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在今天我們如何愛國

　　2012年10月4日晚，《共識網》率先發布了一份聯署聲明《讓中日關係回歸理性》，這是由大陸民間發起，台灣、香港和全球各地朋友們跟進的呼籲書。呼籲書同時還有一個簡短的說明：表達對於國家主權的看法，是我們的意願。只有通過行使對於國家主權的發言權，參與表達對於國家主權及相關事務的意見，我們才能體現自身主人公的身份，釋放出「主權在民」的這個精神實質。同時，只有運用我們的理性，才能擔當此責任。

　　呼籲書本身及這個說明，釋放了對許多人來說感到不習慣的立場，它們看起來是互相矛盾的：既站在堅持國家主權一邊，又批評了中國官方限制經濟文化交流及街頭騷亂的做法。用一般人們的話來說，是兩頭不討好。但這樣做正是我們的出發點之一：現實本身即是矛盾體，生活在現實之中，便是生活在矛盾之中；響應現實的要求，便是響應矛盾的要求。

　　回過頭來看這些年出現的愛國風波，大多停留在兩級激蕩之間：一方面是街頭的亢奮激烈，另一方面則是網路上的冷嘲熱諷，指責其為狹隘民族主義。整個事件期間，許多人為此放下了手頭的工作，去觀察去議論，然而面對一時洶湧的表面，人們所產生的僅僅是應急性的反應，來不及深入思考，所發表的看法往往是倉促的。

　　每回停留於此，並不能夠發展出一些新的思想起點，拓寬我們的視野。這是因為沒有低下頭來找出事情相對穩定的結構，不去發現其中隱蔽的能量，沒有依據問題本身的脈絡，而僅僅停留在表面現象上面。人們知道這個大地上許多基礎設施比如大橋或公路，因為一時趕工而淪為豆腐渣工程，我們也不能因為過於匆忙粗疏，而製造觀念上精神上的豆腐渣工程。

　　這期間讀到了《國際先驅論壇導報》上的文章《讓理性成為社會脊樑》，這麼好的題目卻不能第一時間在國內發表，令人深感遺憾。閻先生寫道：「中國很大，中國眾多的人每天都生活在焦慮之中，連他們自己都無法說清，他們為什麼焦慮、為誰而焦慮。這種焦慮，總是在煎熬中等待一個排泄的窗口和渠道」，這是一個敏銳的觀察，也是一個體諒的理解。但是，在文章的結尾處說道：「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當文化、文學被冷落、泯滅時，面積還有意義嗎？」，覺得不能認同。實際上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從同樣的現象中得出不同的結論，看上去相近的立場而又存在重大分歧，這是完全可能的。實際上，這份兩岸朋友共同聯署的《中日關係回歸理性——我們的呼籲》也引起了較多爭議，以及自從這次應釣魚島事件升級以來，便始終與周圍的朋友產生爭論。我希望有機會能夠對於爭論中的焦點予以回應，也一併回應閻連科先生。

　　不要羞辱他人

　　人們不可能事先準備好對於所有問題的現成答案，總是一邊觀察一邊學習。尤其是有關國際事務，有關領土與國家主權，這次是有關對日關係，應該如何看待如何發言，一般人們不僅感到較少經驗，甚至還會有一點抵觸的感覺。哈維爾在那篇對於《沉默的解剖》（1985）一文中，深入分析了這種抵觸情緒。當西方的和平組織成員，跑到布拉格來尋求籤名反對在北約部署導彈的簽名，沒有想到東歐的人們包括勇敢的異見者，表現得如此沉默冷淡，彷彿遇到了一件帶點滑稽的事情。

　　因為他們「每天面對肆無忌憚的權力被弄得心力交瘁」，因為他們每時每刻體驗著對於自身「毫無希望的感覺和沒有意義的感情」。一個人平時實際上什麼也不能做，感到被囚禁被鉗制，他怎麼可能想到要去關心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神秘的星際條約」？他怎麼不會認為面前的簽名文本是一個等待著他的新的陷阱？一個可能讓他倒大霉的陰謀詭計？顯然，這種消極逍遙的態度，並不是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逼仄的環境限制了人們的視野和自由表達。

　　這肯定也是一種犬儒主義，沒有什麼特別稱讚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對於有關國際事務發表他們的看法，這也不一定是壞事，哪怕這些看法尚屬於不夠成熟，尚嫌稚嫩。難道我們自己不正是這樣，通過一步步的犯錯和修正而走過來嗎？

　　「吃著地溝油，操中南海的心」，當時網上廣泛存在這樣的批評。但廣泛傳播這句話的人們，恰恰有許多平時積極熱衷於公共事務，對於我們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從司法到教育到拆遷到官場腐敗到環境污染等幾乎一切方面，做出尖銳批評，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開拓了公共輿論的言路。事情不應該只能從自己這方面開始，而別人不能從其他方面開始。他人可以擁有他們自己的另外起點和其他要求，即使是你所不習慣的，是你所不曾參與或不願參與的某件事情。

　　在出現街頭打砸燒之前，「抵制日貨」的口號和做法，率先變得觸目。然而與此相關的另一條口號，在我看來也比較觸目，即「抵制日貨，先抵制蠢貨。」在「蠢貨」的表達中，有那麼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有將「人」混同於「物」的嫌疑。抵制日貨的做法未必對，但是這樣的嘲弄也沒有釋放出更多的道理，除了幫助製造人們經常所說的「戾氣」。對於那些公開主張民主自由的人們，人們對他們的要求，是否可以更多一些？

　　批評的理由有一些無法得到確證的。然而，即使背後存在一隻看不見的手，還是可以就看得見的現象本身，解剖其紋理紋路，而不是被這隻手完全擋住。能夠被攪動的東西，因為它事先已經存在。需要去想它們為什麼能夠存在？到底存在著什麼和如何存在？到底什麼樣的淤泥，才可能被攪成混水？

　　無論如何，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島，肯定是將問題升級了，這是看得見的基本事實。不管後來什麼樣的人們處置不當，這個基本事實和起點不能抹殺，更不能從中得出釣魚島是日本的結論。事實如此，中國方面想要有所表達，無疑需要來自民間的聲音。大街上出現遊行隊伍，想必是得到允許的。

　　然而，事情也可以朝另外的方向想一想：與官方之間的距離，是不是衡量事情的唯一標準？如果是，那仍然是以官方為中心，是以官方的馬首是瞻。凡是官方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凡是官方反對的，我們就擁護，這並不是獨立人格的體現，而是一種反應性人格，是被動的，應激性的，甚至是依附性的；是等待官方的意見，然後再做出自己相反的反應。

　　愛國沒有風險，這也是一條重要的批評意見。在今天缺乏寬鬆的言論條件下，在有人因為言論而遭受牢獄之災的情況下，勇氣當然是需要鼓勵的。然而，一個人自身具有勇氣，這並不能令他居高臨下，對他人採取鄙視的理由。他不能拿自身勇氣的尺度，去要求和衡量他人。這個人真的處於某種危險當中，他也許可以想到，自己的這種選擇，正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不再遭遇危險。他不會想到因為自身處境而去譴責別人缺少勇敢。

　　在我們的社會裡，不同的人們在不同的時期被剝奪，這種剝奪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方面，而且體現在掌握話語方面。應該說，遊行隊伍里的一些人們，舉著一些辭不達意的標語，難道不可以去想想這是一些被剝奪得更為深重的人們？他們環境更為逼仄，他們的處境更為艱難，他們的視野更受限制。他們是在表達自己的某種訴求，也許表達得不夠準確，缺少更多的話語資源。

　　這樣的優越感從何而來？——「腦殘的愛國者」、「愛國的SB」、「失心瘋」，「弱智給人看」，類似的表達，並沒有讓權力感到任何壓力，而恰恰針對了那些與自己處境相近的人們，同樣都是被剝奪者。讓人擔心的是，這仍然是一種意識形態歧視，因為觀點立場不同，就可以將對方看作「匪夷所思」，看作可以羞辱的對象，將他們視為在某些方面（智力）有缺陷的人們。以「殘疾」為理由來批評不同意見的人們，肯定不是一個好的主意。

　　有人提到了法西斯。不錯，法西斯是在街頭打砸搶燒出身。然而往深里看，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土壤，是存在於不同國家若干世紀的反猶傳統，是對於歐洲各地猶太人的長期歧視、憎恨和排擠，是依據民族將人們分割成高低不平的不同區域，這是它的群眾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才能夠在領袖的煽動之下，以集體的名義加以迫害和消滅。早在1933年，阿倫特便從事過一項工作，收集在學校、俱樂部或者其他公共場所對於猶太人的歧視性語言。她為此而被抓捕關押8天。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特權社會，它就是一個充滿歧視的社會。許多歧視和羞辱是由制度提供保障的。包括身份歧視、民族歧視、性別歧視，政治歧視、地域歧視等等，隨處可見。可以說我們的社會是依靠各種歧視和無理剝奪才得以運行。一般人們不得不接受了這個世界，同時不自覺地接受了這個世界存在的邏輯：因為自己受到歧視，覺得自己有理由去歧視別的人們。從自身被羞辱當中，發展出一種急切地想要羞辱他人的願望和衝動。

　　如何處理不同立場觀點的區別，越來越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在網路上，人們自己闖出來的言路越來越寬，不僅是對於政府的批評，而且互相之間的分歧也日漸呈現，有了意見也就有了意見衝突。本來是站在同一陣營中的人們，很可能因為某件事情而立場相反。本來對於不同意見可以繞著走，後來發現根本繞不過去。網路的匿名性，使得惡言惡語容易缺乏約束和太過任性，影響了不同意見之間的交流對話，妨礙了創造不同意見並肩共存的空間。與日常生活處在親朋好友當中不同，在表達政治立場不一致時，運用歧視性語言和威脅性語言，應該是不允許的。現實中的暴力往往從語言暴力開始。

　　有人提到了義和團，提到了文革。毫無疑問，所有這些歷史記憶，正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當下現象，建立必要的警覺。然而，任何比喻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9月中旬在中國一些城市發生的騷亂，只是局部性的，不需要太過誇張。需要相信這些年來中國已經走過的道路，相信中國民眾在幾十年的生活中已經培養出來的理性和某些免疫力。這就像日本曾經發生過軍國主義當道，在今天也不乏右翼種種，但是一定要說這個國家正在回到軍國主義，或者正在出現這樣的勢頭，那麼則是以偏概全，不能表達日本社會戰後的走過來的道路。

　　在賦予「文革」、「義和團」理解背後，所謂「暴徒」的形象呼之欲出。是否還要準備一份理解，給那些在街頭作出不明智行為的人們？有消息說在一個城市被抓四十多名人員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釣魚島的地理位置。他們狂暴行為的動機是雜蕪的。誰知道這些人做這些事情事，頭腦里到底想的什麼？或者根本就什麼也沒有想。什麼原因讓他們心靈和頭腦空空蕩蕩？讓他們那麼容易失去理智？

　　同樣，拿「公知」當一個羞辱性的辭彙，不分緣由地抱一種極度不信任的態度，也是一種傾斜的心態。你認為已經發言的人們做得不夠好，你可以做得更好，把話說得更透徹，道理講得更恰當，開展和平的話語競賽或話語權的爭奪，而不是僅僅在一旁譏笑嘲弄。

　　共同的家園

　　我在微博上寫道：「即使是官方允許釋放的，即使出現了那麼醜陋的表現，但是也不能抹殺所有人的愛國熱情。將一切歸結為官方背後操縱，認為人民僅僅是被動的棋子，不存在任何自發的可能空間，不承認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起點，無助於從實踐中培養和呼籲公民的責任感及理性精神。」

　　其中出現的「愛國熱情」和「自發的可能空間」，招致了許多批評。關於「愛國」這個問題，是應該面向社會做出正面回答。

　　你看國家的「國」這個字，四面是一個方框，首先意味這一個疆界。這個疆界具體來說意味著什麼呢？我們是否在自己的生活中，通過自己的經驗，也能夠感受到它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故土」（motherland）。一個人總是出生在某個地方，他的父母將他帶到了這片土地上，在這片土地上將他養大成人，一般來說，他也會在這片土地上養育後代。而這個過程之所以延綿不絕，那是因為原來寸草不生的地方，已經被他的祖先捂熱了。有一個地方，成了他的故土、故園、故鄉。

　　即使存在許多限制，即使存在許多逼仄，但是透過灰霾的天空，在這裡而不是在別的地方，我們有著太多有關親人、親情、朋友、友誼、愛的記憶，有著體驗自身生長及與他人一道生長的經歷，分享著與周圍同胞許多共同的紐帶：共同的教室和草場，共同的鄉村、城市、街道與廣場。在某些時刻，我們一起希冀，一起舉杯和感到勝利，也一起體驗失敗、痛苦和絕望。再曲折的道路也是我們一起目擊和經歷的，在艱難的處境也是我們一起面對的，和需要繼續面對的。這就使得我們互相之間有了更多辨識的可能，有了更多共同的紐帶和默契。

　　如果要問我什麼是「愛國」？那麼我就要說這是人的一種基本感情。在我們對於周圍世界的認知當中，就存在這樣一種基本傾向，它構成了在我們生命的底色和背景。它怎麼會是不存在的呢？怎麼沒有在我們生命的最深處，得到紮根和生長呢？我們怎麼會沒有得到這種感情的澆灌和滋養，而一定要拿它與自己相分離呢？即使它可能被誤導，被扭曲，被污染，被利用做其他用途，正如陽光、風和土地也在被利用，但是不能說它們本身是有錯的。

　　要不然我們怎麼會對於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醜陋行為，感到特別憤怒呢？怎麼會覺得砸在同胞腳面上的石頭，也落在了自己的腳趾上呢？怎麼會去關心隔山隔海某個地方因拆遷自焚的人們，關心因網上發帖遭遇跨省追捕的人們，關心在生命線上掙扎的小販？怎麼會感到同胞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看到他們受罪覺得如同自己受罪？我們或許應該承認，對於美國或英國眼下發生的醜行，我們是否不那麼感到是一種切膚之痛，至少不如對於同胞的感受那樣強烈？雖然這不是一個優點。這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共同體的成員。

　　這也是為什麼需要關心釣魚島的理由。從地理位置看，釣魚島離誰更近？台灣。小島附近是台灣漁民們獲取生計的地方。雖然是海域，也相當於被祖祖輩輩捂熱的熱土。島嶼附近生產鰹魚，地理環境與氣候條件十分有利於台灣漁民前往作業。漁民們為避風及修補漁具，曾經長期使用該島。爭論的根子仍然通往《馬關條約》。無論如何，遲至戰後1972年美軍託管時期，蘇澳、基隆漁民們前往打漁不斷。風波起至美國將其私授給日本之後，傳統漁民就經常遇到日本海上保安的取締騷擾。我們一般人不熟悉「漁權」這個說法，正是台灣漁民率先提出了「要漁權，先要主權」的口號。這之後，才有新聞媒體、知識分子和台灣社會的跟進。

　　不僅是擁有一份獨立生活的自豪，而且能夠感受到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那些紐帶，才讓他十分關切共同體的事物，關心共同體的利益。稱之為「共同利益」，不是為了讓少數人所竊取，而是他們共同的福祉，即人人所能夠得到的那一份保護。比如和平，外部的和平和內部的和平。任何生活創造，沒有一個和平的環境加以保證，是難以想像的。對於共同體成員來說，當他們說——為自由而戰，怎麼能不包括為自己國家的獨立和自由而戰？當他們說反對奴役，怎麼能不包括反對不同民族之間的欺凌與不平等？當然，這樣一個共同體肯定也不是排外的。就像一個真正自由的人，才能理解另一個自由的人，共同體成員所奉行的自由原則，使得他們願意去理解和接納依照自己原則生活的其他人們，視他們為平等的夥伴和兄弟。

　　難道這不同樣是自由和尊重的召喚，是獨立人格的召喚？是的，眼下中國離這個目標很遠，非常遙遠，但是任何東西都不是靜態的，在國家的疆界找「國」這個字的方框裡面是什麼，和能夠有什麼，全看我們怎麼往裡面放進去什麼。國家的面貌和形象，取決於我們作為公民（主人）如何塑造她。這就是我為什麼說：「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國。正是你的中國。你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你是什麼，中國便是什麼。你有光明，中國便不黑暗」。

　　實際上，如今的人們，越來越體驗到自己身上的力量，越來越參與這個社會走向正常軌道。在網上喊一嗓子，轉發一個帖子，你不正是這樣做的嗎？促使你這樣做背後的動力到底是什麼呢？顯然不僅僅是出於個人利益。相反，在這種爭取中許多人的個人利益，是遭到損失的。然而人們為什麼原因這麼做？是出於對於同胞的關切關愛，是對於共同家園的憂心忡忡，是對於這個民族未來的一份責任。一個人的自由，實際上也取決於周圍人們的自由，取決於人們共同分享的自由的條件，不可能少數人先自由起來。

　　在今天，那些為了共同體內的自由去爭取去抗爭的人們，為了同胞不受欺凌而大聲呼籲的人們，為了反抗獨裁者反抗暴政而付出巨大代價的人們，為了聽從自己良心的聲音而不得不說話的人們，真正為這片土地的未來而著想的人們，才是愛國者。愛國者不是唯唯諾諾的人，不是自甘為奴的人，更不是腐敗者，不是壓制和欺凌同胞的人，不是從自己同胞手裡奪取土地和房屋的人，不是視人民為「螻蟻」的人，甚至以愛國的名義投機謀取個人利益的那些人。這些人撕裂了共同體的紐帶，破壞了共同體的精神和道德。

　　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顛倒的世界，善惡不分、是非不明的世界，我們自己也將許多問題弄顛倒了。當人們被環境所否定，便轉而進一步否定自身；人們被環境所拒絕，也轉而發展為自身拒絕；當他被環境所矮化，他也會進一步矮化自己，自我輕視和自我貶抑，甚至不自覺地走得更快一些。認定了自己是局促的，覺得自己在某些問題上不足以發言，這實際上是強化和固化了這種局促，是幫助加深自己的災難和損失。在自己附近弄出另外一些敏感詞來，真是得不償失的事情，比如愛國，比如主權，比如領土完整。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像一個自由的公民那樣行事，用兩隻眼睛看世界，而不是眯起其中一隻。如果說目前尚缺少完整的公民身份，那麼是否可以爭取讓它完整起來？一個年輕人從愛國開始，以愛國為起點，關心自己身外的外部世界，關心遙遠的他人的遭罪和疾苦，這有什麼不可以嗎？回過頭來想想我們自己，難道不也曾經具有一個愛國主義的起點，作為我們睜開眼睛的開始？作為我們與這個世界最初相遇的開始？

　　認為愛國會妨礙啟蒙，主權的要求會壓倒人權的要求，是許多人的憂慮。實際上，民族國家本身，正是現代性訴求的一部分。它的現代含義在於提供普遍而平等的成員身份，以「國民」、「公民」、「人民」取代了「臣民」或「奴才」。當人們說起「公民」這個詞，首先意味著他是某一個地方的公民，是在某個地方當「主人」，而不是任何地方。當然，起點上的東西，並不能代表所有的東西；和平生活的條件，不能替換和平生活本身；共同的生活內容，不能代替個人生活的自由和選擇，但是否有可能將它們並列起來，而不至於以一個壓倒另外一個。事實上，台灣的保釣運動，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先聲，使得更多的人關注自己身外的外部世界，加入到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業中來。有什麼不可以呢？

　　存在這樣的反對聲音：台灣的保釣，是民間發起，而在大陸，則是官方發動，意義不一樣。是否可以這樣說，不僅是做什麼事情，還在於怎麼去做。具體去做的紋理紋路，同意什麼如何同意，反對什麼如何反對，才鐫刻和釋放了具體的立場本身。如果你不同意官方及街頭那樣一種高調的做法，那麼你可以就這個議題發展出自己理性、務實的表述，在晦澀混亂的時刻引入理性清晰的立場，重新塑造運動的新形象。

　　這才有了我們後來的那份聯署呼籲。呼籲書的第八條寫道：「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勞作，養育後代，參與社會事務及國家事務，擁有對於國家的主權，並擁有對於國家主權的一份發言權。基於這個原因，我們認為在政府處理主權事務時，需要傾聽民眾的意見，而不是把民眾甩在身後」。

　　換句話說，我們的公民身份，不會僅僅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通過不斷的行為來加以激活，表達對於國家主權的看法是其中一部分。我們是在自己腳下的土地上，爭取一個公民的身份，和習得作為一個公民的經驗。無論如何，需要這樣一個共同的家園，只有他人也能夠在其中安居，能夠成為別人安身的地方，才能成為你的家。保衛鄰人是保衛你自己。

　　不能因為他人的罪行或錯誤付出自身人性的代價

　　一些日本媒體來採訪關於聯署呼籲書的始末，我也不失時機地向他們請教日本民眾對於其政府國有化釣魚島的看法，從中得出的印象是：日本民眾大都不覺得國有化釣魚島是一個什麼問題。如果最近的爭端引起了日本民眾的關注，那麼，他們主要關注在中國城市一些街頭髮生的騷亂。他們對於中國人如此強烈的反應，感到不解和恐懼。一位記者談到了他不理解這個石原為什麼擁有如此洶湧的人氣。下面是他的個人觀察：日本八十年代著名電影演員石原裕次郎是這位石原知事的親弟弟，已經去世，但是人氣旺盛。新的日本影星渡哲也被看作石原裕次郎的傳人，因此，兩代銀幕巨星的追隨者，都成了石原知事的支持者。這有點後現代娛樂社會的味道了。

　　「領土問題為什麼要與歷史問題聯繫在一起呢？」日媒記者替他們的民眾不斷地向我提出這個問題，也讓我越來越陷入了沉思。兩個國家民眾的反應相差如此之大，明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當中。對於事情輕重的理解完全不同。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彷彿剛剛從戰爭狀態中走出來不久，對於日本人仍然抱有對待當年的侵略者那樣一種心態。一位網友在我的微博上寫道：「我二爺就是被日本兵挑死的，村裡好多老人都被日本人虐待過，雖說已經過去了那麼多年，但提起日本人，都還恨得牙根痒痒，這種仇恨是永遠無法釋懷的。」 這種情緒很有代表性。

　　毫無疑問，日本方面首先要對這種怨氣負起責任。就像我們在呼籲書的第二條中寫道的：「不能否認，戰後日本在承擔歷史責任方面，沒有做到讓周邊國家的人們心悅誠服。在中國民間，始終存在許多積怨。首先需要面對這些積怨，然後尋找化解的途徑。這一方面需要對於戰爭的過去有足夠的認識，體現以德服人，另一方面，不能再製造新的爭端，激發起本來就存在的怨氣。」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發現了觀察問題的另外一些視角，並希望以這個視角來補充我們此前的認知。這便是——在處理戰爭遺留方面，我們自身是否也存在著某些問題？是否有一些重要的必須去做的事情，我們自己沒有去做？比如戰後某些必要經歷的階段而我們沒有經歷，某些必要採取的措施我們沒有採取？因此才讓這種「對日怨氣」，如同我們民族記憶和民族生活中積存的淤泥，始終沒有面對，也始終沒有得不到疏通和釋放。

　　我說過自己最早倡議建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但是我沒有說過，作為南京大學的學生，之所以提筆給當時的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寫那封信，背後還有一個故事。那就是——我應該是從一位日本青年那兒，第一次聽說南京大屠殺的事情。那時我們中文系的學生，被混編進留學生宿舍。一個新年晚會上，一位日本留學生用不熟練的漢語對我說：他本來以為作為一個日本人來南京，南京人會對他如何如何（他做了一個手勢，兩隻手臂從空中落下，意思是將他揍扁），但是他發現南京人什麼也沒有做，為此他感到驚訝。我不記得他是否運用了「南京大屠殺」這個詞，但是肯定他讓我明白了這個意思。當時來中國的，多是左派學生。他講述的這個情況，對我產生了強烈的刺激。

　　那一年（應該是1982年）報紙上突然登載了許多當年日軍入侵的照片，普通平民在南京城裡受辱受死的種種慘景，讓人感到十分震驚。而同樣感到震驚的是，此前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我在那份倡議信中寫道：「我在此學習了四年多年南京城，曾經是日本侵略軍進行殺人競賽的場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經布滿了親愛的同胞的屍體和鮮血。」 肯定我不希望今後有人像我一樣，是從日本人那裡才能聽說，我們自己應該講述自己的歷史。

　　那些被沉埋地下的面龐，她們絕望的眼神，絕望的軀體，為什麼多年被死死封存，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視野當中？是哪些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們在受罪？是哪些母親和女兒？哪些父親和兒子？哪些祖父祖母和孫兒孫女？她們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到底經受了什麼？事情是吃過午飯發生的，還是吃過晚飯？是在家門口還是在衚衕的巷子里？她們身上哪裡疼啊，哪裡最疼？映入她們眼帘的最後一片樹葉，是從哪一棵樹上掉下來的？所有這些細節，對我們無足輕重，對她們卻非常重要。那是她們生命的最後時刻，是她們與這個世界最後的聯繫，是關於這個世界的最後消息。

　　我們沒有把受害者作為主體來對待，沒有將那些死去的人們，當作曾經是活生生的人，曾經與我們一道分享這個世界的人們。他們是如此不願意離開這個世界，是在某個時刻，生命的鐘擺突然停止。而後來的我們沒有留出足夠的空間，讓他們開口，講述他們的遭遇和感受。我們將他們僅僅當作被動的。有兩位曾經呆過納粹集中營的作家——埃利·威塞爾和伊萬·克里瑪，都認為他們的寫作是為了讓死去的人開口。威塞爾認為自己此後只是為了那些死難者而活著。1986年，這位威塞爾因為通過寫作「把個人的關注化為對於一切暴力、仇恨和壓迫的普遍譴責」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我們小時候對於戰爭的理解主要來自電影。電影衝突在「日本鬼子」與「英雄主義」之間展開。故事的主線當然放在戰鬥英雄一邊，「日本鬼子」也只能是陪襯。既然是英雄赴死，那肯定是慷慨激昂的，是一曲正義壓倒邪惡之歌。膾炙人口的《地道戰》、《地雷戰》，更是帶點喜氣洋洋的抗日戰爭勝利的凱歌。然而作為戰爭的受害者主體，那些深受傷害人們的故事，僅僅是為了說明「日本鬼子」的邪惡，輕輕點過，而沒有站到他們的角度、他們的要求與感受來看世界。這些人普普通通，未必當得了英雄，在任何社會條件下都進不了歷史，但是難道因為此，他們就不被記載、不被關注？

　　今年六月份我在北京訪問了一位過路的法國學者石妮歌。她是在法國出生的波蘭裔猶太人，70年代初作為受害波蘭人的後代前往波蘭老家，傾聽前輩們講述自己的受害經驗。她對我說，西方國家也一樣，戰後人們將建設新國家和講述戰鬥英雄的故事排在了第一位。作為受害者猶太人講述自己的故事，只是到了1962年在耶路撒冷審判艾克曼的時候，有猶太人出席法庭作證詞，開始啟動了受害者本身的講述，引發了以受害的猶太人為主的講述歷史的方式，尤其是那部著名的長達九個小時的紀錄片《浩劫》。隨著1985年這部電影的放映，浩劫（Shoah）這個詞也開始流行，這個來自希伯來文的辭彙，更加能夠釋放受難者的處境，表達他們的悲慘凄涼，不存在救贖的可能性。（見《來自晚輩的傾聽》《南方周末》2012年8月13日。）

　　同理，而我們如果僅僅用「抗日戰爭」來稱呼那些年月，是否可能存在著遮蔽那些受害者本身的遭遇與歷史？說到底，在講述方式的背後，是一個觀念的問題，即如何看待普通人的生命和價值，需要重視籍籍無名的人們所遭受的損失和痛苦，而不要被歷史的英雄擋住了他們的身影和聲音。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後來變成了一個無法驗證的抽象數字，對於這種事情，我們自己的文化、自身的歷史傳統是要承擔起責任來的。

　　而政府更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在放棄戰爭賠償的背後，是如何對待一個個普通百姓戰爭損失的問題，是如何記載他們的損失和痛苦感受。僅僅是來自官方的一筆勾銷，怎麼能夠不讓怨氣轉入民間，轉入地下而不能釋放？

　　所有在大地上發生過的事情都不會輕易消失，即使再壓抑，也仍然會通過某種方式頑強地釋放。無數個人的細微遭遇，沒有能夠推動歷史進步，但是卻在我們的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也在我們每個人的精神上，留下了看不見的深刻烙印。在某種意義上，那些冤死的鬼魂，就像我們身邊的空氣，不停地提示我們，拉扯我們的衣裳，向我們發出某種召喚。我上小學的時候，每天在路上遇見一位漂亮阿姨，中等個頭瓜子臉。右嘴角上長著一粒黑痣，但是她站在街上又唱又跳，大人們說，她是在12歲時遇見日本人被嚇成那樣。沒有人為她的損失和生活負起責任。我的祖母裹小腳，曾祖母也是。在「跑反」需要過獨木橋時，她們沒有能力走過去，便貼在獨木橋上運用四肢爬過去。而且，臉上還塗著鍋底的黑灰，需要將自己弄得醜陋萬分。童年時祖母是我心目中的仙女，她的講述令我感到痛苦。

　　我們的聯署是從一個理性的起點開始，我後來卻發現自己變得越來越感性，越來越意識到在我自己身上，同樣存在那場日本侵華戰爭的陰影，我自己也屬於抱有對日怨氣的中國普通老百姓之一，是他們其中的一員。一些沉睡的東西在我自己身上蘇醒，許多破碎的故事在我喉嚨口擁擠，掙扎著想要跑出來。在微博上我寫道，本來是想來解決問題的，結果發現我自己正是問題本身的一部分。

　　當我們繼承戰爭遺產，也同時繼承了一個無主體的位置，即不發聲的位置，被忽視的位置，被動的位置。說到底，是不需要讓人體驗到需要自己面對問題、處理問題的那個無力位置。無邊的憤怒從哪裡來？從沉默中來，從不被開口中來。對於今天的許多人們來說，並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的危機，但是天生繼承了這樣一種無邊的沉默，被壓制的痛苦。它像一種野性的東西，在我們身上瘋長。而如果再加上別的問題找不到出口，那麼它就變得更加野性和狂亂。

　　接下來的問題來了——假如我們開始意識到自己身上，在潛意識某些地方，有著這樣一些陰影，一些被鉗子夾住的部分，那麼是否可以開始面對它們？並決定著手開始處理它們？如果我們不是想要繼續生活在這種被隔離被排除的無語狀態，不想成為怨氣的囚徒，仇恨的奴隸，我們是否可以考慮動手想一些辦法，讓自己得到某種能夠釋放和解放？

　　難道我們一定要讓這份不幸的憤怒，原封不動傳給我們的後人，讓她們也世世代代生活在怨恨當中不能自拔？永遠成為陰影之下的民族。一般人們稱德國人在處理戰爭遺留問題上做得好，那麼這也需要猶太人自己著手來做某些事情，需要他們作為主體，主動來面對和解決自己的問題。說到底——人們不應該因為別人的罪行和錯誤，令自己付出人性的代價，讓自己從此失去人性的內容和力量，更不能因此而犯下同樣的錯誤，成為下一輪仇恨或戰爭的當事人。

　　起碼，當我們今天清醒地意識到存在於自己身上的怨氣，於是就可以增強意識來限制它們，盡量選擇理性的表達，而不是讓身上的野性和狂暴將自己打倒。當我們前面表達了我們作為公民主體需要參與行使國家主權，發表對於國家主權的看法，我們也應該能夠成為這樣一個主體：能夠面對和處理自己問題，從內部將自己進一步解放，而不是等待別人。一個人越是成為主人，向主人一樣行事，越較少怨氣。

　　閻連科先生提到，「讓政治歸政治，讓文化歸文化」，「文化與文學是人類存在的最為深層的根須」，難道人的心靈（哪些淤積的東西）不也正是文化與文學特別關心的嗎？幫助人們認識和了解自己，包括讓死者開口，不也是文化的使命嗎？他們的生命是無法賠償了，但是可以記住他們，在內心裡來容納死者，用心靈的方式祭奠她們，我們自己的心靈也可能變得寬廣和得到疏通。

　　這樣說，不等於說文化萬能，更不等於單方面（從主觀方面）來解決問題。在中日關係問題上，在解決釣魚島爭端問題上，所有那些該做的事情繼續照做，而且還要做得更好——軍事的、外交的、各種民間途徑的交流對話，包括在戰爭認錯和道歉問題上，對於日本需要繼續施加道德壓力。但是，作為文化也好或者公民社會也好，需要想出許多聰明的辦法，運用智慧來面對我們曾經遭遇的民族傷害，包括提供更多講述和傾聽的空間，讓民眾心理淤積得到緩釋和限制。包括知識分子，不要一提到「帝國主義侵略」，就覺得與己無關。從我們的經驗出發，與自身經驗相溝通，才是理論創造性的起點。

　　從受害者主體這個角度，我們還應該想到，假如我們同胞之間互相不尊重，不去考慮對方的感受，怎麼指望別人尊重你和考慮你的感受呢？假如我們互相之間不存在互相珍視和傾聽，如何能指望別人來傾聽和珍視我們？如果我們想要促進政府來尊重和傾聽民眾，那麼也要建立民眾之間的互相尊重和珍視的社會基礎。這就又回到第一部分提出的問題中去了：不要歧視和羞辱他人。

　　2012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