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十張面孔》

　　本期張宏傑先生將繼續為我們講述乾隆與三朝元老重臣之間的恩怨交鋒。 　　 　　乾隆皇帝的十張面孔(五) 　　三朝老臣張廷玉的尷尬結局(上) 　　一 　　 　　乾隆六年十二月，剛剛上任的左都御史劉統勛的一道奏摺，引起了清帝國官場的一次大震動。其大意如下： 　　「大學士張廷玉，乃三朝元老，位極人臣，家族勢力亦極龐大。臣經常聽百姓議論說：」張和姚，佔半朝。細查張廷玉一家在朝為官者，有張廷璐等19人之多。與張氏世代聯姻之姚氏一族，為官者亦多達13人。 　　考查二姓得官之由，均系科舉或者襲蔭之正途，所以不便立刻將其中一些人罷斥。但應稍為抑制他們在官場中的上升勢頭，以保全他們的名節。因此臣建議，從今日起三年之內，除非皇帝特旨，張、姚兩家為官之人，一律停止升遷。(《清史稿劉統勛傳》) 　　此奏一出，聞者驚疑。 　　奏摺所言都是實情。折中提到的張廷玉，是當朝最有權勢的漢族大臣，歷仕康、雍、乾三朝，時任大學士、軍機大臣兼吏部尚書，深得皇帝倚重。張廷玉乃安徽桐城人，桐城歷來是文學淵藪，張家更是書香門第，人才輩出，高中科舉者絡繹不絕。張廷玉父子兄弟大多都位列朝班，其父張英是康熙時的大學士，兩個弟弟張廷璐、張廷緣官至禮部侍郎和內閣學士，兩個兒子張若靄和張若澄也都入值南書房和軍機處，參與機要。「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閭里，天下榮之。」(《張廷玉墓志銘》)張家勢力之大，確實有目共睹。 　　不過，張氏家運之盛，是累世勤學苦讀的結果，這說明家張家遺傳基因出眾，家風良好。張氏成員在朝為官，絕大多數也恪盡職守，聲譽頗佳。一個家族如此前仆後繼地為朝廷輸送人才，貢獻才華，「獻了青春獻子孫」，應該特予表揚才對，怎麼會引來左都御史如此一道奏摺呢?這道奏摺，是出於劉統勛的大公之心，還是皇帝在背後的秘密授意?這奏摺中所言，到底是逆耳忠言，還是陰謀傾陷?從康熙朝開始就赫赫揚揚的張家，難道好運到了頭? 　　所有官員都側起耳朵，準備聽聽皇帝是怎麼表態。 　　皇帝的表態十分微妙。一般來說，皇帝對言官的彈劾會有兩種反應：如果認為彈劾有理，就會對言官大加表彰，如果認為彈劾錯誤，那麼被彈劾者反而會因禍得福。也就是說，如果皇帝對張廷玉恩寵不變，劉統勛必然會受到嚴肅處理。如果劉統勛得到褒獎，就預示著張廷玉即將倒台。 　　可是皇帝的諭旨裡面，對誰都沒有批評，也沒有表揚： 　　「朕以為，張廷玉等人如果平日果然敢擅作威福，那麼劉統勛必不敢上此奏摺。今天既然上此奏摺，則證明張廷玉並無聲勢能鉗制輿論，此乃國家之祥也。大臣責任很重，權力很大，原不能免人指摘。聞過則喜，古人所尚。如果張廷玉因為劉氏此奏而有幾微芥蒂於胸臆間，則非大臣之度矣。大學士張廷玉親族甚眾，因而在朝為官者亦多。如今經過劉統勛議奏，每個人都會更加謹飭為官，對張廷玉一家也有利無害。」(《清高宗實錄》) 　　這道諭旨實在耐人尋味，表面上看，是重申對張廷玉的信任。皇帝肯定了張廷玉作風良好，平日沒有擅權亂政，鉗制輿論。但同時，又對劉統勛不乏欣賞之意，認為劉氏此奏對張廷玉、對朝廷都不是壞事，特意提醒張廷玉不要因此對劉氏挾嫌報復，「芥蒂於胸」。 　　大清政治高層一時都沉默不語，若有所思。 　　 　　二 　　 　　這一年，乾隆皇帝32歲，剛過而立之年。 　　回想7年前他剛剛登上帝位的時候，尚可謂「主少國疑」。25歲的年齡，對於傳統中國的老人政治來說，確實太年輕了些。更何況乾隆成長深宮之中，不辨菽麥，未諳政事，能否在父親猝然離世之後順利接過大清帝國舵手的班，當然令人懷疑。 　　然而，新皇帝所亮的頭幾個政治身段，很快解除了人們的不安。他迅速證明了自己對中國式權力的把握很有研究。 　　是的，年輕皇帝確實缺乏政治實踐，但並不缺乏政治智慧。作為預定的接班人，在10年上書房生活之中，他並沒有像這個帝國之內的大部分讀書人那樣，僅僅尋章摘句，記誦文辭，而是主要研究修身養性之法和歷朝政治得失。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大清歷朝皇帝的實錄這些標準政治教材，是他攻讀和思考的重點。還在未登基之前，他就已經從歷代統治經驗中總結出帝王政治的第一條綱領：大權獨攬。 　　專制權力一言以弊之，就是以國家暴力為後盾壓迫和剝削底層社會成員的權力。這種性質決定了最高權力是沉重的、危險的、終日處於被覬覦和窺伺之中的，也決定了專制權力是高壓的、排他的、敵視一切異己力量的。在專政政治體系中，如果統治大權能牢牢掌握在統治者手中，天下通常會風平浪靜。一旦最高權力被人侵奪或者出現分裂，那麼國家必然會出現巨大動蕩。換句話說，如果一塊肥肉被頭狼緊緊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靜的，每條狼都會按地位高低依次進食。相反，如果頭狼不夠強壯，咬得不夠緊，那麼狼群必然會炸了窩。在歷史上，由於皇帝年齡過小或者過老、個人能力不足、身體狀況異常、對某些政治勢力過於信任，導致皇權被盜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亂的狀況屢屢出現。 　　所以，專制政治的第一條要求是統治者必須「咬緊肥肉」、「大權獨攬」，有效消滅任何反對勢力和權力覬覦者，這樣才能保證統治階層內部的政治紀律和整個社會的穩定。 　　那麼，在傳統社會中，對皇帝經常構成危脅，或者說有較大機會搶走專制者口中肥肉的人有哪些呢? 　　第一類是皇族。因為身上流的都是開國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後代理論上都有繼承皇位的可能。這一點導致了歷代王朝無休止的內鬥。父子相屠，兄弟相殘，成了幾乎每個王朝都會上演的血腥遊戲。 　　第二類是后妃和外戚。因為是皇帝的妻子和至親，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難之際往往被委以重任，所以他們也最容易盜取最高權力。 　　第三類是太監。這些原本地位卑賤的不幸者，由於與決策核心層太過接近，也容易染指最高權力。 　　第四類是權臣。皇帝是生殖競爭的結果，有機會成為衝鋒冠軍，製造了皇長子的精子不一定就是遺傳基因最出色的那一顆。但是那些經過層層鬥爭上來的大臣，卻個個是人中龍鳳，不好擺弄。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特殊的歷史時機，他們常常可以成為「假皇帝」，甚至奪取皇帝的天下。 　　第五類是朋黨。官僚集團的本性是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專制政治中，一旦官僚集團分裂

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展開狗咬狗式的殘酷鬥爭，連皇帝也制止不了。一旦形成朋黨，他們就會置國家前途命運於不顧，沉迷於相互撕咬，使統治集團力量大量無謂消耗，政治機器高速空轉，最終導致國事成為一團亂麻。 　　相對於以上三種政治勢力，要防範權臣和朋黨的難度更大。因為皇帝行政，離得開家人、親戚和太監，卻離不開大臣。中華帝國的官員隊伍一直勢力龐大，乾隆年間，全國約有兩萬名文官和七萬名武官。管理和操縱如此龐大的官員隊伍，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都是絕大的難題。 　　一個成功的皇帝，對官僚集團的管理要把握好兩個方面。一個是善於選拔和使用，充分調動大臣們的積極性，另一個是要善於防範，不但要防止出現懷有不軌之心的人物侵奪皇權，更要防止大臣們結成朋黨。 　　朋黨是中國傳統政治中一個難治的毒瘤。人們因為不同的利益和見解而分成不同的團體，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朋黨之爭與西方的政黨政治有著相同的起源。然而，西方政黨政治的前提是君權的虛化或者消亡，運作方式是競爭雙方按明確的規則光明正大地較量。而在專制制度之下，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是絕不希望他的大臣們過於明確地分裂成不同的團體。因為一旦形成不同的朋黨，大臣們的政治行為就不會一心為「公」，而是會處處攙雜進了黨同伐異的動機。官員們薦舉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心為公，實際上無不會首先從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同一個集團的人，相互幫助，相互提攜，對自己的對立面，則會不擇手段，進行陰謀暗算、傾陷攻擊。雙方表面上握手言歡，桌子底下卻使絆子下死手。這種窩裡斗的起源是因為利益，最終卻幾乎演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樂趣，他們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後，簡直就是為了斗而斗。在這種毒化的政治環境之下，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附某一門派才能在官場中立足，個別想有所作為的精英人物也無可奈何：「群小挈手絆足，其任事之勞，不勝救過之念，出嗟於朝，入嘆於室。」帝國的力量就這樣白白消耗在內鬥之中，什麼國家的前途，百姓的疾苦，都被他們拋到腦後。 　　還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經通過史書，對朋黨政治的歷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他說：「明季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債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然而，他所深惡痛絕的這一政治危害又實在是中國政治中最難根除的現象之一。 　　雍正皇帝留給乾隆的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就是兩位重量級政治人物：鄂爾泰和張廷玉。這兩位大臣，都是位高權重、才幹出群。鄂爾泰，滿州鑲藍旗人，雍正以前仕途很不得意，當他44歲，認定自己此生髮跡無望之時，雍正即位。他開始獲得雍正的賞識，從此柳暗花明、時來運轉，很快由一介微員遷升雲貴總督、兵部尚書，直至保和殿大學士，內召拜相，居內閣首輔。他是雍正最信任的滿族大臣，雍正甚至誇讚他說：「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張廷玉則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漢族大臣，他科舉早達，康熙時已經官居侍郎。雍正即位不久，提拔他為禮部尚書，後又晉陞為文淵大學士，軍國大事多與參決，朝廷諭旨也多出其手，被稱為「第一宣力大臣」，與鄂爾泰一起入值軍機，並列成為最有權勢的人臣領袖。 　　由於雍正時期嚴防皇子結交大臣，所以乾隆即位之初，並沒有自己的政治班底，唯一的選擇是繼續任用雍正的舊臣。剛剛即位的乾隆懷抱成為儒教聖君的理想，一舉一動，無不效法唐太宗等歷代聖主明君對前代老臣優禮備至，對待張廷玉、鄂爾泰這樣的元老更是尊敬有加，稱呼他們「先生」「卿」而不名。凡有自己拿不準的事，無不虛心請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他們留京處理。鄂、張二人的權勢，甚至又遠遠超過雍正時期。 　　但是能人之間總是難於相能。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於對方之下。科名早、資歷深的張廷玉有點看不起後來居上的火箭式幹部鄂爾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張廷玉之前的鄂爾泰也不買張的賬。因此二人關係十分冷淡，「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這種狀況，正是開啟朋黨政治的最佳條件。雖然鄂、張二人並無植黨的企圖，而滿朝大臣們卻各懷揣度攀附之意，滿族大臣逐漸開始投奔鄂氏門下以求提拔，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氏之門互通聲氣。朋黨之雛形，漸漸出現。就像《嘯亭雜錄》中所說：「高宗初年，鄂、張兩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相互推奉，漸至分朋友引類，陰為角斗。」雍正皇帝一生以打擊朋黨為務(他一生打掉了諸王黨、年羹堯黨和隆科多黨)，沒想到晚年卻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張兩黨的苗頭。這正是專制政治的自我嘲諷。 　　乾隆皇帝對中國歷史上的朋黨之禍十分清楚，也特別警惕。在登基後處理的第一個重要問題――「苗疆事務」中，他一下子就嗅出了朋黨的味道。 　　鄂爾泰在政治上起家，就是因為在雲貴總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即由朝廷任命的官員取代世襲的少數民族土司統治當地，此舉成功地解決了苗疆地區長期以來的動蕩局面。鄂爾泰可謂功勞不小。但是凡事都有反覆，雍正十三年五月，「改土歸流」後的貴州苗民因為官府剝削過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對鄂爾泰相當不滿，認為是他「改土歸流」中措施不當所致，遂任命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前去討伐。 　　雍正皇帝選擇張照，有些不妥。因為張照與張廷玉關係頗深，素來是鄂爾泰的反對派。張照到了貴州之後，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時間搜集鄂爾泰在雲貴總督任上的「錯誤」，不斷彙報給皇帝，意圖借這個機會，使鄂爾泰身敗名裂。 　　乾隆繼位之初，接到張照的彙報後，一眼就看出了這一貌似公允的彙報背後的朋黨背景。他在張照的奏摺上批示：「張照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而且由於一意尋找鄂爾泰的把柄，張照無心軍事，平叛戰爭一再失誤。乾隆一怒之下，以「挾詐懷私，擾亂軍機，罪過多端」為名，把張照調回京師，革職下獄，同時派張廣泗代替張照去貴州平叛。 　　鄂爾泰的朋友故舊聞此消息大為興奮，因為張廣泗與鄂家關係良好，被認為是「鄂黨」之人。他們認為這是反攻「張黨」的絕好機會，許多「鄂黨」人物紛紛上疏，揭發張照的種種錯誤，企圖製造大獄，把張照置於死地，以沉重打擊「張黨」。特別是張廣泗到了貴州後，更是不斷彙報張照在貴州軍事行動中犯下的種種「大罪」。 　　乾隆對此早有預料。他在派出張廣泗時明確警告說：「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據實秉公，無偏無黨」，「張廣泗不可以為新主之重待(鄂爾泰)而有迎合之心。」雖然張廣泗一再上疏，乾隆卻沒有按「鄂黨」所希望的那樣重治張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將張照寬免釋放，僅僅罷官。第二年又授給他內閣學士，入直南書房。及至乾隆六年，又使他官復原職。這一舉動使「鄂黨」人員大失所望。 　　乾隆此舉，也是無奈。在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遺留下來的官僚機器。為了使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繼續正常運轉，他只能小

心翼翼地維護兩黨的平衡，調節他們的相互鬥爭，採取「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的平衡策略。因為一旦兩派中不管哪一派徹底失勢，必然會興起大獄，殺掉大批官員，造成人才資源的重大損失和朝廷政局的嚴重失衡。 　　為了維持這種平衡，乾隆真是煞費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別注意對鄂、張二人一視同仁，不偏不倚。閱讀奏摺時，提高警惕，努力甄別大臣們的建議和施政中的個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國官員知道，自己絕不會受朋黨因素的操縱。 　　有一年，內蒙額駙策令到京，在陛見中向皇帝奏陳大臣忒古爾德爾年紀已老，身體衰弱，請求皇上召他回京，還向皇帝誇獎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說他們能力超群，應該重用，特別是富德應該補為隨印侍讀。乾隆察言觀色，以策令與鄂爾泰友善，判定策令的這番言論是鄂爾泰主使的(「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乾隆遂直接質問鄂爾泰，但鄂氏奏辯說並沒有囑咐策令說這些事。皇帝並不相信，說：「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乾隆五年，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乾隆本來想批示被罷官的張照擔當此職。但那一段時間鄂爾泰因事沒能上朝辦事，只有張廷玉一人在皇帝身邊，而張照平素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皇帝「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璨」。以後又找了一個適當的機會，才起用張照。他防範朋黨，竟小心到如此程度。看來，如何徹底掃除朋黨苗頭，是他一直苦苦思索的問題。 　　 　　三 　　 　　乾隆五年，皇帝已經出色地結束了政治實習期。他不再是對繁雜詭譎的政治局面一頭霧水的政治新鮮人，上手很快的他對大清帝國這架機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對每一個零件都瞭然於胸。 　　皇帝對鄂爾泰和張廷玉不再那麼須臾不離了，對他們的政治建議不再像以前那樣言聽計從，在用人行政中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自主性。坐穩了寶座的皇帝覺得自己可以碰一碰朋黨問題了。 　　雖然乾隆一再提醒自己「事之大者莫過於鄂爾泰、張廷玉門戶之習」，但其實乾隆自己也很清楚，乾隆初期的朋黨尚屬於極輕微的狀態，甚至可以說，僅僅是朋黨的雛形而已，並沒有嚴重影響到大清政治的正常運轉。鄂、張二人畢竟是雍正所謂的「不世出」的名臣，自我要求都比較嚴格，並沒有在朝堂上任意威福，形跡過露。雖然二人心中彼此不服，但從來沒有撕破臉面。因此，乾隆起初對朋黨的觸及，僅限於敲打，希望他們二人和朝中大臣自我約束，以免君臣間為此事徹底攤牌。 　　由於張廷玉為人謹慎，輕易抓不到把柄，所以開始一段時間，乾隆敲打的矛頭大多對準了鄂爾泰。 　　永州總兵崔超潛獲罪交於刑部處理，鄂爾泰認為崔氏有可諒之處，密奏為崔氏求情，乾隆聽從了鄂爾泰的意見予以從寬處理。事情過後，外面大臣紛紛談論鄂爾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悅，認為鄂爾泰既然密奏獲准，則應恪守秘密，怎麼能漏泄於人，向被寬之人示恩?這並非中樞大臣所當為，而是植黨樹私的開始。由此他評價「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並公開以此告誡鄂爾泰「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 　　乾隆五年，河南巡撫雅爾圖認為雍正時的已故大臣田文鏡品德有虧，難稱賢良之名。應該從「賢良祠」中撤出，乾隆帝認為，雅爾圖縣鄂爾泰的屬下，必為鄂氏一黨。鄂氏平時與雍正的另一位寵臣李衛勢如水火，而田文鏡與李衛都是有名的「苛烈之臣」。雅爾圖此舉，表面上是打擊田文鏡，實際上是要打擊李衛的名譽，「其意以為李衛與大學士鄂爾泰素不相合，特見田文鏡之應撤，以見李衛之不應入耳」。乾隆因此指責此事系鄂爾泰在背後授意，讓鄂爾泰有口難辯。朋黨政治中確實頗多「聲東擊西」之戰例，不過乾隆的這個推測明顯證據不足。乾隆事事從防範朋黨的角度去觀察思維，有時不免神經過敏，反應過度。在乾隆內心深處，也不見得認為鄂氏與此必然有關係，但是他認為藉此機會多提醒敲打一下鄂氏，總沒有壞處。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又降下長諭，公開指出目前的局勢有黨爭的危險。他曆數了鄂爾泰為人不謹之處，要求全體大臣們小心警惕，不要再結黨。他直言不諱地說：「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延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延玉……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以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為何如主乎……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 　　這道諭旨是乾隆即位以來對朋黨問題的首次正面觸及，語重心長，有些辭鋒暗含殺機。然而，官場上的人際關係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詔旨，當然不可能使大臣們之間的恩怨情仇一朝煙消雲散。特別是鄂爾泰為人素來闊大不謹，倨傲張揚，乾隆帝此諭雖使他一時不寒而慄，表面上改弦更張，實際上內心的私心雜念從來沒有熄滅。 　　黃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與鄂爾泰素來不合。乾隆六年，鄂爾泰趁乾隆出巡之機，抓住黃的小辮子，以黃舉薦的一名官員出了問題為由，彈劾黃「濫舉非人」，應深入追究。為了確保對黃廷桂的打擊成功，鄂爾泰特意關照刑部官員，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時間，趕在乾隆回京前審理結案，並提出建議「降二級調用」的處理意見，上奏給乾隆。在鄂爾泰看來，乾隆遠在古北口外，批閱奏章應該不會太仔細，定能矇混過關。 　　心細如髮的乾隆卻偏偏對這條奏章細細讀了多遍。回京之後，他直截了當地對大臣們指出：「此議甚屬錯謬。明系與黃平時不睦之人必欲致黃於罪。」並指明是鄂爾泰假公濟私，「此案審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題復，希圖矇混批准。這樣居心行事，竟出於朕信任之頭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將視朕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將辦事此案之大學鄂爾泰等人嚴行申飭」。這是乾隆即位以來鄂爾泰受到的最嚴厲的一次處罰。這重重的一擊使鄂氏從此開始清醒了一些，從此謹言慎行，不敢再大肆為自己的黨徒辦事營私。 　　「樹欲靜而風不止」，就在鄂氏斂手之後，他的黨徒卻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爾泰的門生，作為一名御史，他專門找張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時不明內中奧妙，還以為他為人耿直，頗加提拔。乾隆七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動機敗露了，原來他彈劾「張黨」大臣時經常找鄂爾泰的長子鄂容安秘密商量之事被人揭發。乾隆帝勃然大怒，痛斥鄂爾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於朕前屢奏『端正直率』，明顯系黨庇門生……鄂爾泰應該自思：朕從前能用你，今日能寬你，難道將來獨不能重治你的罪嗎?」 　　鄂爾泰聞旨以為大禍臨頭，惶惶不可終日。好在皇帝不想讓表面上完美的君臣際遇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讓鄂氏一派一敗塗地。他命

鄂容安退出南書房，在諭旨中說：「若將鄂爾泰革職拿問，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同時卻嚴辦仲永檀，以其「依附師門，暗結黨援」之罪抓起來，不久仲就瘐斃獄中。在這個案子之後，「鄂黨」人物很長時間之內藏身斂跡，不敢再有任何舉動。「張黨」亦鑒前車之覆，謹小慎微，處處提防。朝廷之上一時風平浪靜，乾隆治理朋黨終於取得了明顯成果。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變趨勢，以鄂爾泰的脾氣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以後，肯定不能得到善終，雍正帝生前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終不渝」的保票勢必會被乾隆撕破。因為乾隆十三年之後的乾隆已經不再是即位初期那個凡事寬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爾泰福大命大，於乾隆十年幸運地病死了，總算基本上保全了名節，成了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得了善終的名臣。 　　但張廷玉卻沒有這麼幸運。 　　 　　四 　　 　　張廷玉本來是中國歷史上最幸運的大臣之 　　在傳統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別是位高權重的近臣，絕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俗話說「伴君如伴虎」，確實，生活在專制政治的高層，處處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機。一個人想始終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難上加難，但張廷玉卻有本事在這高危區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由於筆頭功夫、性格特點和過人的個人修養，他連續獲得三朝皇帝的信任，在仕途上走出一波漫長的驚人大牛曲線，成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張廷玉29歲高中進士，並被點為翰林。33歲那年，他獲得了一次與康熙皇帝深入交談的機會，給康熙留下了極為良好的印象，認為他持重得體，遂「奉旨侍直南書房」，成為皇帝貼身低等小秘書。由於服務出色，逐漸升遷，及至45歲，已經升為副部級的禮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見張廷玉「氣度端凝，應對明晰」，迅速升他為禮部尚書，參與機密。雍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難侍候的皇帝，對科舉入仕的漢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但對張廷玉卻一見如故，任用不疑，不論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討論，凡有諭旨均命他繕寫。張與雍正君臣相得13年，甚至到了一天也離不開的程度，累次升遷至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兼管吏、戶兩部，權傾朝野。雍正五年五月，張廷玉生病，病好後進宮，雍正說：「我前兩天對近侍們說，我連日臂痛，你們知道嗎?他們驚問其故。我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這不就是我臂痛嗎?」雍正末年，張廷玉回家省親，皇帝寫信給他說：「朕即位11年來，朝廷之上近親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沒有分離過。我和你義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以上皆見《張廷玉年譜》)為了表達對張廷玉的欣賞，雍正特別立下遺囑，讓最信任的兩位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其身後配享太廟，也就是死後與他一起到陰間做伴。這是一項極高的政治榮譽，整個清朝二百餘年，張廷玉是唯一享受到這個待遇的漢臣，可見雍正對他的讚譽並非虛言。 　　乾隆即位後，對他一直尊敬有加，繼續奉為漢臣之首。乾隆二年，特封張廷玉為三等伯爵，開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謂至渥。在此之後，屢有加太保、加紀錄等獎勵。乾隆皇帝還多次賜詩給張，詩中有云：「喉舌專司歷有年，兩朝望重志愈堅。魏公今德光閭里，山甫柔嘉耀簡編。」另一首詩中更說：「潞國晚年尤雙鑠，呂端大事不糊塗。」把他比做周宣王時的賢臣仲山甫和宋朝名臣文彥博與呂端，足可見尊重之至矣。 　　做官如此成功，這個人身上當然有過人之處。 　　首先，張廷玉有過人的才華。 　　第一，文筆優長、才思敏捷。張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直南書房，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現了出色的秘書才華。雍正即位之初，屢有詔命，皇帝「口授大意，(張廷玉)或於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皆稱旨」。每次雍正口述後不過片刻，張廷玉即可擬就，每日十數次從未出過差錯，其文思之敏捷實非常人所及。 　　第二，辦事勤勉，為皇帝服務不惜心力。史稱張廷玉晚上退朝後還要點雙燭治事，即使已經就寢，還經常在枕上思索所擬之文，或覺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縝密，記憶力極強，能將各部院大臣、全國疆吏的出身、經歷以及各司員府縣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貫絲毫不差地說出來，就像一個活檔案庫。對其辦事能力，雍正帝稱讚道：「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懷園語》卷一) 　　當然，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則與才華無關。 　　如果你有心檢索一下，就會發現中國歷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文臣武將大多數下場不佳，特別是曾經居大位、享大名者，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完滿收場的。比干被剖心而死，李斯易主則亡，韓信功成被滅，周亞夫絕食以終，岳飛血灑風波亭，于謙上了斷頭台，袁崇煥則慘遭凌遲。以魏徵之忠直，生前也被唐太宗李世民懷疑有結黨之嫌，死後更是被他「親仆其碑」，以寇準之功績，一生的結局卻是罷相遭貶，死在謫戍的路上。以清代而論，清代中前期出現過7位權傾朝野的權臣，除了明珠屬於善終外，其他都死於非命：鰲拜、年羹堯、和都被勒令自盡；索額圖於拘禁地餓死；隆科多死於監獄；肅順則被斬首。 　　事實上，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立有巨大功勛而得到善終的，只有郭子儀一人。清末的曾國藩對為臣之難體會極深。他說：「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立不世之勛而終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陽一人而已。」 　　在這個大背景下，對仕途素來無比熱衷的士人們就不得不潛心研究「為臣之道」與「保身之術」了。為君之道是能用人而不為人所危，那麼，為臣之道也不外兩個重點：一方面要能從君主那裡成功地獵取功名富貴，另一方面又要不為皇帝這隻猛虎所傷。這就好比火中取栗，實在是一個高難度動作，不能不下苦功。 　　張廷玉做官有著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因素和優越條件：第一，他是南方人，出身書香門第，天生心思細密，性格纖巧。第二，他是康熙時期的大學士張英的兒子，而張英則是清代出入官場十分成功的著名大臣之一。 　　張英因為人直南書房成為康熙秘書起家，其人「慎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賞，被先後提拔為尚書和大學士，成為一朝「宰輔」。在政治高層安享尊榮數十年後，他又得以功成身退，優遊林下，結局完美。為了讓張廷玉能繼續光大門楣，從張廷玉很小時候開始，張英就言傳身教，全力把他培養成最適合專制君主需要的人才。張廷玉天生聰明，不負所望，一方面從父親那裡得到大量秘傳心法，另一方面熟讀經史，對歷代名臣的生平事迹多加揣摩，所以剛剛進入仕途的他就以成熟老練的風姿展現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別注意，得以進入中樞。 　　張廷玉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他認為，做大臣最忌諱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性格過於剛直，比如比乾和海瑞。他們不講方式、方法與天子作對，下場當然悲慘。 　　第二，頭腦過於簡單，比如岳飛。他只從國

家、民族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卻不顧及帝王個人心理隱私，終至不死不可。 　　第三，權力過大，不知謹慎。歷史上倒楣的權臣多是由此惹禍上身。一旦位高權重，臣權與皇權必然會經常發生碰撞。皇帝與大臣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性格、氣質、思維方式及個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特別是那些掌握全局的丞相們，一方面以天下為己任，常常覺得自己比皇帝高明，另一方面由於普遍的人性弱點，大權在手，不免氣焰日盛，言談舉止不再檢點。與皇帝意見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積隙成仇。一旦發生嚴重衝突，對皇帝來說，最徹底的解決辦法就是尋找一個借口，罷免甚至殺掉此人。漢武帝就以喜歡殺宰相聞名。給他做過丞相的人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以至於最後所有官吏都視丞相職位為畏途，甚至有人哭著請求武帝不要任命他為丞相。性格憨直的汲黯十分不解，問他為什麼如此不吝殺才?漢武帝笑著對他說：「什麼時候沒有人才?只怕你不會識才罷了。只要你會識才，那麼還怕沒有人用嗎?夫所謂人才者，就好比有用的工具，用著不順手，還留著它幹什麼呢?」(《資治通鑒》：「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第四點則比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於大臣們堅持自己的人格追求和價值取向而獲罪。 　　除了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之外，張廷玉的修養功夫也確實不同凡響。 　　張廷玉深知，皇帝所喜歡的大臣不僅要有能力和才華，而且還要沒有任何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為進，以無求為求，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他為官數十年，處處事事都從皇帝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和判斷，從不主動為自己謀取什麼私利。他為人淡泊寧靜，氣質平和，乾隆皇帝常誇獎他「風度如九齡」。他平日生活無聲色之嗜，辦事一出公心，從來沒有貪瀆指控。他做主考官時，有人慾通關節，以微詞試探，他賦詩以辭道：「簾前月色明如晝，休作人間幕夜看。」當然，越是這樣，皇帝越不會讓他吃虧。因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後多次對他賞賜，賜銀動輒上萬兩，還給了一家當鋪，讓他補貼生活。而且知道因為他不為自己的親人謀取私利，所以對於他的子弟親戚的仕進也多有照顧。 　　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謙退，皇帝每有獎賞，他必儘力遜讓。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長子張若靄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張廷玉聞知「驚懼失措」，立刻面見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舉很盛，請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張廷玉說：「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應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為感動，經他懇請，特將張若靄改為二甲一名，並把此事前後情由在諭旨中加以公布，表揚張氏的公忠體國。 　　張廷玉身上更突出的特點是周密小心，他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一生為人，最大特點是謹慎小心、緘默持重，這一特點遺傳自其父張英。《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專制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一一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歷經政治風波，張廷玉養成了極為謹慎的性格。在雍正這樣一隻喜怒不定、性情殘酷的猛虎身邊，他的仕途生涯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鐘鬆懈過。 　　每天退朝回到家裡，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以為功課。他從不留片稿於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結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諮詢，他卻從來不會走漏一絲風聲。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他襄助雍正13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但是(《清史稿》列傳提及他的功績時卻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1 5年的婦女加以表彰之類。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解釋說：「張廷玉主掌樞府24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促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至於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麼明顯的記載。」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麼張氏的慎密周詳，略可想見也。」(《張延玉墓志銘》)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皇帝的軍功章里，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只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慎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讚賞有加。乾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這樣的人，皇帝用起來才放心。 　　可以說，張廷玉已經把臣子之道修鍊到了上上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出色的大秘書。他不是一個思想者，沒有任何超越性的價值理想，只有對功名官位的不懈追求。在明主身邊，他是一個襄助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邊，他也會是一個避禍有術的「態臣」。他是那種有才幹，有風度，沒思想，沒堅守的奴才典型。 　　對於乾隆不斷指責的朋黨嫌疑，他平日懍如臨淵。作為官場中人，人際往來誰也無法避免，特別是由於他地位如此之高，攀附之人如蠅之附，驅而不走。「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於外舍者如鯽也。」但張廷玉絕不輕易幫人說話，也絕不輕易介入人事糾紛，而是聽任花開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眾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日：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他的從政原則是事不關己，則謹守本分絕不發言。有人因此指責他說：「如張文和(張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畫喏坐嘯，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語。」連乾隆皇帝都說他過於謙抑，說：「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在與鄂爾泰的鬥爭中，他始終處於下風，也始終不爭不怒「打太極拳」。正因為如此謹慎，所以在鄂爾泰連連受到指責和處理時，他卻安然無恙，甚至頗得乾隆的回護。 　　雖然如此，隨著乾隆的皇位越來越穩，張廷玉還是感覺到了絲絲涼意。劉統勛上的這道奏摺，讓張廷玉深刻認識到自己仕途生涯的鼎盛時期將一去不返。在敲打鄂爾泰的同時，雖然沒有出現打壓張廷玉的什麼苗頭，但乾隆還是開始了對張氏有形無形的裁抑。 　　那麼，究竟接下來乾隆會對張廷玉進行怎樣的打擊，其結果又將如何呢?敬請關注下期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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