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乎者也」是古文的標點符號！南開教授的發現有道理嗎

《中華讀書報》2017年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郵發代號1-201

孟昭連，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多年來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而近年來，他卻迷上了文言虛詞和古代言文關係問題的研究，先後發表《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語氣詞非口語說》《論「辭」——文言語氣詞非口語再說》等論文，質疑「先秦書面語與口語一致」「文言是古人口語」等通行觀點，在學界引起廣泛關注。日前，他這方面的思考又彙集成《之乎者也非口語論》一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據說，孟昭連教授的觀點，非語言學專業的人大多持肯定的態度，而大凡語言學專家，有的持否定意見，更多的人則不置可否。在孟昭連教授系統闡述自己觀點的專著出版之際，我們刊發這篇答問錄，希望其新說能夠在更廣的範圍內得到關注、檢驗和討論。

問（卞清波）：傳統說法是古人的口語就是文言，而且各種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您在這本書中提出了與傳統說法相反的觀點，初衷是什麼？是否一開始就有針對性地想提出一個新觀點？

答（孟昭連）：沒有什麼初衷，更不是故意別出心裁，想提出一套新說。因為我的專業並不是語言學，也不具備語言學者那麼系統的知識。其實歸結起來，寫成這本書，並得出一個新結論，完全是一種偶然。後來偶然變成了必然，一步步深入，使我的認識越來越明確，才得出了現在的結論。也就是說，最後的結論並非最初的目標，它只是材料、分析、推理的結果。

偶然發生在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漢語的發展與白話小說興起之關係研究》時。在對近代漢語材料的考察中，一次我看到宋僧文瑩《湘山野錄》上的一條資料，原文是：

一開始並沒感到有什麼異常的地方，但後來我突然對趙匡胤譏笑「之乎者也」這件事產生了興趣。以前人們對此段文獻的理解是，宋太祖看不起文人。從表層意義上看，這樣理解並不錯。但我突然醒悟到，其背後可能隱藏著更有價值的東西！因為按照教科書上的說法，「之乎者也」是古人口語，而口語是全民性的，不是文人才說，宋太祖也要說。但他自己天天也說「之乎者也」，難道不知道它的用處？又怎能用自己也說的話諷刺文人？顯然，我們只能得到這個結論：宋太祖本人是不說「之乎者也」的，「之乎者也」只與文人有關係。再聯繫上句他對「朱雀之門」的「之」也不理解，於是我大膽斷言：「之乎者也」並非宋代口語，它只是文人用於書面語的「語助」；反過來還有另一個結論，凡「語助」皆書面語辭彙，口語中並不存在。

這個發現使我相當興奮！直覺上感到，可能不僅宋初如此，唐代也理應如此。正像我想像的一樣，很快就找到柳宗元的《復杜溫夫書》，只稍稍一看，我立刻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柳在信中批評一個叫杜溫夫的書生不會使用「助字」（即語氣詞），分不清疑問還是肯定，亂用一氣，最後告訴他：「乎、歟、耶、哉、夫」這幾個「助字」是表疑問語氣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語氣的。其實很多語言學者都引用過這則資料，並認為「疑辭」「決辭」的分類是柳宗元第一次提出來，對漢語語法學是一個貢獻。當然這樣評價並不錯，但我更關注的則是，杜溫夫作為一個寫了十幾卷文章的書生，何以連疑問句要用疑問詞，肯定句要用肯定詞這麼簡單的知識都不懂呢？因為這不但是個書面語知識，更是一個生活常識。如果這些語氣詞就存在於唐代口語中，而這位不懂用法的年輕人又如何與人進行口語交流呢？所以我認為只能有一種解釋，即唐代口語中並不存在這些語氣詞，而他又沒從前人的文言書面語中體會出這幾個語氣詞的用法。柳宗元最後建議杜溫夫「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讓杜生從前人著作中去尋找問題的答案，而不是從口語實踐中去學習，同樣說明這幾個語氣詞的用法其實只是一種書本知識，柳宗元也是從前人書本上而不是從口語中學到的這些辭彙的用法。

問：你在書中說先秦書面語中的虛詞運用十分混亂，可我們學習古代漢語時，教科書上沒有這種說法。你這種說法從何而來？

答：教科書上確實沒有寫，但只要看看先秦經典原文，就會發現這個現象，而且絕非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存在，甚至比書生杜溫夫亂得還厲害。我們說的「亂」，是指文言虛詞的用法不固定，相互矛盾的現象大量存在，根本就沒有什麼規律性。同一個詞，在不同人的著作中，用法不同；同一個人的著作，上下文不同；甚至在同一句話中，用法也有區別。這在文言語氣詞的運用中，表現最為明顯。比如「乎」，教科書與各種詞典中，都將之作為疑問語氣詞。其實，翻開先秦經典，就會發現並非如此，它既可以用在疑問句中，也可以用在肯定句中，還可以用在感嘆句中。「也」一般用於肯定語氣，作為判斷、陳述的標誌，但作疑問語氣的也不少。「春秋三傳」，《左傳》多用「乎」表疑問（佔29%），《穀梁傳》主要用「也」表疑問（佔72%），而《公羊傳》更奇特，居然有95%的疑問句什麼語氣詞都不用。這就與柳宗元「疑辭」「決辭」的說法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再如《論語》《春秋》不但語氣詞差別大，其他虛詞的運用也完全不同。《論語》的各種虛詞十分完備，但《春秋》完全不用語氣詞，而且大部分其他虛詞也都沒有。

像這一類令人不解的現象，解放前後的各種教科書都未涉及，研究者也都迴避（或說是「掩蓋」）了，不去碰這些問題。其中的原因，究竟是語言學家沒有發現，還是發現了故意迴避，我認為兩種情況都有。有很多語言研究者可能沒發現，但也有的發現了，但因為難以解釋，所以只好迴避，教科書上更不能寫。語言學家既然篤信「先秦書面語與口語一致」的信條，而先秦書面語中文言虛詞運用的「亂象」又明顯不符合口語的規律，所以要迴避這部分。因為這些「亂象」非但不能證明「一致論」是正確的，反而會推翻這個前提。這就是語言學家不敢在教科書上涉及這些問題的原因。但迴避不是辦法，不能解決問題，被掩蓋的矛盾早晚會被揭露出來。我的這本書就以揭露、分析、解釋這些矛盾現象為主，最後結論就是「先秦書面語與口語一致」「古人說之乎者也」的傳統觀點是錯誤的，「之乎者也」等只是非口語的書面語成分。

問：「非口語成分」的說法很少見，是您的發現嗎？它是指什麼？

答：這不是我的發現，一些語言學著作有這種說法，而且也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一說就明白。我們知道，在語言研究中，口語、書面語這兩個概念很常見，分別指平時說的話和文人寫的文章。二者的區別大家也都有體會，區別就是書面語中的部分辭彙和語法，是口語中沒有的，或與口語不完全相同。比如實詞，如哲學中的「定義」「概念」等，語言學中「主語」「謂語」「語法化」「小句」等，文學研究中的「文學化」「詩化」「散文化」等，自然科學中「催化」「溶化」「固化」等，這些都不是口語詞。虛詞表現得也很明顯，像「因為……所以」「不但……而且」這類連詞，是文人寫文章不可缺少的，但不識字的老百姓口語中並沒有，更不懂前為因果關係，後為遞進關係。現代白話文號稱與口語一致，實際上只能說「接近」口語，完全一致則是不可能的。至於文言文，「非口語成分」更多，有時一句話「非口語成分」比口語成分還多。比如韓愈《行路難》中有一句「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其中「有」「舉」「多」「沒」「少」是口語詞，其他七個都是非口語的虛字。非口語的虛詞越多，文章越難懂。原因是文言虛詞的用法是不固定的，在不同的文章中用法不同。比如「而」，居然有數十種用法，幾乎可以置於句子的任何位置上，以致有的語言學家為之總結 「不是什麼地方可以用『而』，而是什麼地方不能用『而』」（呂叔湘語）。所以閱讀時遇見「而」，就要在它的「多功能」中選擇一種，這就頗費思量。

問：您說漢語書面語與口語不可能完全一致，難道漢字不能完全記錄口語嗎？

答：正是此意，這也是本書的主要觀點之一。如果說本書有什麼創見的話，這個觀點可以算一個，而且它是我解釋「文言虛詞是什麼」的主要依據。前面說文言虛詞不是古人口語，是因為它不符合口語規律。口語是全民語言，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和穩定性，而先秦書面語運用的混亂，與之相悖。如果不是口語，那麼它是什麼？它是怎樣進入書面語的？本書第四章主要談這個問題。概括地說，文言虛詞的產生與運用，是漢語與漢字的特殊關係決定的。按照通常的語言學觀念，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其目的是克服語言的時空局限，是人類交際的一種輔助手段。但漢字真能如實記錄漢語嗎？回答是否定的。舉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我們在紙上寫上「明天下雨？」和「明天下雨。」兩句，意思很清楚，前一句是疑問語氣，後一句是肯定語氣。根據是前一句用了問號，後一句用了句號。更具體地說前一句雖然用了問號，但仍包含著兩種可能：一是重音在「下雨」上，「明天下雨？——明天不是颳風嗎？」二是重音在「明天」上，「明天下雨？——不是後天下雨嗎？」也就是說，口語中的這句話，寫在紙上即使加上問號，仍有兩種可能的理解。但在口語中，則不會發生理解的錯誤。因為說者與聽者有共同的語言背景，聽者根據說者的語氣與重音，可以正確理解而不會發生錯誤。後一句同樣如此，即使在書面上加上了句號，也不一定完全準確地反映口語。所以我才說「大體上」。但在沒有標點符號的古代，問題就更嚴重，口語「明天下雨」轉化為文字後，同樣都是四個字，究竟是疑問還是肯定，就無法確定。這種現象並非我的無端猜想。甲骨卜辭中的「雨」，因既無標點，又沒有語氣詞，在理解上就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外國漢學家認為是肯定句，中國甲骨專家則理解為問句。

事實上，不但「明天下雨」是如此，在沒有標點符號的時代，漢語的任何一句話，寫到書面語中，都會產生歧義，都無法準確表達出口語原來的意思。因為口語中的每一句話，都是有相應語氣聲調的，聽話人正是根據語氣聲調來理解對方的意思。但漢字只能記錄口語中的一句話，卻無法記錄附著在一句話後面的語氣，所以就無法完整地表達口語的原意。其實古人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孔子有「書不盡言」之嘆，正是因此而發。這裡的「書」就是指書面語，「言」是指口語，「書不盡言」正是說的書面語無法完整準確地表達口語這種現象。那麼古人又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說到這裡，我們就不能不讚美先人的偉大智慧。古人的奇思妙想是從口語辭彙中假借來一批「字」，充當各種語氣的提示符號，附著在書面語每句話的句首、句中、句尾，既提示語氣，又表示字與字、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係，有的還能起到斷句、分行的作用。這種具有多重功能的符號，古人稱作「辭」。雖然我們還不能確知「辭」最早出現於何時，但在甲骨文中已經發現了「辭」的身影。比如甲骨文中的那個「雨」字，在有的地方又作「其雨」，中外專家公認「其雨」就是疑問句。這個「其」就是一個最早的「辭」，它只起到標誌符號的作用，標誌這句話是疑問句，但它並非口語辭彙。後來「其」的功能擴大了，在句中的位置也不固定，但非口語的性質一直沒變，直到現代漢語仍然只用在書面語中，口語中沒有「其」。

春秋戰國是「辭」的繁榮時期，作為「書同文」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適應書面語發展的需要，使思想的表達更深刻，情感的表達更細緻，「辭」大量產生，運用也趨於成熟，最後在口語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嚴密而精準的書面語表達系統，此即「文言」。「辭」進入書面語，充當了語氣的標誌符號，只要見到句末有「乎」，就可確定此句為疑問語氣，見到「耶」或「哉」就是反詰或感嘆語氣，而且還可兼具斷句的功能，這樣漢語書面語反映口語的功能就大大加強，使「書不盡言」的缺陷得以彌補。文言語氣詞就是這樣產生的。

問：文言虛詞不只是語氣詞，還有介詞、連詞等，也是這樣產生的嗎？也只是標誌符號嗎？

答：基本如此，但有所不同。我們知道漢語口語中的介詞、連詞比較少，遠比書面語少。比如書面語說「坐在床上」，口語中只說「坐床上」，不需要介詞「在」。「留北京」也不必說「留在北京」。連詞用得更少，口語只說「餓了，做飯吧！」不必說「因為餓了，所以做飯吧！」口語只說「你不來，事情不好辦。」書面語則要說「假如你不來，那麼事情不好辦。」前一句一般稱為因果關係，後一句稱為假設關係。口語不需要「因為……所以」「假如……那麼」這類連詞，書面語則必須加。為什麼？因為連詞所表達的前後兩個分句之間的邏輯關係，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理關係，也可以說是一種生活常識，人人都懂，不必以語言的形式表現出來，所以口語中也沒有這類詞。但當用書面語用文字表現這種事理關係時，加上連詞前後的邏輯關係就比較明確了。

問：在本書第三章，您對古人有關論述加以分析，得出文言虛詞非口語的結論。為什麼語言學家沒有發現這些論述？這都是您的新發現嗎？

答：從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開始，一直到清代，對「辭」（即文言虛詞）的論述史不絕書，很多材料也不是我的新發現，語言學家大都見過或引用過，但結論不同甚至相反。原因是什麼，我也覺得很奇怪。比如許慎為「辭」下了一個定義：「詞（同『辭』），意內而言外」，我覺得很好理解，即「意內」是表意的，墨子說「以辭抒意」可證；「言外」即不是口語。王充說「口出以為言，筆書以為文」，「言」顯然是指口語，「言外」就是指非口語。後來南唐徐鍇《說文通釋》釋「言外」為「在言之外」，同樣是指非口語。李漁說：「千古好文章，只是說話，只多者也之乎數字耳。」用大白話說明文言就是口語加上「辭」兩部分構成的。清人袁仁林更是明確表示，文言語氣詞「非言」，在各地方言中都不存在，古人是借用「之乎者也矣焉哉」這些字來表示不同方言語氣的。另外，古人論虛詞，都是在談論寫文章的方法時出現的，沒有一個人說過「之乎者也」是古人口語。但到了清代，就有人在理解古人論述時出現了偏差。語言學大家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對「意內言外」的理解可為代表。許慎說「詞，意內而言外」明顯有兩層意思：一是「詞在意內」，二是「詞在言外」。但段玉裁卻釋為「意於內」「言於外」，意思是「意在詞內，言在詞外」，與許意正相反。

現代語言學家對古人的歷代明確論述，有的是看不懂，有的看懂了卻進行批判，認為古人「不科學」「有很大的隨意性」。他們既然相信西方語言理論才科學，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所以對古人的相關論述不屑一顧乃至批判也就不奇怪了。所謂「先秦書面語與口語一致」的結論，其實是簡單套用西方「文字是語言的記錄符號」理論得出來的，根本沒有經過任何實證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假命題。因此，以這個假命題為前提描述的漢語史是虛假的，相關的辭彙、語法的研究結論，與古人的認識背道而馳，遠離了漢語的真相。

《之乎者也非口語論》，孟昭連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