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好「記性」：當隨從面手指周恩來稱此人反過我

核心提示：總理這樣沒完沒了地自我批評，與他謹慎的性格有關，與他嚴於責己，寬以待人的為人之道有關，與毛澤東的「提醒」也有關……進城後，毛澤東也曾當著幾名身邊工作人員的面指著周恩來說：「他也曾經反對過我。」

本文《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作者：權延赤 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時的身份和影響，比林彪要高得多；林彪不夠反毛澤東的資格，充其量是對具體問題上有不同意見。周恩來與陳毅則不然，30年代初他們都曾取代過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

但是，在中央領導中他們也是最勇於自我批評的兩個人。無論林彪還是劉少奇、鄧小平，歷史上並沒有反對毛澤東的記錄，無須重提舊話。周恩來與陳毅卻一直到死，總不忘重提舊話，作自我批評。

陳毅的自我批評，由於他的氣魄大，在群眾大會上聲情並茂地大講特講，全國人民都知道他「歷史上犯過錯誤，我就反對過毛主席，反錯了，認識了，改正了。不犯錯誤的人是不存在的……

周恩來的自我批評不像陳毅那樣激情澎湃，但次數更多。從我到他身邊工作，到他去世，講過不下百次。由於他大會小會總把」錯誤「掛在嘴邊，李富春等副總理和好幾位老部長或直接向總理進言，或托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勸勸總理「，」有些歷史上的"錯誤"不要再提了。就那麼下點事，我們都聽總理自我批評100多次了，還要自我批評到什麼時候啊？「

總理這樣沒完沒了地自我批評，與他謹慎的性格有關，與他嚴於責己，寬以待人的為人之道有關，與毛澤東的「提醒」也有關。

進城前，毛澤東有一次曾對幾個身邊工作人員，當面指著張聞天說：「此人曾經想要我的命。」張聞天接受教訓很深，卻仍然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又陷進」了「軍事俱樂部」。被毛澤東寫信，叫他看看「枚乘七發」，說他是發「瘧疾」。

進城後，毛澤東也曾當著幾名身邊工作人員的面指著周恩來說：「他也曾經反對過我。」

周恩來坦誠地面對我們工作人員說了大意是這樣的話：歷史上我犯過錯誤，反對主席反對錯了。所以後來才一直堅定地支持擁護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曾對那些受批判作檢查的幹部講過類似這種話：作檢查么，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麼時候檢查得他們也聽膩了，什麼時候拉倒。

周恩來的一生就是這樣勇於自我批評又勤於自我批評，「勤」得讓大家都「怕」他再作自我批評。不僅如此，他還善於自我批評。他的善於自我批評，感動得毛澤東都不安了。給我印象很深的是1958年中央召開的南寧會議上，總理一到會就開始作檢討。從「反冒進」檢討起，從思想到工作全面進行自我批評。到了七千人大會前後，事實已經證明毛澤東批判「反冒進」，搞「大躍進」的錯誤，周恩來並不標榜自己正確，回頭清算別人，仍然是首先檢討自己。畢竟自已是總理，國家和人民遭這麼大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毛澤東很少那樣受感動，表現出內心的不安，不無赧顏地說一句：「什麼事情你都攬到自己身上。」

毛澤東講，「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周恩來始終為黨內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於自我批評，勤於自我批評，又善於自我批評。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1967年對「紅衛兵」的一次講話中說：「29歲的時候我犯過錯誤，現在69歲了，我仍然犯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陳毅又進一步說：歷史上我就反過毛主席，反錯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你們也會犯錯誤，過去沒犯過錯誤以後可能更容易犯錯誤。因為犯過錯誤的人有教訓，比沒犯過錯誤的人更容易吸取教訓，少犯或不犯錯誤。

事實證明了周恩來和陳毅講得有道理。從長徵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對整個中國時局和民眾情緒了如指掌，提出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又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繼而抗美援朝、恢復國民經濟，鞏固政權，勝利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歷史性勝利。這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旗幟下的勝利。

但是，如同一切事物往往會走向它的反面一樣，毛澤東的正確及這種正確所帶來的威望，使個人崇拜及領導上的「一言堂」也漸漸發展起來，終於導致「文化大革命」。一旦毛澤東出現失誤，「歷史的教訓」使得一大批幹部寧願相信大家都錯了，也不敢或不能解放思想，看到毛澤東發生了嚴重錯誤。當然，這已經屬於另一個話題。

這裡要講的，是周恩來與陳毅的坦蕩無私的自我批評精神，使得他們最終立於不敗之地。而林彪則不同。他政治上的野心決定了他不可能有周恩來與陳毅那樣的自我批評，對於毛澤東的批評，也不可能像周恩來、陳毅那樣坦然公之於眾，相反，就連對「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的批評，他也千方百計壓制、控制，盡一切可能縮小影響範圍。

於是，毛澤東與周思來、陳毅始終可以友好共事，與林彪則越來越失去了這種可能。在1971年的「五一」之夜，事情的發展就證明了這一點。

當陳毅高門大嗓叫「主席」時，還像以往幾十年那樣激情洋溢，身體立得筆挺。可是，當他說「我來了」時，聲音陡地沉落下去，身體也泄氣地鬆弛了。可能想到他已不是當年的受到喜愛器重和信任的陳老總；已經成了坐在最右邊一個座位的「右派代表」，說話頓時沒了以往的信心和昂揚。

這樣一來，反而影響得毛澤東百感交集，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紀的老人那樣，張開嘴才好笑，伸手握住陳毅的手。

「身體怎麼樣啊？」毛澤東一向言簡意約，這次卻問了兩句意思相同的重複話：「恢復的好吧？」

陳毅身患腸癌，術後恢復不久，很有些面對「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慷慨悲壯之感。用力拍拍厚實的胸脯：「恢復得很好，主席！」

「少個零件不要緊。」毛澤東與陳毅談話總能保持輕鬆的氣氛，「剩的零件不要出問題就好。」

「壞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陳毅對疾病的態度可說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看不到絲毫的情緒低落。

西哈努克親王及夫人也上前與陳毅互致問候，他們有十幾年的友情。周恩來在一旁說：「晚會該開始了，請主席到前面坐吧。」

當毛澤東在圓桌的東首憑欄而坐時，西哈努克親王及翻譯，董必武等依次坐好。但西首憑欄的座椅卻是空的。那是副統帥的座位。

毛澤東的目光在對面的空位上稍觸即離，望著西哈努克談話。

但是，那空位的含義他比誰都心中有數。

主席等副主席，統帥等副統帥，這是第一次。休息室里等候的時間不算，在城樓上憑欄而坐又等了足足3分鐘，林彪才情緒萎靡神色陰鬱地走過來。

毛澤東每遇大事有靜氣，但他一世英雄，特別是成為公認的領袖之後，更無須顧忌，從不掩飾內心的好惡。喧嘩聲起處，明知林彪來了，偏不屑一顧，只管同西哈努克聊天。西哈努克想同林彪招呼，毛澤東一句接一句談話，目光咬著目光不放，使西哈努克只來得及朝林彪投去匆匆一瞥，來不及吱一聲，更無法去握手寒喧了。

林彪也算有靜氣，永遠一副沒有表情的面孔。我跟隨總理幾十年，見林彪時候不少，沒見過他雷霆震怒的樣子，只見過一次無聲的笑，嘴角剛綻出笑紋，手已經捏住下巴，這個畫面還被記者拍過照，說是搶到了林彪笑的鏡頭。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在「九大」前後笑過幾次，有照片，我並沒當場見到。所以，當他面無表情地被服務人員引入座位時，我並不感覺奇怪。

我感覺奇怪的是，他也不正眼看毛澤東；不握手，不說話，獨個兒神情鬱悒地坐下來，拉長著臉悶聲不響。

「林副主席，」稟性溫厚善良的董必武探過：眯細眼望住林彪，謙和而關切地問：「身體不大好？」

「嗯。」林彪拉著臉，稍向董必武傾下頭，既不看毛澤東也不看董必武，就那麼望著桌面說：「不好。」

他確實身體不好，穿著大衣，還把雙手抄在袖筒里。周圍準備拍攝的記者如何忙亂，天安門廣場上如何人聲鼎沸，他全然不聞不見，彷彿正在對付體內的寒冷。不過，我看出來，他誰也不看，正是用眼睛的餘光注意了周圍的一切。毛澤東那邊稍有動作，他的身體也會相應地令人不易察覺地起了震動，他是隨時準備響應毛澤東的。可是，毛澤東的一切動作都與他無關，沒有絲毫同他談話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終不肯面對他望一眼。

林彪的濃眉毛顫動過幾次，陰鬱黯淡的雙眼忽然閃了一下亮，那裡透出一股銳氣和火氣，正是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澤東那邊的談話中去，只剩他自己落落無伴的剎那，隨著眼睛裡爆出的那道火光，他驀地立起身，動作不像病體孱弱，更像在東北率兵之際那麼乾脆，起身便轉身，轉身便旁若無人地揚長而去。

那時，衛士長成元功已經由於江青向總理髮難而離開，由我負起衛士長職責。每天跟隨總理的主要是我和高振普。

開始大家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過了片刻，焰火晚會要開始了，總理感到急迫，忙叫我們去找副統帥。我們分頭到休息廳等處詢問，才知道副統帥已經下了天安門城樓，不辭而別，登車回家了。

總理聽到報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裡有一絲不安的神色掠過。很快便平靜下來。他走到主席那個圓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釋說，林副主席今晚身體不好，回去了。

毛澤東自然心裡有數，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幾句。他一生信奉「鬥爭哲學」，不在乎「得罪」哪一個。國內外，黨內外，誰敢站到對立面，他就敢應戰，並且一定要勝利。毛澤東晚年曾經對尼克松的女兒女婿說，他這一生只是「跟斯大林打個平手」。確實，其他內部的外部的對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贏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為接班人，是毛澤東「欽定」而又史無前例地寫入了黨章。如果同林彪對立起來，於雙方個人而言，不會有贏家。因為政治上的損失，信仰的破滅，權威的動搖和迷信的崩潰都會聯袂而來。正因為中央決策層的人物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林彪才敢于堅持設國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勸毛澤東：「他想當國家主席就叫他當吧……」然而，毛澤東寧願個人冒這種權威動搖，迷信幻滅，歷史留下諷刺性一頁的風險或損失，也不肯苟且妥協，喝斥康生：「你湖塗！」在廬山抓起陳伯達開刀，一舉扭轉乾坤。作為大政治家，毛澤東完全明白有了這個開頭，就不會少了過程和結局。他從不幹「掩耳盜鈴」或「鴕鳥政策」的事，主動開始了一系列的大動作：從批陳整風到摻砂子到命令五員大將作檢討，從思想到宣傳到組織，完全是進攻的姿態。

周恩來同毛澤東不同的是，當矛盾還沒有發展到公開破裂的地步時，他更多考慮的是團結安定，是政治影響，是政策和策略。

記得總理當時很急，找來許多攝影師詢問是否拍照了？拍沒拍下毛澤東和林彪在一起的鏡頭？當攝影人員紛紛表示沒拍下來，本打算等統帥、副統帥交談或表情好時再拍，沒料到始終不曾對話，始終不曾有好顏色，甚至始終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沒料到林彪會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復返。

總理那天發了點火，向攝影師們講話的表情像是對歷史聲明：「林副主席來過沒有？你們都看見的，來了，是我親自把他請來的，坐了一會兒，可是你們沒有拍下來！」

他在連續講話中，流露了自己的憂慮：「"九大"提出安定團結，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同全國人民一同歡度勞動節的夜晚，這是多麼重要的宣傳啊……」

確實，「文革」那種整天一驚一乍的日子，誰上天安門，誰同毛澤東在一起，完全成了百姓們判斷政治風雲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記者拍下了一張全景，其中毛澤東和林彪雖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節日喜慶的光輝，畢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張照片。總理回到西花廳，坐等這張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來的這張照片送到，總理才鬆了口氣。

5月2日，這張唯一的毛澤東與林彪坐在一張桌旁的照片，就顯示「安定團結」地在各報的頭版頭條刊登出來。

跟隨總理幾十年，我從內心深切感受到他是黨內節制、理智、友愛、合作和信任的代表力量，是真誠團結各派別的主要力量。每當出現對抗、衝突和激烈殘酷的交鋒時，他總是通過自己真誠的努力緩解這種對抗和衝突，盡量減少交鋒帶來的損失。然而，一旦這種對抗交鋒的性質轉變了，例如張國燾叛逃到國民黨一邊，例如林彪隨著《571工程紀要》的破敗而叛逃蘇聯，這時周恩來就會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戰鬥。從「9．13」事件那天起，他沉著、冷靜、果斷；統攬全局，周密布置，連續戰鬥三天三夜，驚心動魄又不露聲色地解決掉林彪反革命集團。

鄧小平與周恩來同樣是務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思想上的相近與性格、作風上的差異是同樣的鮮明而引人。這種相近和差異，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與毛澤東的關係上。

鄧小平經歷幾十年革命實踐，他像毛澤東曾經做到的那樣，對整個中國的社會、文化、時局以及民眾情緒了如指掌；他同時又像周恩來一樣，對資本主義社會，對整個世界有著直接而非間接，具體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膚淺的認識。這是他最終能成為領導中國人民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設計師」的決定性因素。

鄧小平領導我們走的這條路，正在實現1949年革命的目的，並且基本實現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開明、開放、達觀；不拒絕任何美好的色彩。從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影響到1919年「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對「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呼求；從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新興的工人運動，到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從中國共產黨推翻「三座大山」的全部鬥爭經驗，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從蘇聯和東歐經濟停滯乃至社會主義制度在那裡終於失敗的教訓，到日本、東南亞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發展經濟的各種成功經驗，所有這一切人類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這裡那裡明光閃爍。

早在井岡山鬥爭時期，鄧小平就是站在毛澤東正確路線一邊，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以後的鞏固政權、恢復經濟、勝利實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部這期間，他與毛澤東基本都是一致的，沒有任何大的意見不同，並因此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讚譽，上升到中國最高權力層，參與各項重大決策。

1956年以後，分歧越來越多地出現了。事實上，毛澤東與他的同志、戰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在國家發展的共同目標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堅信社會主義有著資本主義不可比的優越性；他們都致力於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都想使中國處在與世界各國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實現四個現代化。但是，在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們確實有分歧，有時分歧很大。不幸的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把這種分歧劃為敵我矛盾，採取了「打倒」、「清除」的辦法，這真是歷史性的錯誤，歷史性的悲劇。

當出現不同意見後，當分歧越來越多，越來越顯著時，周恩來與鄧小平對待毛澤東的態度有一致之處，也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周恩來與鄧小平都認為毛澤東是黨和人民無可爭辯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理論家。他們從來不曾反對毛澤東本人，從來不曾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全部理論體系，堅持這是全黨智慧的結晶。他，們反對的只是毛澤東某些具體的錯誤決策，具體的錯誤政策和辦法。

周恩來與毛澤東親密共事達40年之久，他對毛澤東的長處和弱點可以說比鄧小平更清楚；但鄧小平比周恩來更少迷信，更具獨立性格，所以，他對毛澤東所犯錯誤的性質及危害，可以說比周恩來認識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周恩來曾經「反對」毛主席，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執行了共產國際所支持的「王明路線」，並且被歷史證明是「反錯了」。鄧小平卻沒有這種「歷史包袱」。

周恩來的性格保溫醇宜人的紹興酒，與人打交道時更耐心，更隱忍，更含蓄；鄧小平的性格像他家鄉特產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熱烈，更刺激。鄧小平與人打交道時，態度明朗、堅定，甚至咄咄逼人(在這一點上，他與同樣愛吃辣子的毛澤東極相象)。周恩來更具調和、共處和平衡的色彩；鄧小平更具抗衡、戰鬥和獨立決策的色彩。

周恩來一向是遵守紀律，無條件執行黨的決議的模範；鄧小平在看準目標時，敢於打破甚至犧牲可能是神聖的一切條條框框。

所有這些說到和沒說到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對待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不同態度，也決定了他們各自不同的命運和在歷史上所起到的偉大而不盡相同的作用。

周恩來在同毛澤東的相互關係中，主要是崇敬、服從、彌補和相輔相成。

他對毛澤東的崇敬熱愛和信任是真誠的，堅定不移的，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國家和民族的災難，真心支持並擁護了這一決策。

他對毛澤東以服從為主；謙和恭敬有餘，直言敢諫、堅持原則稍嫌不足；顧全同志情誼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鋒；有時明知毛澤東對某些事情措置失當，也做出讓步，違心地屈從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後期，他發現了問題，認識到存在的嚴重錯誤，也沒有鼓起勇氣向毛澤東當面指出。對於這方面問題的認識，鄧小平1980年8月，對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有段實事求是的談話。

大意是：周恩來就像我的兄長，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倒下去是件極大的幸事。當時，他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他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比較周恩來，鄧小平雖然也不反對毛主席，但他敢於發表與毛澤東不同的意見，尤其是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在條件不允許時，他敢於沉默，不隨聲附和，以致於毛澤東傷感而不滿地抱怨」鄧小平耳朵聾「，聾還不靠前來聽，」總是躲著我「。為了大局，為了實現自己的思考和辦法，鄧小平也可以作一點違心的檢討，一旦獲得工作機會，他決不會錯誤地」吸取教訓「，他仍然頑強地照自己的獨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糾正」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恢復秩序，發展安定團結的局面和恢復經濟建設等方面，大刀闊斧，取得了公認的顯著成績。所以毛澤東誇他」人才難得「，周恩來也真誠地對他說：「你比我幹得好。」

周恩來的態度使他同毛澤東共同執掌最高權力幾十年；鄧小平的態度使他「三落三起」，一生充滿了戲劇性的波瀾起伏。他的獨立、堅持和頑強，他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系統糾正，理所當然不能為毛澤東所容。因為毛澤東顯然沒明白國家和他自已出了什麼問題，堅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最高原則。

當鄧小平第三次出山時，人們津津樂道地評議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認為他的第三次出山取決於他本人的品質、性格、智慧、意志，特別是策略。我認為這只是其次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受命於天」。

這個「天」，就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畢竟人民不能靠口號生活，歷史更不是靠口號來推動向前。在經歷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非常時期之後，如果廣大的人民群眾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發展經濟，提高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想要中國人民長期地真心實意地接受和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人民選擇了鄧小平，是因為鄧小平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的思想和辦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規律。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剷除了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垃圾和腐朽，蕩滌了污泥濁水，又打下堅如磐石的基礎。但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大廈時，幾經探索終未成功。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到「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有某些成功的經驗，但未能改變國家經濟落後，人民生活貧困的基本現狀。鄧小平領導中國人民走改革開放之路，使經濟騰飛，人民生活取得舉世矚目的改善和提高，終於探索出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在那堅如磐石的基礎上，設計並建造起社會主義大廈。他因此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第二個改變中國歷史和命運的偉人，巨人。如果說，毛澤東在世之年，周恩來為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做出了最大貢獻，那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毛澤東逝世後，正是鄧小平為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保證毛澤東思想繼續發展並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最大貢獻…

毛澤東在中國沒有遭到像列寧、斯大林在原蘇聯那樣的命運；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沒有像馬列主義在原蘇聯和東歐各國那樣被紛紛拋棄，這首先應該感謝鄧小平。這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還需要我繼續深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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