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焦點第30期：走進艾滋病門診

走進艾滋病門診——其實我們也常常被歧視艾滋病，即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又譯：後天性免疫缺陷症候群），英語縮寫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的音譯。1981年在美國首次注射和被確認。曾譯為「愛滋病」。艾滋病傳染主要是通過性行為、體液的交流而傳播，母嬰傳播。體液主要有：精液、血液、陰道分泌物、乳汁、腦脊液和有神經癥狀者的腦組織中。其他體液中，如眼淚、唾液和汗液，存在的數量很少，一般不會導致艾滋病的傳播。

其實我們也常常被歧視周二早晨7:40，還未到門診的時間，北京地壇醫院肝病一區3診室的門口，已經坐滿了患者。他們大多臉色發黃偏黑，有的在與同伴低聲細語，有的沉浸在手機的精彩世界，更多的是閉目養神、沉默不語。走廊上，有一些戴著口罩的年輕患者在徘徊，時不時地，探頭到診室里，看看有沒有醫生。記者與他們一道，焦急地等待著。這裡是2013年「首都十大健康衛士」、感染一科趙紅心主任的診室。她說，她的選票絕大多數都是艾滋病患者投的。此前得知這一次的採訪任務是跟隨趙紅心教授出門診，記者特意上網了解了艾滋病的相關知識。艾滋病患者長啥樣？他們怎麼看病？第一次接觸這個「神秘的」群體，既讓人有緊張刺激感，又讓人不免有些恐慌。為此，記者還特意穿上厚厚的高領毛衣和勁道的牛仔褲，帶上口罩，盡量把自己裹得嚴實一些，似乎這樣可以增加安全感。面對艾滋病患者醫生更應該注重細節8:00，趙紅心準時出現，帶著年輕的學生小黃醫生。她麻利地收拾了一下桌面，坐了下來。她們沒有戴口罩，趙紅心曾說過，面對艾滋病患者，醫生更應該注重細節，把他們當成普通患者來看待，而不應歧視。趙紅心打開叫號系統，1號，沒人進來；2號，一個腦袋探進來，看到我們，又縮了回去。趙紅心告訴記者，有的艾滋病患者很忌諱，看到診室里有不認識的醫生，就不會進來。他們更願意一對一地跟醫生交流。一個小個子的年輕人，背著書包，戴著口罩，頂著時髦的黑色無鏡片鏡框，鑽了進來。「趙大夫，我肚子疼。」年輕人指著肚子，「一會是左邊疼，一會是右邊疼，有時是肚臍下面。」他細聲細氣地說道。「做過腸鏡嗎？檢查什麼結果？」說著，趙紅心打開患者的電子病歷，看到腸鏡檢查結果並沒有顯示有不正常的地方。她讓患者躺在檢查床上，露出腹部，用手在幾個地方按壓。她沒有戴手套。「疼嗎？」一連按壓了好幾個地方，患者都回答不疼。「你沒什麼事。」「可是我不舒服，疼起來可厲害了。有時肚子按下去，可以打幾個嗝出來。」趙紅心想了一下，說：「這很正常，跟你的生活方式有關。比較容易得消化道感染、結腸炎、直腸炎這樣的病，但你已經檢查過了，沒有問題。」趙紅心正準備叫下一位。這時，一位長發女子沖了進來，把就診卡和挂號單一放，央求說：趙大夫，我能不能……「不行。」趙紅心大聲地說：不能加塞。「我這個病人很重，是HIV病人，他現在還在家裡的神經外科躺著，醫生說可能被感染了，只有您這能看……」年輕女子的眼裡滿是祈求。「肯定不行。」趙紅心重申了一遍，但這一次語氣稍微緩和了一些，「你看外面這麼多病人，都眼巴巴地瞅著，如果給你加塞了，一會外面該打架了。」家屬一聽，含著眼淚退了出去。該安慰時要安慰 該批評時要批評「下一個是誰？」趙紅心大聲喊著。「趙大夫趙大夫」，一陣急促的招呼聲，一家四口站在了診室門口。這家人在網上查到趙紅心的資料，知道她是治療艾滋病方面的專家，於是頭一天晚上11點從山西馬不停蹄地開車過來。這家人的女兒是個艾滋病患者，她的母親、姐姐和丈夫，一路陪同著過來。她已經在當地醫院輸液一個月，但仍然不能降低轉氨酶值。趙紅心仔細翻看患者帶來的各種病歷資料。懷疑是一種藥物導致的，她建議患者換藥。患者擔心肝功能受損，想停掉HIV的治療藥物，便問道：停葯保肝和吃藥保肝有什麼區別？「沒區別。但是停葯以後CD4會下降。」趙紅心直言相告。這對於HIV患者而言，意味著災難。那我們接下來怎麼辦？如果換了葯還是不好呢？我已經住院一個月了，一直在輸液，為什麼轉氨酶還這麼高呢？看得出患者很焦慮，拋出了一連串的問題。趙紅心耐心解釋：疾病的發生髮展是有過程的。我可以告訴你如果病情發展到什麼程度，應該怎麼治療。但那也是假設，因為還沒有發生。你現在只能是換藥以後觀察，別想太多了。經過趙紅心的一番細心解釋，患者和患者家屬終於放心了下來，連聲道謝。早晨的最後一位患者是已經出現了較嚴重併發症的HIV患者。「我很嚴重嗎，趙大夫？」患者憂心忡忡地問。「嗯，你得趕緊吃藥。」據北京市疾控中心規定，外地HIV患者要在北京免費領取治療藥物，需要暫住證。趙紅心著急起來。疾病不等人，得想想辦法。她想起幾位老病人，以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她開始一圈一圈地打電話，看看能不能幫著先買一些葯。她把患者的就診卡揣在自己的兜里，說：「下午才有回復，你記得來找我。」又一個帶著口罩的年輕人進來，他告訴趙紅心，自己已經停葯四五個月了。「為什麼停葯？」趙紅心質問。「因為工作關係……」年輕人看起來怯怯的。「你知道嗎，這樣停葯會產生耐藥性的，你停一次，就少一次機會。」她的語氣變得更加嚴厲起來。「我覺得自己身體挺好的。」年輕人剛想辯解，就被趙紅心打斷：「好什麼，好了要大夫幹嘛！」趙紅心重新下了醫囑，重新啟動對他的治療。患者走後，記者問道：您對每位患者都這麼強硬嗎？「當然不是，該安慰時就要安慰，該批評時就要批評。」趙紅心告訴記者，艾滋病患者心理壓力極大，有時強硬的口氣比溫柔的勸解更能讓他們遵從治療。「無論什麼方式的溝通和交流，必須依賴於有效的治療基礎上，這樣患者才會對醫生有信任感，否則再怎麼溝通交流都是在做無用功。這種信任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果然，年輕人對趙紅心之前的「怒吼」一點兒也不反感。過了一會，他給趙紅心提來一袋飲料，「請您多喝水，消消氣兒。我這就吃藥去。」

趙紅心與病人家屬我們也需要社會的關注就這樣，艾滋病患者夾著肝炎患者，趙紅心一個早上看了30餘位。她總有辦法讓苦著臉的患者放心地走出診室。看完最後一位患者時，已經是中午1點。走出診室的我們，第一件事是奔向廁所，第二件事是回到醫生辦公室喝水。一瓶礦泉水下去，活力又重新煥發起來。「整天與艾滋病患者接觸，會擔心職業暴露嗎？」記者問。「當然了。剛出去那個大高個就被扎過。」趙紅心指著門口一轉身就不見了的盧大夫。又指了指對面的吳大夫：「吳大夫也吃過一段時間的抗病毒藥。」吳大夫點點頭。「護士被針扎了照樣上班，連假都沒請。」記者心裡一驚。「但是暴露不等於感染。」看到記者震驚的表情，趙紅心笑起來：「我們的醫生都堅強著呢！」這時，一旁坐著的護士長接過話說：「其實我們這些醫務人員也是被歧視的對象。別人問起是哪個科的，我們都不敢告訴他們，只能籠統地說是內科，或者什麼患者都收的感染科。」「是啊，我們這個特殊專科的醫務人員群體，也是需要社會關注的對象。」趙紅心感慨道。有這樣的白衣天使，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得默默守護我們的健康，還有什麼要苛求呢？對從事著最崇高也最辛苦、最累的職業的他們，我們要心存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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