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當十：抗戰史上最為慘烈的衡陽攻守戰--軍事頻道

長衡會戰中的中國戰士。

血戰47天後，衡陽終失守，但頑強抵抗的守軍令日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圖為沖入衡陽的日軍。

隨著國際局勢變化，中國的抗戰已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擊，大道小道的各種消息水陸並進向這個長江盡頭的古鎮傳來。

1943年6月18日，蔣介石下令把陝北洛川防犯日軍的國民黨胡宗南部40萬大軍，調往陝甘寧邊區包圍中共就地坐大的陝甘寧邊區人民政府和軍隊。

9月6日至13日，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並致訓詞，指出 「現在最後勝利已在望」，強調「在這次全會期中，特別要集中心力於建國的問題，以期得到一個圓滿的方案」。[1]這次會議推選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南按：原主席林森已於這年8月1日去世)。

11月23日，蔣介石以堂堂中國國家元首和世界級政治巨頭的身份，出席了中、美、英三國首腦開羅會議。其間與羅斯福單獨舉行會談，主要討論中國領土被日本佔領地區的歸還問題。雙方一致同意：東北三省、台灣及澎湖列島在戰後一律歸還中國，琉球群島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要否維持應由日本人民自決；朝鮮的獨立可予保障。

12月3日，在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著名的《開羅會議共同宣言》，於重慶、華盛頓、倫敦同時公布。也就在這一天，侵華日軍為策應太平洋戰場和印緬作戰，以4個精銳師團的優勢兵力攻佔湖南常德。國民黨守軍第57師將士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眾，全師8529人僅321人突圍而出，其餘全部陣亡。4天之後，中國軍隊聯合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共同作戰，一舉奪回常德，圍困中國整個西南地區的日軍全線撤退。[2]

1944年1月1日，蔣介石向全國軍民發表廣播講話，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在望，中國國譽日隆，圍攻並徹底打垮日寇，中國須擔當主要任務云云。

就在抗戰曙光照亮東方地平線並向浩瀚遼闊的天際放射之時，風雲突變，深感危在旦夕，即將全面崩盤的日本大本營，決定用盡最後一絲力氣拚死一搏，打通大陸交通線，力爭「一戰而挽回頹喪之民心士氣」，[3]死裡求生。日本大本營制定的戰略構想是，以黃河南岸之「霸王城」為基點，先征服平漢鐵路之南半段，進而攻佔長沙、衡陽、桂林、柳州以迄南寧，打通湘桂及粵漢兩鐵路線，全程共1400公里。這一作戰構想，即抗戰後期著名的「一號作戰計劃」。

根據這一計劃，在全面崩盤之前已經殺紅了眼的日本小鬼，於4月初正式從北線發動攻勢，先後發起豫中戰役、長衡戰役、桂柳戰役等系列大規模決戰。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雖進行了頑強抵抗，但連連敗績。

4月18日，集結在中原以岡村寧次為總指揮的14.8萬日軍，開始向以蔣鼎文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中國守軍8個集團軍近40萬人展開攻擊。日軍攻勢凌厲，所向披靡。國軍連連敗退，日失一城，日軍前鋒以銳不可當之勢直逼豫中最後一座重鎮——洛陽。按照日軍大本營作戰計劃，攻陷豫中後繼續西進，越過潼關，兵發西安，奪取寶雞，然後順川陝公路南下，直逼重慶這座戰時陪都，如此中國必亡矣。為挫其鋒銳，阻遏日軍西進的步伐，蔣介石密令第一戰區與日軍交火一個月後，主力部隊有計劃地向西撤退至潼關一線布防。至5月25日，在37天的時間裡，駐守豫中的國軍丟失城池38座。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指揮部所在地——洛陽，經過10餘日的苦撐死守後終告失陷。城破之時，守城的三個師幾乎犧牲殆盡，僅千餘人突圍而出。所幸的是，日軍進至潼關一線，遇到了憑險駐守的第一戰區官兵拚死抵抗，兵鋒大挫，終未能越過潼關天險而進入關中大地，由寶雞南下直逼重慶的戰略計劃遂宣告破滅。

日軍雖在潼關受阻，但已攻佔奪取了整個中原戰略要地。自古兵家就有「得中國必先得中原」之妙論，只要日軍在中原站穩腳跟，長衡、桂柳兩大戰役便有獲勝可能，繼而打通湘桂線，原制訂的「第一號作戰計劃」可告完成，日本軍隊將由此得以新生，整個遠東戰局就有鹹魚翻身的可能。

中原重鎮洛陽陷落的第三天，即5月27日，日軍分左、中、右三路對湖南省省會長沙展開圍攻，先後調集36.2萬人，與整個湖南戰場的第九戰區薛岳部30萬國民黨軍展開激戰。

6月16日，國民黨守軍傷亡慘重，力不能支，嶽麓山失陷。18日，負責守衛長沙的第四軍被日軍包圍，又遭敵機30餘架轟炸掃射，終至「軍心動搖，遂難掌握」，長沙城陷。第四軍軍長張德能收集該軍殘餘1300餘人突圍而出，雖經薛岳解釋戰役經過，並有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請求從輕發落，張德能仍被滿腹怒氣的蔣介石下令槍決。

攻陷長沙後，日軍以其第二線兵團加入第一線作戰，迅速南下，企圖一舉拿下衡陽，達到與桂境兵力會師的戰略目的。面對危局，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總指揮部急速調兵遣將，分三路進行阻擊，抗戰史上最為慘烈的以衡陽為中心的劇戰拉開了序幕。

6月20日，中日雙方在衡陽周邊50公里的範圍內，分別投入了30萬與35萬兵力，先於外線展開激戰。至7月底，日軍4個精銳師團相繼逼近戰略中心衡陽。國民黨第九戰區第十軍方先覺部扼守衡陽，抵抗日軍的猛烈進攻。此次衡陽之戰，是抗戰後期最大規模的一次會戰，被蔣介石稱之「有關於國家之存亡，民族之榮辱至大」[4]的最後一場生死之搏。日軍大本營燈火通明，各級將官、參謀人員日夜研究、觀注著這場戰事，中國軍民與各黨派團體翹首以待，盼望國軍用盡吃奶的力氣也要頂住，千萬不要被打趴壓垮。身在陝北延安窯洞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對這場大戰給予熱切關注的同時，又以一個卓越戰略家的智慧與姿態高屋建瓴地指出：「衡陽的重要超過長沙，它是粵漢、湘桂兩條鐵路的聯結點，又是西南公路網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著東南與西南的隔斷，和西南大後方受到直接的軍事威脅。衡陽的飛機場，是我國東南空軍基地之間的中間聯絡站，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經營的東南空軍基地歸於無用。」不僅如此，「衡陽位於湘江和耒水合流處，依靠這兩條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輸出稻穀三千萬石，還有極其豐富的礦產，於此集中，這些對大後方的軍食民食和軍事工業是極端重要的，它的失守會加深大後方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卻給了敵人以『以戰養戰』的可能性」。[5]

正是緣于衡陽及其周邊地區在軍事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戰略地位，從武漢失守到1944年日軍圍攻衡陽，在將近6年的時間裡，這一帶戰事作為中日交戰的主戰場曾未消停過。1939年中國十大戰區，以湖南為主要戰場的第九戰區擁有最多兵力，極盛時達到54個步兵師，佔全國總兵力的四分之一強。1939年至1945年抗戰勝利這段時間，正面戰場共有12次重量級大會戰，分別是：第一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上高會戰、棗宜會戰、晉南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豫湘桂大會戰、老河口芷江會戰。其中有6次大會戰在湖南戰區展開。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原定計劃3月亡華，但僅湖南一地，國軍就頂了5年之久，多次會戰，日軍始終未能越雷池一步，即此可見湖南戰略地位之重要與國軍高層對這一戰區的重視程度與兵力之強。

此時駐守衡陽的國民黨第十軍，前身為黃埔教導團，北伐時代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師，或稱「老三師」，其將領分別為錢大鈞、李玉堂、蔣超雄、方先覺、葛先才、周慶祥等，歷屆第十軍軍師長也多為「老三師」舊部。抗戰軍興，第十軍成為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其特點是善於防禦作戰。抗戰八年，第十軍打硬仗的次數和展現的頑強鬥志，並不亞於號稱「虎賁」之師、「抗日鐵軍」的王牌第七十四軍(抗戰後整編為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第十軍最出色的一戰是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三戰長沙中擔任長沙守備任務的保衛戰。時軍長為黃埔一期生，號稱「黃埔三傑」、「山東三李」(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之一的李玉堂。當此之時，李的指揮部設在嶽麓山前一個祠堂內，面對飛蝗一樣圍攻而來的日軍，李鎮定自若，從容指揮。一日中午，李玉堂在指揮部一手拿煎餅，一手用筷子夾食大頭菜，忽有敵彈飛來，將眼前一個盛大蔥和蝦醬的鹹菜罐子擊得粉碎，李不為所動。轉眼又一彈飛來，將筷子擊為兩截，李有點氣憤地罵了一句「把他娘！」即用手抓大頭菜吃。部下勸李更換指揮位置，李認為飛來的乃是流彈，無礙大局，終未搬遷指揮部。在李玉堂以身作則的感染下，第十軍將士豪氣凜然，於嶽麓山和長沙城頭與敵人展開血戰，致使日軍傷亡慘重。1942年1月1日，日軍再度發動對長沙的進攻，第十軍也抱定與長沙城共存亡的決心，連續與敵激戰三晝夜不分勝負，日軍調集大批飛機對長沙城守軍實施連續長波次轟炸，守軍傷亡慘重，日軍佔據上風。延至1月4日，奉命守衛長沙南門城外的第十軍預十師三十團與攻城的敵人短兵相接，展開肉搏，一時血肉橫飛。日軍在飛機配合下，攻勢凌厲，長沙城岌岌可危。黃埔四期出身、三十團團長郭先才上校見部下傷亡激增，情況危急，恐支持不到黃昏長沙就落入敵手，焦急中乃決定孤注一擲、拚死一搏，發動全團展開衝鋒。一時間，十數支軍號響起，全團官兵包括炊事兵、雜務兵、傳令兵等一切勤雜人員全部投入衝鋒與肉搏的行列中。軍號聲與喊殺聲與全團官兵勢將一死的浩然氣勢，使敵人大受驚嚇，驚慌潰退，兄弟部隊乘勝追擊，長沙之危就此得解，第三次長沙大捷的序幕就此拉開。當晚，葛先才奉蔣委員長令晉陞少將，軍長李玉堂獲頒青天白日勳章。1月5日，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上將下達了追擊、堵擊和截擊潰退日軍的命令，湘北大地頓時殺聲四起，炮火連天，敵軍以傷亡57000人(陣亡33941人)的慘重代價宣告此役敗亡，中國軍隊就此書寫了近代戰爭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在整個長沙大捷中用命最甚、立功最大的第十軍，獲頒國軍最高榮譽「飛虎旗」一面，被軍事委員會命名為「泰山軍」。

第三次長沙大捷，第十軍聲名鵲起，軍長李玉堂榮升第九戰區兵團司令，第十軍軍長由原黃埔三期生、該部預十師師長方先覺接任，方的第十師師長一職由葛先才繼任。此次守衛衡陽，正是方先覺統領的第十軍。

此時的第十軍因此前參加常德保衛戰遭到日軍重創，原四師(第三師、第一九○師、預備第十師、暫編第五十四師)已折半，僅相當於兩個師的兵力，共有1.7萬餘人，屬於久戰疲憊之師。而日軍圍攻衡陽部隊除第十一軍4個師團，另有直屬炮兵、化學部隊等共計11萬人，中日兵力比值為1:6.4，如此懸殊的兵力對比，在整個抗日戰爭屬首次出現，正因了這諸多的因素，為這場戰爭增加了一系列懸念並塗上了悲壯色彩。

按照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原定計劃，國軍主力布置在衡陽外圍，以方先覺部萬餘人吸引日軍傾全力前來攻城，只要方部扼守衡陽10天，最多兩周，即有外圍主力部隊增援並成鐵桶合圍之勢，裡應外合，一舉圍殲來范之敵。

日軍大本營的作戰方案是，傾第十一軍團全部兵力圍攻，於一日之內可攻陷衡陽。就在這作戰命令下達時，老謀深算的第十一軍團司令官橫山勇，識破了中國軍隊高層的戰略意圖，未敢輕易發兵，只調集兩個師團部分兵力3萬餘人作前鋒，分波次向衡陽圍攻，其他部隊則負責阻擊外圍的國民黨援軍並伺機圍殲國軍主力。用橫山勇的話說：「只要將敵人外圍主力擊破，衡陽守軍得不到援軍，在無補給之情況下，至其戰力耗盡時，則不攻自破矣。」[6]既然中國原有的戰略部署被日軍破解，戰爭的進程也就出乎雙方軍事高層預料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