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思想市場，談何公知必死

【注】本文是李華芳先生針對連岳《「公共知識分子」必然死亡》一文的評論——「連岳最近討論了不少商人在商言商，讀書人各自取捨，以及公知已死等話題，引發了不少爭議，但如果是出於理性的考慮，為什麼會有人去在意連岳對知識分子說了什麼呢？恐怕還主要是因為連岳有名，而不是說連岳是一位研究知識分子的專業人士。實際上因為連岳「有影響的謬誤」可能導致些不良後果，正是本文寫作的理由。」

【3， 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死了沒？】

現在中國的「公知」臭大街了，死了，或者其他類似的說法，主要是說知識分子在公共議題上提供的產品質量很差。不妨將這個市場看成思想市場，之前定義的知識分子為這一市場的供應商。自由市場的初級信仰者往往未能理解市場形成的制度條件，所以簡單認為知識分子只要根據自己的利益，精耕細作自己的一畝三分田，市場競爭自然就會把最好的「公共知識分子」挑選出來。這種看法最大的幼稚之處是沒有看到轉型期並沒有完善的思想市場。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御用知識分子利用國家行政的力量擠壓其他的知識分子，使得思想市場上公共議題的言說不僅被引導控制，而且整體的數量也會縮減。最終公共性消失殆盡，思想市場徹底被消除。

當然，更深入一點去看，完備的思想市場可能永遠都無法實現。並且即使在一些言論自由的國度，思想市場的競爭程度很高，也會因為「公共知識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而導致市場配置失靈。什麼特性會導致市場失靈呢？說來也不複雜。一是外部性。知識這一產品本身是很特殊的，其悲哀在於被壟斷而非被共享，具有極強的公共品屬性。也就是說，一個人有A知識，並不影響另一個人有同樣的A知識。與你吃掉了我的蘋果我就沒有蘋果吃，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產品。

並且一個人有知識，會對周圍的人有影響。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教育方面的表現。一個地區下一代的教育水平高低往往和這個地區居住的父母輩的教育水平直接相關。並且該地區下一代的人均收入也更高。通俗一點來說，父母有知識，不僅有助於培養下一代，也會吸引相似人群聚集，提升該地區學校的質量，進而提高學區房的價格。從這個角度來說，知識分子天生具有公共性。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必然公共性，與知識本身的外部性密切相關。而外部性問題往往難以通過純市場手段來解決，理由恰是「外部性」不好界定，或者說界定的成本很高所致。這一點熟悉經濟學的朋友，應該不會陌生。

二是知識信息的非對稱性。往往公眾作為普通消費者是很難判斷一個知識分子對公共議題看法的「質量」的。這時候無關的因素就會影響公眾的判斷，例如這個作者的名氣，這個作者有沒有教授頭銜，是不是名牌大學的等。儘管並沒有明顯的證據可以表明這些要素與其公共議題上的看法質量有關係，但還是很容易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由於缺乏有效的對公共知識分子質量的監督和甄別機制，所以在思想市場上公知質量差幾乎就是必然的。因為知識分子可以通過粉飾其觀點來達到蠱惑人心的目的。而真正具有清高品格洞察世事的知識分子，反而容易避開這種競爭，而往塑造專業壁壘的方向去努力。這樣就進一步導致高質量的公知逐漸退出市場。

如此一來，就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割裂，專業知識很強的知識分子在公共界不為人知；而在媒體享有很大名氣的知識分子，往往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成為笑柄。

當然就我個人觀點來看，這些從思想市場上「退出」的公共知識分子，某種程度上放棄了自己在轉型期必須擔當的責任。這多少有點遺憾，不過知識人公共性的衰落是世界性難題。所以，我把目前對公知的責難歸結為思想市場的失靈。這種失靈在目前的中國尤其嚴重，主要是因為一來思想市場的制度條件缺失，二來是公知本身的特性所致。但也恰恰由於公知本身天然的公共性，所以公知永遠不會死去。

【4，在中國如何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其實前面所列出的一些限定條件，已經大致指明了我所說的道路：首先要明確的是，中國是一個轉型社會，公共知識分子在這個時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與思想市場競爭程度很高的社會是完全不一樣的。忘記這個前提談公共知識分子的，不管有意無意，多少都是耍流氓行為。

其次要明確的是知識分子總是要有點知識。在當前高等教育收益可觀的情況下，上過大學恐怕也是知識分子的必由之路。這使得知識分子這一群體能被區分出來。儘管不是所有上大學的人最終都會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但毫無疑問，沒有這些人恐怕也就不會有這樣一個市場來消費知識分子生產的思想產品。

最後需要對公共議題發言，儘管有時候以專業的方式對公共議題發言會增強權威性，但在傳播效率上未必是最理想的（本文可見的命運就是如此）。但作為公知可能需要在權威性（或者說知識性）和傳播性（或者說趣味性）之間作出權衡。極端觀點或者膚淺觀點容易佔據市場，不僅是因為趣味壓倒知識、娛樂至死的表現；也同樣是知識產品天然的信息不對稱性所致。於是就更需要基於專業的對公共議題發言。

也許有人擔心一個人對公共議題發言過多，必然結果就是導致質量下降。這時候就只能寄望於知識分子之間的分工合作，來實現對公共議題的闡釋和澄清，使得公共議題既不會被宣傳部門掌握，也不至於淪落到被劣質的知識分子所左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知識專業化分工與合作的程度也不足，並且知識二道販子的數量也真是太少了。

一種理想的模式是垂直化合作的模式。也就是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專攻，到一個公共議題出現時，恰好與該知識分子的研究有關，基於研究該知識分子介入公共討論，成為公知。此時利用其專業知識加上專業知識二道販子的工作，就可以將劣質公知比下去。當然這需要很長的時間，中間也會有反覆。因為劣質公知經過長期努力，有可能已經讓「劣質」本身變成了一種廣為被接受的標準。就好像習慣了假冒萬寶路煙的消費者，你給他從美國帶一包真的，他還覺得你的太假，被美國人欺騙了一樣。這種逆選擇大量存在。當然對知識分子也的確不應該有超乎常人的道德預期。知識分子反而最能別有用心利用人的這種善意。道貌岸然想搭便車的知識分子，說句難聽的，數量恐怕多於小販。所謂「仗義每多屠狗輩」，那不是虛的。

這些年由於網路的發展，思想市場也得到了不小的擴展，由於市場擴展競爭加劇，按理說質量好的公知應該湧現才對，為什麼公知的名聲還臭了呢？這固然有幾種不同的解釋。但在當下的中國，或許銘記這一點尤其重要，那就是：公知還太少了。坊間流傳過公知50人，後來到百人榜，再到200人，後來又有傳說「坑掉」500人就和諧了。相較於龐大的人口基數而言，這實在是令人汗顏的數量。

問題的關鍵還是為什麼思想市場被扭曲了，既不能有效擴展公知的數量，並且還導致公知的質量下降。思前想後，我只發現了一條，那就是中國其實根本還談不上有什麼「思想市場」。所以討論公知是否已死，真是太超前的話題了。

【作者注】

若大家有興趣，可以跟進我對商人在商言商，讀書人各自取捨，以及公知已死的相關評論文章：

1，《複雜的企業家-企業家的政治責任》

2，《以讀書或自由-論讀書的有用性》

3，《不能沒有公知》

【編者按】

在《大家》上，有多位作者曾就公共知識分子話題發表論點。有興趣的讀者可查看：

《李淼：公知是個技術活》

《羅世宏：公知不死》

《鄢烈山：公共知識分子的有力與無力》

《胡泳：「公知」的污名化及其背後》

（責任編輯：代金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