又如一些年輕學者後現代立場的湧現。第三點主要面對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現實及其理想。這一點有點特殊，因為它必須探問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基於社會主義創造自己現代性的可能性和落腳點，重新檢討市場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中國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等問題，但由於涉及中國當前社會性質這個問題而學者們實際上又不能越過意識形態的定義，所以在該問題上爭論不少，但建樹並不大。在整體上，中國學者如陳學明指出的那樣，意識到自己「必須為解決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現實問題提供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思路」，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彰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價值。

　4.馬克思主義文本學

文本研究是近十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最熱門也是引發爭議最多的話題之一。這一研究，正如某些學者指出的那樣，乃是對以往政治壓制哲學之矯枉過正的產物，更直接地說，是對傳統研究之教科書思維的反動。因為這一點，圍繞文本研究產生了許多重要的爭論，並且在爭論中產生了不少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者自我主張的理論創新。這一爭論主要是由南京大學張一兵教授的《回到馬克思》一書引起。　

《回到馬克思》一書一出版便在學術界引起了熱烈反應，受到了廣泛好評，亦引發了多方面的爭議。不考慮其理論細節，該書引發爭論的最重要原因在於其對既往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否定性批評，這在某種意義上打開了中國學者解讀馬克思文本的新局面，標誌著中國學者對馬克思的解讀目標從原理體系建構走向個性話語建構的轉向，因此亦被視為中國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重要開端。該書引起廣泛共鳴的問題主要集中於如下兩點：一是「回到馬克思」這個口號所表明的學術立場，即對以文本為依據的學院研究重要性的強調;二是其直接主張的方法論反思，這被多數中國學者視為建設自己獨立話語的基礎。對《回到馬克思》的直接批評則提出了兩個問題，其一，是否「過度詮釋」;其二，在方法上和結論上是否囿於阿爾都塞。不管是贊同還是批評，其效果是由此產生了如下幾種爭論：

(1)文本學與版本學。《回到馬克思》不僅對馬克思許多未完成著作的解釋學意義進行了重新評估，而且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這兩個在編輯方針上具有重大爭論的手稿結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前蘇東和MEGA2的相關方案持否定態度，針對這一點出現了兩類批評。第一類以聶錦芳為代表，他認為解讀視角而不是版本在張一兵的解讀中起基礎作用，因此，其成果具有過度詮釋的嫌疑，甚至是受西方哲學負面影響的非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研究表現。與之相反，他主張基於版本和流傳史的文本詮釋。張一兵在回應中區分了文本學與版本學。在他看來，前者本身代表著思想史研究的獨特類型，即通過文本打開思想理解的新境界，這一點正是哲學史的基本經驗，例如，20世紀思想史關於盧梭、尼採的爭論等等;至於後者，只是思想史研究中的文本依據問題，它具有基礎性意義但並不代表思想史研究的性質，MEGA的意義也正在於此。張一兵本人不僅主張思想和方法的優先性，而且在《回到馬克思》之後更加直接地亮出了自己的「構境論」方法，並以此為工具創作了《回到列寧》，公開否定諸如列寧《哲學筆記》作為完整文本的性質，強調它的性質和意義都依賴於構境。這一點引發了更為廣泛的關於解釋學原則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立場的爭論。由《回到馬克思》及其相關成果引發文本和版本爭論的第二個方面主要圍繞MEGA2展開。魯克儉認為張一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文本的研究上忽視了陶伯特等人的最新成果，在他看來，西方馬克思學的研究在水平上超越國內，因此亦是國內研究的標尺。在這一方向上，韓立新等人以MEGA2為依據對一些馬克思著作中重要範疇的翻譯提出了質疑和辨析，並與張一兵在諸如異化、市民社會、資產階級社會等問題上的解釋進行競爭。更重要的是，因為研究涉及日本廣松涉等學者圍繞《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市民社會理論的爭論，張一兵贊同廣松涉而輕視今天參與MEGA2編輯的仙台小組工作，而韓立新則相反，所以，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也進行了爭論，並引發日本學者的介入。儘管由於語言等原因，圍繞文本或版本問題的爭論實際介入的中國學者很少，爭論主要也集中於《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少數手稿。但是，不少學者認為，這一基礎性工作的開拓，是中國相關研究真正擺脫政治束縛進行獨立理論創造的起步。當然，亦有一些學者對那種以「文本和考據」作為學術標準的做法表示擔心，懷疑它們是否壓抑了理論本身的意義，甚至在「學術的嚴格性」和「概念的明晰性」要求下向原教旨主義立場的退卻，從而壓抑了馬克思哲學的當代價值。這些問題同樣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殊性質及其在當代中國的解釋原則之爭。

(2)解釋原則與解釋學元理論問題。受各種「解讀馬克思」的激發，20世紀90年代，「以什麼解馬」——即解讀馬克思的標準和參照點問題——這個問題逐步成為中國馬克思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大致存在著五種路徑：一是「以恩解馬」，即以19世紀70年代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為標準，其中包括三大來源和三大組成部分，經濟決定論與反作用、自然辯證法與唯物主義歷史觀之間關係等等核心問題;二是「以蘇解馬」，即以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為標準，更具體地指向以《聯共(布)黨史教程》4章二節為藍本組織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原理教科書;三是「以西解馬」，即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視為西方知識學傳統的分支，從西方哲學的歷史演化角度定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性質和核心觀點，在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尤為突出;四是「以馬解馬」，即以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方法和立場來解讀馬克思，這一思路與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中提出的原則相似，它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自身關於思想史變遷基本思想的重要性;五是「以我解馬」，即強調現實需要的絕對重要性和馬克思主義之實踐品質。這些思路，在直接的意義上，只是思想史的一般爭論在馬克思哲學研究中的反映，它忠實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和發展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在今天造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解的內部衝突，也直接指向同質性和單一性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的困難。這些困難與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述相關。隨著爭論的廣泛化，解說馬克思的文本依據、解釋學元理論等學術問題日益成為焦點。這一方向對於中國學者較為顯著地改善他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儘管進步的過程相對較緩。對於多數學者來說，他們習慣於傳統的研究方式，因此在問題深入過程中，仍然局限於以「文本中心、歷史原則、現實前提、開放性」等等大觀念或者歷史研究之「史論關係」老問題來表述自己的理解。在這種理解中，以真理為目標的認識論原則的探究而不是新的解釋框架仍然是競爭的焦點，這使得多數討論看起來滿足於空論而缺乏獨立的思想史研究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實際上，早在20世紀90年代，關於解讀馬克思的歷史模式的審理就已經做得不錯了，例如張一兵關於五大解讀模式的分析，胡大平關於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的概括和評論。模式實際上只是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學科史的參照，通過其揭示當代解釋面臨的基本理論問題。張一兵關於思想史的連續性非連續性、語境與話語的關係、馬克思文本的評估等問題都是針對既有研究的難題與不足而發展出來的，而胡大平關於恩格斯文本的依附性、創作史與效果史的區分亦是如此。張一兵教授在《回到列寧》中提出「思想構境論」之所以招致許多批評，焦點也是在這裡。因為在那種構境論中，張一兵教授主張：客觀的不依賴於理解者的文本對象有自身固有意義(「原初語境」、「作者思想構境」)，但理解不是對文本自身意義的正確把握(「還原」、「復原」、「復現」、「真實綻出」)，而只是讀者主觀的構建。王金福由此稱其為主觀主義和折衷主義的解釋學立場。這種主觀主義同樣構成俞吾金的立場，他將自己的路徑命名為「實踐詮釋學」。在他看來，我們無法回到作為對象的馬克思那裡，而只能提出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張一兵的「思想構境論」，還是俞吾金的「實踐詮釋學」，一方面都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一種文本解讀模式，並且都被自我理解成為替代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馬克思主義解釋學，但另一方面它們都缺乏清晰的定義，且拒絕自身與解釋學旨趣之間的關聯，而僅僅強調作為一種感性活動的理解之生產性特徵，把焦點投射到新的理論創造上。因此，王金福對這兩者相同的內在張力的揭示較為準確地捕獲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創新的難題：在忠於唯物主義歷史觀和替代它之間的搖擺，對於多數站在前一立場上的學者來說，他們聚焦於「如何」這個認識論問題，而較少地涉及馬克思思想本身;而對於多數站在後一立場上的學者來說，他們聚焦於「是什麼」這個本體論問題時，不得不超出馬克思主義來定義自身的解釋學原則，然而又不得不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

(3)文本研究與馬克思的當代性。文本學雖然受到中國學者的普遍好評，自從2001年成為第一屆馬克思哲學論壇的議題之一起它便長期成為中國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心之一，但從這一開始，國內許多學者對之便有所警覺，認為文本學代表的研究導向是「學院化」、「煩瑣化」和「純哲學」，因此包含著獨特的風險：一方面，從西方馬克思學的實際表現看，按照詮釋學的方法，僅靠文本研究未必可以解讀出「本真」的馬克思。另一方面，馬克思研究的根基不是所謂的學術規範和文本本位，而是歷史語境和現實需要。甚至有學者把當下文本主義和詮釋主義的取向視為中國強大的文本詮釋文化傳統，將之視為這一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遺傳和沿襲。然而，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實踐呼喚新的理論建構而非僅僅是對既有理論的詮釋。在此意義上，當代中國文化的命運和當代中國學者的歷史使命恰恰在於從詮釋走向建構。也就是說，只有將「中國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基點、研究過程的基調和理論建構的旨歸，合理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破解「中國問題」，才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正發展。

5.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接受與批評?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這個話題對於中國學者的特殊意義在於它是他們批評主流馬克思主義話語的隱性支持，也因為這個原因，該論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始終受到某種限制。在總體上，我們可以從研究主題和方法兩個角度來把握當代中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特點。就研究的主題來說，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中，中國學者對國際最新進展相當了解，例如齊澤克代表的拉康式馬克思主義、北美的布洛威之社會學馬克思主義都受到很好的關注，其最近動態也得到及時的反應。復旦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自2008年以來推出了國外馬克思主義年度報告，對英法德等語種的馬克思主義事件和理論進展進行年度綜述和報道。另一個方面，包括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早期代表等在內的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也逐步深化，在某些方面接近了國際研究水平。就研究的方式來說，介紹和簡單的綜述仍然是主要的，這種研究既受到了中國學者實際認知水平的限制，又與中國學者通過國外話語和案例打開自己的視野這種需要相關。儘管隨著中國現代化的加速，特別是市場社會的發展，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的對象在中國越來越清晰地成為現實，這使得中國學者有了接受和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但是就馬克思主義來說，多數中國學者並不真的信任來自國外的理論，因為這些理論並不直接針對中國的現實實踐。當然，與中國在經濟政治上的現代化要求——這些要求的表現之一便是與西方人平等的地位——相一致，中國學者在強調自身特色——在口號水平上概括為「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等——的同時，亦強調與西方的對話。所以，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我們亦看到一些以對話為旨趣的研究成果，儘管真正站在同一水平的思想對話微乎其微。在這方面，我們將特別評議以下三個問題。　

(1)中國學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馬克思主義立場不同看法的爭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較少爭論的背景下，這是一個十分顯著的爭論。2000-2007年中，王雨辰、段忠橋等人為一方，徐崇溫為另一方，就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學者如何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問題展開了長時間的爭論。值得強調的是，這種爭論是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馬克思主義觀點在中國開始傳播之際便有過的，它們在今天的重複，見證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深層的問題，即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多樣性發展與評價標準的單一性之間的衝突。在某種意義上，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論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出現和深化，始終伴隨著這種衝突。實際上，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專門論域的形成，最初與中國了解和回應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政治需要相關，中國第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出自中央編譯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原因即在於此，因為這兩個機構是官方諮詢機構。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馬克思學，逐步為國人所知，產生了兩種相反的效果：一種是傳統思路由於多一種修正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靶子而被強化，另一種則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多樣性發展有了事實上的依據。正是因為這種對立，在中國，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評價和爭論仍然持續下去。在當前的爭論中，出現的新東西是，新一代學者開始藉助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知的進展自覺地審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在這一點上，張一兵等人提出按照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邏輯來研究它自身的原則，而王雨辰則強調重新評估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性質問題以及中國學者研究的方法論，在他看來，20世紀90年代前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變化與對馬克思主義基本性質的認知直接相關。之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體系支配著人們的認知，使得中國學者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或者是異端。在90年代之後，「實踐唯物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標準，以它為基礎，中國學者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精神。但是，在這種理論立場的變化中，始終需要正面回答如下問題：怎樣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現代哲學的超越，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對峙的實質，以及基於當代西方哲學重新透視和構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可能性問題。

(2)中國學者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西方發展的邏輯和核心特點的爭論。長期以來，中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定義上受安德森的影響。因此，隨著結構主義以及其他激進思潮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學者開始面臨一個問題，即如何看待它們與盧卡奇傳統的連續與斷裂。這個問題的焦點在於，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是否標誌著盧卡奇傳統的終結，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後現代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等新的動向是否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的自然延續。按照張一兵、張亮、胡大平等人的主張，盧卡奇奠定的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確實在詹姆遜、哈維等人的晚期馬克思主義主張中得到了延續，但後現代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則不是，因為後者明確地在自己的理論前提上提出了替代現代性——例如本質主義——的主張。在此，另一個重要問題便需要討論了，中國學術對(後)結構主義這一思潮的接受，多受美國影響，從而在主流上將其與後現代聯繫在一起。也因此，實質上建立在(後)結構主義轉向基礎上的後現代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無疑在哲學邏輯上告別了馬克思以及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張一兵主張，諸如福柯、德里達等法國的思想家，應該基於他們對馬克思的批評而將之稱為後馬克思思潮，即在理論邏輯上，他們把馬克思判為19世紀知識型的代表而提出了對其超越的問題。由於這個關鍵性差異，必須面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哲學邏輯上的終結問題。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是馬克思對現代性資本主義的批判，而當代新激進主義多拒斥了現代性與工業文明，他們的邏輯是全新的。當然，汪行福等人並不認同這種判斷，他強調了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仍在延續的事實。這一爭論，實際上見證了中國學者從現代性邏輯變遷的角度深化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和發展自身現代性論述的某些難題，不過，在總體上，它並不影響中國學者對西方各種新思潮的同質化接受，即把整個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展作為自身探索馬克思主義新形態的重要參照。

(3)中國學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某些重要代表人物和思想的爭論。在今天的中國，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無論其影響力大小，在中國都可以找到他們的追隨者。在某種意義上，這正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走向多樣化的表現。不過，由於前面討論過的原因，中國學者對西方學者的關注，一方面主要以他們作為個案打開中國人看待馬克思以及西方世界的視野，另一方面則是服從於分析中國自身歷史條件的需要。因此，圍繞如何理解這些作家的爭論與西方相當不同。例如，長期以來，在詹姆遜、哈貝馬斯、布爾迪厄等著名思想家的理解上，「他們是現代的還是後現代主義的作家」這個問題一直都很吸引人，而這一爭論的實質是中國人對現代性或後現代性的接受問題，實際上與爭論對象沒有多大的關聯。又如，哈維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實際上受到了中國學者的高度認同，但是他卻難以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佔據顯著位置，原因除了中國學者缺乏他那樣的實證研究基礎，最重要的便是他把中國視為新自由主義國家而加以批判，這一點使中國學者處在兩難之中，對其接受意味著對本土社會性質問題的分析採取了反官方的立場，因為後一點而迴避哈維的理論貢獻，則又喪失了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發展的一個重要參照。上述兩個例子典型地代表了中國學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接受和研究的某些現實困境。由於這一困境的存在，很難將多數研究置於國際平台上進行評估。

6.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正如某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在目前的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性別問題是完全不在場的。受西方學者影響，中國學者亦提出了性別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位置問題。不過，在總體上，馬克思主義整體的性別化或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植入性別問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來說還僅僅是一種努力的方向。它們雖然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熱門的問題，在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都有所表現，但由於缺乏經驗研究的支持，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是脫節的。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只是根據西方理論的發展提出對女性主義或新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評估問題，並藉由介紹西方的成果在原則上提出引入性別話語的問題，但仍然缺乏真正有創造性的理論成果。近十年中，問題並沒有實質性改觀，但有一些新的進展。在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之間關係問題上，主要形成了五種看法：女性主義要從馬克思主義中獲得理論支持;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要吸收女性主義的內容和方法;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相似之處，要以女性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解讀模式;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存在差別，要吸收和借鑒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思想;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各自都存在片面性，要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在此，提及該問題只是說明當前馬克思主義學院話語之關注問題的多樣性。

三、下一個十年展望

正如在熱點評論時最後提及的女性主義問題暗示的那樣，一方面，在細節上，未來是不可預測的，畢竟沒有人敢在20世紀80年代打賭女性主義將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問題;另一方面，如果承認在全球化背景下馬克思主義研究既受現實問題引領又受國際文化背景影響，那麼它的出現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談及下一個十年，不是在細節上「規劃」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問題和「範式」，畢竟理論上的繁榮不是規划出來的，而是在尊重歷史(包括思想)發展的路徑依賴和堅持馬克思主義之實踐品質基礎上診斷理論之現實疑難和表達一種願景。基於此種認識，從十年已經獲得的進展和現實要求看，如下兩個問題實際上已經擺在學界的面前：

第一，既然我們已經打開了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並希望以此建構能夠經受思想史檢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那麼我們如何完成從文本到理論的升華，而不是長時間地停留在如何看待文本的文本學建構上?就此來說，20世紀80年代實際上就浮出水面的那個問題將至關重要地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自我敘述的焦點：如何從西方現代性的建構、擴散和自我解構的歷史來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起源、性質、變遷經驗和未來？

第二，既然現實始終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前提亦是「中國氣派」的根基，那麼我們如何面對中國乃至全球的現實生活，「終止」「思辨」，深化「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馬克思語)?就此而言，不只是哲學，而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學、社會學、政治學、地理學等等專門領域的研究，都等待著我們的介入和開拓。

注釋：?

[1]孫正聿:《對作為「範式」的哲學教科書的檢討與反思》，《河北學刊》2008年第2期。

[2]汪信硯:《當前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三個誤區》，《哲學研究》2005年第4期。

[3]鄭鎮:《科學揚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2期。

[4]陳先達:《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當代價值》，《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3期。

[5]孫麾:《本體論的限度和改變世界的哲學》，《哲學研究》2003年第7期。

[6]鄒詩鵬:《申辯與自省:對孫麾先生的回應》，《哲學研究》2003年第8期。

[7]吳曉明:《馬克思的存在論革命與超感性世界神話學的破產》，《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8]楊耕:《馬克思如何成為現代西方哲學的開創者》，《學術月刊》2001年第10期。

[9]衣俊卿:《人之存在與哲學本體論範式——兼論馬克思哲學的本體論意蘊》，《江海學刊》2002年第4期。

[10]徐長福:《馬克思的實踐首先是一個價值本體概念》，《哲學動態》2003年第6期。

來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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