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論民主與自由

甲午戰爭給嚴復的刺激遠過於同時代任何人，殉國的鄧世昌、林永升、黃建勛、劉步蟾等將領，都是嚴復福州船政學堂，或留英學習海軍的多年同窗。至於那些他親手調教的北洋水師學堂學生，也有上百人在這場戰爭中獻出生命。由此，就能理解為什麼一向比較沉悶的嚴復，會在戰爭尚未完全結束時就發出怒吼。

在嚴復看來，中國之所以打不過日本，不是中國在裝備上不如日本，也不是中國軍人不如日本人英勇頑強，而是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充分西方化。大難臨頭，京城士大夫對於世界大勢茫然無知，不知病根，不知本原，只能頭痛說頭，腳痛說腳，在一些枝節問題上糾纏不休。

嚴復指出，中國問題的根本在於重新認識西方。近代以來的西方，早已不是傳統中國所認識的那樣，是蠻夷，是文明未開化的劣等族群。即便在經濟成就、軍事技術層面，嚴復認為，西方也並不僅僅擁有堅船利炮、聲光電化，而是堅船利炮的背後，有著文明的因素、制度的因素。因此，學習西方，不僅要引進西方的堅船利炮、聲光電話，而且要在制度文明、精神層面，老老實實承認近代西方的成就，承認工業革命留給西方的輝煌。

西方近代文明的本質，在嚴復看來是「力今以勝古」，是眼睛向前看，是進化，而不是退化，不是凡古皆好，惟古是尚。根據嚴復的研究，這是中西文明的最大差別，是中國文明無論如何也要補充的地方。嚴復在1895年春天那篇振聾發聵的檄文《論世變之亟》中指出：

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

社會進步與退步，無不具有學術上的依據。嚴復認為，中西在近代的差異、差距，究其本質而言，就是中西文明在學術、學理上的不同，西方「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行政則屈私以為公」。就純粹學理而言，西方重視實證主義，而在政治架構、司法制度方面，西方強調民主、公正。

自由、民主，都是西方社會基本價值觀，但前後、輕重，在嚴復看來依然有所不同，不可混而同之。嚴復在《原強》指出，崇尚自由是西方社會充滿活力的保證，民主只是捍衛自由的手段，是工具，民主不是目的，自由則是終極，換算到當年中國人最喜歡的表達方式，就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西方人貌似「屈私以為公」，遏制私人慾望、利益以維護國家、集體，這在嚴復看來均不真實，真實的西方精神就是個人權利大於一切權利。這是東方社會很難理解的道理。

嚴復重新認識西方啟蒙思想中一方面重視個人權利至上性、惟一性，另一方面嚴復向中國人反覆強調「群」的力量，集體主義的意義。嚴復強調，西方社會的進步可能有許多原因，但一個不能無視的因素就是西方學術「以群學為要歸」。西方學術重實證，貴自得，賤因人，喜善意，慎信古，重達用，薄藻飾。凡此，與中國文明精神迥異，是推動西方近代社會發展變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