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的境界革命、內戰與民族主義

一、五四和五卅反帝愛國運動推動民族意識的增長

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空前加劇，帝國主義國家侵華給中國人帶來的一波波的屈辱感觸發了中國民族意識的增長。在強烈民族感情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富強、民主的現代獨立國家也成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最大訴求。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產生於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鬥爭。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已與傳統忠君愛國有本質的區別。現代民族主義的基本要素是：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主權的獨立；對自我優秀價值、文化的認同；為強盛國家、革新本國不適應現代生活的制度和文化，向西方學習先進科技、制度。

在前現代社會的中國，傳統的「愛國」總是與「忠君」相聯繫，不存在任何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現代民族主義發軔於西方，其具體形態為在公民自主的基礎上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19世紀的維新派最早將民族主義觀念引入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演變，至孫中山「民治、民有、民享」三民主義的提出，標誌著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理論已漸臻成熟。

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外部的刺激密不可分。亞當·斯密最早對中國文化做過悲觀性的評述，他認為中國文化已經「停滯」。黑格爾的看法較有眼光，他說，「中國在等待著，一旦出現主客觀的對峙，中國就會產生真正的變化」。一百多年來，正是在外力的壓迫和作用下，中國內部的積極因素勃興，才開始加快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步伐。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也是面對西方的侵略和壓力，中國內部積極因素擴張的結果，無論是康梁、立憲運動，還是孫中山、五四運動，無不從民族主義汲取資源。

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是歷經了幾個重要的階段而展開的。這幾個重要階段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轉折年代。換言之，歷經這幾個轉折年代，中國的現代化一步步進入更高的層次。一百五十年來，大致有下列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在外力衝擊、刺激下，中國內部變革的因素急劇擴大，中國進入器物層面的變化，即從「中華世界中心主義」，轉而向西洋學習先進科技，此即1860—1895年的洋務運動。第二階段，從器物層次的變革演進到制度變革層次。甲午戰敗標誌「洋務」破產，中國先進人士開始呼籲改革政治制度，「戊戌維新」、「清末新政」、「立憲運動」，到中華民國的成立，在這個過程中，和平改良與暴力革命同時並存。第三階段，民國肇始，傳統勢力依然強大，又有先進分子發動思想革命，由政治制度改革的層次演進到思想價值層面的變革，此即新文化—五四運動，其基本訴求是：全面反傳統，全面接受西方價值，再造一個現代中國。

五四愛國運動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第一次高潮。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國的袁世凱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根據「二十一條」的規定，日本將控制中國的東北、內蒙古、山東、東南沿海等地，甚至中國的內政也將被日本所操縱。消息傳來，「國恥」的呼聲響遍全國。在中日談判期間，最先有組織的抗議行動為海外留學生所發動。2月，留日學生宣布集體離開日本回國，而在美的部分學生則成立國防會，強調國防的重要。國內表達愛國反日的一個重要舉措為抵制日貨。1915年3月18日上海率先開始抵制日貨，從此抵制外貨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表達方式之一。

然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就在於袁世凱政府一方面希望通過中日交涉，能獲得日本的支持；而另一方面，袁世凱也希望藉助民族主義，獲得中國人民對其政府的最大支持。因此在長達數月的談判中，袁世凱政府有意識地向北京的新聞界透露中日談判的內容，經過報界的傳播，全民性的愛國高潮興起，社會各界對袁政府的認知果然也大為加深。直至中日簽定「民四條約」，這一局面方徹底改變。這種借外力強化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策略也被以後的歷屆政府所採用，幾乎屢試不爽。

如果說1915年「二十一條」帶來了巨大的民族恥辱使得中國人「毋忘國恥」，那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則源於厚望落空後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演說時，提出「十四條」，其中包括廢除秘密條約、公海航行自由、裁軍、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等。「十四條」被普遍認為是弱小民族利益的護身符。在「公理戰勝強權」的歡呼聲中，1919年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召開。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應有權收回被德國強佔的青島和膠州灣，然而在和會上，上述土地不僅未被收回，反被日本繼承。對中國而言，在現實國際政治的角逐中，理想化的「十四條」並未產生效力，失望與憤怒驅使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在5月4日走上街頭，於是引發了全國性的「五四運動」。以城市為中心，工商階層、勞工階層、知識階層等都被捲入，出現了全民性的愛國主義運動。

五四運動融合了愛國和民主兩個關鍵要素：「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和「健全的個人主義」的提出，推動了民族主義高漲，成為20世紀先進的中國人追求變革的路標。

然而「五四運動」在表現其運動主旨的「外爭主權」方面卻過於籠統，沒有具體的訴求目標，而1924年的「廢約運動」則明確提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在法律意義上實現中外之間平等的主題。在尋求廢約這一過程中爆發「五卅運動」，則使得中國民族主義再掀高潮。

1925年5月30日，上海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口號舉行遊行。遊行隊伍途經南京路時，與英國巡捕發生衝突。英國巡捕槍殺遊行的群眾十三人，逮捕五十餘人，從而導致了「五卅運動」的爆發。運動爆發後，全國大中城市發生了以「罷工、罷課、罷市」為標誌的三罷運動和抵制外貨運動。在這過程中，原始資本主義的積累條件下勞工與外國僱主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表現，並和反帝運動結合了起來。在廣州，抗議「五卅慘案」的遊行隊伍路經沙面租界區時，英租界內的軍警向遊行隊伍開槍射擊，造成五十二人被射殺的慘案。廣州沙面事件再次激發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其訴求也由先前政府與列強談判「廢約」，向以民眾廣泛參與反帝運動的激進方式轉變。

1925年的「五卅運動」具有兩重意義。一是引發對列強與不平等條約的全面抗爭。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訴求具體體現為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1924年「廢約運動」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第二年的「五卅運動」更激化了這一訴求，形成全國性的反帝浪潮。二是增強了對北洋政府的不滿。在與列強交涉中外條約時，北洋政府採用技術性的方式，通過修訂即將到期的不平等條約，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但在民族主義全面高漲的20年代，這隻會被視為是對列強的軟弱。與之相對應，南方廣州政府的革命「廢約」更易贏得民眾的支持。這兩重意義相互作用，進而引發出新的概念：若要實現國家獨立，唯有先推翻列強與軍閥的統治。到了1926年，廣州政府明確提出「打倒列強除軍閥」，並以此為口號昭示全國，出師北伐。

1928年，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經過幾次短暫的上層權力鬥爭，蔣介石最終戰勝了國民黨內其他各政治派系，以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指導、監督國民政府的運行。

標榜以三民主義為治國綱領的國民政府，在制定各項政策時，皆宣稱以實現「三民主義」的承諾為出發點，實行「民族主義」自然應是國民政府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

自1840年鴉片戰爭始，中國即喪失了獨立的關稅自主權，列強強加給中國的「值百抽五」關稅稅率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隨著1928年北伐告成，列強相繼承認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於是正式提出重訂關稅條約。國民政府原想與各國集體談判解決新約問題，但遭到了拒絕。美國出於遏止日本在東亞急速擴張的考慮，率先與中國修訂新約，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在做出重大的讓步後，中國方才與日本簽定了關稅協定，至此中國基本實現了關稅自主。

收回關稅自主權是中國外交的一大勝利。在收回權利運動中，外國特許權從39項減至13項，一些小國治外法權被取消，實現了郵政國有。

在30年代日本侵略擴張咄咄逼人的情況下，僅靠縱橫捭闔的外交策略已不足於維護國家的主權，國民政府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全力「剿共」的同時，也在積極為隨時可能爆發的中日戰爭做戰前準備。

在「九一八」事變後一年，國民政府於1932年11月成立了國防設計委員會，它的首要目標為調查、研究國防經濟，籌劃經濟動員。1935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其工作的重點是發展與國防聯繫緊密的重工業。為此專門制定了發展國防重工業的五年計劃。為了實現這一計劃，國民政府尋求外援。1936年2月，中德簽定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根據合同規定，德國向中國提供軍火、兵工廠，中國則以鎢、銻、豬鬃等戰略物資作償付。在資源委員會的統籌下，五年計劃在有序地進行，一批與國防有關的工礦企業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相繼建成。只是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五年計劃不得不夭折。

國民政府為抗日做了許多準備，特別在交通建設、國防建設方面都取得較大的成就。國民政府通過依靠國家力量，快速集中資源發展重工業，進而「發達國家資本」的工業化模式無疑在當時的條件下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但在經濟上表現出這種開放姿態的同時，在政治、文化上卻是保守主義盛行。

作為國民黨政治權威的蔣介石，一貫注重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與開發資源，以傳統價值為思想主幹，重建民族的信仰體系。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動「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是國民黨在全面抗戰爆發前追求「民族復興」的重大行動。僅在五個月內，蔣介石先後發表了《新生活運動要義》、《新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力行新生活》等數篇文章，並親自修訂了《新生活運動公約》、《新生活運動歌》，將運動推廣至國民政府實際控制下的各省區。

根據蔣介石的規劃，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為準則，要求個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皆體現在這一原則上。大力宣傳以「禮義廉恥」為符號的價值體系，雖在禁煙、禁賭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其後也暗藏著不斷純化社會思想的政治意圖，而純化思想的過程也就是追求國民黨思想一元化的過程。

與統一思想相配合的是在新生活運動中推行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即指「重組織，尚團結，嚴紀律，守秩序，知振奮，保嚴肅」，^[1]希望以軍事化特有的集中服從來打消個人的自我意識，使社會成員在迷失自我價值的基礎上認同國民黨的權威。

由於國民政府奉行以蔣介石為中心的新權威主義策略，在引入西方的科技、軍事知識的同時，還是以傳統方式拒絕進行任何重大的社會變革，國民黨所努力的「民族復興」的成效有限，離建立一個得到社會成員普遍認可的民族獨立國家的目標距離尚遠。

1935年，日本侵華的步伐不斷加快，華北危機日益加深。救亡團體風起雲湧，中共的「八一宣言」傳到國內，其抗日主張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重視和支持。面對日本大規模侵華的壓力，國民政府以「軍事演習」為名，調兵北上，在華北積極備戰。同時，蔣介石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調整，在繼續爭取英、美外交支持之餘，開始謀求中蘇兩國關係的和解，以備中日戰爭一旦爆發時，中國能獲得蘇聯的支持。

1935年春，蔣介石派曾任自己侍從達八年之久的鄧文儀任駐蘇武官，負責溝通中蘇高層間的聯繫。為了改善中蘇關係，蔣介石不得不重新處理自己與中共的關係。他對此慎之又慎，並且決不允許其他人與中共有任何交往。1935年年底，國民政府與中共開始某種試探性的接觸。國共雙方此時的聯繫僅停在較低的層次上。蔣介石的這種調整純屬不得已而為之，他在與中共保持聯繫的同時，又力圖徹底削弱中共的實力。在蔣介石看來，唯有如此，方能減弱中共日後的發言權。因此，蔣介石對紅軍依然重兵圍剿，卻又不中斷雙方的聯繫。

經過近一年試探性接觸，國共兩黨的談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雙方的高級代表陳立夫、潘漢年在上海進行直接會談。然而雙方距離相差太大，談判陷入僵局之中，蔣介石於是決心繼續對中共保持高壓政策。在處理完兩廣事件後，蔣介石於1936年10月攜其高級黨政軍官員飛抵西安。

蔣介石的督戰最終激化了他與張學良、楊虎城之間的矛盾。在數次勸諫無用後，1936年12月12日，張、楊發動兵諫，西安事變爆發。西安事變爆發後，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下，中共放棄了原先「公審蔣介石」的主張，而改為「逼蔣抗日」。經過蔣介石、張學良、中共三方數天的磋商，西安事變終獲和平解決，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礎。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抗戰初期，國共兩黨在某些戰役如忻口戰役中，相互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兩黨長期的爭鬥又決定了彼此缺乏足夠的信任。隨著中共敵後根據地的不斷擴大，中共軍事實力也有了顯著增長。對於中共實力的擴大，蔣介石深感不安。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專門成立防共委員會，制定各種「防共」、「限共」政策，國共兩黨的衝突與磨擦迅速白熱化。

1941年1月初，皖南事變爆發，致使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幾乎破裂。皖南事變加劇了國共之間的不信任。雖然其後不久中共又恢復與國民黨的談判，但雙方的猜忌與疑慮已很難化解。這種互不信任也預示了戰後國共和談的失敗，國共合作終將被兵戎相見所替代。

在國內政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國際形勢出現了有利於中國的變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得中國的重要性開始提升。1942年1月，中國與美、英、蘇等26國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與中國國際地位提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原先中外間的條約使中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特別是英美在華利益最為集中的沿海地區已被日本佔領，英美此時在華的種種特權幾乎已沒有現實基礎，廢約已是刻不容緩。

1942年10月10日，美英政府發表聲明，表示願意就條約問題舉行談判。經過談判，中美、中英於1943年1月簽署條約，宣布廢除美、英在華的領事裁判權，以及辛丑條約後所獲得的一切特權。以美英廢約為先導，中國先後與比利時、加拿大、荷蘭等國簽定條約，宣布廢除其在華特權。

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洗卻了中國百年來的外交屈辱，是國民政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大加強了國民政府的民族主義的正面形象。其後，中國參與了國際間針對德、意、日法西斯的重大會議。1943年11月，蔣介石與羅斯福、丘吉爾在開羅舉行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討論對日作戰問題。《開羅宣言》明確宣布「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開羅會議是中國第一次與世界大國平等對話，也進一步提升了中國的國際聲望。

1944年8月至9月，美、英、蘇、中四國在美國舉行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四國決定成立聯合國作為新的國際組織，代替一戰後成立的國聯。聯合國的主要職能由安全理事會承擔，而美、英、蘇、中四國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享有一票否決權。常任理事國的職務使中國的大國地位獲得了承認。二戰結束後，中國因而也成為世界「四強」之一。

然而，中國世界「四強」地位的獲得更多是美、英、蘇地緣政治的產物，世界「四強」之一僅僅是在心理上滿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而就自身而言，中國尚不具備成為「四強」的實力。在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上，美、蘇犧牲中國利益換取蘇聯對日作戰就是明證。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幾乎完全恢復了帝俄在華的特權，而一年後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也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經濟利益。這表明，中國若想成為真正的現代民族獨立國家，還有待時日。

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革命民族主義

作為一個列寧式的革命政黨，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對中共是不言而喻的。中共的指導思想是從俄國傳來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斯大林主義。然而，中國的情況與蘇俄畢竟大相徑庭：中國的產業工人人數不多，且大多分散在中心城市，以城市工人暴動的方式奪取政權幾乎不可能。有鑒於此，毛澤東在馬列的理論框架下，另闢途徑，尋求非蘇俄式的革命路徑，從而實現武裝奪權。

1927年秋，毛澤東領導中共武裝，最先展開與國民黨的軍事鬥爭。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江西根據地，黨的基層組織多由出身農民的黨員組成。毛重視在農民中發展黨員與其長期從事農運有關，同時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江西紅色根據地內，幾乎不存在任何馬列經典概念中的產業工人，從農民中發展黨員方是發展中共唯一現實可行的做法。

毛對農民問題的重視，恰恰回應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即中國的現代化不應是簡單地引入、模仿外來的思想、制度，只將著力點置於上層政治結構的制度創新，而忽視改革社會的下層結構。毛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他重視社會底層，其發動農民進行土改，進而實現「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恰恰是將中國歷史的傳延性與外來思想相調適乃至融合，將中國本土資源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從而使農民成為中國共產革命最大的依託，因此中國共產革命雖在上海、廣州、長沙等中心城市受到嚴重挫敗，但仍可依靠在農村的根據地與國民黨展開長期的武裝鬥爭。

1933—1934年，中央紅軍在蔣介石的軍事「圍剿」中失利，被迫撤離江西，進行長征。在長征途中，毛澤東重新獲得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和領導權。1935—1937年，毛澤東致力於中共的發展，暫時無暇顧及「形而上」的理論問題。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局面的到來，毛澤東加緊建構他對馬列理論的新解釋框架。這一時期所寫的《矛盾論》、《實踐論》集中代表了毛的馬列理論見解。

在1935年前，毛澤東僅被視為中共黨內的軍事問題專家和農村問題專家，其理論貢獻尚未被中共黨內普遍認識。毛深知作為黨的最高領袖，不僅要在政治上成為黨的核心，還必須在精神上為追隨者提供理論指引。30年代初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等為代表的留蘇學生在黨內之所以能得勢，即因他們能用馬列主義對現實做出理論闡釋。兩相對比，更促使毛要在理論上有所建樹，創造出對馬列的新解釋；也唯有如此，方能徹底鞏固自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毛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將自己思索已久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理念和盤托出，並以此一舉奠定了黨內精神導師的地位。

毛澤東所言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指將馬列主義置於中國的特殊語境中，以一種靈活的政治現實主義的態度對其進行解釋、延伸與創新，將其靈活地與中國本土資源、蘇共組織架構相融合後所創造出的革命意識形態。毛澤東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於中共擺脫蘇俄革命經驗的束縛，標誌著毛建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從而邁出通向「君師合一」型領袖的關鍵一步。

1937年，中共以延安為中心再建紅色政權，經過數年經營，至40年代初，延安已成為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在這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中，中共的幹部居於中心地位。

中共幹部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經歷過1937年前與國民黨武裝鬥爭的「老幹部」，另一個是1937年後從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對中共而言，意識形態是其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支柱，對新參加革命的知識青年自然要進行必要的意識形態培訓，而培訓的場所就是中共創辦的各類學校。

為了培訓幹部，中共在延安創辦了大量學校，計有：馬列學院、中央黨校、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等。這類學校的職能不是簡單地傳授知識，而是對入學的幹部進行意識形態思想訓練。通過學習，讓他們充分領會、掌握中共的各種理念與政策，並熟練地運用於現實鬥爭中。

思想訓練還有一個目的，即實現中共黨內的思想統一。中共意識形態以馬列主義為思想圭臬，故而從蘇聯學習返國的王明、博古等「理論家」能在黨內呼風喚雨。但隨著王明等人的錯誤被全黨逐步認識，以及毛在中共黨內政治地位的上升，毛開始積極謀求用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徹底改造中共，將全黨的思想統一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旗下。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成立的各級學習委員會的職能之一，便是通過系統地指導廣大黨員學習毛澤東著作、講話、黨內文件等方式，在改造自我意識的基礎上統一思想，對於可能出現的異端思想，則一露苗頭就堅決給予反擊，凋謝在《野百合花》中的王實味就是一個鮮明的前車之鑒。

思想訓練另一個目的是將左翼知識分子、五四「愛國」與個性解放的關係理清。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型塑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分水嶺。在「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對中國傳統文化嚴厲批判的基礎上，大力宣揚個性解放與個人權利，力圖以個性意識的萌發衝擊中國傳統的家國觀念，進而全面顛覆中國傳統價值觀和與之一體的政治制度。但在「五四運動」前後，在愛國情緒高漲的情況下，知識界卻出現了重大分化。分化的關鍵點在於對中國社會轉型的路徑設計上。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仍堅持原先點滴改良社會的主張，希望通過對社會問題的逐個解決，最終實現社會的整體轉型；而在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看來，個性解放不足於解決中國的諸多問題，唯有通過徹底的、系統的社會綜合改造工程，才能畢其功於一役，一攬子解決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問題，而馬克思主義正提供了這樣一種為人類偉大的自我改造工程整體解決的方案。

長久以來，尋求一個根本解決的路徑正是中國部分激進知識分子所尋求的，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傳來的俄式馬克思主義，恰恰勾勒出一條由現實至未來彼岸的康庄大道，即發動、組織社會底層的民眾，以暴力革命顛覆舊社會，並在此基礎上重建人間天堂。馬克思主義不僅在路徑設計上有巨大的吸引力，在終極目標上，共產主義也與中國傳統的「大同」圖景有同構之處，由此，馬克思主義成為20年代後期興起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集體信仰。

在這項社會綜合改造工程中，「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已預示了個人價值將被置於集體利益之下。而當個人與集體發生衝突時，集體高於個人就成為不證自明的真理，這種集體至上的傾向又暗合了中國傳統哲學輕個人、重集體的價值觀，於是，「新文化運動」所追求的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在20年代後建構民族新國家的進程中很自然發生了蛻變。

除了統一思想外，農民的組織化也是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1927年後，作為「現代農民革命戰爭」主體的農民，成為中共武裝的主要來源。早在中共革命草創初期，毛澤東便有意識地將經過組織的農民納入中共體制框架內。毛認為只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對其進行必要的思想訓練，使他們掌握一些馬列的基本概念，即可啟發農民的覺悟，實現農民黨員思想的布爾什維克化。經過毛澤東的精心整合，原先處於分散狀態的社會底層被凝聚在中共的組織體系中，這樣，中共組織的生態構成發生了重大改變，農民黨員逐漸在中共黨內佔據壓倒性多數，「農民性」的色彩也因此日益彰顯。

1937—1947年的延安十年，中共實現了從俄式黨向中國黨的轉型。通過整風運動，毛的黨領袖的地位不僅得到了鞏固，而且成為中共黨內唯一的理論指導者。毛的思想、理論也上升至黨的意識形態。1945年的中共七大將「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與「馬列主義」並列為中共的指導思想。1949年後，中共將延安時期的革命經驗與蘇聯體制相糅合，創建了全新的國家形態。從這個角度而言，延安可以說是1949年後中國的母體，延安經驗對中共的意義自然不言而喻。

中國近代以來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歷史決定了任何政治派別都不能迴避民族主義這一話題，中共自然也不例外，但民族主義在中共話語體系中卻有著雙重性：一方面，中共革命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即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使中國擺脫外來侵略，這也是許多中共黨員信仰共產主義的動機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共意識形態又決定了中共只是蘇共控制下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蘇共眼中，推崇民族主義就意味著脫離共產國際的領導，嚴重者甚至還會被貼上「反蘇」的標籤。因而對中共而言，民族主義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字眼。直至3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日本侵華的加劇，中共才正式大規模地宣揚其革命民族主義。

中共所信奉的「革命民族主義」是將民族主義納入其意識形態的解釋體系中，具體而言，革命民族主義訴求的現實目標為反對日、美、英帝國主義以及他們支持的蔣介石政權，而在當時的環境下，就是抗日。

在革命民族主義的框架中，蘇聯的地位極為獨特。中共的信仰體系源自蘇聯，蘇聯在抗戰初期對中國的支持以及蘇共在中國共產革命期間給予中共的巨大幫助，這一切都決定了中共對蘇聯有一種認同感。然而蘇聯在與中國的交往中，還有侵害中國民族利益的一面，對於這一點，中共多從「階級利益」的角度考慮，將政治現實主義置於比較重要的地位。

1945—1949年的國共內戰以中共的獲勝而告終。中共在軍事上的勝利使得中國重新統一在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之下，結束了自晚清以來內亂不斷的局面。這大大滿足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要求。中國民族主義的另一重大訴求是建立一個現代中國。在美蘇對抗的戰後冷戰格局下，中共只能選擇依靠對中國共產革命長期抱有同情和支持的蘇聯。無論是從意識形態的相似性出發，還是現實主義的可能性出發，在中共看來，現代國家的母版自然應是蘇聯，為了在意識形態上保持與蘇聯的一致，新中國不用「民族主義」的表達，而將「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平行起來，教育全國人民正確看待中國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1949年6月，毛澤東宣布即將成立的新政權實行對蘇「一邊倒」的政策，這在事實上預告了中國將全方位引入蘇聯體制，通過集體化道路，快速實現蘇式的現代化。政治制度可以不源於本土，可如果一味橫向移植，只會水土不服，淮橘為枳，而中國共產革命在與國民黨角逐中的最終獲勝，箇中原因之一在於毛澤東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蘇一邊倒」作為建國初的一項國策是當時環境下的一種戰略性安排，似乎和民族主義存在著某種矛盾，故而逃到台灣的蔣介石政權馬上將他的「反共復國」行動定義為「反共抗俄」，以凸顯國民黨代表了中國民族主義。隨著國內經濟的恢復和中國外部環境的改善，1952年後中國不再提「一邊倒」，而是加強發展和亞非新獨立國家的友好關係，中國的獨立自主大國的形象就清晰化了。

六、中國融入世界

回顧近百年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演進歷程，可以發現，在由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後發國家的民族利益與尊嚴受到嚴重踐踏，但現代化的因子也隨著同一過程被注入體內。

一百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三個國家是蘇聯、日本、美國，其中蘇聯的影響最大。蘇聯對中國的影響首先在於：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革命經驗，幫助國民黨改組和國民黨建軍，也給中共提供了意識形態基本框架，支持中共革命。50年代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經濟援助和國防援助。直至今日，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是來自蘇聯。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基本是負面的：發動甲午戰爭，利用中國的戰爭賠款，奠定了日本現代化的財力基礎，完成了向世界強國的過渡；1931—1945年的侵華戰爭，極大地破壞中國的現代化。美國的影響較為複雜：1949年前，在思想、文化、科技領域培養了一批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幫助中國建立起現代教育制度。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迫使中國脫離世界體系二十年。1979年後，中美建交，中國逐步進入世界體系和全球化的進程。

在硬體方面，中國現代化所受西方影響表現在：

1）建立了新式軍隊。

2）政黨制度。

3）新式教育，新式法律制度。

4）新式工業和科技。

中國現代化的制度、技術等廣泛方面，都是在西方的影響下產生和發展起來。毋庸置疑，我們不能全盤西化，也不可能全盤西化，但在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肯定需要參照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顯而易見，民族性與現代性二者間存在著的矛盾，即一方面要堅持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又要匯入世界潮流，這兩者之間確實有著許多糾葛。如何調適二者間的關係，成為每個後發國家必須正視的問題。

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本是雙胞胎，區別在於：民族主義強調集體認同和國家認同，民主主義強調個人本位、個人權利、個人自由。從理論上講，當國家、民族面臨嚴重的危機時，國民應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個人權利，以服從於國家利益，支持國家戰勝危機，而國家的最終目的是保護個人自由。但是近代以來，民族主義經常吞噬民主主義，這主要是由中國近代的政治和大的環境造成的，也與人們認識的誤區、統治階級的狹隘和自私有關。

一些有識之士很早就看到這兩者之間的聯繫性問題，他們希望建成對國家、集體的認同，同時又促成國家保障、維護個人的權利。梁啟超在1900年流亡澳大利亞時，就對中國社會的某些嚴重弊端作出深刻的批評。

他說：「中國是一個奴隸的國家」，而西方每個人都有主權，即使孩子都「自治其事」，雖然梁啟超的看法有表面化的缺點，因為他沒看到澳大利亞的土著在當時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但澳大利亞在1900年後，確實開始實行社會福利政策。梁啟超的觀點其實就是五四的先聲，他比胡適、陳獨秀早了十幾年，把「國家、民族、個人權利」聯繫在了一起。

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矛盾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基本困局，民族主義的要義是建立強大國家，民主主義的要義是保障個人自由。民族和民主都是中國人追求的基本價值，但民族主義的作用對中國進程的實際影響更為顯現。民族主義有它的限度問題，在限度之內，它是一股建設性的力量，它是被奴役、被壓迫的民族正當防衛的強大武器，但民族主義也有可能成為某些保守勢力煽惑人心的工具。

進入20世紀後，義和團式的盲目排外，以愚昧對抗文明的方式已被中國主流意識完全拋棄，而「全盤西化」更多只是一種學理上的假設，不具實際可操作性，因為作為一個有著數千年燦爛文明的大國，中國絕無可能一刀斬斷與歷史相連的臍帶，簡單地模仿西方樣式，這樣並不能真正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言：「20世紀中國政治史的一個『特色』是：『特色』本身事實上幾乎完全是在外來政治模式的基礎上產生的。從議會主義到法西斯主義，再到共產主義，所有這些制度都具有『中國的』特色，但它們都不是真正起源於本土。」^[2]在中外聯繫日益緊密的情況下，中國融入世界畢竟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1]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周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載《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政治（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774頁。

[2]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認識二十世紀中國》，《二十一世紀》2001年10月號，115頁。

創建中國現代民族獨立國家

一、五四和五卅反帝愛國運動推動民族意識的增長

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空前加劇，帝國主義國家侵華給中國人帶來的一波波的屈辱感觸發了中國民族意識的增長。在強烈民族感情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富強、民主的現代獨立國家也成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最大訴求。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產生於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鬥爭。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已與傳統忠君愛國有本質的區別。現代民族主義的基本要素是：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主權的獨立；對自我優秀價值、文化的認同；為強盛國家、革新本國不適應現代生活的制度和文化，向西方學習先進科技、制度。

在前現代社會的中國，傳統的「愛國」總是與「忠君」相聯繫，不存在任何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現代民族主義發軔於西方，其具體形態為在公民自主的基礎上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19世紀的維新派最早將民族主義觀念引入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演變，至孫中山「民治、民有、民享」三民主義的提出，標誌著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理論已漸臻成熟。

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外部的刺激密不可分。亞當·斯密最早對中國文化做過悲觀性的評述，他認為中國文化已經「停滯」。黑格爾的看法較有眼光，他說，「中國在等待著，一旦出現主客觀的對峙，中國就會產生真正的變化」。一百多年來，正是在外力的壓迫和作用下，中國內部的積極因素勃興，才開始加快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步伐。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也是面對西方的侵略和壓力，中國內部積極因素擴張的結果，無論是康梁、立憲運動，還是孫中山、五四運動，無不從民族主義汲取資源。

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是歷經了幾個重要的階段而展開的。這幾個重要階段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轉折年代。換言之，歷經這幾個轉折年代，中國的現代化一步步進入更高的層次。一百五十年來，大致有下列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在外力衝擊、刺激下，中國內部變革的因素急劇擴大，中國進入器物層面的變化，即從「中華世界中心主義」，轉而向西洋學習先進科技，此即1860—1895年的洋務運動。第二階段，從器物層次的變革演進到制度變革層次。甲午戰敗標誌「洋務」破產，中國先進人士開始呼籲改革政治制度，「戊戌維新」、「清末新政」、「立憲運動」，到中華民國的成立，在這個過程中，和平改良與暴力革命同時並存。第三階段，民國肇始，傳統勢力依然強大，又有先進分子發動思想革命，由政治制度改革的層次演進到思想價值層面的變革，此即新文化—五四運動，其基本訴求是：全面反傳統，全面接受西方價值，再造一個現代中國。

五四愛國運動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第一次高潮。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國的袁世凱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根據「二十一條」的規定，日本將控制中國的東北、內蒙古、山東、東南沿海等地，甚至中國的內政也將被日本所操縱。消息傳來，「國恥」的呼聲響遍全國。在中日談判期間，最先有組織的抗議行動為海外留學生所發動。2月，留日學生宣布集體離開日本回國，而在美的部分學生則成立國防會，強調國防的重要。國內表達愛國反日的一個重要舉措為抵制日貨。1915年3月18日上海率先開始抵制日貨，從此抵制外貨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表達方式之一。

然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就在於袁世凱政府一方面希望通過中日交涉，能獲得日本的支持；而另一方面，袁世凱也希望藉助民族主義，獲得中國人民對其政府的最大支持。因此在長達數月的談判中，袁世凱政府有意識地向北京的新聞界透露中日談判的內容，經過報界的傳播，全民性的愛國高潮興起，社會各界對袁政府的認知果然也大為加深。直至中日簽定「民四條約」，這一局面方徹底改變。這種借外力強化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策略也被以後的歷屆政府所採用，幾乎屢試不爽。

如果說1915年「二十一條」帶來了巨大的民族恥辱使得中國人「毋忘國恥」，那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則源於厚望落空後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演說時，提出「十四條」，其中包括廢除秘密條約、公海航行自由、裁軍、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等。「十四條」被普遍認為是弱小民族利益的護身符。在「公理戰勝強權」的歡呼聲中，1919年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召開。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應有權收回被德國強佔的青島和膠州灣，然而在和會上，上述土地不僅未被收回，反被日本繼承。對中國而言，在現實國際政治的角逐中，理想化的「十四條」並未產生效力，失望與憤怒驅使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在5月4日走上街頭，於是引發了全國性的「五四運動」。以城市為中心，工商階層、勞工階層、知識階層等都被捲入，出現了全民性的愛國主義運動。

五四運動融合了愛國和民主兩個關鍵要素：「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和「健全的個人主義」的提出，推動了民族主義高漲，成為20世紀先進的中國人追求變革的路標。

然而「五四運動」在表現其運動主旨的「外爭主權」方面卻過於籠統，沒有具體的訴求目標，而1924年的「廢約運動」則明確提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在法律意義上實現中外之間平等的主題。在尋求廢約這一過程中爆發「五卅運動」，則使得中國民族主義再掀高潮。

1925年5月30日，上海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口號舉行遊行。遊行隊伍途經南京路時，與英國巡捕發生衝突。英國巡捕槍殺遊行的群眾十三人，逮捕五十餘人，從而導致了「五卅運動」的爆發。運動爆發後，全國大中城市發生了以「罷工、罷課、罷市」為標誌的三罷運動和抵制外貨運動。在這過程中，原始資本主義的積累條件下勞工與外國僱主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表現，並和反帝運動結合了起來。在廣州，抗議「五卅慘案」的遊行隊伍路經沙面租界區時，英租界內的軍警向遊行隊伍開槍射擊，造成五十二人被射殺的慘案。廣州沙面事件再次激發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其訴求也由先前政府與列強談判「廢約」，向以民眾廣泛參與反帝運動的激進方式轉變。

1925年的「五卅運動」具有兩重意義。一是引發對列強與不平等條約的全面抗爭。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訴求具體體現為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1924年「廢約運動」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第二年的「五卅運動」更激化了這一訴求，形成全國性的反帝浪潮。二是增強了對北洋政府的不滿。在與列強交涉中外條約時，北洋政府採用技術性的方式，通過修訂即將到期的不平等條約，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但在民族主義全面高漲的20年代，這隻會被視為是對列強的軟弱。與之相對應，南方廣州政府的革命「廢約」更易贏得民眾的支持。這兩重意義相互作用，進而引發出新的概念：若要實現國家獨立，唯有先推翻列強與軍閥的統治。到了1926年，廣州政府明確提出「打倒列強除軍閥」，並以此為口號昭示全國，出師北伐。

1928年，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經過幾次短暫的上層權力鬥爭，蔣介石最終戰勝了國民黨內其他各政治派系，以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指導、監督國民政府的運行。

標榜以三民主義為治國綱領的國民政府，在制定各項政策時，皆宣稱以實現「三民主義」的承諾為出發點，實行「民族主義」自然應是國民政府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

自1840年鴉片戰爭始，中國即喪失了獨立的關稅自主權，列強強加給中國的「值百抽五」關稅稅率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隨著1928年北伐告成，列強相繼承認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於是正式提出重訂關稅條約。國民政府原想與各國集體談判解決新約問題，但遭到了拒絕。美國出於遏止日本在東亞急速擴張的考慮，率先與中國修訂新約，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在做出重大的讓步後，中國方才與日本簽定了關稅協定，至此中國基本實現了關稅自主。

收回關稅自主權是中國外交的一大勝利。在收回權利運動中，外國特許權從39項減至13項，一些小國治外法權被取消，實現了郵政國有。

在30年代日本侵略擴張咄咄逼人的情況下，僅靠縱橫捭闔的外交策略已不足於維護國家的主權，國民政府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全力「剿共」的同時，也在積極為隨時可能爆發的中日戰爭做戰前準備。

在「九一八」事變後一年，國民政府於1932年11月成立了國防設計委員會，它的首要目標為調查、研究國防經濟，籌劃經濟動員。1935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其工作的重點是發展與國防聯繫緊密的重工業。為此專門制定了發展國防重工業的五年計劃。為了實現這一計劃，國民政府尋求外援。1936年2月，中德簽定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根據合同規定，德國向中國提供軍火、兵工廠，中國則以鎢、銻、豬鬃等戰略物資作償付。在資源委員會的統籌下，五年計劃在有序地進行，一批與國防有關的工礦企業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相繼建成。只是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五年計劃不得不夭折。

國民政府為抗日做了許多準備，特別在交通建設、國防建設方面都取得較大的成就。國民政府通過依靠國家力量，快速集中資源發展重工業，進而「發達國家資本」的工業化模式無疑在當時的條件下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但在經濟上表現出這種開放姿態的同時，在政治、文化上卻是保守主義盛行。

作為國民黨政治權威的蔣介石，一貫注重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與開發資源，以傳統價值為思想主幹，重建民族的信仰體系。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動「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是國民黨在全面抗戰爆發前追求「民族復興」的重大行動。僅在五個月內，蔣介石先後發表了《新生活運動要義》、《新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力行新生活》等數篇文章，並親自修訂了《新生活運動公約》、《新生活運動歌》，將運動推廣至國民政府實際控制下的各省區。

根據蔣介石的規劃，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為準則，要求個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皆體現在這一原則上。大力宣傳以「禮義廉恥」為符號的價值體系，雖在禁煙、禁賭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其後也暗藏著不斷純化社會思想的政治意圖，而純化思想的過程也就是追求國民黨思想一元化的過程。

與統一思想相配合的是在新生活運動中推行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即指「重組織，尚團結，嚴紀律，守秩序，知振奮，保嚴肅」，^[1]希望以軍事化特有的集中服從來打消個人的自我意識，使社會成員在迷失自我價值的基礎上認同國民黨的權威。

由於國民政府奉行以蔣介石為中心的新權威主義策略，在引入西方的科技、軍事知識的同時，還是以傳統方式拒絕進行任何重大的社會變革，國民黨所努力的「民族復興」的成效有限，離建立一個得到社會成員普遍認可的民族獨立國家的目標距離尚遠。

1935年，日本侵華的步伐不斷加快，華北危機日益加深。救亡團體風起雲湧，中共的「八一宣言」傳到國內，其抗日主張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重視和支持。面對日本大規模侵華的壓力，國民政府以「軍事演習」為名，調兵北上，在華北積極備戰。同時，蔣介石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調整，在繼續爭取英、美外交支持之餘，開始謀求中蘇兩國關係的和解，以備中日戰爭一旦爆發時，中國能獲得蘇聯的支持。

1935年春，蔣介石派曾任自己侍從達八年之久的鄧文儀任駐蘇武官，負責溝通中蘇高層間的聯繫。為了改善中蘇關係，蔣介石不得不重新處理自己與中共的關係。他對此慎之又慎，並且決不允許其他人與中共有任何交往。1935年年底，國民政府與中共開始某種試探性的接觸。國共雙方此時的聯繫僅停在較低的層次上。蔣介石的這種調整純屬不得已而為之，他在與中共保持聯繫的同時，又力圖徹底削弱中共的實力。在蔣介石看來，唯有如此，方能減弱中共日後的發言權。因此，蔣介石對紅軍依然重兵圍剿，卻又不中斷雙方的聯繫。

經過近一年試探性接觸，國共兩黨的談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雙方的高級代表陳立夫、潘漢年在上海進行直接會談。然而雙方距離相差太大，談判陷入僵局之中，蔣介石於是決心繼續對中共保持高壓政策。在處理完兩廣事件後，蔣介石於1936年10月攜其高級黨政軍官員飛抵西安。

蔣介石的督戰最終激化了他與張學良、楊虎城之間的矛盾。在數次勸諫無用後，1936年12月12日，張、楊發動兵諫，西安事變爆發。西安事變爆發後，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下，中共放棄了原先「公審蔣介石」的主張，而改為「逼蔣抗日」。經過蔣介石、張學良、中共三方數天的磋商，西安事變終獲和平解決，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礎。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抗戰初期，國共兩黨在某些戰役如忻口戰役中，相互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兩黨長期的爭鬥又決定了彼此缺乏足夠的信任。隨著中共敵後根據地的不斷擴大，中共軍事實力也有了顯著增長。對於中共實力的擴大，蔣介石深感不安。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專門成立防共委員會，制定各種「防共」、「限共」政策，國共兩黨的衝突與磨擦迅速白熱化。

1941年1月初，皖南事變爆發，致使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幾乎破裂。皖南事變加劇了國共之間的不信任。雖然其後不久中共又恢復與國民黨的談判，但雙方的猜忌與疑慮已很難化解。這種互不信任也預示了戰後國共和談的失敗，國共合作終將被兵戎相見所替代。

在國內政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國際形勢出現了有利於中國的變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得中國的重要性開始提升。1942年1月，中國與美、英、蘇等26國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與中國國際地位提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原先中外間的條約使中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特別是英美在華利益最為集中的沿海地區已被日本佔領，英美此時在華的種種特權幾乎已沒有現實基礎，廢約已是刻不容緩。

1942年10月10日，美英政府發表聲明，表示願意就條約問題舉行談判。經過談判，中美、中英於1943年1月簽署條約，宣布廢除美、英在華的領事裁判權，以及辛丑條約後所獲得的一切特權。以美英廢約為先導，中國先後與比利時、加拿大、荷蘭等國簽定條約，宣布廢除其在華特權。

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洗卻了中國百年來的外交屈辱，是國民政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大加強了國民政府的民族主義的正面形象。其後，中國參與了國際間針對德、意、日法西斯的重大會議。1943年11月，蔣介石與羅斯福、丘吉爾在開羅舉行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討論對日作戰問題。《開羅宣言》明確宣布「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開羅會議是中國第一次與世界大國平等對話，也進一步提升了中國的國際聲望。

1944年8月至9月，美、英、蘇、中四國在美國舉行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四國決定成立聯合國作為新的國際組織，代替一戰後成立的國聯。聯合國的主要職能由安全理事會承擔，而美、英、蘇、中四國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享有一票否決權。常任理事國的職務使中國的大國地位獲得了承認。二戰結束後，中國因而也成為世界「四強」之一。

然而，中國世界「四強」地位的獲得更多是美、英、蘇地緣政治的產物，世界「四強」之一僅僅是在心理上滿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而就自身而言，中國尚不具備成為「四強」的實力。在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上，美、蘇犧牲中國利益換取蘇聯對日作戰就是明證。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幾乎完全恢復了帝俄在華的特權，而一年後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也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經濟利益。這表明，中國若想成為真正的現代民族獨立國家，還有待時日。

作為一個列寧式的革命政黨，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對中共是不言而喻的。中共的指導思想是從俄國傳來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斯大林主義。然而，中國的情況與蘇俄畢竟大相徑庭：中國的產業工人人數不多，且大多分散在中心城市，以城市工人暴動的方式奪取政權幾乎不可能。有鑒於此，毛澤東在馬列的理論框架下，另闢途徑，尋求非蘇俄式的革命路徑，從而實現武裝奪權。

1927年秋，毛澤東領導中共武裝，最先展開與國民黨的軍事鬥爭。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江西根據地，黨的基層組織多由出身農民的黨員組成。毛重視在農民中發展黨員與其長期從事農運有關，同時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江西紅色根據地內，幾乎不存在任何馬列經典概念中的產業工人，從農民中發展黨員方是發展中共唯一現實可行的做法。

毛對農民問題的重視，恰恰回應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即中國的現代化不應是簡單地引入、模仿外來的思想、制度，只將著力點置於上層政治結構的制度創新，而忽視改革社會的下層結構。毛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他重視社會底層，其發動農民進行土改，進而實現「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恰恰是將中國歷史的傳延性與外來思想相調適乃至融合，將中國本土資源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從而使農民成為中國共產革命最大的依託，因此中國共產革命雖在上海、廣州、長沙等中心城市受到嚴重挫敗，但仍可依靠在農村的根據地與國民黨展開長期的武裝鬥爭。

1933—1934年，中央紅軍在蔣介石的軍事「圍剿」中失利，被迫撤離江西，進行長征。在長征途中，毛澤東重新獲得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和領導權。1935—1937年，毛澤東致力於中共的發展，暫時無暇顧及「形而上」的理論問題。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局面的到來，毛澤東加緊建構他對馬列理論的新解釋框架。這一時期所寫的《矛盾論》、《實踐論》集中代表了毛的馬列理論見解。

在1935年前，毛澤東僅被視為中共黨內的軍事問題專家和農村問題專家，其理論貢獻尚未被中共黨內普遍認識。毛深知作為黨的最高領袖，不僅要在政治上成為黨的核心，還必須在精神上為追隨者提供理論指引。30年代初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等為代表的留蘇學生在黨內之所以能得勢，即因他們能用馬列主義對現實做出理論闡釋。兩相對比，更促使毛要在理論上有所建樹，創造出對馬列的新解釋；也唯有如此，方能徹底鞏固自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毛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將自己思索已久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理念和盤托出，並以此一舉奠定了黨內精神導師的地位。

毛澤東所言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指將馬列主義置於中國的特殊語境中，以一種靈活的政治現實主義的態度對其進行解釋、延伸與創新，將其靈活地與中國本土資源、蘇共組織架構相融合後所創造出的革命意識形態。毛澤東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於中共擺脫蘇俄革命經驗的束縛，標誌著毛建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從而邁出通向「君師合一」型領袖的關鍵一步。

1937年，中共以延安為中心再建紅色政權，經過數年經營，至40年代初，延安已成為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在這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中，中共的幹部居於中心地位。

中共幹部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經歷過1937年前與國民黨武裝鬥爭的「老幹部」，另一個是1937年後從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對中共而言，意識形態是其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支柱，對新參加革命的知識青年自然要進行必要的意識形態培訓，而培訓的場所就是中共創辦的各類學校。

為了培訓幹部，中共在延安創辦了大量學校，計有：馬列學院、中央黨校、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等。這類學校的職能不是簡單地傳授知識，而是對入學的幹部進行意識形態思想訓練。通過學習，讓他們充分領會、掌握中共的各種理念與政策，並熟練地運用於現實鬥爭中。

思想訓練還有一個目的，即實現中共黨內的思想統一。中共意識形態以馬列主義為思想圭臬，故而從蘇聯學習返國的王明、博古等「理論家」能在黨內呼風喚雨。但隨著王明等人的錯誤被全黨逐步認識，以及毛在中共黨內政治地位的上升，毛開始積極謀求用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徹底改造中共，將全黨的思想統一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旗下。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成立的各級學習委員會的職能之一，便是通過系統地指導廣大黨員學習毛澤東著作、講話、黨內文件等方式，在改造自我意識的基礎上統一思想，對於可能出現的異端思想，則一露苗頭就堅決給予反擊，凋謝在《野百合花》中的王實味就是一個鮮明的前車之鑒。

思想訓練另一個目的是將左翼知識分子、五四「愛國」與個性解放的關係理清。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型塑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分水嶺。在「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對中國傳統文化嚴厲批判的基礎上，大力宣揚個性解放與個人權利，力圖以個性意識的萌發衝擊中國傳統的家國觀念，進而全面顛覆中國傳統價值觀和與之一體的政治制度。但在「五四運動」前後，在愛國情緒高漲的情況下，知識界卻出現了重大分化。分化的關鍵點在於對中國社會轉型的路徑設計上。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仍堅持原先點滴改良社會的主張，希望通過對社會問題的逐個解決，最終實現社會的整體轉型；而在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看來，個性解放不足於解決中國的諸多問題，唯有通過徹底的、系統的社會綜合改造工程，才能畢其功於一役，一攬子解決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問題，而馬克思主義正提供了這樣一種為人類偉大的自我改造工程整體解決的方案。

長久以來，尋求一個根本解決的路徑正是中國部分激進知識分子所尋求的，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傳來的俄式馬克思主義，恰恰勾勒出一條由現實至未來彼岸的康庄大道，即發動、組織社會底層的民眾，以暴力革命顛覆舊社會，並在此基礎上重建人間天堂。馬克思主義不僅在路徑設計上有巨大的吸引力，在終極目標上，共產主義也與中國傳統的「大同」圖景有同構之處，由此，馬克思主義成為20年代後期興起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集體信仰。

在這項社會綜合改造工程中，「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已預示了個人價值將被置於集體利益之下。而當個人與集體發生衝突時，集體高於個人就成為不證自明的真理，這種集體至上的傾向又暗合了中國傳統哲學輕個人、重集體的價值觀，於是，「新文化運動」所追求的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在20年代後建構民族新國家的進程中很自然發生了蛻變。

除了統一思想外，農民的組織化也是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1927年後，作為「現代農民革命戰爭」主體的農民，成為中共武裝的主要來源。早在中共革命草創初期，毛澤東便有意識地將經過組織的農民納入中共體制框架內。毛認為只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對其進行必要的思想訓練，使他們掌握一些馬列的基本概念，即可啟發農民的覺悟，實現農民黨員思想的布爾什維克化。經過毛澤東的精心整合，原先處於分散狀態的社會底層被凝聚在中共的組織體系中，這樣，中共組織的生態構成發生了重大改變，農民黨員逐漸在中共黨內佔據壓倒性多數，「農民性」的色彩也因此日益彰顯。

1937—1947年的延安十年，中共實現了從俄式黨向中國黨的轉型。通過整風運動，毛的黨領袖的地位不僅得到了鞏固，而且成為中共黨內唯一的理論指導者。毛的思想、理論也上升至黨的意識形態。1945年的中共七大將「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與「馬列主義」並列為中共的指導思想。1949年後，中共將延安時期的革命經驗與蘇聯體制相糅合，創建了全新的國家形態。從這個角度而言，延安可以說是1949年後中國的母體，延安經驗對中共的意義自然不言而喻。

中國近代以來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歷史決定了任何政治派別都不能迴避民族主義這一話題，中共自然也不例外，但民族主義在中共話語體系中卻有著雙重性：一方面，中共革命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即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使中國擺脫外來侵略，這也是許多中共黨員信仰共產主義的動機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共意識形態又決定了中共只是蘇共控制下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蘇共眼中，推崇民族主義就意味著脫離共產國際的領導，嚴重者甚至還會被貼上「反蘇」的標籤。因而對中共而言，民族主義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字眼。直至3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日本侵華的加劇，中共才正式大規模地宣揚其革命民族主義。

中共所信奉的「革命民族主義」是將民族主義納入其意識形態的解釋體系中，具體而言，革命民族主義訴求的現實目標為反對日、美、英帝國主義以及他們支持的蔣介石政權，而在當時的環境下，就是抗日。

在革命民族主義的框架中，蘇聯的地位極為獨特。中共的信仰體系源自蘇聯，蘇聯在抗戰初期對中國的支持以及蘇共在中國共產革命期間給予中共的巨大幫助，這一切都決定了中共對蘇聯有一種認同感。然而蘇聯在與中國的交往中，還有侵害中國民族利益的一面，對於這一點，中共多從「階級利益」的角度考慮，將政治現實主義置於比較重要的地位。

1945—1949年的國共內戰以中共的獲勝而告終。中共在軍事上的勝利使得中國重新統一在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之下，結束了自晚清以來內亂不斷的局面。這大大滿足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要求。中國民族主義的另一重大訴求是建立一個現代中國。在美蘇對抗的戰後冷戰格局下，中共只能選擇依靠對中國共產革命長期抱有同情和支持的蘇聯。無論是從意識形態的相似性出發，還是現實主義的可能性出發，在中共看來，現代國家的母版自然應是蘇聯，為了在意識形態上保持與蘇聯的一致，新中國不用「民族主義」的表達，而將「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平行起來，教育全國人民正確看待中國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1949年6月，毛澤東宣布即將成立的新政權實行對蘇「一邊倒」的政策，這在事實上預告了中國將全方位引入蘇聯體制，通過集體化道路，快速實現蘇式的現代化。政治制度可以不源於本土，可如果一味橫向移植，只會水土不服，淮橘為枳，而中國共產革命在與國民黨角逐中的最終獲勝，箇中原因之一在於毛澤東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蘇一邊倒」作為建國初的一項國策是當時環境下的一種戰略性安排，似乎和民族主義存在著某種矛盾，故而逃到台灣的蔣介石政權馬上將他的「反共復國」行動定義為「反共抗俄」，以凸顯國民黨代表了中國民族主義。隨著國內經濟的恢復和中國外部環境的改善，1952年後中國不再提「一邊倒」，而是加強發展和亞非新獨立國家的友好關係，中國的獨立自主大國的形象就清晰化了。

回顧近百年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演進歷程，可以發現，在由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後發國家的民族利益與尊嚴受到嚴重踐踏，但現代化的因子也隨著同一過程被注入體內。

一百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三個國家是蘇聯、日本、美國，其中蘇聯的影響最大。蘇聯對中國的影響首先在於：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革命經驗，幫助國民黨改組和國民黨建軍，也給中共提供了意識形態基本框架，支持中共革命。50年代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經濟援助和國防援助。直至今日，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是來自蘇聯。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基本是負面的：發動甲午戰爭，利用中國的戰爭賠款，奠定了日本現代化的財力基礎，完成了向世界強國的過渡；1931—1945年的侵華戰爭，極大地破壞中國的現代化。美國的影響較為複雜：1949年前，在思想、文化、科技領域培養了一批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幫助中國建立起現代教育制度。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迫使中國脫離世界體系二十年。1979年後，中美建交，中國逐步進入世界體系和全球化的進程。

在硬體方面，中國現代化所受西方影響表現在：

1）建立了新式軍隊。

2）政黨制度。

3）新式教育，新式法律制度。

4）新式工業和科技。

中國現代化的制度、技術等廣泛方面，都是在西方的影響下產生和發展起來。毋庸置疑，我們不能全盤西化，也不可能全盤西化，但在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肯定需要參照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顯而易見，民族性與現代性二者間存在著的矛盾，即一方面要堅持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又要匯入世界潮流，這兩者之間確實有著許多糾葛。如何調適二者間的關係，成為每個後發國家必須正視的問題。

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本是雙胞胎，區別在於：民族主義強調集體認同和國家認同，民主主義強調個人本位、個人權利、個人自由。從理論上講，當國家、民族面臨嚴重的危機時，國民應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個人權利，以服從於國家利益，支持國家戰勝危機，而國家的最終目的是保護個人自由。但是近代以來，民族主義經常吞噬民主主義，這主要是由中國近代的政治和大的環境造成的，也與人們認識的誤區、統治階級的狹隘和自私有關。

一些有識之士很早就看到這兩者之間的聯繫性問題，他們希望建成對國家、集體的認同，同時又促成國家保障、維護個人的權利。梁啟超在1900年流亡澳大利亞時，就對中國社會的某些嚴重弊端作出深刻的批評。

他說：「中國是一個奴隸的國家」，而西方每個人都有主權，即使孩子都「自治其事」，雖然梁啟超的看法有表面化的缺點，因為他沒看到澳大利亞的土著在當時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但澳大利亞在1900年後，確實開始實行社會福利政策。梁啟超的觀點其實就是五四的先聲，他比胡適、陳獨秀早了十幾年，把「國家、民族、個人權利」聯繫在了一起。

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矛盾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基本困局，民族主義的要義是建立強大國家，民主主義的要義是保障個人自由。民族和民主都是中國人追求的基本價值，但民族主義的作用對中國進程的實際影響更為顯現。民族主義有它的限度問題，在限度之內，它是一股建設性的力量，它是被奴役、被壓迫的民族正當防衛的強大武器，但民族主義也有可能成為某些保守勢力煽惑人心的工具。

進入20世紀後，義和團式的盲目排外，以愚昧對抗文明的方式已被中國主流意識完全拋棄，而「全盤西化」更多只是一種學理上的假設，不具實際可操作性，因為作為一個有著數千年燦爛文明的大國，中國絕無可能一刀斬斷與歷史相連的臍帶，簡單地模仿西方樣式，這樣並不能真正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言：「20世紀中國政治史的一個『特色』是：『特色』本身事實上幾乎完全是在外來政治模式的基礎上產生的。從議會主義到法西斯主義，再到共產主義，所有這些制度都具有『中國的』特色，但它們都不是真正起源於本土。」^[2]在中外聯繫日益緊密的情況下，中國融入世界畢竟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1]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周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載《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政治（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774頁。

[2]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認識二十世紀中國》，《二十一世紀》2001年10月號，1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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