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焦點第30期:走進艾滋病門診
其實我們也常常被歧視周二早晨7:40,還未到門診的時間,北京地壇醫院肝病一區3診室的門口,已經坐滿了患者。他們大多臉色發黃偏黑,有的在與同伴低聲細語,有的沉浸在手機的精彩世界,更多的是閉目養神、沉默不語。走廊上,有一些戴著口罩的年輕患者在徘徊,時不時地,探頭到診室里,看看有沒有醫生。記者與他們一道,焦急地等待著。這裡是2013年「首都十大健康衛士」、感染一科趙紅心主任的診室。她說,她的選票絕大多數都是艾滋病患者投的。此前得知這一次的採訪任務是跟隨趙紅心教授出門診,記者特意上網了解了艾滋病的相關知識。艾滋病患者長啥樣?他們怎麼看病?第一次接觸這個「神秘的」群體,既讓人有緊張刺激感,又讓人不免有些恐慌。為此,記者還特意穿上厚厚的高領毛衣和勁道的牛仔褲,帶上口罩,盡量把自己裹得嚴實一些,似乎這樣可以增加安全感。面對艾滋病患者醫生更應該注重細節8:00,趙紅心準時出現,帶著年輕的學生小黃醫生。她麻利地收拾了一下桌面,坐了下來。她們沒有戴口罩,趙紅心曾說過,面對艾滋病患者,醫生更應該注重細節,把他們當成普通患者來看待,而不應歧視。趙紅心打開叫號系統,1號,沒人進來;2號,一個腦袋探進來,看到我們,又縮了回去。趙紅心告訴記者,有的艾滋病患者很忌諱,看到診室里有不認識的醫生,就不會進來。他們更願意一對一地跟醫生交流。一個小個子的年輕人,背著書包,戴著口罩,頂著時髦的黑色無鏡片鏡框,鑽了進來。「趙大夫,我肚子疼。」年輕人指著肚子,「一會是左邊疼,一會是右邊疼,有時是肚臍下面。」他細聲細氣地說道。「做過腸鏡嗎?檢查什麼結果?」說著,趙紅心打開患者的電子病歷,看到腸鏡檢查結果並沒有顯示有不正常的地方。她讓患者躺在檢查床上,露出腹部,用手在幾個地方按壓。她沒有戴手套。「疼嗎?」一連按壓了好幾個地方,患者都回答不疼。「你沒什麼事。」「可是我不舒服,疼起來可厲害了。有時肚子按下去,可以打幾個嗝出來。」趙紅心想了一下,說:「這很正常,跟你的生活方式有關。比較容易得消化道感染、結腸炎、直腸炎這樣的病,但你已經檢查過了,沒有問題。」趙紅心正準備叫下一位。這時,一位長發女子沖了進來,把就診卡和挂號單一放,央求說:趙大夫,我能不能……「不行。」趙紅心大聲地說:不能加塞。「我這個病人很重,是HIV病人,他現在還在家裡的神經外科躺著,醫生說可能被感染了,只有您這能看……」年輕女子的眼裡滿是祈求。「肯定不行。」趙紅心重申了一遍,但這一次語氣稍微緩和了一些,「你看外面這麼多病人,都眼巴巴地瞅著,如果給你加塞了,一會外面該打架了。」家屬一聽,含著眼淚退了出去。該安慰時要安慰 該批評時要批評「下一個是誰?」趙紅心大聲喊著。「趙大夫趙大夫」,一陣急促的招呼聲,一家四口站在了診室門口。這家人在網上查到趙紅心的資料,知道她是治療艾滋病方面的專家,於是頭一天晚上11點從山西馬不停蹄地開車過來。這家人的女兒是個艾滋病患者,她的母親、姐姐和丈夫,一路陪同著過來。她已經在當地醫院輸液一個月,但仍然不能降低轉氨酶值。趙紅心仔細翻看患者帶來的各種病歷資料。懷疑是一種藥物導致的,她建議患者換藥。患者擔心肝功能受損,想停掉HIV的治療藥物,便問道:停葯保肝和吃藥保肝有什麼區別?「沒區別。但是停葯以後CD4會下降。」趙紅心直言相告。這對於HIV患者而言,意味著災難。那我們接下來怎麼辦?如果換了葯還是不好呢?我已經住院一個月了,一直在輸液,為什麼轉氨酶還這麼高呢?看得出患者很焦慮,拋出了一連串的問題。趙紅心耐心解釋:疾病的發生髮展是有過程的。我可以告訴你如果病情發展到什麼程度,應該怎麼治療。但那也是假設,因為還沒有發生。你現在只能是換藥以後觀察,別想太多了。經過趙紅心的一番細心解釋,患者和患者家屬終於放心了下來,連聲道謝。早晨的最後一位患者是已經出現了較嚴重併發症的HIV患者。「我很嚴重嗎,趙大夫?」患者憂心忡忡地問。「嗯,你得趕緊吃藥。」據北京市疾控中心規定,外地HIV患者要在北京免費領取治療藥物,需要暫住證。趙紅心著急起來。疾病不等人,得想想辦法。她想起幾位老病人,以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她開始一圈一圈地打電話,看看能不能幫著先買一些葯。她把患者的就診卡揣在自己的兜里,說:「下午才有回復,你記得來找我。」又一個帶著口罩的年輕人進來,他告訴趙紅心,自己已經停葯四五個月了。「為什麼停葯?」趙紅心質問。「因為工作關係……」年輕人看起來怯怯的。「你知道嗎,這樣停葯會產生耐藥性的,你停一次,就少一次機會。」她的語氣變得更加嚴厲起來。「我覺得自己身體挺好的。」年輕人剛想辯解,就被趙紅心打斷:「好什麼,好了要大夫幹嘛!」趙紅心重新下了醫囑,重新啟動對他的治療。患者走後,記者問道:您對每位患者都這麼強硬嗎?「當然不是,該安慰時就要安慰,該批評時就要批評。」趙紅心告訴記者,艾滋病患者心理壓力極大,有時強硬的口氣比溫柔的勸解更能讓他們遵從治療。「無論什麼方式的溝通和交流,必須依賴於有效的治療基礎上,這樣患者才會對醫生有信任感,否則再怎麼溝通交流都是在做無用功。這種信任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果然,年輕人對趙紅心之前的「怒吼」一點兒也不反感。過了一會,他給趙紅心提來一袋飲料,「請您多喝水,消消氣兒。我這就吃藥去。」
趙紅心與病人家屬我們也需要社會的關注就這樣,艾滋病患者夾著肝炎患者,趙紅心一個早上看了30餘位。她總有辦法讓苦著臉的患者放心地走出診室。看完最後一位患者時,已經是中午1點。走出診室的我們,第一件事是奔向廁所,第二件事是回到醫生辦公室喝水。一瓶礦泉水下去,活力又重新煥發起來。「整天與艾滋病患者接觸,會擔心職業暴露嗎?」記者問。「當然了。剛出去那個大高個就被扎過。」趙紅心指著門口一轉身就不見了的盧大夫。又指了指對面的吳大夫:「吳大夫也吃過一段時間的抗病毒藥。」吳大夫點點頭。「護士被針扎了照樣上班,連假都沒請。」記者心裡一驚。「但是暴露不等於感染。」看到記者震驚的表情,趙紅心笑起來:「我們的醫生都堅強著呢!」這時,一旁坐著的護士長接過話說:「其實我們這些醫務人員也是被歧視的對象。別人問起是哪個科的,我們都不敢告訴他們,只能籠統地說是內科,或者什麼患者都收的感染科。」「是啊,我們這個特殊專科的醫務人員群體,也是需要社會關注的對象。」趙紅心感慨道。有這樣的白衣天使,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得默默守護我們的健康,還有什麼要苛求呢?對從事著最崇高也最辛苦、最累的職業的他們,我們要心存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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