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干政與土耳其民主政治

核心提示：土耳其的民主化與日本、韓國幾乎同時起步，屬於第二批民主化梁朝過程中的一員，由於奉行模式不同，國際社會稱其為土耳其模式。因為土耳其的民主化道路與土耳其歐盟之旅交織起來，具有了新的維度。土耳其的民主化也存在一系列嚴重問題，軍人在土耳其政治中一直扮演著關鍵角色，考驗著土耳其人的政治與智慧。軍人政治的深層原因在於，歷史賦予土耳其軍隊作為憲法和國家保護神的使命，民主政治卻要求軍隊遠離政治，二者之間難以兼容。

土耳其國旗 資料圖

本文為作者賜稿，作者：李秉忠，原題：軍人干政與土耳其民主政治

一 學術史綜述

土耳其屬於第二批民主化浪潮國家中的一員，也就是說土耳其的民主化與日本、韓國幾乎同時起步，由於奉行模式不同，國際社會稱為土耳其模式。土耳其的民主化道路，因為與土耳其歐盟之旅交織起來，具有了新的維度。然而事實是，土耳其的民主化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著一系列嚴重問題，西方對土耳其的民主褒貶不一，不乏持續、激烈的批評。軍人在政治中的作用，民主與少數族裔權利，民主與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之間的關係等問題，經常成為西方指責、詬病的對象，土耳其人自己也百口難辯。軍人政治的深層原因在於，歷史賦予土耳其軍隊作為憲法和國家保護神的使命；民主政治卻要求軍隊遠離政治，二者之間難以兼容。

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以來，經歷了四次軍事政變，即1960年、1971年、1980年的「古典」軍事政變，以及被戲稱為「後現代性」的1997年軍事政變，也就是說土耳其幾乎每十年發生一次軍人干政。政變成功之後，軍方往往會有一些大的整頓行為，主要是憲法的制定或修改。如1960年軍事政變後制定1961年憲法，1971年軍事政變後頒布憲法修正案，1980年軍事政變後出籠1982年憲法。憲法乃國家根本大法，土耳其軍方主導下的制憲和修憲暗含著矯正過去規劃未來之深意，影響之大，不言而喻。

亨廷頓將土耳其民主界定為民主的第二次回潮，並勾畫了土耳其民主政治與軍隊之間的關係：「土耳其軍人在1960年推翻了本國的文官政府，又於1961年把權力還給選舉產生的政府，在1971年的一次『半』政變中再次干政，又於1973年把權力還給選舉產生的政府，然後在1980年實行了全面的軍事接管。」

軍隊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有歷史成因，土耳其素有軍人民族之稱，軍隊成為土耳其的國中之國。艾哈邁德認為共和國時期的土耳其軍隊，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1923年，凱末爾主義者制定法律，將軍隊排除於政治之外；1923-1945年的土耳其為一黨制國家，軍隊是其中一個部分，軍隊和黨派間沒有衝突；1960年始，軍隊過度鄭智化，深深地捲入政治。也就是說，軍隊的政治化與土耳其民主化進程有密切關係。軍隊發展的一個關鍵性標誌是，建立了軍隊財產實體——武裝力量共同基金。軍隊逐漸成為發展中資本主義的保護者，放棄了凱末爾主義性質的國家主義，土耳其軍隊的性質和角色悄悄地發生了革命。20世紀90年代開始，與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的入盟談判相伴隨，軍隊被迫一定程度上放棄在政治上的主導權力。

亨利·巴克指出，歷史表明，外部的事件和權力不僅影響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影響國內政策，必須從邊緣性的位置和易受攻擊性出發理解土耳其困境，土耳其的歐盟成員資格成為解決土耳其易受攻擊性的政治和經濟上的方案。學界的一個共識是，土耳其民主只所以舉步維艱，與土耳其從奧斯曼帝國繼承的強大中央集權和精英傳統有密切關係。多德認為，現代土耳其政治很大程度上受奧斯曼傳統的影響。凱末爾主義的革命主要是文化上的，並未打斷中央的政治傳統。1946年向民主的轉變，也沒有損壞先前的「非民主」制度和政體。奧斯特蘭德認為，凱末爾主義是土耳其歐盟資格的障礙，原因在於其過於看重國家的統一、民族文化的一致、支持國家主義、為軍隊設置了一個過於重要的角色、對宗教採取僵硬的態度等。土耳其現在需要的不是凱末爾主義基礎上的國家建制，而是歐盟民主基礎上的自由、民主國家，國家、少數群體和個人利益在這樣的制度中一定程度上取得平衡。烏爾特·齊茲認為，土耳其議會民主的兩個特點分別是，政治生活中軍隊的可怕存在；土耳其國家末了的歐洲認同夙願。可見，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傳統以及共和國成立之初對國家政體的設計，使得軍隊成為土耳其強國家傳統的一個部分，在議會民主制中佔有特殊地位。

關於軍人干政與極端伊斯蘭主義勢力抬頭的問題，很多觀點認為，軍隊干政使得溫和的伊斯蘭主義喪失立足之地，客觀上助長了極端伊斯蘭主義勢力的抬頭。多德卻持有相反觀點，在其專著《土耳其民主危機》中，多德以1980年軍隊干涉政權來舉證，重點分析軍隊在土耳其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他認為土耳其民主從未經歷過崩潰原因有二：其一，軍方干涉的目的在於重建民主政府；其二，政變之後政權和平地奉還給民主政府。拉格奧馬爾也強調軍隊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批評西方的虛偽。關於土耳其政治中的軍事政變，關鍵還在於考察政變的動機，究竟是為了維護凱末爾主義還是出於權力平衡的考慮，更為深層的乃是軍方所維護的凱末爾正義與真正的凱末爾主義之間距離究竟有多遠。費斯·奧茲圖爾克通過考察軍事干涉和土耳其憲法之間的關係，特別關注文官-軍隊之間離時性的順序，由此分析了土耳其民主的不穩定性。在此基礎上，他提出這樣的觀點：所有軍事政變的理由都是維護凱末爾主義，但真正的原因是維護權力之間的平衡，防止損害軍方權力。就土耳其軍隊干政的原因，中國學者陳德成認為：1960年主要是軍隊反對民主黨政府實行獨裁統治；軍隊第二次干政與多黨製造成的混亂局勢密不可分；土耳其第三次政變與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惡化有直接的關係。就軍人干政而言，陳德成認為軍人干政既有正面的影響，又有負面的影響。金宜久先生卻認為，軍方無法制止伊斯蘭復興，反而使之在社會深層得到發展。表面上，軍事管制、軍人政權遏制了宗教的發展。其實，伊斯蘭教並非強力可以控制。關於軍人干政趨勢，有土耳其學者撰文認為土耳其文官政府和軍方的關係正在發生範式轉變，即由傳統的社會與軍方直接聯繫，將政治置於其次，轉化為社會相信政治，並將軍隊置於其次，這一範式轉變也就意味著軍人干政可能終結。土耳其軍人干政與民主政治之間關係複雜，發展趨勢中尚有許多不確定因素。

二 土耳其式的軍人干政

土耳其二戰之後開始了步履蹣跚的民主政治，軍人干政與民主政治相伴隨。20世紀60年代，土耳其政壇發生的主要變化是民主黨對反對黨的打壓，導致土耳其社會秩序失控，幾乎發展到內戰狀態，軍方乘虛登上政治舞台，軍人政治自此成為土耳其民主政治的特點，甚至可稱為頑疾。土耳其20世紀70年代的主要特徵是，經濟危機頻發和社會暴力成對，政治上隨之經歷了不穩定的聯合政府階段。政黨間以及它們各自的選民間衝突不斷，發展到必須由軍人維護秩序的局面。公認原因有二：第一，1961年的憲法自由度過大；第二，反共產主義的需要為極右政黨和伊斯蘭主義政黨登場創造了條件。20世紀80年代初，土耳其政治幾乎失控，癥結在於70年代的自由化經濟對政治產生了深刻影響，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人物很容易捲入極端性政黨。1980年9月，軍隊再次干政並將國家置於軍事管制狀態。軍方不信任原有的政治家和憲法，將自己定位成國家和主權的最終保衛者。費斯·奧茲圖爾克認為20世紀90年代土耳其文官政府在處理國計民生問題上的重大失誤，也從反面強化了軍隊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事實上，土耳其經濟通貨膨脹率長期居高不下，一直在60%左右徘徊。這也是軍方不信任政治家和文官政府的原因之一，每隔十年的軍人干政往往以國內經濟表現差為理由。土耳其政壇1997年又發生了「後現代性」的軍事政變。軍事政變頻仍，但政變之後政權合乎回歸於文官政府，或者說，國家搖擺於試驗性的民主與軍事控制之間，成為土耳其民主政治的一個特點。

政變之後，軍方往往要在國家制度中加重軍隊的色彩，成為土耳其式政變的第二個特徵。軍方政變後在推行一些重大調整措施後，如修正憲法，還政於文官政府。1961年軍事政變後設立了軍人佔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為軍人合法地控制議會和影響政治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表明軍隊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上扮演文官政府的角色具有合法性。文官政府沒有置軍隊於控制之下，導致了有時軍隊舉行大規模軍事行動，政府卻渾然不知。關於憲法，費斯·奧茲圖爾克一個頗有見地的看法是，土耳其的憲法實踐由精英階層所完成，民眾並沒有參與憲法的制定過程。憲法制定的這一特點一直延續到現代土耳其。軍人政治就是土耳其精英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歸根究底在於土耳其不存在民主文化，民主在土耳其找不到適合自己生存的土壤，例證之一是在土耳其的法規範圍內，沒有公民自由和公民權利的生存空間。同時作者指出對歐盟成員資格的爭取，將提供給政府實行自己議程的工具，從而擺脫軍方操控。從憲法中削減軍隊的強勢地位成為其民主化未來道路的應有之義。

每次軍事政變都打著維護凱末爾世俗主義的旗號，成為土耳其式軍事政變的第三個特點。軍隊經常打斷土耳其的民主歷程，卻被視為世俗主義國家的「守護者」和政治命運的操控者。軍隊宣稱干政的目的是維護世俗主義，每次軍人干政都要對凱末爾式的世俗主義進行修正，土耳其在1960年、1980年連續兩次調整世俗主義，1997年2月28日對土耳其的世俗主義進行了第三次修正。這種修正得以完成的原因在於，軍事政變後出現了新的精英階層，他們更多地表達傳統社會、傳統的民粹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的聲音。通過這種修正，世俗主義開始接納伊斯蘭教。1960年軍事政變的領導者傑馬勒·古爾塞勒一方面阻止宗教為政治所利用，另一方面又鼓吹真正的伊斯蘭，以此來論證其軍事-政治的合法性和防止共產主義的傳播。他指出：「宗教不是我們落後的原因，根源在於那些以錯誤的形式將宗教呈現給我們的人」。這樣一種態度在1971、1980和1997年軍人干政中也很突出。1982年憲法在小學和中學教育中引入義務性宗教教育課程。社會中可以聽到伊斯蘭知識分子的聲音，政治舞台上伊斯蘭政治家粉墨登場，最後出現了伊斯蘭民主政治，這就是土耳其當下的政治局面。伊斯蘭主義在政治上獲勝的原因在於紮根社會，並在民主化過程中得到馴化，吸取了許多教訓。宗教已經成為土耳其政治大廈中的重要支柱之一，軍人也無法撼動，只能順勢而為。到目前為止，土耳其軍隊在民眾心目中享有極高地位，很多情況下軍人干政得到民眾的擁護。根據調查，85%的土耳其人信任軍隊，71%的相信警察，61%的相信法庭，54%的相信議會，只有49%的相信政府。土耳其民眾並不認為軍人干政是土耳其民主的倒退或停滯。

悖論在於，土耳其民眾心目中維護穩定，保護凱末爾主義的軍事政變，在西方看來是粗暴的軍人干政，是西方批評土耳其民主的靶子。民主政府對軍隊的控制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徵之一，土耳其模式卻在挑戰這一原則。因而1980年土耳其軍事政變之後，歐盟凍結了與土耳其的聯繫協定，理由是歐盟不與非文官政府建立關係。1981年4月10日，歐洲議會斥責土耳其議會為「持續癱瘓的民主」，並威脅說：「如果刻不容緩的民主機制和實踐不能在兩個月內迅速恢復，那麼歐盟將立刻中止與土耳其的合作。」1997年2月28日的「後現代」軍事政變為歐盟拒絕土耳其提供了恰當的理由，還有什麼比「土耳其由軍人統治」更好地拒絕土耳其入盟的理由呢？西方開列的當今世界政治化的軍隊榜上，土耳其也名列其中。軍隊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存在必須從土耳其的政治，外交文化，特別是土耳其歷史中尋根溯源。

第一，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共同塑造了土耳其軍人影響政治的傳統。土耳其國土的主體部分在地中海東岸，地中海乃歐洲的內湖；土耳其北部扼守著黑海海峽，後者在歷史上是俄國和蘇聯苦苦追逐的出海口，土耳其在歐洲部分的領土更是處於素有火山之口之稱的巴爾幹，其東部鄰居是衝突頻頻的中東地區。上帝將土耳其置於這樣獨特的戰略位置的同時，對土耳其軍隊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軍隊由此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地位。奧斯曼帝國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國家權威等同於軍事權力，奧斯曼帝國時期蘇丹、軍隊和宗教權威就是整個政府，可以想像軍隊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蘇丹、哈里發被廢后，軍隊的重要性更顯突出。一戰爆發後，僅俄-土就經歷了十次戰爭：1677-1681、1687-1700、1711、1736-1739、1768-1774、1787-1792、1806-1812、1828-1829、1853-1856、1877-1878，軍隊的強勢地位歷史地形成，帝國強大與衰弱、存在與滅亡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軍隊的表現。

奧斯曼帝國軍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一直影響到現代土耳其。現代土耳其軍隊的前身是英勇的國民軍，由《色佛爾條約》到《洛桑條約》的轉折驗證和強化了土耳其文化中的軍人特色。土耳其人經常講「水可以睡覺，土耳其人卻不可以睡覺」。這一切集中體現為土耳其的「色佛爾條約」綜合症——土耳其人對國家領土完整和民族獨立的高度敏感，這又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軍隊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這一敏感性使得軍隊並不僅僅滿足於政策執行者的角色，而是試圖充任政策制定者。軍方在許多政策領域相當活躍，軍方在國內安全事務領域的影響並不亞於其在國際安全政策領域的影響。軍隊成為國內政治中一股強大的力量，民族團結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在1973年這樣寫到：「軍官除了作為專業階層之外，還是一個階級，正像有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一樣，我們有一個軍官階級。」該階層干涉政治的主要手段是周期性地發動軍事政變，他們認為土耳其1876年的革命本質是一次軍事政變，自己以其繼承者自詡，1876年革命成為日後軍事政變歷史合法性的源泉。1908年青年軍官政變順理成章地訴諸於歷史上的先例，是1876年軍事政變的重演。伯納德·六恩斯將其定性為軍隊叛變導致一次革命。青年軍官們所關心的基本問題是存亡，也就是他們和他們的先人為之服務的那個奧斯曼帝國的存亡。軍隊陷入政治的泥潭。縱觀土耳其從奧斯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建立的歷史，軍隊足跡隨處可見，奧斯曼帝國時代軍方就是帝國行政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土耳其共和國的前十任總統中，六任是軍人出身。軍人在土耳其共和國的特殊地位，使得其可以全方位地影響了土耳其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這與西方軍人所具有的保守性，形成鮮明對比。

第二，土耳其其在由權威主義轉變為虛弱的多黨民主制國家過程中，政壇上新黨層出不窮，小黨林立，很難形成成熟、穩定的政黨制度，極易導致內閣的不穩定和政局動蕩，妨礙了政策的有效性和延續性。土耳其政黨制度傳染性的碎化和易變性，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主在土耳其土地上的制度化進程，軍隊義無反顧地承擔起恢復、維護社會秩序的角色。換言之，土耳其迄今為止尚未形成成熟的政治文化，主要表現就是憲法法院不時取締政黨，以及不斷上演的軍人干政。1950年民主黨在選舉勝利之後，對議會制度和對反對黨的打壓，直接導致了1961年的軍事政變。20世紀50年代成為土耳其民主發展史上的分水嶺，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發展到必須由軍人收拾殘局的境地。另外1961年軍人互助協會建立後，全軍8萬名軍官10%的薪水作為基金，直接投入經濟領域中最易獲利的部門。互助協會在很短時間內發展為擁有巨額資產的大型企業集團，被人戲稱為與國營經濟、私營經濟並列的「第三經濟」。這樣軍隊自覺地維護國內政局的穩定和鞏固，也是自身的經濟政治利益使然。主觀上，軍隊對自己的使命和利益的界定，客觀上，土耳其民主化過程中的失誤，使得土耳其軍隊很難置身於政治之外。

20世紀70年代是土耳其民主史上破碎的聯合政府時期，主要表現為不穩定的政治政黨、不穩定的聯合政府、政治的兩極化以及政治人物在不同政黨之間的頻繁流動。土耳其政黨不斷改名換姓，即一個政黨在被關閉後換名登記，搖身一變成為新的政黨。單就親伊斯蘭政黨而言，厄爾巴坎1970年創建民族秩序黨，1971年憲法法院取締該黨。厄爾巴坎在1972年建立民族救國黨（NSP），並於1973年獲得11%的選票後參加了人民黨為主的聯合政府，成為土耳其共和國歷史上首次獲准參政的伊斯蘭政黨，民族救國黨亦因與世俗主義的政治原則抵觸而於1981年遭到憲法法院的取締，繁榮黨繼承了其衣缽。1997年憲法法院關閉繁榮黨後，厄爾巴坎又建立了賢德黨。上述親伊斯蘭政黨黨魁皆是厄爾巴坎，直到1998年憲法法院禁止競逐黨魁。後來的正義發展黨就是繁榮黨的一支。據統計，1983年以來，土耳其有23個政黨被取締；許多政黨領導人也有被最高選舉委員會裁定為不適合參加選舉的經歷。事實證明，土耳其憲法中為防止黨派過於碎化而制定的黨派參政的10%門檻制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參選的政黨數目呈上升趨勢。政黨數目過多，名字頻繁變換是土耳其民主政治不成熟的表現。

正義發展黨在2002年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使得一個以宗教精神定位的政黨贏得選舉勝利，開始執政。這次選舉也標誌著土耳其自20世紀80年代以首次出現了兩黨議會局面。土耳其政治、經濟在2002-2007年間表現甚佳，正義發展黨在2007年選舉中再次勝出，自然得益於該黨2002年執政以來的良好政績。土耳其日報刊文認為，2007年7月22日正義發展黨在選舉中的勝出，是民主的勝利，是市民社會精神的勝利。這一勝利是民主-文官政府的備忘錄，是土耳其反對軍隊干涉政治的勝利。居爾於2007年8月22日具有了世俗主義者一直把持的總統一職，結束了四月份以來土耳其國內就總統選舉產生的持續爭論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騷動。宗教因素與世俗主義以及軍事政變之間的複雜關係，由此可見一半。然而，兩黨議會局面的形成，加之土耳其暫時擺脫了每十年就發生一次軍事政變的魔咒，遠不意味著軍人干政問題已經取得解決。

第三，土耳其政治、社會中固有的一些矛盾，如庫爾德問題、政治伊斯蘭等增加了土耳其民主的搖擺性和複雜性，提供了軍人干政的機會。20世紀50年代由於選舉中的失利，共和人民黨所奉行的世俗主義政策成為該黨黨員責難的對象。民主黨卻在十年之內建造了一萬五千所清真寺，對每個鄉村清真寺中的《古蘭經》誦讀者給予補助。受過教育和歐化的土耳其人，特別是共和黨人，哀嘆這是「濫用宗教來博取選票」。更為可笑的是1959年曼德列斯在飛機事故中幸免於難被認為是有一道「真主的法旨」救了他，當他下飛機的時候，二十隻羊被殺掉，以餵飽那些想吸食曼德列斯的血的魔鬼。在他到達旅館前，這種儀式重複了兩次並把這些示威運動和儀式的報道圖片傳遍鄉村，使世俗化的土耳其好不喪氣。這種半宗教半政治性的競選運動，使政敵在投票箱前感到毫無辦法，因而促成了政變。2001年6月軍方取締了宗教色彩濃厚的賢德黨，其前身繁榮黨在1998年也遭到解散，取締政黨是他們用來保護領土完整和共和黨世俗主義經常使用的辦法。西方對此持有批評態度，但土耳其卻認為關閉繁榮黨的原因是該黨損壞了歐洲人權法院所堅持的世俗和民主原則。歐洲人權法院事實上也承認取締一個對民主進程產生威脅的政黨，從民主的角度講是合法的。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對凱末爾世俗的、民族主義的遺產構成嚴峻挑戰，卻給土耳其民主帶來希望，再次表明民主化的複雜性。

庫爾德人問題與政治伊斯蘭並列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兩大離心力。從20世紀30年代鎮壓庫爾德人反叛到60年代，土耳其東南部的庫爾德人相對平靜，隨著20世紀70年代土耳其激進政治的抬頭，土耳其庫爾德暴力行動也有所抬頭。70年代以來，土耳其社會政治經濟的周期性混亂總是與庫爾德民族問題相伴隨出現，標誌性事件是70年代末，土耳其東部出現了許多要求通過暴力建立庫爾德人國家的組織，包括1978年成立的奧賈蘭領導的庫爾德工人黨（PKK）。1980土耳其軍方認為國內形勢已經相當嚴重，在1980年9月發動軍人政變，接著對庫爾德暴力組織進行了嚴厲打擊。1997年4月29日，土耳其總參謀部對土耳其軍隊未來的「新戰爭」作了界定，在國家安全政策文件中將打擊來自國內伊斯蘭主義和庫爾德分裂主義的威脅置於優先地位，取代了為了應對外部威脅而發生的國家之間的戰爭。20世紀80年代軍事政變後，軍方還給予伊斯蘭一定的生存空間，給予庫爾德人一定的權利。到20世紀90年代，土耳其國內政治伊斯蘭的力量越來越大，對土耳其的世俗主義、土耳其性似乎形成一種嚴峻的考驗，軍隊於是再次以世俗主義保護神的面目出現。民主政治與政治伊斯蘭、庫爾德問題糾纏在一起，為軍隊的出場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使得軍隊可以用維護世俗主義和領土完整的名義充分參與到日常政治事務之中。要民主，還是要穩定？民主與穩定何以會產生矛盾和衝突？土耳其民主的缺陷究竟為何？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土耳其政治家和民眾。

學界的一個公式是，民主在會議制或者總統制度之下都可能建立和鞏固，關鍵是富有成效的政府，在土耳其建立一個富有成效的政府的要害在於建立合理的政府與軍隊之間的關係。庫爾德問題、伊斯蘭主義問題，深刻影響著土耳其的民主政治，軍隊在解決這些問題上的主導地位短時間內難以撼動。目前許多政治家將土耳其實現民主政治，擺脫軍隊干政的希望寄於加入歐盟。

三 歐盟話語中的土耳其軍隊

「歐盟2000年議程」就土耳其的政治局面有如下的描述和指導性意見：土耳其政府在與東南部恐怖主義進行鬥爭時，需要保持克制。就庫爾德問題，土耳其政府要盡最大努力維持法制和人權，尋找到民事的而非軍事的解決辦法。該份議程中包含有這樣的措詞，「最近在行政和教育系統中的改變表明，土耳其在加強世俗主義的同時，強化了軍隊在社會中的特別作用……土耳其司法系統中就文官政府控制軍隊方面，存在矛盾與含糊不清之處。」該議程一方面稱，歐盟堅決維護土耳其的領土完整，職責恐怖主義，另一方面要求反對恐怖主義的同時，要確保尊重人權，堅持法制，尋求庫爾德問題的政治解決方案。就土耳其憲法法院1998年1月取締繁榮黨、沒收其所有財產一事，歐盟發表主席聲明：「雖然該決定以土耳其憲法為依據，然而歐盟關注這一事件對民主多元性和言論自由將產品的影響。」1998年國家安全法庭以伊斯坦布爾市長埃爾多安在一次演講中發表的言論具有煽動宗教服刑和種族仇視的傾向判定其入獄，9月23日上訴法庭維持了這一判決。就此，歐盟1998年9月25日聲明：「遺憾地注意到了土耳其世俗法庭的統治」、「表達了對民主多元性和言論自由的關切……」。在歐盟看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存在證明憲法允許軍隊在政治生活中扮演文官政府的角色，這恰恰干擾了正常的政治生活。

歐盟委員會1999年的進步評估報告中認為，軍隊沒有置於文官政府控制之下，國家安全委員會所扮演的角色表明軍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至於政府對軍隊所進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茫然無知。軍隊在維持世俗主義原則，反對伊斯蘭教方面所起的作用值得關注。1987年政府的「緊急法案令」使得軍隊在庫爾德問題上的作用引起了世界關注。報告進一步指出，土耳其取得的成績是，國家安全法庭中來自軍方的法官被文職人員所取代；需要努力的方面還包括，消除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政治生活中許多領域的影響，取消緊急法庭制度。

2000年的進步報告評估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沒有改變。它的決定、聲明或者建議仍然對政治進程有深度影響。這一點尤其表現在最近解僱與激進的伊斯蘭主義運動、分裂主義運動有聯繫的相關人員行動中。就目前土耳其國內政治情況而言，國家安全委員會嚴重地限制了政府的作用；在防務與安全問題上，軍隊對議會所負責任很少。歐盟委員會也注意到，土耳其國內正在就增加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文官員一事展開激烈而冗長的討論。軍隊在涉及言論自由、宗教權利和少數民族權利、法律的實施和執行、婦女權利、商會權利、文化權利都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是歐盟關注的重點。

2001年歐盟委員會對土耳其進步狀況的評估認為：土耳其已經存在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徵，但一些關涉民主基本要求的環節，如文官的政府對軍隊的控制等，仍未得到解決。2003年的評估報告指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權力、義務和功能都得到較大修正，文官政府和軍隊之間的關係更加接近於歐盟成員國的原則。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秘書長的作用得到合理限定，他的執行權力已被廢止。然而，在文官性質的委員會中，如高級視聽委員會，高等教育委員會中仍有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代表。議會必須全面控制軍隊開支，包括對預算的批准和審計。」

2004年的評估報告認為：文官政府對軍隊的控制得到加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責任、功能和構成都得到了改善。作為對憲法修正的一個部分，國家安全委員會降格為一個諮詢性機構，而非執行機構，文官人數在其中首次佔了多數。2003年8月，首次由文官擔任秘書長。審計署可以對軍隊和國防開支進行審計。高等教育委員會和高等視聽委員會中不再有軍人代表，軍事法庭的作用也得到減少。儘管文官政府與軍隊的關係出於改善之中，土耳其的武裝力量仍然通過一系列的非正常渠道對土耳其政治施加影響。2005年報告認為，文官政府-軍隊之間的關係繼續改善，但是軍隊中的高級軍官以對政治發展和政治政策發表公開聲明的方式，對文官政府仍在產生影響。

2006年土耳其報告指出：軍隊繼續施加重要的政治影響，軍隊中的高級官員仍然在包括塞普勒斯、庫爾德問題、世俗主義等國內外事務上表達他們的意見。總的來說，如果按照歐盟的文官-軍隊關係標準進行衡量，土耳其只取得了起極其有限的進步。

2007年報告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努力適應自己的新角色，但是進行對政治依然發揮著明顯影響。軍隊中的自身將軍對包括庫爾德問題和塞普勒斯在內的國內、國際問題，仍然進行公開評論，從而左右證據。同時總參謀部也公開地對政府宣言和決議進行評論，甚至通過互聯網表達對土耳其世俗性削弱的深切關注，並且以直接的、最後通牒形式介入了2007年4月的土耳其總統大選。另外，軍隊中的高級將領曾經幾次試圖限制土耳其的學術自由和學術界的公開討論，特別是涉及安全和少數民族權利相關的問題。總而言之，在文官政府控制軍隊和置軍隊的預算於議會監控之下兩個方面，土耳其沒有任何進步。

2008年報告指出：軍隊對伊拉克北部的軍事行動由議會授權，處於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中，然而，軍方仍然通過正常和非正常渠道對政治施加重要影響，對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發表超出許可權的意見，包括塞普勒斯問題、東南部地區、世俗主義、政黨和其他非軍事的發展。總而言之，在確保文官政府對軍隊的監管和議會對軍隊開支的批准方面沒有進步。

從上引官方文件中，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國家安全委員會、軍事法庭、軍隊在土耳其世俗化與民主化過程中舉足輕重的作用。軍隊系統地影響著土耳其民眾的生活。軍隊與庫爾德問題、伊斯蘭主義、塞普勒斯問題有錯綜複雜的關係，所有這一切都是歐盟對土耳其民主政治詬病的重中之重。土耳其軍隊在政治中的作用，軍隊與文官政府的關係，雖然在朝著歐盟所希望的方向改變，但仍然任重而道遠。現實政治表明關於民主標準的話語權完全掌握在西方，土耳其只是亦步亦趨。為了趨近於歐盟標準，土耳其憲法中大約有34條得到修正。2000年3月歐盟與土耳其簽訂了入盟夥伴（AP）協定，2001年3月19日土耳其宣布了為適應歐盟標準而擬定的國民計劃（NaitdnalPID-gmmetheadoptionoftheEUacquis）。土耳其政府一系列努力中與軍隊相關的措施主要有：2002年8月3日土耳其議會通過了包括廢除死刑的人權改革法案；2003年6月19日土耳其議會為使用庫爾德語廣播開了綠燈，取消語言使用方面的其它限制；2003年7月30日剝奪了軍方主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執行權力；2004年5月7日，議會取消了受理與國家安全相關案子的國家安全法庭。在歐盟高壓之下，土耳其多黨製得以完善；文官政府的主導性地位逐步鞏固，軍隊特殊地位逐漸削弱；少數族裔權利得到伸張；改善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尤其是與希臘和塞普勒斯的關係。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者能否與歐洲民主國家的支柱之一——世俗主義原則——和平共處，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那麼，土耳其政治、社會生活的軍隊化這一特色將會走向何方？

四 軍人政治的發展走向及餘論

季諾·傑爾馬尼闡明了拉丁美洲軍隊與平民領導之間的關係：1.軍隊作為國家政策的決定者，2.軍隊作為一種具有否定性的壓力集團；3.軍隊作為國家政治的支柱。在土耳其民主政治中，軍隊一直充當著國家政策的決定者和國家政治支柱的角色，很多情況下也作為否定性壓力集團出現。軍隊一直以來是土耳其政治中的精英分子，軍人集團相對獨立於政黨，使得土耳其軍人能擺脫圍繞著其他社會階級和集團的衝突、焦慮和各種疑惑，從而贏得民眾的支持。正如曼弗雷德·哈爾澎所說：「在文官政府中，腐敗、裙帶風、行賄等現象要多得多，而在軍隊中，一種民族使命感超越了教區的、地方的、經濟利益的或者親戚關係的考慮，軍隊對這些問題的界限似乎比社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明確得多。」這一判斷也適合於土耳其，軍隊除了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獨立之外，更多地關注土耳其的經濟建設和民主政治。從制度層面講，這也是因為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初的強國家傳統為軍隊設定的特殊角色。

二戰後，土耳其在民主和人權等方面受到持續批評。尤其是1993年以來，土耳其政治家驚訝地發現歐盟成員資格不僅要求市場經濟，而且在政治方面有明確要求。軍方認為歐盟的要求不符合土耳其的現實，違背了土耳其的傳統。因為凱末爾主義主要的擔憂乃土耳其國家的完整，對此的威脅主要來源於庫爾德分裂主義和伊斯蘭政黨。而歐盟要求信仰自由，尊重少數族裔的權利，與土耳其國家所追求的民族團結和國家領土完整形成一定的衝突。於是歐盟的要求被認為威脅到土耳其國家的安全和內部的穩定，再加上土耳其民眾的「色佛爾」情緒，使得軍隊的態度在國內頗有市場。土耳其民眾心目中的上述困境，充分表現在土耳其精英中支持改革、贊成歐洲派與強硬的凱末爾主義者之間的分野。土耳其政治文化中存在的對不同意見的不寬容，實際反映的是對凱末爾主義的堅持和維護。然而在歐盟壓力下，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處降格為諮詢機構，「不再建議措施」而是「應邀表達自己的觀點」，2002年以來的重大變化，使得政府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議不再給予特別的關注或優先考慮，而是對其意見作出評價。正義發展黨在2007年7月選舉中的勝出，對土耳其究竟是禍，還是福，現在還難以定論。

歷史地看，土耳其軍隊在土耳其民主政治、尤其是社會穩定中起過重要的作用。於是傳統的土耳其文官政府-軍隊關係就表現為社會與軍隊保持直接的特殊的聯繫，社會與政治和政治家的聯繫反倒處於第二位。這種關係在最近幾年有所鬆動和改變。同時，由於軍隊對土耳其政治生活的介入嚴重損壞了土耳其民主政治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阻礙了土耳其與西方關係的發展。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面對政治伊斯蘭的興起，中東不穩定的局勢，尤其是原教旨主義運動的興起，西方對土耳其軍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態度發生微妙的轉變。歐盟出於自身安全考慮，也並非完全不反對軍方的立場。主要是因為歐洲人對「阿拉伯民主化困境」的擔憂，在歐洲人看來，阿拉伯人將民主理解為「一個人，一張票，一次選舉機會」，於是一旦有人通過民主的程序掌握了權力，他們就會破壞民主。這樣的結果將會挑戰該區域的穩定局面，挑戰西方在該區域的利益。這種對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在其鄰國中執掌政權的擔憂，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歐盟為什麼沒有對摩洛哥、土耳其施加很大的壓力，使其完全符合自由、多元化的標準，土耳其民主化壓力在冷戰結束後驟然增大，對此也是一個間接的註解。可以預測的是，土耳其距離歐盟越近，軍隊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會越小，因為距離歐盟越近，土耳其的安全越有保障，軍隊存在的理由會大打折扣。問題的另一方面在於，西方以及北約、歐安組織和歐盟需要充分理解軍隊在土耳其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這種地位的歷史成因。在這樣的前提下，推行和衡量軍隊必須置於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這一原則。土耳其民主政治未來得以發展的兩個重要因素分別是，歐盟的壓力和土耳其國家-社會關係的進一步合理化，即在歐盟壓力之下，集權國家的傳統能否改造為建立在尊重個人自由和權力基礎之上的民主社會。軍隊在熱河國家中都不會失勢，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至於它能否充當維新的工具，則取決於多種因素，而最重要的是軍隊對文官統治制度的全面看法。對土耳其而言，重要的是在歷史給予土耳其的深層次規定性與多元民主之間達成平衡，在此基礎上理順軍隊與文官政府的合理關係，理順土耳其與歐盟的關係。（[作者簡介]李秉忠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