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英：數理分析已成經濟學桎梏（評諾獎）

　　回顧近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我們會發現，過於側重純理論的數理分析、而相對忽視對現實經濟的調查研究，已日益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跳不出的門檻。

　　諾貝爾經濟學獎總是出人意料，2012年的獲獎者更是如此10月15日，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布，2012年經濟學獎得主為埃爾文·羅斯和羅伊德·沙普利，此前包括羅伯特·希勒在內的四大熱門人選，最終均名落孫山。

　　評審委員會對兩位獲獎者的頒獎辭為「鼓勵他們在穩定配置理論及市場設計實踐上所作出的貢獻」。有必要承認，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隨後歐債危機爆發以來，面對動蕩不定的全球經濟，埃爾文·羅斯和羅伊德·沙普利以數理博弈為分析工具的經濟研究，確實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但是，這依然沒有跳出過於側重數理分析的桎梏。

　　回顧近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我們會發現，過於側重純理論的數理分析、而相對忽視對現實經濟的調查研究，已日益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跳不出的門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和托馬斯·薩金特，憑藉數理分析論證宏觀經濟的因果關係，從而獲得201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010年的獲獎者為彼得·戴蒙德、戴爾·莫滕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季斯，其對「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失業率」的研究，亦是基於交易博弈模型的分析工具；而獲得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奧斯特羅姆和威廉姆森，其對於經濟治理領域的研究，在獲獎前甚至不為經濟學界同行所熟知；與之相比，雖然2008年的獲獎者保羅·克魯格曼，因常年為《紐約時報》撰寫專欄而頗具聲名，但其獲獎原因，仍然是基於經濟效益模型對貿易模式和區域經濟所作的研究。

　　實際上，過於側重純理論的數理分析、而相對忽視對現實經濟的調查研究，早在保羅·薩繆爾森將數學方法引入經濟學研究、並於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後，即已成為主流經濟學研究、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通用研究範式。

　　正是這種過於「窄化」和過分「量化」的經濟學研究，使得經濟學家日益沉迷於理論自身的推導和論證，而無視於現實經濟的演變和判斷。

　　基於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在頻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歐美經濟學界，卻對2008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2009年後陸續爆發的歐債危機，事前毫無預知，而只能在事後分析。雖然，羅伯特·希勒憑藉《非理性繁榮》一書，曾一度被贊為「先知」，但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10年前的「歪打正著」。

　　當然，在日益全球化的經濟和多樣化的金融之下，通過更為嚴謹的數理分析，闡述和論證經濟學理論，不僅必要、且更應倡導。但是，過於脫離現實經濟的土壤，而陷入純理論量化推導的經濟學，則必然會令其逐漸失去對當下經濟的判斷、以及對未來經濟的指導作用，更難以產生偉大的經濟思想洞見。

　　諾貝爾經濟學獎研究領域的日趨窄化、研究方法的日趨量化，不僅讓普遍民眾難以真正理解，更逐漸引起經濟學家自身的反思。

　　80年前宏觀經濟學的鼻祖凱恩斯，還曾自豪地認為，「政客大抵是經濟學家的思想的奴隸」，但在2009年，保羅·克魯格曼（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卻發表了有自嘲意味的觀點：「為什麼經濟學家如此不靠譜？」

本文發於《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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