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清末國民意識中的性別與權利之關係——以女子參政權為中心的考察

07-11

。[關鍵詞]清末國民意識性別女子參政權國民意識的覺醒，是清末啟蒙運動的重要內容。什麼是國民？梁啟超說：「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1]可見國民是構成近代國家的必備要素。近代的「國民」概念是相對於傳統的「臣民」而言的，與此相對應的一組概念是「主人」與「奴隸」。如果說臣民在傳統封建國家裡只是專制君主的奴僕，那麼國民則是近代民主國家的主人。與臣民只有俯首聽命於專制君主的情形不同，國民理應有參與治理國家的自主權。時人引述近代西方的天賦人權思想稱：「天之生人也，既與以身體自由之權利，即與以參預國政之權利。故一國行政之權吾得而過問之，一國立法之權吾得而干涉之，一國司法之權吾得而管理之。」「所謂國民者，有參政權之謂也。」[2]這裡所說的國民含義，是籠統的指稱「一國之民」或全體的「天之生人」，其性別觀念是模糊的。試問：女性是否國民及其有否參政權呢？清末關於國民意識中的性別與權利的關係問題，答案可以從兩方面考察。一是少數男性女權主義者，尤其是個別先進女性，作了正面的肯定回答，提出「女國民」的概念，認為女性與男性一樣都是國民的一部分，女性既具國民資格，則當然具有相應的參政等方面的權利。在清末啟蒙運動中，敢於為女性說法而倡導女權主義者的男性並不多見，其中馬君武與金天翮是較突出的兩位。馬君武在譯介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學說的過程中，較早地關注了男女平權思想。1902~1903年，他翻譯了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女權篇》，並譯述了英國哲學家穆勒（即所譯彌勒約翰）的《女人壓制論》和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女權宣言書》關於男女享有平等權力的思想主張。《斯賓塞女權篇》開首即雲「公理固無男女之別也」，認為人類不分男女，均享有平等之自由，「男女同權者，自然之真理」。根據天賦人權的理念，女人當與男人同樣享有參政權，所謂「與婦人以政權，乃自第一感情（指自然——引者注）而生，因人生當依平等自由之天則，以獲人類之最大幸福，故不得不爾，固非第二感情（指習慣——引者注）之所能奪也」。[3]穆勒的《女人壓制論》也是「力主男女同權之說」，其要點是：女人與男人能力相等，其權力必然平等，「女人之有政治權也，乃終必不可免之事也。」至於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女權宣言書》，則更強調女人應與男人享有人的一切公權與私權，包括教育權、經濟權、政治權、婚姻權、人民權。馬君武把男女平權與民主共和相提並論，認為歐洲之所以能夠進入近代文明社會，是因為經歷了「君民間之革命」與「男女間之革命」這兩大革命，要改變「人民為君主之奴僕，女人為男人之奴僕」的專制國家狀況，「必自革命始，必自革命以致其國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權始。」[4]1903年，金天翮所著《女界鍾》出版，敲響了女界革命的鐘聲，是近代中國女權主義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從《女界鍾》引述的西方近代思想資源來看，金天翮的女權主義思想來源與馬君武極為相似，主要也是斯賓塞、穆勒與西歐社會民主黨人由天賦人權引申出男女平權的思想主張。金天翮著重從人的道德、品性、生理結構、稟賦、能力等方面，系統地探討了男女平等的問題，認為男女不應該有尊卑貴賤之別，女子與男子一樣，同具國民資格，「各居國民之半部分。」[5]他特別重視女子參政權問題，認為20世紀是女權革命時代，「二十世紀女權之問題，議政之問題也。議政者，肩有監督政府與組織政府之兩大職任者也。」「使中國而為女子參政之國，理想國也。」他甚至說：「二十世紀新中國、新政府不握於女子之手，吾死不瞑，願吾同胞亦死不瞑。……女子而參預政治乎，是可決矣。吾祝吾女子之得為議員，吾尤願異日中國海軍、陸軍、大藏、參謀、外務省皆有吾女子之足跡也。吾更願異日中國女子積其道德、學問、名譽、資格，而得舉大統領之職也。」[6]時人稱金天翮為「我中國女界之盧騷」，[7]可見《女界鍾》在近代中國女權主義思想啟蒙史上不可低估的地位。當時，著名的新女性代表人物也是屈指可數的。廣州女醫士張竹君是一個典型。「凡言清季之女志士，不能不推廣東女醫士張竹君為首屈一指。」[8]作為近代中國較早走上社會的職業女性，張竹君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傳統女性的依附性，而具有新時代女性的獨立人格，因而能自覺地萌發與男子爭權以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識。馬君武曾為之作傳，稱張竹君演說，「發明男女所以當平等之理，以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讓權，須自爭之。爭權之術，不外求學。又不當為中國舊日詩詞小技之學，而各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發明極新之學。」[9]女革命家秋瑾是另一個典型。秋瑾是倡導女權革命的先驅，她認為：「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仰給男子」，「革命當自家庭始，所謂男女平權是也。」[10]她曾作《勉女權歌》，宣稱：「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後？」[11]為此，她竭力號召全國女同胞「脫奴隸之範圍，作自由舞台之女傑、女英雄、女豪傑」，效法法國的羅蘭夫人、俄國的蘇菲亞女士、美國的批茶夫人等世界著名的女性革命者，以「無負此國民責任」。[12]後來，秋瑾為她的革命理想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成為中國歷史上不世出的女界英傑。時論以為：「以國民之權利、民族之思想，犧牲其性命而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國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為第一人焉。……以巾幗而具鬚眉之精神，以弱質而辦偉大之事業，喚起同胞之頑夢，以為國民之先導者，求之吾中國二萬萬之女界，秋瑾又為第一人焉。」[13]她的死成了新時代女性覺醒的契機。張竹君、秋瑾而外，尚有陳擷芬、呂碧城、吳芝瑛、徐自華、徐宗漢、何香凝、吳弱男、張默君、尹銳志、尹維俊、唐群英、林宗素、沈佩貞等先進女性，當然再列舉若干，對於時人所稱中國二萬萬女同胞來說，也還是鳳毛麟角的。清末女權思潮的勃興，不僅有少數男性女權主義者的倡導，以及個別先進女性的現身說法，而且還有一些報刊媒體尤其是婦女報刊的宣傳鼓動。例如，陳擷芬主編的《女學報》（1902年），以興女學、復女權為宗旨；[14]丁初我主編的《女子世界》（1904年），以「改鑄女魂」為職志；[15]秋瑾主編的《中國女報》（1907年），乃「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為女界之總機關」；[16]唐群英主編的《留日女學會雜誌》（1911年），則致力於「恢復女權，還我自由」。[17]等等。這些報刊的宣傳鼓動，對於當時女權思潮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女子與男子一樣都是國民的一部分，以及女子理應具有參政權，是清末女權思潮的重要內容。「今日中國女學，漸普及矣！女權之說，漸騰越矣！抑知陰陽相配，男女各半，國民二字，非但男子負此資格，即女子亦納此範圍中。文明之國，男女有平等之權利，即有平均之責任。」[18]隨著女學的興起與女權思潮的勃興，人們逐漸認識到女子與男子一樣，同具國民的資格，同有平等的權利與義務。與此同時，一些先進女性已具有自覺其國民資格的意識，她們頗為自豪地聲稱：「社會進化權力伸，我女子亦國民。」[19]正是因此國民意識中的性別自覺，而衍生出「女國民」的概念。[20]甚至認為女子是國民之母，是強種強國的根本，所謂「國無國民母，則國民安生；國無國民母所生之國民，則國將不國。故欲鑄造國民，必先鑄造國民母始。」[21]男女既同是國民，則自然同具權利與義務。「夫天生男女，各有義務，即各有應享之權利。」[22]作為國民的女子，理所當然享有參預國家政治的權力。時人引述西人話語說：「女子也是國民一分子，國家的事也有責任的，也可干預的。」[23]總之，基本的結論是：「男子有參政權，即女子亦有參政權。」[24]這是對於女性是否國民及其有否參政權問題的肯定回答。二是大多數人在探討近代國民意識時，或是有意無意地忽視性別這個問題，或是很自然地揚男抑女，貶低甚至否定女性的國民資格及其相應的參政等方面的權利。梁啟超著名的《新民說》是清末倡導塑造近代新式國民的代表作，文中多次提到「四萬萬人」、「四百兆人」、「國民全體」與「中國人」等籠統的概念，其國民意識中的性別觀念是模糊不清的。他在論及參政權問題時說：「參政權問題，凡生息於一國中者，苟及歲而即有公民之資格，可以參與一國政事，是國民全體對於政府所爭得之自由也。」[25]性別觀念仍然模糊不清。如果不能確定女性是否具有國民或公民的資格，當然也就難以確認女性是否應具有參政權。與梁啟超的《新民說》一樣，清末不少論述國民意識的言論，都多少存在著有意或無意忽視性別問題的傾向。這主要是因為長期以來中國女子地位卑劣低下的傳統觀念所致。時人描述女性在家庭與社會中的悲慘境況說：「憂愁慘淡，家庭被壓制，嬌軀弱質，身體被戕賊，得永遠監禁之罰，以『三從』、『七出』而終；而且讒婦扇動之，淫婢引誘之，三姑六婆相左右之，僧道妖蠱乃間入以搖惑之。塞聰墮明，棄聖絕智，或流為人奴，或轉為人妖，種種惡孽，種種謬因，種種惡果，吾言所不能殫，吾筆所不能述。乃相因相仍相薰陶相掩飾，積成今日不知不識之女界。」[26]這個因長期以來深受封建傳統勢力壓制而積澱形成的「不知不識之女界」，自然容易被強大的男權話語所漠視。[27]在清末，雖然有少數女權主義者鼓吹女權革命，力圖為女性爭取國民的資格及其相應的權利，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女性的奴隸命運。有人說：「女人者，米國某新聞家稱為副產，而吾國人視為玩物者也。雖近來女界革命之聲，稍倡於世，而倡之者幾人，人莫與為和，且從而敗沮之。故從歷史上、現勢上觀察女界，女子二萬萬，殆無不可稱為奴隸者也。」[28]有人甚至認為女子是無用的廢物，是亡國的根源。「我國四萬萬人，女子居其半，此二萬萬女子，皆無用之人也。」「今我國女子，大都廢人、病夫，乃愚乃頑乃怯乃惰，遑論女權！雖欲國之不亡，烏得而不亡！所謂亡國之源也。」[29]如果說，在男性權勢視野下女性確實難逃被歧視的命運，那麼，一些女性自己的反思更是發人深省。首先，她們認為，男女不平權主要是因為女性自己放棄了權利，而自甘墮落的結果。「今日女界卑賤、鄙污、奴隸、玩物種種慘惡之現象，豈男子舉手投足區區壓制之能為力哉？毋亦我二萬萬同胞不學無術，自放棄其權利也。屏息低首，宛轉依附，深閉幽錮，二千年矣。縱有不甘於奴隸、玩物，大聲疾呼，起而抗之，則舉世之人莫不戮之、辱之、摧之、梏之，非獨男子然也，女子亦目為怪物。悍者肆口詆毀，弱者腹誹遠走，相戒不敢信。」[30]其次，她們認為，男女平權在理論上是可以的，但事實上是行不通的。「吾國志士，憤世俗之日非，閫內外顯分畛域，遂倡男女平權主義，謂同具面目，不應有所軒輊，於理論上誠當如是。然天賦既殊，義務即異，性有所近，才有所長，政治從軍，男宜優於女，教育美術，女宜優於男，相輔而行，不可事事相提並論也。」[31]再次，她們認為，女權主要由男子提倡，女性靠男子贈與權利，仍然無法擺脫其附屬於男子的命運。「朝聞倡平權，視其人，則曰偉丈夫；夕聞言平權，問其人，則曰非巾幗。……男子之倡女權，因女子之不知權利而欲以權利相贈也。夫既有待于贈，則女子已全失自由民之資格，而長戴此提倡女權者為恩人，其身家則仍屬於男子，且男子既可以權利贈人，必其權利之範圍恢恢乎。」[32]最後，她們認為，女子不要男子越俎代庖，而應該自己起來恢復女權。「女子曷不自謀恢復？曷不禁他人之越俎而增我新中國之光彩乎？」[33]這些女性自己的聲音，既反映出女性自身覺醒的一面，又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女性降伏於男權的無奈現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時人或以民權與女權相對而言，所謂「與民權並現於社會之上，而有待於倡導者，實惟女權」，[34]這便暗含了「女」在「民」之外的意味。女權主義者也許認為女權與民權同樣值得提倡，但一般人則從時局危急的現實境況出發而將女權置諸民權之後。「歐洲十八九世紀，為君權革命世界；二十世紀，為女權革命世界。今中國猶君權時代也，民權之不復，而遑言女權！」[35]「女權非不可言，而今日中國之女子則必不能有權，苟實行之，則待諸數十年後。」[36]這種將民權與女權割裂的思想觀念，不但取消了女性的國民資格，而且否定了女權的現實意義。總之，清末關於國民意識中性別與權利之關係的問題，其實存在著正反兩股相悖的思想潮流。論者探討清末女權思潮時，往往有片面誇大之處，似乎女權主義已經得到整個社會的認同，對於另一股相悖的思潮或視而不見，或有意避而不談，因而並不能全面反映客觀真實的歷史，更無法解釋複雜歷史的矛盾糾葛。其實，清末女權思潮的興起固然毋庸置疑，但其影響的深度與廣度均不可估計過高，事實上仍然受到強大的男權勢力的制約。這一點還可以清末輿論控制權問題為例證作進一步說明。有人往往列舉女性報刊的創辦及其數量，作為清末女權思潮發達的一個重要標誌。但是，稍作比較觀察，便可知女性報刊在清末輿論界的分量其實是非常有限的。據統計，1815~1911年，中國及海外出版的中文報刊有1753種，其中婦女報刊僅有37種，[37]約佔總數的2%強，與女性佔全國人口半數之比是極不相稱的。可見，清末輿論空間基本上被男權話語所控制，女性的聲音是極其微弱的，甚至女權還要依靠男性來鼓吹。[38]清末國人對於女權的提倡與壓制並存，雙方的力量其實是極不成比例的，這樣正反相悖的兩股思想潮流，正是民初女子參政權運動得以興起與終至失敗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