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或「逃」：童年不良經歷教會大腦的模式 | 她為什麼成為兒童殺人狂？

今天看了一部讓人很震撼的紀錄片《Child of Rage》，主角是一個叫Beth的6歲半的小女孩。

Beth在19個月大的時候，和弟弟Jonathon一起被一對牧師夫婦收養。不久後，夫婦漸漸發現不對勁：Jonathon 在早上起來時經常說自己肚子疼。他們把他帶去醫院看病，才發現罪魁禍首是姐姐——Beth經常會進弟弟的房間，擊打他的肚子，用他的頭撞地板，不顧弟弟的尖叫和求饒。

她會虐待動物，將鳥巢里的小鳥拎出來，擰斷它們的脖子。她還會表現出不恰當的性行為，每天都當著他人的面，在公共場合自慰，甚至自慰到流血；她還會對自己的弟弟進行性侵犯，比如捏他的生殖器，將手指插進他的肛門。

在片中看到Beth用天真無邪的眼神，若無其事地說出「我想殺了他們」的時候，你可能會懷疑她是個心理變態者。

然而，事實是，Beth自己也是個受害者。1歲的時候，她的生母去世，她的生父對她進行了嚴重的忽視和虐待，曾多次對她進行性侵。她的不良行為的來源，正是她自己曾經受害的經歷。

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生命的早年有過不良的經歷，對一個人的人生會造成多大的影響。今天我們要探討的主題就是童年不良經歷。

什麼是童年不良經歷（AC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上世紀90年代，醫生Vincent Felitti在對肥胖病人的治療中意外發現，在那些治療失敗或者效果不佳的病人中，很多都有早年受到性侵的經歷。

在隨後的1995-1998年，Felitti 和Robert Anda等人在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CDC）開展了對兒童早期創傷的系統調查。他們針對加州的17337名參與者（主要背景是中產階級、白人、大學以上教育水平），用10道題來測試了他們在童年時期是否有過創傷體驗，這個測試主要包含了3個大類、共10個維度的創傷經歷：

1. 虐待：包括身體虐待、性虐待、情緒虐待；

2. 忽視：包括身體忽視、情緒忽視；

3. 功能失調的家庭環境：目睹母親遭到暴力對待、家庭內物質濫用、家庭內精神疾病、父母離異或分居、家庭成員入獄。

（回復【創傷測試】給公號，可以提取測試題進行自測）

結果是驚人的：大約三分之二的參與者有過1種或以上的創傷經歷，近40%的參與者有過2種或以上的創傷經歷，12.5%的參與者有4種或以上的創傷經歷。28%的參與者曾經被身體虐待，21%曾經被性虐待，這也在當時引起了美國疾控中心的極大重視(CDC, 2014)。

在之後對「童年不良經歷」的研究中，除去以上10種，也常常將父母失業/家庭極端經濟困難、受到種族歧視、是學校或社區內暴力的目睹者或受害者、曾被威脅/俘虜納入評估標準。2014年，Bethell等人基於2011-2012美國全國兒童健康調查的數據得出的結果是，有48%的兒童經歷過童年創傷(Bethell,2014)。英國2012年基於5萬多名兒童的調查則顯示，有五分之一的兒童經歷過童年創傷(Radford, 2012)。

Felitti等人在之後的一系列研究顯示，童年不良經歷會導致一系列與生理、心理相關的負面結果，如心血管疾病、物質濫用、肥胖、癌症、性傳播疾病、抑鬱症、自殺傾向、反社會傾向等等。那些在ACE測試中得到4分以上（有過4個或以上經歷）的人，罹患自身免疫系統疾病的幾率比0分的人高20%，患癌症的風險是2倍，吸毒的風險是4倍，患抑鬱症的風險是4.6倍，自殺的風險是19倍；得到6分及以上的人，平均壽命短20年(CDC, 2014)。

而且，創傷和負面影響之間存在「劑量-反應關係」（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的關係），即所遭受的創傷越嚴重，負面結果的風險越高(CDC, 2014)。

童年創傷會如何影響我們的大腦？

一些經受過嚴重創傷的孩子，在童年時期（通常在5歲以前）便出現了反應性依戀障礙（Reactive Attachment Disorder）。文章開頭提到的Beth就被診斷為反應性依戀障礙，這是一種由「極度不充足的照料模式」引發的兒童精神障礙，表現為對他人的社交和情感反應很少，正性情感少，在非威脅性的互動中也表現出原因不明的激惹、悲傷、害怕發作等。他們是一群可能在街上會跟著其他成年人走的孩子，因為他們對父母的依戀程度和對陌生人的區別不大。很多這樣的孩子也很少叫媽媽(APA, 2013)。

Beth的治療師Dr. KenMagid說，由於在人生最早的幾年遭受了虐待，使得他們和其他人沒有能夠建立起連接，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沒有意識、也毫無心理負擔地傷害他人。

雖然大多數人不會有反應性依戀障礙這樣極端的表現，但是，無法與他人建立依戀，社交和情感控制能力差，無法應對壓力，在非威脅性的環境中仍然警覺、害怕、悲傷，卻是有過童年不良經歷的人的普遍表現。Felitti認為，當我們一次次地被暴露在引發壓力的情境下時，我們對壓力的反應會處於過度工作（overdrive）的狀態，這會使得我們會在日後的漫長時間裡，失去適當、有效地應對未來壓力的能力(Shonkoff, 2012)。

一系列神經科學和生物學研究表明，這或許是因為，童年不良經歷造成的「有毒的壓力」（Toxic stress）會在各個方面深刻地影響我們的大腦。

1. 面對壓力，容易出現過激的情緒反應

在大鼠的實驗中，研究者發現，那些在幼年時被置入引發恐懼的環境中的大鼠，表現出了杏仁核(Amygdala)的長期活躍。杏仁核是我們應對和判斷外界信息的部位，當我們認為外界環境有危險時，它就會使我們處於「戰或逃」(fightor flight)的模式中，而如果在早年經常會感到威脅，杏仁核和眼窩前額皮質受到頻繁的刺激，處於長期活躍狀態，其判斷和反應能力就會下降，導致在沒有威脅的狀態下也會做出過激的反應(Márquez, 2013)。

大腦皮層中灰質的密度高低對於情緒反應來說也十分關鍵。灰質密度越低，含量越少，情緒反應的能力越低。而大腦核磁共振掃描顯示，與被父母撫養長大的孩子相比，由機構撫養長大的孩子（被認為是早期創傷人群）的大腦灰質含量更少；研究者認為，這會使得他們情緒管理的能力更差，更容易在很小的刺激下就引發憤怒和恐懼的情緒(Sheridan, 2012)。

在壓力情境下做出過激反應，對情緒的控制能力弱，會使我們容易表現出攻擊性行為，Márquez(2013)的大鼠實驗也提供了佐證。幼年處於恐懼環境的大鼠，確實在成年之後出現了長期的病理性攻擊行為，在面對完全沒有威脅的環境（比如面對比自己小很多的同類，及被麻醉的同類）時，他們仍然表現出焦慮和攻擊。同時，它們也表現出了抑鬱情緒——對食物缺乏興趣、社交減少、在面對挑戰時容易放棄等。

2. 影響我們對創傷的記憶：

Williamson(2009)等人的研究顯示，早期創傷會通過影響到我們大腦的默認網路（default network），而影響我們的記憶。默認網路中的後扣帶回區域是一個關鍵的區域，它與自我反省、自我評估和自我監控有關，而它與其他區域（比如大腦右半球中的杏仁核、海馬體和右側腦島）的連接，決定了我們如何評估過去的經歷與現在的事件的關係、周圍環境和自己的聯繫。

但在經歷了早年重大創傷的人身上，後扣帶回與其他區域的連接變弱了。這會導致我們評估周圍環境和自己的聯繫的能力不足，會使得「與過去經歷有關的信息」常常會與現在的環境交錯出現。也就是說，我們對現實情境的評估，會不由自主地受到過去經歷的影響。很多時候我們自以為我們的情緒反應、行為決定是針對當下環境的反應。事實往往不是如此。那些過去的遭遇、未完成的心愿、未釋放的情感都會和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和當下糾纏在一起，影響著我們此刻的反應。（心理諮詢的其中一個作用就是梳理清楚這些，讓過去的歸過去，當下的歸當下）

3. 早熟/早衰：

我們有時會說，有過創傷的孩子會比較早熟，而研究證明，他們可能的確會老得更快。

染色體端粒（telomere）是控制細胞分裂周期的物質，也是導致各種早熟、早衰癥狀和引發疾病的原因。隨著端粒的不斷縮短，細胞會逐漸老化，當端粒消耗殆盡時，細胞便會立即激活凋亡機制，走向衰亡。而研究發現，比起沒有被虐待過的被試，那些在早年遭受過虐待的被試，染色體端粒更短（不到未受虐待的被試的一半），這說明他們細胞老化的速度更快；且無論是遭受情緒虐待/忽視，還是身體虐待/忽視的被試，都表現出了端粒的顯著縮短。研究者認為，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有過早期創傷的孩子可能會早熟（青春期提前也很常見）或者早衰，並且會出現疾病的高發(Tyrka, 2010)。

如何處理童年不良經歷？

雖然童年的不良經歷會帶來如此多的風險，那麼，這些創傷是可以被處理的嗎？有哪些是我們可以做的呢？

作為受害者：脫離「毒性壓力」反應

其實，有很多受害者自身就會從創傷中獲得修復力（resilience）和成長（回復【創傷】和【童年】給後台，可以分別獲得與「創傷後成長」和「修復力的養成」相關的文章）。

那麼，作為受害者來說，有什麼可以主動擺脫童年經歷的陰影的做法呢？Childhood Disrupted一書的作者Nakazawa認為，擺脫童年不良經歷的影響，最關鍵的是脫離「有毒的壓力」反應，脫離那種高度警覺的、「戰或逃」的反應模式，學會應對壓力、情緒管理、自我控制(Nakazawa, 2015)。你可以嘗試的方法有以下這些：

1. 寫作：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反覆提到過寫作的療愈作用。嘗試固定時間寫作（比如每天半小時），寫下你內心最深處的情緒和想法，寫下那些曾經對你的人生產生巨大影響的事件，在寫作的時候，試著去感受這些事件的原貌，以及它們是如何影響了現在的你。在寫作中，你可能會將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並且真正讓過去的事情過去。

2. 正念練習：

在前文中我們提到，有過童年創傷的人大腦灰質會更少，而研究證明，通過8周的正念減壓練習，能夠使得大腦灰質的密度提高(H?lzel, 2011)。正念練習也已經被廣泛被證明在減緩焦慮和抑鬱情緒、減輕PTSD癥狀上有顯著的效果，即便是在家裡做呼吸練習（每天坐下來5-15分鐘，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感受它從你胸腔到腹腔，再出來的過程），都能夠使你應對壓力時更平靜，減少過激反應。（我們正在進行的線上訓練營和工作坊體驗日里都有正念的練習，也歡迎大家來體驗）

3. 參加互助組：

創傷總是和一些不愉快的關係聯繫在一起，它也會影響到我們建立關係、信任他人的能力。而如果能夠找到彼此信任的、有支持性的社群，會有助於我們重新建立起信任和安全感，體會到與他人的積極互動給我們帶來的幫助。

作為創傷者的照料者/教育者：

從懲罰教育，到「創傷知情照料」

在這裡，我們還想提到的是，當你的照料/教育對象是童年不良經歷的人群，應該注意些什麼？

在學校里，有過童年不良經歷的人群往往會表現出較多的不良行為，比如很容易與同學產生爭執，遇到小事就暴怒、打架等等。有研究表明，在ACE測試中得分在4分及以上的孩子，出現學習和行為上的問題的幾率（51.2%）遠遠高於得分為0的孩子（2.3%）(Burke, 2011)。

在美國的部分學校、醫院中正在推行的「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教育/照料方法，在提高學生成績、減少問題行為上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創傷知情」是與傳統的基於懲罰的教育方式相對的。即當孩子出現不良行為時，首先要做的不是進行懲罰（往往會導致二次創傷），弄清楚孩子是否經歷過早期創傷，在理解創傷的前提下進行照料和教育。

以下是幾件具體可以做的事情(Lahey,2014)：

· 將建立與孩子之間的關係放在首位：教育者需要在細微的舉動上體現出真誠的關心，能夠逐漸讓孩子感到安全，覺得他人是值得信任的。當建立起信任後，教育者/照料者便可以逐漸讓他們相信，面對壓力可以有除了「戰或逃」之外的解決方法，從而幫助孩子漸漸脫離過度反應模式。

· 學會傾聽：在心裡把「Ta有什麼問題」轉變成弄清楚「在Ta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有時候，不需要急於解決問題，而是先去傾聽，並讓他們感受到自己在被傾聽和理解，感謝他們的分享。

· 創造讓他們成功的機會：關注他們成功的瞬間，並創造機會讓他們可以做對的事情，使他們感到自己是有價值的。

· 制定規則：清晰的規則對於容易失控的孩子來說非常重要，當他們感到有明確的規則和界限時，會增加他們的安全感，也會使他們逐漸建立起正確的價值觀。

· 平靜的空間：有過早期創傷的孩子需要能使他們平靜的空間。有時候這個空間是物理的，比如心理諮詢室或者其他讓他們感到安全的地方；這個空間也是心理上的，當他們感到壓力時，需要一段時間來放鬆、不被打擾。

創傷並不是不可以被處理的。文章一開始提到的Beth如今已經30多歲了，她在多年的治療中已經恢復了正常的情感和依戀能力，不再傷害他人，並且在大學畢業後成為了一名護士。

以上都是一些低成本、易操作的自助方法，當然，如果創傷深刻地影響了你，並且有條件的話，我們仍然推薦你接受專業的心理諮詢幫助（回復【援助】給公號，提取全國心理援助信息黃頁）。

願你在面對別人的靠近、或者在面對自己想要靠近他人的願望時，能夠不戰不逃、坦然以對。願有過童年不良經歷的你，能夠靠著自身對於自身的不放棄，獲得付出和給予愛的能力。願你能夠放鬆對世界的警惕。

安全而孤獨地生活下去，還是冒著風險去尋找不孤獨的可能，這是個問題。

以上。

References: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Bethell, C. D., Newacheck, P.,Hawes, E., & Halfon, N. (2014).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ssessingthe impact on health and school engagement and the mitigating role of resilience.HealthAffairs,33(12), 2106-2115.

Burke, N. J., Hellman, J. L., Scott, B. G., Weems, C. F., & Carrion, V.G. (2011). The impact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an urban pediatricpopulation.Child abuse & neglect,35(6), 408-413.

CDC. (2014). The Adverse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lzel, B. K., Carmody, J., Vangel, M., Congleton, C., Yerramsetti, S. M.,Gard, T., & Lazar, S. W. (2011). Mindfulness practice leads to increases inregional brain gray matter density.Psychiatry Research:Neuroimaging,191(1), 36-43.

Herringa, R. J., Birn, R. M.,Ruttle, P. L., Burghy, C. A., Stodola, D. E., Davidson, R. J., & Essex, M.J. (2013). Childhood maltreatment is associated with altered fear circuitry andincrease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by late adolescence.Proceedings of the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10(47), 19119-19124.

Lahey. J. (2014). How TeachersHelp Students Who"ve Survived Trauma. The Atlantic.

Márquez, C., Poirier, G. L., Cordero, M. I., Larsen, M. H., Groner, A.,Marquis, J., ... & Sandi, C. (2013). Peripuberty stress leads to abnormalaggression, altered amygdala and orbitofrontal reactivity and increasedprefrontal MAOA gene expression.Translational psychiatry,3(1), e216.

Nakazawa, D. J.(2015).Childhood Disrupted: How Your Biography Becomes Your Biology, andHow You Can Heal. Simon and Schuster.

Williamson, P. C., Osuch, E. A., & Lanius, R. A. (2009). Alterations indefault network connectivity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related toearly-life trauma.Journal of psychiatry & neuroscience:JPN,34(3), 187.

Radford, L., Corral, S., Bradley, C.,Fisher, H., Bassett, C., Howat, N. and Collishaw, S. (2011).Child Abuseand Neglect in the UK Today. London: NSPCC.

Sheridan, M. A., Fox, N. A., Zeanah, C. H.,McLaughlin, K. A., & Nelson, C. A. (2012). Variation in neural developmentas a result of exposure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early in childhood.Proceedings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09(32), 12927-12932.

Shonkoff, J. P., Garner, A.S., Siegel, B. S., Dobbins, M. I., Earls, M. F., McGuinn, L., ... & Wood,D. L. (2012). The lifelong effects of early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toxicstress.Pediatrics,129(1), e232-e246.

Tyrka, A. R., Price, L. H., Kao, H. T., Porton, B., Marsella, S. A., &Carpenter, L. L. (2010).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telomere shortening:preliminary support for an effect of early stress on cellularaging.Biological psychiatry,67(6), 531-534.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