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目前不宜誇大文人的作用

5月17日，第三屆（2011）在場主義散文獎在江蘇蘇州大學頒出。本屆散文大獎空缺，作家資中筠、夏榆、馮秋子獲提名獎。

□傅小平資中筠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1930年生於上海，祖籍湖南耒陽。1947年畢業於天津耀華中學，考入燕京大學，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從事民間外交與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間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翻譯。「文革」期間下放「五七」幹校勞動。70年代末開始轉入學術研究。她參與創辦了《美國研究》雜誌與中華美國學會，曾任雜誌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辦中美關係史研究會並任第一、二屆會長。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著有《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等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專業著述，撰有《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等隨筆集，並譯有《啊，拓荒者》等著作多種。我本人一直努力遠離政治傅小平：您在《我國現代圖書館的先驅》一文中，曾感慨，近年周作人的名字在文壇頗為熱鬧，其附逆並不妨礙他的文學成就得到肯定，甚至宣揚。我們並不主張因人廢文，但畢竟為人與為文很難截然分開。以什麼樣的態度看待一個作家，也關係到我們要給後世留下什麼樣的人格典範。近年，周作人曾淪為漢奸的不堪史實，確乎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相比而言，很多西方國家對待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持更為複雜的態度。資中筠：關於周作人，有時文章和人品是一致的，有時並非如此。古來就對某些著名人物有「文人無行」的評論。人無完人，所以還有大節小節、私德公義之分。許多文章漂亮、有思想、有見解的人，在私生活中表現不那麼完美，這不必苛求。但是在大節、公義方面，就不能不顧。這就是中國士大夫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氣節。中國近代史繞不過去的一個環節就是日寇侵略、全民抗戰。這是幾代人的傷痛，在民族危亡之際，作為讀書人，不可能迴避。在那個時期，民族大義是底線。正如西方，對待法西斯暴行的態度，始終是繞不過去的歷史評判的底線。若曾依附納粹，即使學術或藝術上有很大成就，也仍然不能掩蓋其污點，我覺得在這點上東西方沒有什麼區別。例如諾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最終還是坦白了自己這一經歷，哪怕只是輕微不足道的身份。這不是「政見」的問題，而是眼睜睜看著國土淪喪、同胞被屠殺的情況下，自己的良心歸屬問題。周作人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他的文章的高水平和早期對新文化的貢獻與他後來的附逆成鮮明反差。我認為他在文學史上是應該有一席地位的，既不能以後者全盤否定前者，也不能以前者為後者人品的欠缺辯護，否則的確會對青年的道德取向留下不好的影響。傅小平：談到知識分子與政治或時局的關係。我們發現，在現代文學史上遠離政治的沈從文、張愛玲等作家，乃至錢鍾書、陳寅恪等學者，一度被邊緣和遺忘後重新熱了起來。而較多介入政治的郭沫若、茅盾等則越來越淡出。這似乎也在警示有志於文化創造的作家或者說知識分子不要過度介入政治。資中筠：關於政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事實上，我本人一直是努力遠離政治的，而且希望學者、作家超脫於政治，甚至不止一次表示過學者要保持獨立性，不必亟亟於做「智囊」，做「帝王師」。這個「政治」是指官場沉浮、權力鬥爭、還有不在其位無能為力的政治決策。即使是在民主國家，我也不喜歡那種黨派鬥爭。以我的性格，如果在西方國家，大概也不會從政。但是，人都有是非之心，有正義感。對社會不公、民間疾苦以及民族前途乃至人類命運的關心和憂慮是發自內心的。有些看似具體的、個別事件，卻牽扯到大的政策和體制背景，一不小心就會與政治沾邊，這是廣義的政治，誰也逃脫不了。當然人各有志，每個人對正義與非正義的敏感度是不同的，社會責任感也不相同。在我看來難以容忍的，在某些人看來司空見慣。傅小平：事實上，當下的作家大多有意無意與政治、時局保持距離，以至於其寫作更多局限於狹隘的個人空間，而無視更廣闊的社會現實。資中筠：其實當代文學中也有尖銳批判現實，表現作者的眼光和深刻的人道關懷的優秀作品，不過往往受到禁錮。另一方面，一些當紅青年作家的作品率多脫離時代，脫離現實，充滿自戀和無聊，一時之間也能名利雙收。還有一些已經功成名就的讀書人、文人，衣食無憂，用俗話說，「活得很滋潤」，不必或不願關注身外之事。寧願埋頭做「注六經」的學問。當然這都屬於個人自由選擇的範圍。但是如果為惡政做幫凶，無視受害者的苦難，憑藉自己的話語權，為各種腐敗和非正義現象找「理論根據」辯護，甚至如魯迅所說，把潰爛處說成艷若桃李，那就越過底線了。這條底線在任何時代都存在的，只是體現在不同的問題上而已。了解真相才能自我啟蒙乃至互相啟蒙傅小平：當下社會需要新的思想啟蒙，這在大部分知識群體中已經達成共識。當然在大的共識下，實際上隱含了一些矛盾和困惑。首先，知識分子群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分化。這當中有一些始終以自己的真誠和良知守護精神家園，也有小部分還沒能根本上從舊思維中轉換過來，更不能忽視的現實是，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缺乏起碼的誠實，他們表面上附和的，未必是心裡真正認同的，其表達更多服從於自己的實際利益。而沒有身體力行，又談何肩負啟蒙的重任。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進而言之，啟蒙具體所指到底是什麼？該怎樣進行啟蒙？資中筠：啟蒙的對立面是蒙昧。正因為我們經歷了一個蒙昧的時代，被剝奪了解真相的權利———包括歷史的和現實的，在不同程度上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啟蒙，恢復用自己的頭腦按常識和邏輯來思考問題。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互相啟蒙。我本人近年來讀到許多好文章對我很有啟發，這也是「啟蒙」的一部分。特別是現在網路發達，無法完全控制，給群眾性的啟蒙創造了空前未有的條件。傅小平：您說到了群眾性的啟蒙。實際上，啟蒙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面向大眾的啟蒙。對啟蒙如何面向大眾這個問題，我是感到疑惑的。您曾說過的，啟蒙要回到生活層面上來，怎麼理解？資中筠：我的意思是啟蒙並不是那麼高深莫測，也不是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對另一部分人說教，而是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腦子按常識思考。首先需要不斷地拆穿謊言，探明真相。傅小平：現在被視為啟蒙「先鋒」的，是一些活躍於網路的意見領袖。他們追隨者眾，備受推崇。但在我感覺里，諸如「意見」是怎樣被代表的？「領袖」是如何生成的？等問題並不清晰。而且，此稱謂突出了其代表某一人群觀點的天然正當性，但其中是否已經預設了獨立、自由的價值立場，是大有可疑的。資中筠：我不太喜歡「意見領袖」的說法。當然，「聞道有先後」。有些人先了解了真相，先作了深入的思考，想通了一些問題，有責任與大家分享，消除流傳的誤區，如果說所謂知識分子的擔當和責任，大概就是指這個。還有，啟蒙不能「定於一尊」，某些人自以為是權威，掌握真理，不容別人質疑，這樣又會進入新的蒙昧。只要是基於事實真相，憑藉理性的獨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應該充分表達，互相交流，甚至爭論，這樣就會形成一個「啟蒙時代」。不過前提是大家都有平等的、充分表達的機會。這在目前還是理想，不是近期就能實現的。制度和法律的問題不該讓文化來承擔傅小平：從歐美國家發展的經驗看，在社會大變革時期，文化一般都起了先導作用。在中國，現在的情形是，在社會主流層面，很少感受到文化、文學的影響。資中筠：我寫過一篇文章講文化與制度的關係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關係，那是從歷史發展角度講，當前主要是制度問題，不能指望文化起先導作用。現在還有一種誤區，就是把制度和法律應該承擔的問題讓文化來承擔。例如食品安全問題，大家對奸商深惡痛絕，都從道德層面譴責，人心大壞，干出這麼傷天害理的事。但是如果不能用法律嚴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藥品中摻毒的商人和與之勾結的貪官得到嚴懲，那麼那些有道德、守規矩的同行只能因競爭不過而破產。無論文人寫多少文章和小說都沒有用，何況在與權勢結合的情況下，這些文章和文學作品大多會被禁止發表。把孔夫子和雷鋒請出來也沒用。所以目前不宜誇大文人的作用。傅小平：但知識分子未必甘於這種邊緣地位，他們嚮往五四時期，還有上世紀八十年代知識界迸發出來的活力和激情。近讀幾位學界中人的文章，他們不約而同提到，我們當下討論的一些話題，實際上在「五四」時期，就已經被一些學者討論過，而且相比討論更為深入。這感慨聲中，有欣慰也有頗多無奈。資中筠：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固然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是那些言論之得以充分發表，也有賴於辛亥革命以後的民國所提供的言論空間。如果還在文字獄盛行的清朝，能出現這樣的運動嗎？我認為與其說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不如說是後來的革命壓倒了啟蒙。我認為啟蒙原來是與救亡一致的，而且啟蒙就是為了救亡。從鴉片戰爭之後，無數仁人志士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落後，才開始向外尋求強國之道。由槍炮到聲光化電到政治制度到立憲，然後發現「民智之未開，何以共和為？」（嚴復語）於是以開啟民智為己任。這個思路是很清晰的。即使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文化的建設並沒有中斷。後來是由於以一種思想指導革命，再次「定於一尊」罷黜百家，而且即使那定於一尊的思想也只能由一個人解釋，所有的人，包括碩學大儒，都被剝奪了獨立思考的權利，或者乾脆喪失了這個能力，這才徹底壓倒了啟蒙，全民陷入蒙昧。民族也又一次遇到了危機。所以三十年前的改革開放是與思想解放同時進行的。也就是重新啟蒙。這個過程還沒有完。與潛規則同流合污的「海歸」們更可怕傅小平：您一直關注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問題，並為此憂心不已。前不久，北大教授錢理群在一次會議上稱，北大等大學正在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些人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您怎麼看?資中筠：我基本上同意錢理群教授對當代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的憂思。青年人太多實用主義，太少理想主義的問題。當然錢老師在大學多年，體會更深。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一次思想解放、新啟蒙的時代，那時的大學生意氣風發，求知慾旺盛，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可望繼承五四傳統。北大尤其是重鎮。可惜這種精神被扼殺了。九十年代經濟起飛而人文環境逆向而行，造成物質生活改善而精神萎縮。關於現行教育制度，批評的意見已經很多，我不想多說了。總之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從各個方面把青年學子引向錢理群教授所說的那種精明、實用的取向。我有時也有點同情當代的學生。還有留學生。過去的留學生學成回國，有一種普羅米修斯偷天火的精神，真心誠意要用所學改造中國。現在多數留學生到國外尋求自己的發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無可厚非。有人還願意回來做些貢獻，當然很好。但是有些「海歸」不滿意在國外的地位，回來謀求個人的發展，不但不能推動社會前進，而且有意投權勢之所好，與潛規則同流合污。由於其特殊身份有更大的話語權，比錢理群教授所提到的那種中國大學生可能起到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作用還要嚴重。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傅小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誠信危機等問題，已經引起有識之士的高度關注，有人甚至發出了「拯救人心」的疾呼。對於如何改變這一現狀，主流官方包括部分知識界人士，認為要建立核心價值觀。但在是否有普世的核心價值觀，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核心價值觀所指為何，及如何真正達成等問題上有爭論有分歧，難以形成共識。資中筠：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是有普遍的共同的追求的，這就是普適性的價值觀。它存在於各民族的宗教、哲學和社會公認的善惡標準之中。如果不帶偏見的話，把每一個民族精神的精華抽出來，包括儒學的精華部分，你就會發現其實同多於異。越進入現代，人類共同的追求就越多。你無論走到哪一個陌生的國家，就會發現其實一般的善、惡，好人、壞人的標準都是相同的。另外，要自由是人的本性，也不會因國界民族而異，否則為什麼古今中外不約而同都把監獄（剝奪自由）作為懲罰？那麼，沒有法律根據，無端侵犯或剝奪別人自由就是惡行。所以最高核心價值觀應該是普適的。傅小平：的確如此,但具體到特定的國家、民族，一般領導層都強調要從自己的國情出發。因此，普世的觀念在施行過程中會有很大差異。在一些情況下，就會變得有名無實。相比而言，文化有更大的通約性，您怎麼理解？資中筠：第二層的文化，例如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等是各民族、各地域都各有特色，在漫長的歷史中免不了互相交流、滲透、影響，但不必求同，也不可能完全趨同。當然有些陋習、惡俗是應該淘汰的，各民族都一樣。每一個民族的倫理道德觀念有自己的表現特色是長期歷史形成的，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也不可能一成不變。但不可能從上而下強行設計出一套來讓大家認同。傅小平：我想這方面很難直接照搬西方的經驗，所以要從傳統思想文化中去吸取精神資源。長期佔據我國思想正統的儒家文化，正在這一背景下重新得以盛行。以您的觀察，從中能否提煉出體現核心價值觀的內容？資中筠：如果要發揚儒家的精神，那麼儒家首先提倡的是倡導道德價值的在位君子要「以身作則」，然後感化民眾（小人）。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就只能淪於偽善。其實歸根結底，現在強調「有特色」的價值觀，實際還是制度問題。我想不出來為什麼自由、民主、人權只能屬於西方，中國人———確切地說，中國大陸的人———就不配享有？說穿了，抵制所謂「西化」，實際上抵制的還是某種制度，不過拿文化說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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