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兩次征戰朝鮮半島：朝鮮王國從此臣服清朝

3.穩定朝鮮，解決軍需

入關之初，多爾袞頭等大事是儘快安定北京的形勢，饑荒的威脅從順治元年(1644)夏清軍進入北京之初就開始出現了，時多爾袞令朝鮮世子協助籌糧，冬前先送五千石，春來又送五千石，必充萬石之數，可充其欲。順治二年(1645)夏天，北京面臨著更為嚴峻的饑荒和瘟疫的威脅，而朝鮮糧食是多爾袞惟一有指望得到的，多爾袞不得不把解決危機的主要希望寄於朝鮮的支援。事實上，歸還質子、新世子冊封、減免歲貢、釋放罪臣等對朝鮮的「恩惠」在某種程度上都成為一種交換的籌碼。

順治二年(1645)初，多爾袞派出敕使專程赴朝鮮籌糧，要求朝鮮向北京「運米二十萬石」，且必須趕在入夏前運到。朝鮮質子東還成為敕使們的重要籌碼：「彼每言東宮、大君今已出來，此後更無顧藉於大國，故如是搪塞雲。」年前朝鮮剛剛平定了一起預謀中的政變，「人民皆有渙散之心」，但朝鮮仁祖國王對清王朝將取代明王朝已不再懷疑，因此在多爾袞的「既施大惠，而又以溫言求助」的情況下，即便面臨「土崩之患」，也不得不「為之曲從」，「終以十萬石給之」。接下來，朝鮮採取非同尋常的速度和措施執行此任務：「一月之內，整備米船，調發沿海之民，以充水手。而列邑守令慮其逃散，拘囚獄中，使其父母妻子不得相見。及其發船，守令躬自押領以遣之。其父母妻子兄弟各持酒食，攔道而饋之，相攜痛哭，慘不忍見。」最後朝鮮實際運至北京的白米有「五萬七百八十餘石」。清軍能夠度過入關後最初的饑荒危機與這次朝鮮頃力相助不無關係。順治三年(1646)初，多爾袞已度過難關，也知道朝鮮已盡了全力：「爾國凶荒，人將相食」，因此將其餘「再運之米，盡數蠲免」。

從崇德二年(1637)始，經過10年之久的磨合，到順治三年(1646)，清與朝鮮的關係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清軍入關後，其政治中心也隨之轉移到北京；明朝滅亡，朝鮮也不再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入關後的清朝貴族開始全面任用漢官、使用禮治傳統統治方法；朝鮮貢品也不再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而且在糧食危機的解決過程中朝鮮的確幫了大忙，清朝對朝鮮政策的修改已是順理成章的事。對朝鮮方面而言，朝鮮終於從清朝的強力壓迫和武力威脅中解脫出來，多爾袞執政的清政府給了朝鮮很多「恩惠」：歸還質子、釋放罪臣、減免歲貢、停止刷還等等。更為重要的是，朝鮮人終於相信清王朝將取代明王朝，這意味著朝鮮將自己的心態調整到以傳統的方法去臣事清朝。在建立了相對信任的基礎上，清朝與朝鮮平穩地邁向了傳統宗藩關係的老路。

三、多爾袞執政後期的朝鮮事務

專橫自大且脾氣急躁的多爾袞在最後幾年的執政生涯中，在朝鮮事務上打上了自己鮮明的烙印，對朝鮮事務的處理明顯具有僭越自大、用權自專的傾向。

1.僭越自大

順治元年(1644)，護送朝鮮世子東返的清朝將官交給朝鮮國王的第一份「敕書」是多爾袞與濟爾哈朗同署的，其書曰：「攝政親王致書於朝鮮國王：曩者先帝在時，藩王有饋遺於諸王者，則必奏知而受之。今皇上幼沖，一應政務，皆予等攝之。予等事幼主攝國政，而受外藩之饋，殊覺不宜。自今以後，貴國無煩致禮也。」執政之初的多爾袞表現得似乎有禮而謙遜。次年，因世子病故致慰朝鮮國王時，多爾袞使用「皇叔父攝政王書慰朝鮮國王」的名義。順治五年(1648)多爾袞加封「皇父攝政王」。順治七年(1650)，因多爾袞喪妻，朝鮮官員試探詢問禮儀規格時，「鄭敕(鄭命壽)答言：今此皇父王妻喪，禮單物目，視皇帝無異，宜以三起方物備送雲。」其後多爾袞又因其母喪以「皇父王」名義頒「敕諭」於朝鮮，朝鮮人發現，「皇父王今番始稱敕諭，則事與前例有異……皇父王既曰王，則事體與皇帝不同，宜稱殿下，不可稱陛下。而敕使言其國中尊奉，與皇帝無異，又令陳慰進香，是尊之以皇帝之禮也」。在朝鮮人眼裡這時的多爾袞已「與皇帝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