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大師：李宗吾傳

-作者：陳遠-----------小引------------他就是李宗吾。但是如果你去問人「李宗吾」這個名字，或進一步詢問他的事迹，大概十有八九會一無所獲。他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生於同年，比名重一時的大學者吳稚暉要小14歲，比大名鼎鼎的胡適則要大上10歲。後面這些人，都曾經在近現代思想史上留下濃重的痕迹，雖然在1949年之後他們一度被主流話語遺棄，但是在學術界和思想界中，他們所留下的資源依然佔有主流地位，而且在這之前，他們曾經一度是時代思想的弄潮兒，主流意識的創造者。與這些人物不同，本書的主人公雖然也處於那個偉大的時代，但是卻從來沒有登上過大雅之堂，並且在以後的學術史和思想史中，他的名字依然是名不見經傳。　　他是學者，曾經寫下《中國學術之趨勢》，對於古今學術加以爬梳，所引資料都是人人可見的書，而觀點卻別出心裁，暗合史學大家陳寅恪「由史實出史識」的話；他是教育家，曾經寫下《考試製之商榷》，對於他所處時代的教育制度圈圈點點，至今讀來仍有啟示；他更是一個思想家，於萬千詞語中拈出「厚黑」兩個字，使古往今來的思想皆成為這兩個字的註腳。因為「厚黑」，他的名字流之久遠，罵之者稱其「敗壞世道人心」，譽之者稱其為「思想史上的一顆彗星」。但是無論毀譽，厚黑學影響之廣是的的確確，至今仍有不少人依然奉「厚黑」為自己的處世之道，還在內心深處依然供奉著這位「厚黑教主」的牌位。殊不知，這恰恰違反了這位「厚黑教主」的本意。　　他就是李宗吾。但是如果你去問人「李宗吾」這個名字，或進一步詢問他的事迹，大概十有八九會一無所獲。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我想寫寫李宗吾，不僅寫他的事迹，而且寫他的思想。怎麼寫，抄書而已。但既然是抄書，就希望能字字有來歷，有出處。但是即使這樣，恐怕也非處於地下的「厚黑教主」所願，因為這位教主在生前常以孔子自比。我們平時所看的，多是「子曰」如何如何，何嘗看過「子」如何如何？究其原因，想來是聖人期以傳世的，是其思想而非其人其事。但是我們人人有一個大腦，可以自己去思考，何勞憑藉所謂「聖人」？倒是作為一個對歷史素有興趣並以此為樂的人，對於這個「厚黑教主」的來龍去脈更感興趣。他外表自傲，骨子裡卻有些自卑。他的思想，讓某些人成為戰無不勝的常勝將軍，但是卻正是這些人，提起他來常常嗤之以鼻，而他卻要憑藉這些人使他的思想流傳，這是他的悲哀所在；那些了解他的人，無論是在他生前身後，他大概都不會視之為「同道」，這是他的寂寞所在。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的思想到底怎樣？這些，都會陸續出現在這本小書當中。他是這本小書的主角，但是我卻把他放在了一個更大的背景當中，雖然他生前跟當時的思想界和學術界的接觸並不多。這是一次嘗試，我希望是成功的。------------愧對子由（1）------------人上一百，五藝俱全；人上一億，千奇百怪。四川是中國第一大省，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按人口比例，也應比小省的人才出得多。量中求質，四川的好人、壞人、奇人、美人都往往在全國「蓋帽」。且說當代，四川第一好人，就是全國第一好人。誰？「小平，您好！」蓋了帽嘍。再舉四川好人，文學大師巴老如何？他老人家是文革後提倡說真話，且有懺悔誠意的代表人物，可欽可佩。文革前呢？大文豪郭沫若也是四川人，此公有兩個「蓋帽」：２０年代宣稱叛逆精神之最，50年代漸變為文化悲劇之最。四川人變化兩極的幅度驚人，可悲可嘆。我早年喜歡四川同鄉郭老的青春叛逆，現在敬仰四川同鄉巴老的晚霞真誠。我與余秋雨笑談：你們上海文壇聖者巴老，是我們四川老鄉。還有，黃浦外灘的上海市長巨大塑像，也是我們四川人陳毅啊！共和國十大元帥，四位說川話。四川人文武全才，文到魁首，武到元戎。眾所周知，大畫家張大千是四川人。但世人罕知，還有一位四川人陳子庄是「梵高」式的大畫家。他生前受盡政治運動折磨，窮困潦倒，淪為街頭苦力，死後才被國內外畫壇發現其作品的巨大價值。還有一位四川自貢人，幸好只活到花甲之歲得以善終，如果活到古稀之年必定慘死！此人便是「厚黑教主」李宗吾。他佯狂創建「厚黑學」，戲言與儒教孔子、道教老子、佛教釋迦牟尼並列。其憤世嫉俗的揭露批判影響，到下個世紀仍有生命力。不僅傳播全國，還覆蓋海外華人社會。再想一想：現在還有哪些四川人在全國「蓋帽」？啊！影后或稱「妖后」劉曉慶；首富或叫「首騙」牟其中；武林大師或「誇大之師」海燈，以及其高足嚴新；其同鄉胡萬林……三教九流，十妖八魔，褒也「蓋帽」,貶也「蓋帽」,奇奇怪怪的四川人!　　呵呵,談笑間，強弩灰飛湮滅！四川鬼才魏明倫在這篇《奇奇怪怪四川人》中用了最多的筆墨所說到的「厚黑教主」李宗吾，是我這本小書的傳主。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知識分子當中，李宗吾不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但卻富有典型性。他最初的理想，大概是投身革 命，但最終半途而廢，他一度想躋身學界，但是時代卻沒有給他一個機會。他大概無心做一個思想者，但是富有強烈的獨立意識的他卻在無意中發明了厚黑學，厚黑學又在無意中流布，但是正統的思想史上，從來也沒有他的一個位置。於是他成了一個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在兩千年來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中，他是一個典型代表。在他所處的時代里，他是一個畸形的人物，在他身後的世界中，也沒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要研究民間思想史，李宗吾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個案。李宗吾，四川富順自流井人（今屬自貢市），生於1879年3月3日。父親最初給他起名世全，後改為世銓。1894年自己改名為李世楷，字宗儒。隨後又改為李宗吾，遂以此行。在他的自傳體文章《迂老自傳》中，李宗吾把自己的出生與宋代的詩人蘇子由進行了一番牽強的聯繫：「我父生於道光乙未年八月，光緒乙亥年八月，滿40。我生於己卯年正月，正是我父閉戶讀書時代所生的，故我天性好讀書。世稱：蘇老泉，27歲，發憤讀書。蘇老泉生於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滿27歲。蘇東坡生於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蘇子由生於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兄弟二人，正是老泉發憤讀書時代所生的。蘇老泉27歲，發憤讀書，生出兩位文豪；我父40歲，發憤讀書，生出一位教主，豈非奇事？我父同蘇老泉發憤讀書，俱是乙亥年，我生於己卯，與子由同，事也巧合。東坡才氣縱橫，文章豪邁，子由則人甚沉靜，為文淡泊汪洋，好黃老之學，所注《老子解》，推古今傑作。大約老泉發憤讀書，初時奮發踔厲，後則入理見身，漸歸沉靜，顧東坡子由二人，稟賦不同。我生於我父發憤讀書之末年，故我性沉靜，喜讀老子，頗類子由。惜我生於農家，無名師指點，為學不得門徑，以是有愧子由耳。」[1]　　厚黑教主的這個「有愧子由」值得注意，因為他的「愧」有點沒有原由，跨歷幾朝幾代的巧合若讓李宗吾感到有愧，也未免過於牽強附會。但是我說值得注意，是因為後世——不識其賢者，以為他是又黑又厚的小人；識其賢者，則以為他是狂妄不可一世的狂生——鮮有識其全者。其實，無論李宗吾抑或其他別的名人，都不過是普通人而已，一樣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一樣有普通人的悲欣交集。只不過後世寫傳者，或為傳主塑造光環照人眼目，或為傳主塗抹油彩扮成小丑，把活生生的人變成一個毫無個性的標籤，目的無非只有一個，就是讓人不識傳主廬山真面。視李宗吾又厚又黑是誤讀，視李宗吾佯狂，同樣也是誤讀。因為這個世人眼中佯狂的李宗吾，骨子深處實實在在有一些自卑的成分存在，否則便不會拿跨越千年的古人附會，不了解這一點，便不能了解厚黑教主「狂」的來處。這一點在後面的第二十二章還會敘及。　　一個人的家世會對這個人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很難確鑿地說清楚。大學者潘光旦曾經專治譜牒，其中應該有道理在。但是從遠祖一直追溯到這本書的傳主李宗吾對於這本書來說顯然毫無意義。所以姑且割棄，但是李宗吾說：「我生在偏僻地方，幼年受的教育極不完全，為學不得門徑，東撞西撞，空勞心力的地方很多很多，而精神上頗受我父的影響，所以我的奇怪思想，淵源於師友者少，淵源於我父者多。」[2]他的父親，自然不可不說。李宗吾的父親名李高仁，原來在外學做生意。李宗吾的祖父李樂山去世之後，李高仁便從外面回到故鄉務農，與妻子共同操作、終日勤勞，因此家道逐漸富裕，到後來又能購置田產，算得上是小康之家。不料在他40歲那年，竟因勞成疾，醫生讓他趕緊把家務丟下，安心靜養，「否則非死不可！」 李高仁於是把家務完全交給妻子處理，自己則專心養病。在他專心養病期間，才有了大片空閑，也才得以看起書來。李高仁先從《三國演義》、《列國演義》看起，後來又看四書講章。以其子推斷其父，這李高仁也是個好學深思的人，這看來看去，便從書中看到一個「書即世事，世事即書」的道理來。（這個道理到底是李高仁看書得來，還是李宗吾在敘述自己身世時總結出來的不得而知，根據目前的材料所示，應如上所述。）明了這一點之後，李高仁其他各種書都不看了，只看三本書：一是《聖諭廣訓》，此書為乾隆所著，頒行天下時後附《朱柏廬治家格言》，二為《劌心要覽》，但是李高仁看的並非全部，而是其中一本，「我查其卷數，是全部中之第三本。中載古人名言，分修身、治家、貽謀、涉世、寬厚、言語、勤儉、風化、息訟九項，我父呼之為格言書」。三為楊椒山參嚴嵩十惡五奸的奏摺，後附遺囑（是楊椒山死前留給兒子的，所寫的都是居家處世之道）。據李宗吾《迂老自述》中說，李高仁在去世的前幾天，還在看這幾種書。李高仁所讀的這些書，大多為處世之道，與之後李宗吾所著的《厚黑學》顯然存在聯繫。不過，李高仁對於兒子的影響顯然不止這些曲折而又隱秘的聯繫，更直接的聯繫隨後在第四章里還會寫到。　　順便說一句，李宗吾雖然出生在四川，但他的祖籍並不在此，其祖上為廣東嘉應州長樂縣，於清代雍正年間遷至四川富順自流井（今屬四川自貢市）。廣東人祖宗觀念及鄉土觀念十分厚重。據說外省人來川，常常被本地人欺凌，所以李家自遷蜀以來曾經相約：凡廣東姓李的人家，成立一會，叫做「棒棒會」，有人受了欺負，「棒棒會」就一起同那欺負人的去拚命，那種情形，跟若干年前北京的「浙江村」無異。後來因有人說棒棒會是違法的，才改立宗祠。廣州人入川，嫁女娶媳，必須選擇廣東人；偶然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門，也要本地女子學說廣東話。否則便視為出賣祖宗。李宗吾兄弟姐妹九人，都是和廣東人結親。研究李宗吾的人，除了在地源關係上應注意李宗吾出生於四川，也不應該忽視李宗吾在廣東血緣關係上的一脈相承。[1][2]李宗吾：《迂老自述》，載《李宗吾雜文經典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啟蒙------------1887年，歲在光緒丙戍，8歲的李宗吾從師讀書。「光緒丙戍，我8歲，從陳老師讀，陳為我家佃戶，是個堪輿先生，一直讀了四年。」[1]四年之後，李宗吾又在一個姓鄧老師的教授之下讀了一年。不過這兩位先生，說是教書，除了教李宗吾死記硬背之外別無所授：「除教背讀外，一無所授」。[2]私塾時代的先生，大抵如此。李宗吾對這兩位先生頗有微詞，看來在他小小的頭腦里早有思想在燥動。早在1885年李宗吾6歲的時候，李宗吾「因受冷得咳病，久不逾，遂成哮喘病，遇冷即發，體最弱，終年不離藥罐」。[3]因此家中的粗活重活，李宗吾從來沒有做過。李高仁閑時就拿他常看的三本書來教他識字。頗有天賦的李宗吾，在入塾之前，已經把那三本書看完了，難怪他不滿意老師的教死書。1891年，歲在辛卯，李高仁聘了一位名為關海洲的私塾先生到家，教李家的幾個孩子讀書。這位姓關的先生雖然是未進學（沒有功名）的童生，但是學問確是不錯。李宗吾跟著這位關先生讀了兩年，開始由破承而至入手學做八股，「試貼詩能做四韻」。李宗吾後來在《迂老自傳》中自稱：「關師教書，雖不脫村塾中陳舊法子，但至今思之，我收益之處，約有三點：（一）每日講龍文鞭影典故四個，要緊處，用筆圈出，次日關著書回講，圈者需背得。我因而養成記典故之習慣，看書遇要緊處，即圈出熟讀。（二）每日講千家詩，及四書，命我把槐軒《千家詩註解》、《四書備旨》用墨筆點，點畢送他改正。我第一次把所點的千家詩，送他看，他誇道：「你居然點對了頗多，錯誤者很少，你父親得知，不知如何歡喜。」我聽了愈加奮勉，因而養成看書點書之習慣 。到了次年，我不待老師講解，自家請父親與我買部《詩經備旨》來點。（三）關師在我父友人羅太老師處，借一部《鳳洲綱鑒》來看，我也拿來看。我平生最喜看史書，其發端即在於此。關師又在別處借一部《三國演義》，我也拿來看，反覆看了幾次，所以我後來發明厚黑學以孫曹劉為證。但所舉者，是陳壽《三國志》材料，非演義中材料。」 [4]關海洲教的好，薪金自然也高，當時他的年薪是50串，在當時能買10石米，到了民國三十年，同樣的10石米卻需法幣八千又數百元。用時髦的話來說，關海洲也屬「高薪階層」。不過後來李宗吾談起這位先生，感念良多，看來高薪也不是白拿的。李高仁重視教育，由此也見一斑。後來李宗吾出任民國教育職員，格外重視教育並寫下《考試製度之商榷》，可謂是淵源有自。關海州循循善誘、因勢利導，可以說是李宗吾學術上的第一次啟蒙。之所以說是學術上而非思想上，是因為在思想上，李宗吾受父親李高仁影響更大。在李宗吾寫自傳《迂老自傳》的那一年，也就是民國三十年（1941年）四月，特別著重的指出厚黑學所取材料來自於陳壽《三國志》（正史）而非《三國演義》（小說家言），這一點值得玩味，在這個佯狂表面掩蓋下的厚黑教主的內心世界裡，實在是想做一個嚴禁純正的學者，而非世人嚴重荒誕不經的「厚黑教主」。這一點將會在第二十二章詳細說到。在李宗吾幼小的腦子裡面，天生存在了追根溯源、不依傍他人的因素，就連他的啟蒙老師關先生，他也不輕易服輸。這種因素，或者來源於他的父親李高仁，但是到了後來，他連他的父親也要懷疑了，這一點留到第四章講述，這裡只說他和關海洲的一段趣事：　　關師有一次出試貼詩，題目我忘了，中有雪字，我第一韻，用有同雲二字，他在同字上，打一大叉，說道：「『彤雲密布，瑞雪紛紛』（三國演義中語）是這個彤字。」我說道：「我用的是詩經『上天同雲，雨雪零零』」他聽了默然不語。[5]這種事情，後來時有發生，1893（壬辰年終）年，關海洲自動提出解館。也是在那段時期，李宗吾幼年的哮喘病又犯，一讀書嗓子就啞，李高仁索性讓李宗吾輟讀養病。跟隨關海洲讀書的這段時期，可謂是李宗吾早年啟蒙時期。　　注釋　　試貼詩：封建時代科舉取士的考試內容之一。以詩作為考試項目始於唐宋，而真正形成八股形式的事帖詩則始於清代。試貼詩有嚴格的格律、文章結構、破題承題、用典和抬頭規格等要求。要求科考士子按照規定的題目，在規定時間內做出一首五言八韻律詩。必須把題目里的意思寫到寫足。不能寫得不足，也不能寫得超出。[1][2][3][4][5] 李宗吾：《迂老自述》，載《李宗吾雜文經典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私塾時代培養出來的八股專家（1）------------經過關海洲對李宗吾的早年啟蒙，李宗吾養成了自己讀書的習慣，在家中終日書不離手。李宗吾這種讀書的習慣，其實也受到了父親的影響。我自有知識以來，即見我父有暇即看書，不甚做工，惟偶爾扯甘蔗葉，或種葫蘆時蓋灰，做這類工作而已。工人做工，他攜著葉煙桿，或火龍，挾著書，坐在田地邊，時而同工人談天，時而看書，所以我也養成這種習慣，手中整日拿著一本書。每夜我父在堂屋內，同家人聚談，我常把神龕上的清油燈取下來，放在桌上看書，或倚神龕而看。[1]1892年，李宗吾的大哥看到這種情況，就對父親說：「老六在家，活路也不能做，他即愛看書，不如送進學堂，與老五（當時李宗吾的五哥李世源正在匯柴口茂源井的一個私塾讀書，筆者注）同住，床鋪桌子，也是有的，向老師說明，這是送來養病的，讀不讀，隨他便，以後學錢隨便送點就是了。」當時李家家境還算富裕，李高仁也不在乎這點學費，就把李宗吾送到了學堂。事後李宗吾說起這段事，對他的大哥感念不已：「這算是我生平第一個大關鍵，在大兄不過無意中數語，而對於我的前途，關係很大，否則我將以農人修老矣。」據李宗吾回憶：學堂大門，每扇貼一斗方紅紙，一扇寫的是「棗花雖小能成實，桑葉雖粗解作絲，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另一扇寫：「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吸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前者崇實惡虛，後者說的是人生應該抓取機會。李宗吾在多年之後依然能夠記得學堂門上貼的這兩首詩，應該是對他起了不小的影響。　　匯柴口茂源井的私塾有三位老師，都姓劉，為一家三輩。祖輩之名已不可考，當時的學生稱之為劉二公；父輩之名為劉應文，號煥章，是個秀才，學生稱之為七老師；子輩之名為劉樹仁，號建侯，也是個秀才，學生稱之為建侯老師。劉二公的文章是小試（注釋1）一派，七老師是墨卷（注釋2）一派，建侯老師善書法，嫻於辭章，論文眼力極高。當時學生的八股文由劉二公和七老師分改，詩賦則由建侯老師批閱。高興時，建侯老師也批改學生的八股文章。背書則是隨便到哪位老師面前都可以。　　私塾那種刻板的環境，本來學生是極少自由。但李宗吾本來是送去養病的，得了老師特許，竟有了許多自由，舉個例子，才能說明當時的李宗吾在私塾里所享有的特權：甲午年，我往羅大老師家，把《鳳洲綱鑒》借來看。同學王天衢見了，也買一部來看，建候老師看見，責之曰：「你怎麼也看此書，李世銓這個娃娃是養病的，才准他看，此等書須入了學，方能看，我若不說，別人知道，還說我是外行。」[2]　　這種經歷，對於他後來寫下《考試製之商榷》起了影響。在私塾里，李宗吾並沒有因為自己有了老師的特許而放棄了用功，他跟那裡的學生一樣用功，一樣做八股文，只是並不背書。在劉家的私塾里，規定五天作文一次，叫做「課日」。李宗吾對於做文章格外用心：得了題目，坐著想，睡在床上想，睡在板凳上想，必待想好，才肯下筆。寫出的稿子，改了又改，一個題目，往往起兩三次稿，稿子還是改得稀爛，但是老師批閱的結果，李宗吾的文章常常是私塾第一。五哥李世源往往叫他代筆，他就把不要的稿子交給五哥謄寫，仍然是不時受到老師的稱道。自流井那一帶有個習慣，就是某處有個私塾，家長就在正月二十以後把子女送到私塾讀書，到了二月底或者三月間，老師才把家長請來，請家長根據老師的教學效果議定學費，叫做「議學」。議學時，老師避開，家長們在一起根據自己孩子的學習效果以及期望老師對孩子指導的程度，商量好你出多少、我出多少。然後開列學生姓名以及認定錢數給老師送去。老師看了之後要是沒有意見，學費就算是商量定了。三位劉老師議學時，學生有數十人，家長所出最高額為12串，是李宗吾的五哥世源。當議到李宗吾時，因為李高仁最初只是想把李宗吾送到私塾來養病，他把情況和眾位家長說明，就隨便寫了幾串。沒想到眾家長把商量好的清單送給老師的時候，老師傳出話來：「全堂中惟有李世銓（李宗吾的原名，筆者注）讀書最好，應該比李世源還要多出些，怎麼才出這點呢？」李高仁對多出這幾串錢也不計較，就把李宗吾的學費也改為12串。李宗吾覺得老師對他如此重視，精神上受了很大的鼓舞，更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讀書明理上面。　　有一次，建侯老師帶領學生到鳳凰壩某家行「三獻禮」（類似於弔唁）。老師同眾學生在茶館吃茶，只有李宗吾一個人在橋頭上徘徊獨步。李宗吾偶然回頭，看到老師和同學正在望著他笑。回到茶館，不知何故的李宗吾悄悄問他的一個同學：「你們方才為何笑我？」那人答道：「老師說你很儒雅，將來一定可以進學。」那時的人們把進學看的是非常重的，清人吳敬梓所撰《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雖然道出了科舉對人的戕害，卻也生動地說明了進學在那個時代的重要性。當時李宗吾還沒有接觸到革 命的思想，聽了這話，嘴上雖是謙虛一番，心裡卻是竊喜。到了晚上行「三獻禮」時，照例講有關孝道的書，這是四川的風俗。那家的死者是祖母，侯建老師登台講「孝哉閔子騫」一章，他把閔的孝行說完，跟著即說：「後數百年而有李密者」。他這裡用的是太史公屈賈列傳的筆法。李宗吾在台下聽，當老師講到此處，目注於他作微笑狀，好像在說：「此等文法，眾學生，只有你一個人才懂得。」數十年後李宗吾對於老師的形態依然記得栩栩如生，宛在眼前。看來他當時也是引以自得的事情。　　李宗吾在三位劉老師門下讀了兩年，三老師分館，李宗吾又跟隨七老師讀。七老師修改學生文章盡心儘力，經他改過的學生文章，常常通篇只留幾處不改。李宗吾對於老師改的文章，經常不仔細去看，因為他覺得：「老師改的再好，總不如古人的好，與其看你的，不如讀古人的。」如此過了四年，七老師對李宗吾說：「你在我名下讀久了，我也再沒有什麼特殊的心得，可以啟發你，你最好到書院去讀，以便增廣見聞。」於是他在1898年由七老師門下轉到自流井三台書院，第二年又從三台書院轉到自流井炳文書院。學的都是做八股文章。李宗吾後來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常常以詼諧的態度自稱為八股專家，比如他在《迂老隨筆》中說：「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厚黑學則出於八股之官。」在後來《華西日報》上發表的《厚黑叢話》中，李宗吾在嬉笑怒罵之間，又把八股文提升到了一個高度，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妙文：中國的八股，有甚深的歷史，一般文人，涵濡其中，如魚在水，所以今人文字，以鼻嗅之，大都作八股氣，酸溜酸溜的。章太炎文字，韓慕廬一類八股也；嚴又陵文字，管韞山一類八股也；康有為文字，「十八科闈墨」一類八股也；梁啟超文字，「江漢炳靈」一類八股也；鄙人文字，小試場中，截搭題一類八股也；當代文豪，某某諸公，則是《聊齋》上的賈奉雉，得了仙人指點，高中經魁之八股也。「諸君莫笑八股酸，八股越酸越革 命。」黃興、蔡松坡，秀才也；吳稚暉、于右任，舉人也；譚延闓、蔡元培，進士翰林也。我所知的同鄉同學，幾個革 命專家，廖緒初舉人也；雷鐵崖、張列五、謝彗生，秀才也；曹叔實，則是一個屢試不售的童生。猗歟！盛哉！八股之功用大矣哉！滿清末年，一夥八股先生，起而排滿革 命，我甚願今之愛國志士，把西洋八股一火焚之，返而研究中國的八股，才好與我們的仇國日本奮鬥到底。[3]------------私塾時代培養出來的八股專家（2）------------他還說：　　我是害了兩重病的，一曰瘋病，二曰八股病，而我之瘋病，是從八股病生出來的。八股家遇著長題目，頭緒紛繁，抑或合數章為一題，其作法，往往取題中一字，或一句，或一章作主，用以貫穿全題。曾國藩者，八股之雄也，其論作文之法曰：「萬山磅礴，必有主峰，龍（造字，左邊山，右邊上氛下兔）圖九章，但挈一領。」斯言也，通於治國，通於厚黑學。[4]看來他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私塾，還是十分感念的。他的外表看上去佯狂，他的文字看上去恣肆汪洋，但是其內核，還是儒家的東西。不過他的思想，卻開始獨立了。1898年是個值得注意的年頭，那一年，遠在京城，戊戌變法已經開始，作為戊戌變法唯一的果實，京師大學堂被一幫具有遠見卓識的士子建造起來。雖然在一開始，「從教育制度以及教學內容和方法來看，京師大學堂實質上處於有封建的太學、國子學向近代大學轉變和過渡的階段」。[5]甚至，「嚴格地說，即使到了民國初年，北京大學距真正近代式的大學尚遠。其時，由設置的課程到任職者的行止，傳統科舉制度的遺貌尚深。」[6]但是在旋即不久的1916年，蔡元培出掌之後，北大風貌為之一變，一躍而成為百年思想學術交盪不已的中心和重鎮。這對於地處邊遠之地又處於社會底層的李宗吾，是無法知曉也無法參與其中的。而且，從李宗吾從師的經歷來看，他的老師都是傳統的私塾先生，對於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的清末種種學術思潮，李宗吾無緣知曉，也無緣介身其中。之後李宗吾始終不能在正統學術界獲得認可，這點原因不可小視。當然，還與李宗吾不肯依傍任何他人、所著《厚黑學》又是亦莊亦諧有關。　　注釋1：小試：清代各府縣儒學生員，俗稱秀才，為科舉制度上最基本的功名，有了秀才資格，才能參加省級的舉人考試（鄉試）。秀才考試又稱小試或童子試，每三年舉行二次。逢辰、戌、丑、未年，稱為歲試，文武童生並考，逢寅、申、己、亥年，稱為科試，只考文童生。每次的考試，都必須經過縣試、府試、院試（學政）三個階段，考生無論年紀多大，通稱為「童生」，但考試時則分「已冠」（十六歲以上）、「未冠」（十五歲以下）兩個層級出題。　　注釋2：墨卷：隋大業元年，隋煬帝楊廣廢諸州「歲貢」選士制，開創了科舉制，始用考試選拔人才。唐代設秀才、明經、進士等分科取士制。為防止考官徇私舞弊，起初「乃令試卷皆糊姓名，使試官以文定等第」。後來，又規定對鄉、會試卷考生用墨筆書寫叫墨卷，然後再由專門謄錄的人用硃筆謄寫，不書姓名，只編號碼，使閱卷者不能認識筆跡，謂之朱卷。另外考中的人，把取中的文章刻印送人，也叫「朱卷」。[1] [2]李宗吾：《迂老自述》，載《李宗吾雜文經典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　　 [3][4]李宗吾：《厚黑叢話》，載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四月　　[5] 蕭超然等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6]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流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思想上的淵源------------在第一章中我曾經說：李高仁對於兒子的影響顯然不止這些曲折而又隱秘的聯繫。這一章主要說李高仁在思想上對於李宗吾直接的影響。在李宗吾的《迂老自敘》里，有幾段說道父親對於他的影響，摘抄如下：　　我從師作八股文，父親命我拿與他看，他看了說道：「你們開腔即說：恨不生逢堯舜禹湯之世，那個時候，有甚麼好？堯有九年之水患，湯有七年之旱災（二語出《幼學瓊林》，是蒙塾讀本），我們農家，如果幾個月不下雨，或幾個月不晴，就喊不得了，何況九年七年之久！我方深幸未生堯舜禹湯之世，你們怎麼朝朝日日的希望？」我聽了很詫異，心想：「父親怎麼發此怪議論？」細想：他的話也有道理，我把這個疑團，存諸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們所謂聖人者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諸人，何以盡都是開國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上有許多聖人，孔子而後，不再出一個聖人？」由此推尋下去，方知聖人之構成，有種種黑幕。因此著了一篇：《我對聖人之懷疑》，才把疑團打破，惜其時我父已死，未能向他請問。[1]這是李宗吾繼承父親思想的結果。我父常說：「書即世事，世事即書」把書與世事，兩相印證，何以書上說的：「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征諸實事，完全相反？懷疑莫釋，就成了發明《厚黑學》的根苗。[2]這是李宗吾懷疑父親思想的結果。我父一日問我道：「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邊，才是這樣，假令我與孺子，同時入井，我當如何？」我聽了，茫然不能答，他解釋道：「此時應先救自己，第二步，才來就孺子。」我聽了很詫異，心想：「我父怎麼莫得惻隱心，純是為己之私？這是由於鄉下人書讀少了，才發出這種議論，如果說出去，豈不為識者所笑？」但當面不敢駁他，退後思之，我父的話，也很有道理，苦思不得其解。民國九年我從成都辭職歸家，閉門讀了一年的書，把這個問題，重新研究，才知孟子之書，上文明明是「怵惕惻隱」四字，下文「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去，這就是一種破綻。蓋怵惕者，我畏死也，惻隱者，怕人之死也。乍見孺子將入井，非我將死，立把我身擴大為孺子，怵惕擴大為惻隱，此乃人類天性也。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擴大，以至於四海，立論未嘗不是，只是著書時，為行文簡潔起見，未將怵惕二字加以解釋，少說了一句：「惻隱是從怵惕擴充出來的。」宋儒讀書欠理會，忘卻惻隱上面，還有怵惕二字，創出的學說，就迂謬百出了。我父的議論，是從怵惕二字發出來的，在學理上很有根據，我著《心理與力學》把此種議論記載上去，張君默生來信說：「怵惕惻隱一釋，為千古發明。」殊不知此種議論，是淵源於我父。[3]　　這是李宗吾解釋父親的結果。李宗吾寫《迂老自敘》時，已經是民國三十年（1941年），那時他早已經不宗別人宗自己了，所以到了那時，就連在思想上給了他影響的父親，他也開始懷疑了：　　我父上街，常同會溪橋羅大老師維楨，羅家壩謝老師文甫在匯柴口吃茶，他二人俱在教私塾，上面堯舜禹湯的問題，和孺子入井的問題，未知是我父發明的，抑或是同羅、謝研究出來的。[4]筆者在第一章中懷疑「書即世事，世事即書」這個道理到底是李高仁看書得來，還是李宗吾在敘述自己身世時總結出來，其原因就在於此。不過詭吊的是，李宗吾這種懷疑的思想，也是源於他的父親李高仁，除了上面的堯舜禹湯之辯，還有另外事情可以佐證：永枋公生五子，長子青山，父子俱死，惟其妻尚在，住糖房灣老屋，次子樂山，即我祖……第五子韞山。某年青山之妻死，其孫世興等，邀族人至家，人到齊，世興等三兄弟，披麻戴孝，點燭祀神畢，把棺材打開，大呼：「阿婆呀！你要大顯威靈呀！」把堂叔學山抓著，橫拖倒拽，朝街上走，我父不知是何事，跟著追去，彼時年已50餘矣，又值冬天，穿著皮袍子，雞婆鞋，跑又跑不得，急喊：「過路的，與我擋住！」問之才（知）是學山欠錢不付，無錢辦喪，拖往張家沱滾水，否則赴自井分縣喊冤。我父問明所欠若干，即說：「此款由我墊出，喪事辦畢再說。」世興等此舉，全是韞山公主張，我父不知。一日同韞山公在匯柴口吃茶，談及此事，我父說：「世興等對於叔祖，敢於這樣侮辱，真是逆倫。」韞山公厲聲曰：「怎麼是逆倫？學山欠嫂子之錢不付，世興等開棺大呼『阿婆』，是替死者索帳，這是嫂子向他要錢，不是侄孫向他要錢，湯放桀，武王伐紂，孟子都不認為臣弒君，世興怎麼是逆倫？」我父說道：「么叔，這章書，不是這樣講的，孟子雖然這樣說，但仍朱子注這章書曾說：『必要有桀紂之暴，又要有湯武之仁，才不算臣弒君。』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學山無桀紂之暴，世興等無湯武之仁，怎麼不是逆倫？」韞山公是飽學先生，被我父問得啞口無言，站起來，給我父兩耳光，說道：「胡說！」我父常對我說：「偏偏這章書，我是下細看過，道理我也下細想過，所以么公被我問窮了。」[5]　　李高仁大概沒有想到，他這種敢於質疑一切人的秉性在他的兒子李宗吾身上得到了一脈相傳。李高仁畢竟是鄉野中人，所能辯駁質疑的不過是韞山公這樣在鄉里之間的飽學先生。李宗吾走得則要更遠，到了後來，他不但敢於質疑自己的父親，而且推而廣之，懷疑起古往今來的聖人了。他的《厚黑學》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則是這樣懷疑的結果。但是如果據此說李宗吾的思想完全來自於其父，則未免誇大了李高仁的作用，李宗吾後來的一切思想，跟他在炳文書院以及四川高等學堂遇到一批早年即投身革 命的同學關聯莫大，同時也跟當時思想史的變遷存在一種隱秘而又曲折的聯繫。然而，李高仁言傳身教的潛移默化作用，也不可小視。同時，李宗吾成長於鄉野之間，根植於鄉野之間的民間文化心理也對李宗吾起了不小的影響。（注釋1）注釋1在《迂老自述》中，李宗吾曾經提到鄰居家的一幅對聯對他產生過影響，那幅對聯云：觀書當自出見解，處世要善體人情。[1][2][3][4][5] 李宗吾：《迂老自述》，載《李宗吾雜文經典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李宗吾的早期交往------------在私塾時代，農家子弟若要出人頭地，大概只有讀書走科舉之路，但是時代並沒有給李宗吾這樣的機會。如果歷史可以假設，我們可以假想：李宗吾循規蹈矩地沿著科舉之路走下去會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結果恐怕並不好說，從李宗吾自身的因素來看，他的身上蘊含了太多離經叛道的因子。在北京城上演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之時，李宗吾還在偏遠之地的自流井三台書院無從知曉，不過在第二年他進入炳文書院之後，維新思想已經風行天下，歐風西雨已經開始在神州大地上發生影響了。炳文書院雖然依然是傳統的書院，但是書院的門牆卻擋不住思想的傳播。在這段時期李宗吾究竟受了多少大時代思潮的洗禮，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在他後來刊行的《心理與力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明顯影響：心理、力學這樣的新名詞姑且不說，單說文中引用達爾文、克魯泡特金之輩的思想，則絕對是歐風西雨進入中土之後的結果。　　不過在炳文書院以及稍後的四川高等學堂，給了李宗吾最直接的影響的，還是那些與他朝夕相處的士子和同學。當時大清王朝已是末世，李宗吾的同學當中當時已經有不少人在思想中潛伏了革 命的種子，從為數不多的文獻當中，我們現今可以知道的有雷鐵厓、雷民心兄弟，廖緒初、張易吾、謝偉虎、李小亭、張列五、王簡恆、謝綬青、楊澤溥等人。李宗吾發表厚黑學後，世人不識李宗吾真實面目，誤以為其人也如其文一般又「黑」又「厚」。但是從李宗吾這些相互期許的朋友身上，我們可以推測李宗吾的為人。在李宗吾生前，曾經撰文寫過廖緒初、王簡恆、謝綬青、楊澤溥等人，在此不說（見附錄）。對於其他人，我們可以在張默生撰寫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傳》中，找到一些痕迹，摘抄如下：　　鐵厓後留學日本，同屏山鄧亞琛等，在東京辦鵑聲報，時在民報上發表文字，又同張荔丹入南社做詩人，更在南洋光華等報社任主筆，極力鼓吹革 命，頗得華僑信仰。後來因不滿意於革 命同志所為，就跑到西湖白雲庵去做和尚，曾屢為宗吾來信，附有許多詩篇，滿腔悲憤，痛不可遏；他要求宗吾和他的詩，宗吾是不喜歡作詩的，但也勉強和了他數首，其中有用杜工部昭君詠原韻的一首，云：　　「空街斜月鎖柴門，老屋荒煙繞半村。四野雞聲孤劍嘯，中宵蝶夢一燈昏。秦庭笑灑荊軻血，蜀國哀啼望帝魂。　　青史有名甘白刃，流芳遺臭且無論。」　　旋得他複信，對於末二句，大發議論，歷敘在西湖的狀況，又言患病，極盡潦倒抑鬱之苦，信中有云：「……循錢塘江……至岳王墳……見古柏南枝，則又長吁而返。……病中窮鬼，視錢如命，何來宵小，竊我青蚨！……古佛無言，寂坐上方，吹燈就枕，夢我黃梁。」此時他已經入瘋狂狀態了。一次川籍留日學生歸國，同鄉餞別，正在歡呼痛飲時，他忽然放聲大哭，向眾人叩頭道：「請諸君不要這樣高興，現在國勢……希望……」又泣不成語，鬧得眾人不歡而散。辛亥革 命成功，南京開會追悼黃花崗烈士，他又作詩，中有句云：「高牙大纛將軍幕，荒草斜陽烈士墳！」終以瘋狂而死。死前，曾至自井故鄉，手中抱一酒瓶，且走且飲，見舊日熟人即問：「你做不做官？哈哈哈！」其狂態可以想見。死後，南京政府因他以文字鼓吹革 命，其功甚大，正議從厚撫恤；不意某君起而反對說：「他跑到西湖做和尚，這就叫做不革 命！」因此，僅得恤金三千元，為其子女學費了事。宗吾說：「此君想即是高牙大纛的將軍了。」[1]張默生撰寫的《厚黑教主傳》，很多材料來自於李宗吾的口述，上面所引從口吻推測，當是李宗吾口述後經張默生整理的。這可以和在隨後所引的關於其他人物的描述加以對照。值得注意的是，李宗吾單單挑出雷鐵厓的這一段軼事，其中包含了他對辛亥革 命的看法。這段史料，研究辛亥革 命的學者少有徵引，是因為歷史從來都要經過意識形態的修飾，難以留下真實的痕迹。不過這離這本小書的主題相離太遠，在此不加展開。　　張易吾也是自流井人，惟他的事迹不詳，但知他後為山東高等審判廳廳長，即在廳長任內，以勾通革 命的罪名，為張宗昌所殺。當審訊時，易吾一語不發，兩手被打得血肉模糊，仍是若無其事；臨刑時，從容就義，面無改色。所以當主事的人，無不眾口一詞地說：「真是一條好漢！」　　謝偉虎，榮昌人，後來一面教書，一面奔走革 命，時常化名，出沒無定。於光緒三十年被捕，解往敘府，發交宜賓縣審問。縣知事趙國奉是翰林出身，品學兼優，很想為偉虎開脫，審問時屢次暗示他，說道：「你的事，大約是那樣吧？……」他回答道：「不是，是這樣的……」直供不諱，卒定斬罪。趙知事臨斬回來，走進二堂，把頂帽取下去了，很憤慨的說：「這種人才，都拿來問斬，國家還幹什麼，這個官我不做了！」　　李小亭，宜賓人，與宗吾為同榜秀才，後追隨國父奔走革 命，聯俄容共，曾參預機要。[2]雷鐵厓、張易吾、謝偉虎、李小亭都是李宗吾在炳文書院時代的同學。李宗吾在那段時期的事迹已無法可考，但是從這些人比較模糊的事迹當中，我們依稀可以想像炳文書院時代的李宗吾是如何和這些朋伴相互期許的。在他所撰寫的其他友人的小傳中，我們也可以推想處在革 命大時代洪流中的李宗吾一步步從懷有經邦濟世理想的青年走向厚黑教主的歷程。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李宗吾為他的友人們寫下小傳這件事情，顯示了李宗吾其實在內心深處掩藏的歷史情懷和情結：在他的內心深處，也許在期許能有人為他做一些這方面的工作，作為思想家，他絕對不願意做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但是無奈的是他不在正統學界，他的思想無法通過弟子的傳承而留世。[1] [2]張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思想獨立：不宗聖人宗自己（1）------------在炳文書院時代，李宗吾與同學朝夕磨礪，雖然已經出現思想上獨立的萌芽，不過處於轉朝換代之際，人的思想終究還是會被當時的環境以及現實羈絆，特立獨行的李宗吾在這方面也未能免俗。不過考慮到大名鼎鼎的陳獨秀也曾經是讀四書五經前清秀才，李宗吾的道路也在情理之中。光緒二十七年（1900年），李宗吾考取秀才，第二年赴四川補行恩正兩科鄉試。八股時代的秀才，這幾乎成了李宗吾一生的底色。《厚黑學》的最初面目，就是八股文章。後來李宗吾以《厚黑學》得享大名之後，在成都的《華西日報》發表《厚黑叢話》，還是說及《厚黑學》源於八股，在他貌似調侃的語言中，我們不知道李宗吾到底是何樣的心境。（見注釋1）改朝換代之際，雖然會有一些先進的士大夫知識者具有新的思想、觀念、議論和主張，不過這些思想及主張也僅僅停留在理智認識水平，也遠遠沒有構成真正的心態變化。這一觀點，李澤厚曾經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提出，李澤厚在那篇文章中接著說：「儘管這批第一代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個人主義，但他們的心態並不是西方近現代的個體主義，而仍然是自屈原開始的中國傳統的繼承，在中國這一代近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身上所體現的，倒正是士大夫傳統光芒的最後照耀。」[1]說李宗吾是中國最後一代的士大夫也許並不確切，但是李宗吾的心態卻無疑是屬於中國最後的士大夫。只不過深處偏遠的李宗吾一直沒有機會進入到那個階層罷了。然而，按照上個世紀知識分子的代際劃分，說李宗吾是中國二十世紀繼康梁第一代知識分子之後第二代知識分子（陳獨秀胡適等人）之前重要的一員，應該不算過分，所以，用李澤厚的說法去體察李宗吾的心境，到不乏為一把有效的鑰匙。李宗吾之所以不見於後世學者的筆端而成為思想史上的思想者，前面已有論及，不再多說。應該注意的是，李宗吾在上個世紀第二代知識分子中是與別人迥然不同的一位，如果按照另一種眼光，從李宗吾作為開端，甚至可以寫出另一種思想史。　　如果說在炳文書院李宗吾還僅僅出於思想獨立的萌芽，那麼到了四川高等學堂，李宗吾獨立的思想意識已經開始衝破當時思想的藩籬，開始起飛了。在李宗吾考取秀才的第三年，光緒二十九年（1902年），李宗吾和雷民心一起考取了四川高等學堂，因為該校總理胡雨嵐去日本考察，學校推遲了一年開辦。及至光緒二十九年冬（1902年11月），高等學堂開辦，李宗吾才到了四川高等學堂赴學。　　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學堂一共學習了四年，對於初入學的情況，張默生在《厚黑教主李宗吾》傳中這樣敘述：　　「校中設甲乙兩班，三年畢業，附設速成師範一班，一年半畢業。優級理課師範一班，四年畢業，宗吾就是入這一班。這一班是由中西算學館的學生，及其他曾經學過算學者加以考試編成的，共選取32名。宗吾雖取入是班，其實他並未從師範學過算學。在家庭中，他曾學過『七盤青』『斤求兩』之類；從劉七老師讀書時代，他曾買了一部中國舊式算學書，其中有九章演算法及開方等，他也逐一研究過。但都是珠算，而非筆算。在炳文書院時代，才買了一部筆算書，叫做數學啟發，自行研究，全部都已瞭然。他在鄉間同雷氏兄弟等共同讀書時，又買了一部中西算學大成，及其他講代數的書來研究，這是未入學堂以前自修的情形。那時懂得算學的人很少，凡是理科師範班者，眾人皆刮目相待。他附省鄉試時，見中西算學館的學生，把代數備旨和代形合參中，有問題而無答案的，解釋出來，刊印發賣，心中非常羨慕。及入高等學堂，竟得與這些人同班，真是無限的高興。」[2]李宗吾在高等學堂受到的這些西方科學教育，對他後來的厚黑學無疑起了影響，這種影響，與其說思想性的，毋寧說是學理性的。這些數學上的訓練，對於邏輯的培養無疑具有直接的作用，之後李宗吾撰寫《厚黑學》，雖然有繁亂拖沓之處，但是邏輯始終清楚，與這段教育當不無關係。　　不過，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學堂受到最重要的影響並非這些數理邏輯，而是思想獨立的理念。說起來還是一段有意思的故事。李宗吾在民國二十四年成都的《華西日報》開設的《厚黑叢話》中曾有提及，語言雖然繁亂，但頗能顯示當時的情景，抄之如下：　　及入高等學堂，第一次上講堂，日本教習池永先生演說道：「操學問，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師。教育二字，在英文為Education，照字義是『引出』之意。世間一切學問，俱是我腦中所固有，教師不過『引之使出』而已，並不是拿一種學問來，按入學生腦筋內。如果學問是教師給與學生的，則是等於此桶水傾入彼桶，只有越傾越少的，學生只有不如先生的。而學生每每有勝過先生者，即是由於學問是各人腦中的固有的原故。腦如一個囊，中貯許多物，教師把囊口打開，學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他這種演說，恰與宗吾二字冥合，於我印象很深，覺得這種說法，比朱子所說「學之為言效也」精深得多。後來我學英文，把字根一查，果然不錯。池永先生這個演說，於我發明厚黑學有很大的影響。我近來讀報章，看見日本二字就刺眼，凡是日本人的名字，都覺得討厭，獨有池永先生，我始終是敬佩的。他那種和藹可親的樣子，至今還常在我腦中。我在學堂時，把教習口授的寫在一個副本上，書面大書「固囊」二字。許多同學不解，問我是何意義？我說：並無意義，是隨便寫的。這固囊二字，我自己不說明，恐怕後來的考古家，考過一百年，也考不出來。」固囊者，腦是一個囊，副本上所寫，皆囊中固有之物也。」題此二字，聊當座右銘。[3]　　這段故事，對於李宗吾之後發明厚黑學有很大影響，這是後話。在這裡我要接著說的是，在四川高等學堂李宗吾已經開始樹起思想獨立的旗幟了。這種思想獨立比起始終身處學界中心的二十世紀前三代知識分子尤為難能可貴之處在於：當知識界相當多的人都在談「獨立性」，都在號稱「獨立思考」，以至「獨立」已經成為一個流行詞、口頭禪的時候，「獨立」已經異化，已經恰恰成為隨俗。真正的獨立又一個簡單的標誌，就是你周圍的人不贊同你，包括你的導師、學生。而現今主張獨立的知識分子卻在精神上極度依賴那個主張獨立的不小的圈子。對於這一點保持一定程度的懷疑與自省，才能做到真正的獨立。[4]客觀地說，李宗吾未必不想躋身於當時那個小圈子，但是歷史沒有給他機會，這反而造就了徹底獨立的李宗吾。他把自己原來的名字改為李宗吾，便是此意。　　關於改名，李宗吾在《厚黑叢話》中這樣敘述道：　　我本來是孔子信徒，小的時候，父親與我命的名，我嫌它不好，見《禮記》上孔子說：「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表示信從孔子之意。光緒癸卯年冬，四川高等學堂開堂，我從自流井赴成都，與友人雷（上龍下言）皆同路，每日步行百里，途中無事，縱談時局，並尋些經史來討論。皆有他的感想，就改字鐵崖。我覺得儒教不能滿我之意，心想與其宗孔子，不如宗我自己，因改字宗吾。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獨立之旗幟。今年歲在乙亥，不覺已整整的32年了。自從改字宗吾後，讀一切經史，覺得破綻百出，是為發明厚黑學之起點。[5]------------思想獨立：不宗聖人宗自己（2）------------對於宗吾這兩個字，李宗吾解釋說：「我主張思想獨立，揭出宗吾二字，以為標幟，一切道理，經我心考慮而過。認為對的即說出，不管人曾否說過。如果自己已經認為是對的了，因古人曾經說過，我就別創異說，求逃出古人範圍。則是：非對古人立異，乃是對我自己立異，是為以吾叛吾，不得謂之宗吾。孔子也、荀子也、告子也、老子也、釋迦也，甚至村言俗語，與夫其他等等也，合一爐而冶之，無畛域，無門戶，一一以我心衡之，是謂宗吾。 」[6]　　隨後他進一步解釋說：　　「宗吾者，主見之謂也。我見為是者則是之，我見為非者則非之。前日之我以為是，今日之我以為非，則以今日之我為主。如或回護前日之我，則今日之我，為前日之我之奴，是曰奴見，非主見，仍不得謂之宗吾。」 [7]　　李宗吾改名時正在四川高等學堂學習，這也正好說明了來自西風歐雨的教育，使當時的知識分子衝出了傳統的樊籬，敢於打破前人之言，從古代聖賢之言的桎梏中得以解脫出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正是來自西風歐雨的教育，或多或少地賦予了李宗吾思想獨立的因子，在李宗吾的思想發展歷程中，這段在新式學堂接受教育的經歷，其作用無疑是一劑催發李宗吾思想獨立的催化劑。　　注釋1：李宗吾在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於成都《華西日報》上發表的厚黑叢話中說：拙著《宗吾臆談》，流傳至北平，去歲有人把《厚黑學》抽出翻印，向舍侄徵求同意，並說道：「你家伯父是八股出身，而今凡事都該歐化，他老人家那套筆墨，是在來不得。等我們與他改過，意思不變更他的，只改為新式筆法就是了。」我聞之，立發航信說道：「孔子手著的《春秋》，旁人可改一字嗎？他們只知道我筆墨像八股，殊不知我那部《厚黑學》，思想之途徑，內容之組織，完全是八股的方式，特非老於八股者，看不出來。宋朝一代講理學，出了文天祥、陸秀夫諸人來結局，一般人都說為理學生色。明清兩代以八股取士，出了個厚黑教主來結局，可為八股生色。我的厚黑哲理，完全從八股中出來，算是真正的國粹。我還希望保存國粹的先生」），由厚黑學而上溯八股，僅僅筆墨上帶點八股氣，你們都容不過嗎？要翻印，就要照原文一字不改，否則不必翻印。」哪知後來書印出來，還是與我改了些。特此聲明，北平出版的《厚黑學》是贗本，以免貽誤後學。）[1] 李澤厚：《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文藝一瞥》，載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 張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3][5]李宗吾：《厚黑叢話》，載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4] 參見孔慶東《獨立性：堅持與懷疑》，載《方法》雜誌，1999年第2期　　[6][7] 李宗吾：《厚黑叢話》，載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發表厚黑學自稱厚黑教主（1）------------自從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學堂聽日本教習池永的演講之後，無論老師再講什麼東西，他都採用「引而出之」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用之於社會科學問題不大，用之自然科學，在當時歐風細雨進入之初，國人頭腦沒有什麼科學概念，也沒有科學實驗手段的條件下無疑於緣木求魚。張默生在《厚黑教主李宗吾傳》中這樣寫道：「哪知他這樣去工作，真等於王陽明格竹子，幹了許久，毫無所得。」確信自己一生與科學無緣之後，毫無所得的李宗吾最終放棄了「格物致知」，轉向了中國傳統文化。於是在四川高等學校的最後兩年，李宗吾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閱讀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有關書籍上面。李宗吾認為，很多的學科都是可以自修而通，按著鐘點上課的制度，實在無聊。有了這樣的經歷，埋下了他後來在《教育制之商榷》中想要改革學制的思路，不過，《教育制之商榷》中的思路，更直接的來源應該是李宗吾置身教育之後通過考察得來的經驗，這一點會在稍後的章節中專門敘述。自從李宗吾把名字從李宗儒改為宗吾，決心揭起思想獨立的大旗，他腦子中已經開始有了厚黑思想。[1]後兩年的閱讀，不過是在學理上進一步的完善。不過，那段時期，「厚黑」兩字雖然在李宗吾頭腦中醞釀，但是也僅僅是呼之欲出而未出。李宗吾當時的同學中，不少人都參與了同盟會，其中張列五更是四川同盟會的領袖。在高等學堂時期，李宗吾曾經和同學十數人創辦了敘屬中學（李宗吾參與創辦敘屬中學的經歷詳見第十二章），實際上就是四川省的革 命機關，當時的秘密文件，都是在敘述中學油印發布。李宗吾那時腦子裡既然已經開始醞釀厚黑思想，就常常和張列五一起討論辦事（即革 命）究竟能不能用權術。在張默生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傳》中對此曾經有過描述：　　列五說：「辦事應從正當的路做去，萬一正路走不通，也可參用權術，但有一定的界限。」宗吾問：「什麼界限？」列五說：「事過之後，公開出來，眾人都能見諒，甚或受了權術的人，也能相諒，這樣的權術，就可以用；如果公開不得，寧肯失敗，不可妄用。」[2]　　張列五也看出李宗吾有些本事，就對他說：「君才智過人，實余之左右手，一旦革 命軍起，預定要你帶一支子弟兵。從今起，你要先做好思想備……」[3]李宗吾聽了，更是用心鑽研起做英雄豪傑的訣竅來。這番談話，無疑是厚黑學產生的催化劑。不過厚黑學從孕育到萌芽，中間還間隔了幾年的時間。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年底，李宗吾在高等學堂以最優等畢業，即將沒落的大清朝廷還獎了他一名舉人。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及宣統元年（1909年），李宗吾在富順中學作教習。二年及三年，改任富順中學的監督（即校長）。不經然的一件小事，終於把李宗吾頭腦中的厚黑學引發了出來。當時李宗吾的寢室在一幢三開間的右端，左端為該校的教務主任，姓張。兩壁都是竹笆夾糊的，所以並不隔音。一日夜裡，不知道張教務主任有什麼心事，時至半夜張室中還不時有長吁短嘆之聲，李宗吾心中疑惑，又不好多問，只好在旁邊的屋子躺著等待那位張教務主任平息下來。最後終於聽到張拍案大呼一聲：「當今之世，非臉皮厚，心子黑不可！」[4]大呼過後，張平息下來，這次難以入睡的卻變成了李宗吾。張無意中一句氣憤地話，竟然點出了李宗吾心中孕育幾年而未得的厚黑學。李宗吾把三國中的曹操、劉備、孫權諸人拿來驗證，不禁捶床而起：「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所謂英雄豪傑，不外面厚心黑而已！」這厚黑兩字一經觸發出來，李宗吾觸類旁通，再拿二十四史來一一驗證，竟然也可以一以貫之。李宗吾後來在《厚黑從話》中描述當時的心情：「那一夜，我終夜不寐，心中非常愉快，儼然像王陽明在龍場驛大徹大悟，發明格物致知之理一樣。」[5]　　李宗吾發明厚黑學之後，並沒有完全的自信，當時他的同學中以王簡恆辦事才能最高，被雷民心譽為「大辦事家」。李宗吾就拿自己發明的厚黑學和王探討。王簡恆聽後勸告李宗吾說：「李宗吾，你說的道理，一點不錯。但我要忠告你，這些話，切不可拿在口頭說，更不可見諸文字。你儘管照你發明的道理埋頭做去，包你干許多事，成一個偉大人物。你如果在口頭或文字上發表了，不但終身一事無成，反有種種不利。」雷民心也說這種道理是「做得說不得」。於是李宗吾就按下了發表的想法。辛亥革 命中，重慶、成都紛紛獨立，各自成立軍政府，後又實行合併。1911年11月22日，同盟會重慶支部通電全國，宣布重慶獨立，成立蜀軍政府。年底，蜀軍政府同意成都同盟會員提出的成渝合併建議。1912年，蜀軍政府就四川軍政府來電提出的五項統一條件複電成都方面，表示贊同四川統一。1月中旬開始，雙邊就兩個軍政府合併問題談判。1月27日簽署合併草約，確定成都為全省政治中心，在重慶設立軍事重鎮——重慶鎮撫府，領兵一鎮，直隸全省軍政府，由重慶蜀軍政府具體組織。2月2日，《成都四川軍政府、重慶蜀軍政府協議合併草約》正式生效。2月12日，重慶蜀軍政府都督張培爵離開重慶前往成都，途中主動推舉四川軍政府尹昌衡為四川正都督，自己居副都督之職位。3月11日，中華民國四川都督府正式成立，尹昌衡為都督，張培爵為副都督，夏之時任重慶鎮撫府總長。四川宣告統一。這段史實，便是李宗吾在厚黑學叢話中說到的「辛亥十月，張列五在重慶獨立，任蜀軍政府都督，成渝合併，任四川副都督，嗣改民政部長。」其中的張培爵就是李宗吾說到的張列五，那些老革 命黨對於李宗吾影響到底有多麼大，在沒有發現具體的材料之前，現在還不好說，不過李宗吾和早期革 命黨員的交往是值得注意的，以張列五、雷鐵厓等人為主的革 命黨團體，無疑對李宗吾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張列五在出任民政部長之後，在四川設了一個審計院，最初擬任廖旭初為院長，廖旭初堅辭不就，於是改任他人而以廖旭初為次長。李宗吾則為第三科科長。------------發表厚黑學自稱厚黑教主（2）------------就任科長之前，李宗吾到了成都，和一幫昔日同學都住在成都《公論日報》報社裡面。眾人都知道李宗吾發明了一種厚黑學，此時便慫恿他把厚黑學形成文字。當時被稱為「廖大聖人」的廖緒初和他說：「如果你寫出來我還可以為你做一篇序」。當時民國初成，1911年的辛亥革 命掃蕩了中華帝國可見的政治結構，但是並沒有在實質上觸動幾千年來中華帝國賴以建立的不可見的基礎。雖然如此，畢竟是有了新的氣象，李宗吾也覺得，「事事革新，應該有一種新學說出現」。[6]於是李宗吾開始逐日寫去，《厚黑學》終於成文了。不過最初的厚黑學並不像後來流傳的各種版本，也沒有所謂的厚黑經和厚黑傳習錄，而是一篇文言文體的文章，其中不少句式都是套用的儒家經典的句式，由此也可看出李宗吾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時，傳統文化的基因沒有完全消除貽盡。這篇文言文體在李宗吾所有文章為唯一一篇，以後的各種厚黑學著作以及1949年之後坊間各種粗製濫造的厚黑學，均以此為藍本，茲抄錄如下：「吾自讀書識字以來，見古之享大名膺厚實者，心竊異之。欲究其致此之由，渺不可得：求之六經群史，茫然也；求之諸子百家，茫然也；以為古人必有不傳之秘，特吾人賦性愚魯，莫之能識耳。窮索冥搜，忘寢與食，如是者有年。偶閱三國志，而始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三國英雄，曹操其首也，曹逼天子，弒皇后，糧罄而殺主者，晝寢而殺幸姬，他如呂伯奢、孔融、楊修、董承付完輩，無不一一屠戮，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其心之黑亦云至矣。次於操者為劉備，備依曹操、依呂布、依袁紹、依劉表、依孫權，東竄西走，寄人籬下，恬不知恥，而稗史所記生平善哭之狀，尚不計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矣。又次則為孫權，權殺關羽，其心黑矣，而旋即講和，權臣曹丕，其面厚矣，而旋即與絕，則優有未盡黑未盡厚者在也。總而言之，曹之心至黑，備之面至厚，權之面與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故曹操深於黑學者也；劉備深於厚學者也；孫權與厚黑二者，或出焉，或入焉，黑不如操，而厚亦不如備。之三子，皆英雄也，各出所學，爭為雄長，天下於是乎三分。迨後，三子相繼而歿，司馬氏父子乘時崛起，奄有眾長，巾幗之遺而能受之，孤兒寡母而忍欺之，蓋受曹劉諸人孕育陶鑄，而及其大成者，三分之天下，雖欲不混一於司馬氏不得也。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率師北伐，志決身殲，卒不能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王佐之才，固非厚黑名家之敵哉！」吾於是返而求之群籍，則響所疑者，無不渙然冰釋。既以漢初言之，項羽喑啞叱吒，千人皆廢，身死東城，為天下笑，亦由面不厚，心不黑，自速其亡，非有他也。鴻門之宴，從范增計，不過舉手之勞，而太祖高皇帝之稱，羽已安坐而享之矣；而乃徘徊不決，俾沛公乘間逸去。垓下之敗，亭長機船以待，羽則曰：籍與八千江東弟子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總彼不言，籍獨不愧乎於心乎？噫，羽誤矣！人心不同，人面亦異，不一審他人所操之術，而曰此天亡我，非占之罪也，其不謬哉？沛公之黑，由於天縱，推孝惠於車前，分杯羹於俎上，韓彭菹醢，兔死狗烹，獨斷與心，從容中道。至其厚學，則得自張良，良之師曰圯上老人，良進履受書，頓悟妙諦，老人以王者師期之。良為他人言，皆不省，獨沛公善之，盡得其傳。項王忿與挑戰，則笑而謝之；酈生則其倨見長者，則其而延之上坐；韓信乘其困於滎陽，求為假王以鎮齊，亦始怒之，而終忍之；自非深造有得，胡能豁達大度若是？至呂后私辟陽侯，佯為不知，尤其顯焉者。彼其得天既厚，學養復深，於流俗所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廓而清之，翦滅群雄，傳祚四百餘載，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楚漢之際，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歸於敗者，韓信是也。胯下之辱，信能忍之，其厚學非不憂也。後為齊王，果聽蒯通說，其貴誠不可言。奈何（左心右卷）（）於解衣推食之私情，貿然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長樂鍾室，身首異處，夷及三族，有以也。楚漢之際，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歸於敗者，范增是也。沛公破咸陽，系子嬰，還軍灞上，秋毫無犯，增獨謂其志不在小。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既而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增大怒求去，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夫欲圖大事，怒何為者！增不去，項羽不亡，苟能稍緩須臾，陰乘劉氏之敝，天下事尚可為；而增竟以小不忍，亡其身，復亡其君，人傑固如是乎？　　夫厚黑之為學也，其法至簡，其效至神，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沛公得其全而興漢，司馬得其全而興晉；曹操劉備得其偏，割據稱雄，炫赫一世。韓信范增，其學亦不在曹劉下，不幸遇沛公而失敗，惜哉！然二子雖不善終，能以一得之長，顯名當世，身死之後，得於史傳中列一席地，至今猶津津焉樂道之不衰，則厚黑亦何負於人哉？由三代以迄於今，帝王將相，不可勝數，苟其事之有濟，何一不出於此？書策具在，事實難誣。學者本吾說以求之，自有豁然貫通之妙矣。世之論者，動謂成敗利鈍，其權不操於人，而操於天。不知惟厚惟黑，為人力所能盡。吾人處世，當竭其所能盡之力，以戰勝乎不可必之天。而天降禍於吾也，吾必反躬自省，吾行而未修乎，吾則改圖焉，吾行而已至乎，吾則加勉焉；所造果精，彼蒼自退而聽命。若淺嘗輒止，而歸咎於厚黑之無靈，厚黑豈任受哉？天之生人也，予以面而厚即隨之，予以心而黑即隨之，面與心先天也，厚與黑根於先天者也。自形式觀之，瑰然一面，廣不數寸，藐乎一心，大不盈掬，精而察之，其厚無限，其黑無倫，舉世之富貴功名宮室妻妾衣服輿馬，靡不於此區區間求之自足，造物之妙，誠有不可思議者！人之智慧，有時而窮，人之精神，有時而困，惟田夫厚黑，予生俱生，閱世愈多，其功愈著。得其道者，磨之不薄，洗之不白。面可毀，心可死，而厚黑之靈，亘萬古而不可滅，則知人稟於天者富，而天之愛乎人者篤矣。世之衰也，邪說充盈，真理汩沒，下焉者，誦習感應篇陰（左耳右上少下馬）文，沉迷不返；上焉者，狃於禮義廉恥之習，破碎吾道，彌近理而大亂真。若夫不讀書不識字者，宜乎至性未漓，可與言道矣；乃所謂善男信女，又幻出城隍閻老牛頭馬面刀山劍樹之屬，以懾服之、束縛之，而至道之真，遂隱而不見矣。我有面，我自厚之；我有心，我自黑之，取之裕如，無待於外。鈍根眾生，身有至寶，棄而不用，薄其面而為厚所賊，白其心而為黑所欺，窮蹙終身，一籌莫展，此吾所以嘆息痛恨上叩穹蒼而代訴不平也。雖然，厚黑者，秉彝之良。行之非艱也。愚者行而不著，習而不察；黠者陽假仁義之名，陰行厚黑之實。大道錮蔽，無所遵循，可哀也已！　　有志斯道者，毋忸怩爾色，與厚太忒；毋坦白爾胸懷，與黑違乖。其初也，薄如紙焉，白如乳焉。日進不已，由分而寸而尺而尋丈，乃壘若城垣然。由乳色而灰色而青藍色，乃黯若石炭然。夫此猶其粗焉者耳；善厚者必堅，攻之不破；善黑者有光，悅之者眾。然猶有跡象也：神而明之者，厚而無形，黑而無色，至厚至黑，而常若不厚不黑，此誠詣之至精也。曹劉諸人，尚不足以語此。求諸古之大聖大賢，庶幾一或遇之。吾生也晚，幸窺千古不傳之秘，先覺覺後，捨我其誰？亟發其凡，以告來哲。君子之道，引而不發，躍如也。舉一反三，貴在自悟。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聞吾言而行者眾，則吾道伸；聞吾言而笑者眾，則吾道絀。伸乎絀乎？吾亦任之而已。[7]------------發表厚黑學自稱厚黑教主（3）------------李宗吾把這篇文字寫出來之後，廖緒初果然就為他做了個序，謝綬青隨後也為他做了個跋。廖緒初的序曰：　　「吾友獨尊先生，發明厚黑學，恢詭譎怪，似無端崖；然考之古今中外，驗諸當世大人先生，舉莫能外，誠宇宙間至文哉！世欲業斯學而不得門徑者，當不乏人。特勸先生登諸報端，以饗後學。異日將此理擴而充之，刊為單行本，普渡眾生，同登彼岸，質之獨尊，以為何如？[8]　　民國元年 三月淡然　　謝綬青的跋曰：　　「獨尊先生厚黑學出，論者或以為譏評末俗，可以導人為善；或以為鑿破混沌，可以導人為惡。余則曰：厚黑學無所謂善，無所謂惡，如利刃然，用以誅盜賊則善，用以屠良民則惡，善與惡，何關於刃？用厚黑以為善則為善人，用厚黑以為惡則為惡人，於厚黑無與也。讀者當不以余言為謬。謝綬青跋[9]據曾經和李宗吾接觸較多的孫栢蔚記載：《厚黑學》寫成之後……連續刊登近一個月。一般讀者認為在沉重的精神壓力之下，（讀之）頗感輕鬆解頤。以後又印成單行本，銷售很快，成渝各地書攤販，竟恃它來兜攬生意。宗吾也初不料這種遊戲筆墨竟會不脛而走若此。後來偽當局曾一度禁止印售，但也無效，因各書店竟大批翻印出售以牟利。某星期天，宗吾偶到草堂寺蹓躂，突見一軍官迎面走過來，對他畢恭畢敬地行舉手禮，並說道：「李先生，您恐怕不認識我吧，我正是您的一個忠實信徒啊！」宗吾含笑回答說：「那末，我就成為厚黑教主了，你們二天就給我修座厚黑廟吧！」自此宗吾常自稱「厚黑教主」，而朋友們也竟以「教主」呼之，互相解頤。[10]　　而另一方面，厚黑學一經發表，果然不出王簡恆雷民心諸人所料，讀者為之嘩然。及至李宗吾做了審計院第三科的科長，果然就有人說：「厚黑學果然適用，你看李宗吾公然做起科長官來了。」[11]李宗吾那一幫要好的朋友，於是紛紛勸阻李宗吾不要繼續再在報紙上發表《厚黑學》，李宗吾也聽從了朋友的勸告，打算就此罷手。不料又有人出來說：「你看李宗吾，做了科長官，厚黑學就不登了。」從本性來講，李宗吾本來是個書生氣很重的人，對於官場上的種種齷齪，心裡雖然如明鏡一般，但偏偏就是做不出來。受了這番刺激，李宗吾乾脆又寫了「求官六字真言」和「做官六字真言」拿去在報紙上發表。李宗吾第一次進入肇造不久的民國體制，是在民國元年（1912年），張列五齣任民政部長之後，這一點本章已有提及。其時李宗吾的職務是審計院第三科科長，後來審計院裁撤，財政司又委李宗吾做重慶關監督，李宗吾把委任狀退了回去，堅決不就，後來財政司委託李宗吾的老同學劉公潛去遊說，李宗吾也未就。李宗吾的這一舉動在當時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測：這等肥缺？他為什麼不幹？後來李宗吾被任命為四川官產競買處理處的總經理，李宗吾才應命，不過要求把當時的薪金200元減到120元。李宗吾曾經戲謔地說：「當時我還不知道銀元是用得的，又算害了幼稚病；幸而重慶關的監督沒有就，否則不知還要鬧出什麼笑話。」後來因為種種關係，四川官產競買處理處於民國二年冬（1913年）又遭裁撤。於是李宗吾無官一身輕，打算回老家安首田園。但是這位厚黑教主在任職期間，既不黑，又不厚，也不會中飽私囊，回家時，竟連路費都沒有著落，還是寫信向同鄉陳健人借了50塊銀元。故事就出在這裡。陳健人接到李宗吾的求助信回復到：我現無錢，好在為數不多，特向某某人轉借，湊足50元與你送來。信末還附了一首詩：五十塊錢不為多，借了一坡又一坡。我今專人送與你，格外再送一首歌。沒了官職的李宗吾沒有一點失落感，反而苦中作樂，立即複信：捧讀佳作，大發詩興。奉和一首，敬步原韻，辭達而已，工拙不論。君如不信，有詩為證：厚黑先生手藝多，那怕甑子滾下坡。討口就打蓮花落，放牛我會唱山歌。信發出後，李宗吾還覺得不過癮，又作了一首：大風起兮甑滾坡，收拾行李兮回舊窩，安得猛士兮守砂鍋。　　及至李宗吾走到成都東門至石橋趕船，望見江水滔滔，這位厚黑教主又來了興緻：風蕭蕭兮江水寒，甑子一去兮，不復還。就這樣，兩袖清風的厚黑教主回到了家鄉自流井。回家沒有多久，民國三年正月（1914年），李宗吾再次被起用，涉身教育，一直到民國九年（1920年），經歷了宦海沉浮的李宗吾決意官場，辭職回到老家自流井鑽研他的厚黑學去了。也是在那一年，李宗吾將厚黑學在學理上完善補充，寫下了被吳稚暉譽為「千古不滅之論」的《心理與力學》。[1]李宗吾自己說，自從改字宗吾後，讀一切經史，覺得破綻百出，是為發明厚黑之起點。　　[2]張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3][4][10]孫柏蔚 ：《記李宗吾》 載《李宗吾研究》創刊號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2004　　[5][6][11]李宗吾：《厚黑叢話》 載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7][8][9]轉引自張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厚黑學》發表的時代背景（1）------------李宗吾發布厚黑學，本來是想為「事事革新」的新局面提供一種新思想，這種被他命名為「厚黑學」的思想，如果不戴上道德評判的眼鏡和價值判斷的過濾器，原本可以看作是個人主義的先聲。在李宗吾之前還曾經有一個人提出個人主義的呼喊，那就是梁啟超。維新運動失敗之後，梁啟超亡命日本。在日本期間， 梁啟超「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1]他認識到，在政治制度背後實際有一種更廣的文化支持，具體表現為國民素質或曰國民性。因此，他提出要造就「新民」，並以「中國之新民」作為自己的筆名。為此，他在1902年2月創辦了《新民叢報》，發表了約11 萬字的總題為《新民說》的系列文章，連載四年。在那一系列文章中梁啟超第一個發出了帶有濃烈個人主義色彩的吶喊：「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為我也，利己也，中國古義以為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者也……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為意也。」[2] 「昔中國楊朱以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3]但是現在卻認為這是至理名言。因為「一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為全體之權利；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為一國家之權利思想。故欲養成此思想，必自個人始。人之皆不肯損一毫，則亦誰復敢攖他人之鋒而損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虛言也。」[4]與梁啟超同聲相合的還有維新變法運動的第四位偉大的鼓動者嚴復，嚴復之所以提倡把盎格魯陽—撒克遜的自由主義注入中國政治，就是因為他把它特有的「個人主義」看作推動先進的科學和工業文明運動的的「心力」。當他考察亞當斯密的時候，也是強調個人開明的自利行為藉以有效滿足社會長期經濟需要的功利主義的「無形的手」。[5]隨著1905年革 命黨以及其宣傳刊物《民報》等報刊的興起，維新變法中的諸多人物的「改良」思想顯然不能適應「革 命」的需要並且成為阻礙。「正當改良輿論變得堅定的時候，它開始遭受到一種新的攻擊。1905年以後，改良漸進主義受到了革 命的同盟會的攻擊。」[6]這種攻擊讓嚴、梁等人言論迅速地在主流階層消失了影響，取而代之的則是排滿革 命的聲音甚囂塵上。不過，在反映比較遲緩的民眾層面，嚴、梁的思想顯然還發生著影響，李宗吾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李宗吾一生雖然和梁啟超、嚴復素未謀面，但是他的思想卻受到了嚴、梁的影響，其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一點在稍後的章節中會給出文字的證明，再此不多贅言。中國是個具有深重的傳統文化包袱的國家，這些傳統文化在經過了歷朝歷代的層層篩選之後，把重點落在側重道德評判和價值取向這兩個維度之上的儒家文化之上。不可否認，這種經過篩選的文化因子，在幾千年中國社會進展中曾經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是也在很大限度上限制了中國個人主義的發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如果說維新運動中諸多鼓吹者的言論為辛亥革 命提供了心理基礎，那麼則可以說，在此之後的數年中，他們的聲音在民間依然產生這巨大的迴響，並繼續為之後新文化運動提供了動力，雖然之後的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也許不這麼認為。在七八年之後的新文化運動中，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儒家文化這個沉重的包袱，並企圖通過批判建立起「個體獨立」的文化因子。再一次希望通過文化建設、運用改良的手段來改造社會。比如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在《新青年》4卷2號上發表的《人生真義》寫道：（一） 人生在世，個人是生滅無常的，社會是真實存在的。（二） 社會的文明幸福，是個人造成的，也是個人應該享受的。（三） 社會是個人的集成。除去個人，便沒有社會；所以個人的意義和快樂，是應該尊重的。[7]　　……在同一篇文章中，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接著說：（一） 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過是維持社會不得已的方法，給個人樂生的原意，可以隨著時勢變更的。（二） 個人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賜，也不是聽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賜，何以厚於今人而薄於古人？若是聽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夠一樣呢？[8]不用太多的引用，這位新文化旗手在文章中關於個人主義的表達是多麼清晰！還有李大釗：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個性的解放自由的我，和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介在我和世界中間的國家、階級、族界都是進化的阻礙，生活的煩累，應該逐步廢除。[9]不惟如此，連日後成為中國人民共和國最高領袖的毛澤東，當年對於個人主義也有過相當精確的表達：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觀之道德律；獨立所有者，主觀之道德律也。吾人慾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閉，固不見物也，故客觀之道德律亦系主觀之道德律，而即使世界上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無損於人，而不盡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盡之完之。此等處非以為人也，乃以為己也。[10]　　所以，「個人有無上之價值，有百般之價值，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之價值大於宇宙之價值可也。」[11]這裡說的又是多麼明白？！值得注意的是《厚黑學》發表兩年之後的1914年，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受到易卜生的影響，提出了「健全的個體主義」，他在那篇用英文寫成的演講《易卜生主義》中集中表現了這一思想。四年之後，在根據英文演講所作的同名文章中胡適繼續強調「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並由此過渡到以人格自由獨立、個性價值尊嚴為精神的核心的「救出自己，完善自己」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在那篇文章中，胡適還引用了易卜生尺牘中的語錄來說明自己的觀點：一：「我所期望你的是一種真益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二：「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成鑄造成器。」三：「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四：「須使各人自己充分的發展——這是人類功業的最高一層。」胡適的全面之處在於他同時指出：「要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1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適描寫的當時的時代背景，他說：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13]------------《厚黑學》發表的時代背景（2）------------這樣的社會底色，可以看作是李宗吾發表《厚黑學》的社會背景。那麼，當時的思想界又是一種什麼情況呢，不妨再摘引一段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說的話：　　清朝專制政體和有關傳統觀念、舊有價值的崩潰或動搖，使五四時期的注意中心由前代的船堅炮利（物質工具）和「鼎革之際」的改良、革 命（政治體制）轉移到思想文化上來。數千年「修齊治平」和「天地君親師」的傳統信仰和標準規範不再能維繫人們，知識者在尋求著新的人生信仰、生活依據和精神支柱。這其實也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一直在進行著和具有著的心態模式，它也正是實用理性的傳統心理在近現代的延續實現：用理性追求一種信仰以指導人生和現實活動。[14]　　與之後的論述相比，李宗吾的厚黑學沒有太多的理論色彩和價值層面的敘述，但是綜合起來看，李宗吾的厚黑學和之後諸位先賢的表述可謂說是互為表裡。胡適和新文化運動中的諸多論述都集中在理論上，李宗吾的厚黑學則是實施層面上表達了個人主義的聲音。與諸多藉助於西方語境的個人主義聲音不同的是，李宗吾再一次把老祖宗的思想資源作為自己論證的材料，雖然他沒有明白地提出個人主義這一個詞，我們不妨看看他的表達：　　凡人在社會上做事，總須人己兩利，乃能通行無礙。孔孟的學說，正是此等主張。孔子所說：「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大學》所說：「修齊治平。」孟子所說：「王如好貨，與民同之。」「王如好色，與民同之」等語，都是本著人己兩利的原則立論。叫儒家損人利己，固然絕對不做，就叫他損己利人，他也認為不對。觀於孔子答宰我「井有人焉」之問，和孟子所說「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等語，就可把儒家真精神看出來，此等主張，最為平正通達。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捨去我字，成為損己利人之行為，當然為孔門所不許。[15]　　看了這段表述，厚黑學之為個人主義思潮中的一脈，已經昭然若揭。　　而且，如果把李宗吾的厚黑學中的「厚」視為「隱忍」，「黑」視為「堅毅」，厚黑學未嘗不能視為要求「個性獨立」的先聲，何嘗不是在個性萎靡的時代發出的啟蒙之光？只不過，李宗吾的厚黑學的缺陷在於缺少一個合理的限制，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應該在「法」的框架之內。不過用法律的眼光去評判先人顯然是超越了歷史的語境，當時沒有多少人具備法律眼光。而且，李宗吾的這種啟蒙走在了時代的前面，按照李澤厚先生的說法，二十世紀上半葉，一直處於「啟蒙和救亡的雙重變奏」之中，除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段極短的時間內，啟蒙和救亡並行不悖相得益彰，其他大部分時期，無一例外，都是救亡壓倒啟蒙。李宗吾的思想沒有成為主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與他的敘述方式（過於戲謔）和文化身份（一直處於文化中心之外的邊緣地位），這也是個極為重要的原因。誠如李澤厚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指出的：「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環，都有這種為時代所規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國，這一環就是社會政治問題的討論：燃眉之急的中國近代緊張的民族矛盾和階級鬥爭……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當前急迫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研究討論和實踐活動中。」[16]在辛亥革 命以及之後中國動蕩不安的局面這個巨大的背景之下，李宗吾的啟蒙之聲顯得是那麼微弱，以至於被淹沒了。富有意味的是，李宗吾的這種思想，原本就是「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當前急迫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研究討論和實踐活動中」的結果，是因為身邊諸多投身革 命的朋伴相互探討而激發出來的，這一點在前面已經有過論述，只不過，李宗吾走的太遠了，甚至和當時辛亥革 命的最高領袖孫中山的思想都發生了衝突。還得抄書，才能說明李宗吾的思想是怎麼和當時的時代發生衝突的：　　戊戌前王照曾勸康有為先辦教育培養人才再搞變法改革，康有為回答說，局勢嚴重，來不及了。辛亥前嚴復在倫敦遇到孫中山，嚴也勸孫中山先辦教育，孫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一萬年太久，來不及了。康有為是主張興民權開議院的，但在戊戌變法的當口，卻相反地強調要尊君權，要求光緒皇帝獨攬大權實行變法。孫中山是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的，但他晚年卻反覆強調，「……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萬不可再用到個人身上去，要用到國家身上去。個人不可太自由，國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將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國家。在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了自己」，「如果時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氣，便是離事實太遠，和人民沒有切膚之痛。他們便沒有感覺，沒有感覺，一定不來符合。」[17]　　這是思想家和執行家之間的區別，思想家著眼的是長遠，執行家著眼的是當下。李宗吾最初走的本來是執行家的路數（參加革 命），但是他身上的知識分子的氣質卻讓他走到了革 命的前面，以至於對於辛亥革 命也開始有了自己的看法，這一點在本書的第五章曾經提及，不妨參照閱讀。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與稍後幾年中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不同的是，李宗吾這種「個性獨立」的意識，完全脫胎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而新文化運動中的那些知識分子，憑藉的則是西方興起的種種新理論。李宗吾用的是馮友蘭先生所說的「接著講」，新文化運動中的那些知識分子則是「重新講」，不過這種「重新講」是一種割斷了本身傳統的對於「舶來品」的複製，是另外一種「照著講」而已。[1]梁啟超：《三十自述》　　[2][3]梁啟超：《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4]梁啟超：《新民說》 以上均引自《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 [6]參見費正清 編《劍橋中華民國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7][8] 陳獨秀:《人生真義》,載《獨秀文存》頁184,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　　[9] 李大釗：《我與世界》，載《每周評論》，北京，1919年7月7日　　[10] [11]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語》，載《新青年》，北京，1917年4月.,轉引自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12][13] 轉引自《胡適傳論》，胡明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96年　　[14]李澤厚：《記中國現代三次學術論戰》，載《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15]李宗吾《厚黑叢話》載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二月　　[16]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轉引自《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17] 李澤厚《啟蒙和救亡的雙層變奏》載《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重新認識厚黑學（1）------------世人對於李宗吾的評論，大多集中在厚黑學方面，在所有的評論當中，比李宗吾稍晚一個時代的林語堂的評價大概是目前最高的評價。林語堂在評價中說：（李宗吾）著書立說，其言最為詼諧，其意最為沉痛。千古大奸大詐之徒，為鬼為蜮者，在李宗吾筆下燭破其隱。　　世間學說，每每誤人，惟有李宗吾鐵論《厚黑學》不會誤人。知己而又知彼，既知病情，又知藥方，西洋鏡一經拆穿，則牛渚燃犀，百怪畢現，受厚黑之犧牲者必少，實行厚黑者無便宜可占，大詐大奸，亦無施其技矣！於是乎人與人之間，只得「赤誠相見」，英雄豪傑，攘奪爭霸，機詐巧騙，天下攘攘！亦可休矣！亞李之《厚黑學》，有益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讀過中外古今書籍，而沒有讀過李宗吾《厚黑學》者，實人生憾事也！此時此境，我論此學，作此文，豈徒然耶？　　……　　李氏死了。要知李氏發布《厚黑學》，是積極的，並非消極的，不是只嬉笑怒罵而已；對於社會人心，實有「建設性」。旨在「觸破奸詐」，引人入正！……　　……　　大哉孔子！三代以上有聖人，三代下聖人絕了種，怪事也！然則近代之新聖人，其唯發布厚黑學之李宗吾乎！（拍桌）[1]大學者吳稚暉則認為厚黑學為「千古不磨之論」。同樣被視為怪才的台灣作家柏楊則認為厚黑學表現了李宗吾作為「一位蓋世奇才，對日非的世局，其內心的悲憤和痛苦，是如何的沉重。」「李宗吾先生一生為人做事，比柏楊先生不知道高級多少，真可驚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魚鱉蝦蚧的瘡疤，其被圍剿，自在意中。」[2]曾經寫過《厚黑教主李宗吾傳》的張默生則認為李宗吾是「思想界的彗星」。　　以上的評價都是從正面立論，從反面來說的評論則基本上以曹聚仁的觀點為代表，李宗吾去世不久，曹聚仁在一次朋友通信中談到《厚黑學》，曹聚仁說：　　重慶之行，我個人失望之處甚多；而李宗吾厚黑學這部名震一時的著作，使我看了，並無可喜之處，也是一件「大失望」。這類書，不過是別一型的東萊博議，愛用奇兵，專作翻案文章，像是大翻斤斗，其實離不了如來佛的手掌；倒替「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那句話下了註解。明末清初，如李卓吾、金聖嘆都走的這一路子。（應該說李宗吾走的是李卓吾、金聖嘆的路子。）看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做一個開天闢地的大好漢，畢竟落到夾縫中去，進退兩難。這便是英儒培根所說的「洞穴的幻象」。潘菽先生以為李氏的根本毛病在於那種看法有問題。「他僅僅是說要懷疑，但並未說這樣懷疑。要以古為敵，或以古為徒，必須自己穿起相當的武裝，多少要執著一點武器；否則赤手空拳和別人搏鬥起來，雖然也可以把對方打得嘴歪額腫，而自己也不免要打扁了鼻子，打瞎了眼睛。這就是說，亦許自己可以覺得鬥勝了，但其實是泥中斗戰一場。古往今來，多少刑名師爺式的著作，專門在字句里縫裡鑽找，訟師就是這樣產生的」。這話對極了。我可惜沒見李先生的面，不知他的底細。我想：他一定給這部書的成名害了，所以接受不了時代的潮流；他只要懂一點社會科學的常識，一定把這部自以為了不得的書棄之如泥塵了。[3]　　當代學者朱正在自傳中曾經提到他與通過《中學生》雜誌建立筆友關係的一位好友的通信，那位名叫何金銘的筆友在1948年2月12日寫給朱正的信中這樣評價《厚黑學》：　　所提《厚黑學》未看，但名字是知道了的。這位李宗吾先生雖是憤世嫉俗，有所感而作書，但我覺得未免過火了。潑辣的譏諷是不好的，因為這近乎罵街，幽默也未嘗不好，但應該是有所為的，為字背後得藏著把淚，像魯迅先生那樣。否則就跟林語堂打了等號了。要曉得正確的文藝路線是嚴肅的工作，不是幫閑式的吟風弄月，也不是潑婦式的罵街打巷，更不該張家長李家短的有失體統。這話你可贊同？[4]　　朱正在書中沒有說到自己當時對於《厚黑學》的看法，大概跟他的這個筆友的看法類似。不過這封信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1948年，《厚黑學》流傳已經相當廣泛了。所有評價中最差的大概是在莊周的《齊人物論》中，在那篇流傳甚廣的文章中，李宗吾是在莊周評論柏楊時提到的，作者說：柏楊是個典型的嘩眾取寵者。正如《厚黑學》的作者李宗吾是個嘩眾取寵者。世間自有誨淫誨盜者。批判人性陰暗和文化弊端，若不能指明向上一路，那就等於為天性下賤者開墮落啟蒙課。比如《厚黑學》一出，中國人恍然大悟，原來非臉厚心黑就不能恭喜發財，於是競相厚黑。……[5]　　所有這些評價，都沒有落在思想獨立的這個核心 ，莊周先生的評判更幾乎接近於掄起來的大棒。　　筆者在上一章把李宗吾的早期《厚黑學》視為中國本地土壤上生出的個人主義的先聲，作此新論，並非標新立異，也非強作解人。其根據在於，只有按照這種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李宗吾後來的思想發展軌跡，在李宗吾後來的著述中，個人主義、個性獨立的思想已經是呼之欲出，十分明顯。當然，我們不能拿後來的李宗吾來解釋此時（發表厚黑學前後時期）的李宗吾。理解此時的李宗吾，最好還是從此時說起，最有力的證據，當然就是本書第六章中所論述的。還有一點就是李宗吾蘊育於滿清末年而發表於民國十六年（1917年）的《我對聖人之懷疑》一文，李宗吾說，「因為有了這種（指《我對聖人之懷疑》，筆者注）思想，才會發明厚黑學」。[6]而關於「厚」「黑」兩個字的理解，也可以看看李宗吾自己的說法：民國元年，我在成都公論日報社內寫《厚黑學》，有天緒初到我室中，見案上寫有一段文字：「楚漢之際，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歸於敗者，韓信是也。……楚漢之際，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歸於敗者，范增是也。……」緒初把我的稿子讀了一遍，轉來把韓信這一段反覆讀之，默然不語，長嘆一聲而去。我心想道：「這就奇了，韓信厚有餘而黑不足，范增黑有餘而厚不足，我原是二者對舉，他怎麼獨有契於韓信這一段？」我下細思之，才知緒初正是厚有餘而黑不足的人。他是盛德夫子，叫他忍氣，是做得來，叫他做狠心的事，他做不來。患寒病的人，吃著滾水很舒服；患熱病的人，吃著冷水很舒服；緒初所缺乏者，正是一黑字，韓信一段，是他對症良藥，故不知不覺，深有感觸。[7]------------重新認識厚黑學（2）------------還有一段：在審計院時，緒初寢室與我相連，有一日下半天，聽見緒初在室內拍桌大罵，聲震屋瓦，我出室來看，見某君倉皇奔出，緒初追而罵之：「你這個狗東西！混帳……直追至大門而止（此君在緒初辦旅省敘屬中學時曾當教職員）。緒初轉來，看見我，隨入我室中坐下，氣忿忿道：「某人，真正豈有此理！」我問何事，緒初道：「他初向我說：某人可當知事，請我向列五介紹。我唯唯否否應之。他說：『事如成了，願送先生四百銀子。』我桌子上一巴掌道：『胡說！這些話，都可拿來向我說嗎？』他站起來就走，說道：『算了，算了，不說算了。』我氣他不過，追去罵他一頓。」我說：「你不替他說就是了，何必為此已甚。」緒初道：這宗人，你不傷他的臉，將來不知還要幹些甚麼事。我非對列五說不可，免得用著這種人出去害人。」此雖尋常小事，在厚黑學上卻含有甚深的哲理。我批評緒初「厚有餘而黑不足」，叫他忍氣是做得來，叫他做狠心的事做不來，何以此事忍不得氣？其對待某君，未免太狠，竟自侵入黑字範圍，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反覆研究，就發見一條重要公例。公例是什麼呢？厚黑二者，是一物體之兩方面，凡黑到極點者，未有不能厚，厚到極點者，未有不能黑。舉例言之：曹操之心至黑，而陳琳作檄，居然容他得過，則未嘗不能厚；劉備之面至厚，劉璋推誠相待，忽然舉兵滅之，則未嘗不能黑。我們同輩中講到厚字，既公推緒初為第一，所以他逃不出這個公例。[8]從這兩段可以看出，把厚黑理解為「隱忍」和「堅毅」，應該是不錯的。可惜的是，李宗吾這一個人主義的思想脈絡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承，倒是胡適，在1930年所寫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重新提到了「個人主義」：「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更著名的是下面這段：「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樣的話，算是為「個人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保存了一線生機。關於「個人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發展，李澤厚在《告別革 命》中曾經有過一個專節的介紹，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自己找來看看，在此不多贅引。後世多有論及李宗吾的厚黑學者，無論褒貶，大多隔靴搔癢，不得門徑。需要指出的是，所有以上所引的評論，都不是針對第七章中所引的文言版的《厚黑學》，而是後來李宗吾在《華西日報》發表白話版的《厚黑從論》，「厚黑學」成為一時之新名詞之後，之所以把這些評論在這一章會結，是因為之後李宗吾後來的「厚黑思想」完全發端於此（指民國初年李宗吾發表的文言版《厚黑學》），而這些評論所針對的，又都是李宗吾的「厚黑思想」。[1]林語堂：評李宗吾《厚黑學》轉引自《李宗吾雜文經典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　　[2] 柏楊：談《厚黑學》 轉引自李宗吾著 《厚黑大全》，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2003　　[3] 曹聚仁：《曹聚仁文選》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4] 朱正：《小書生大時代——朱正口述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5] 莊周：《齊人物論》，原載《書屋》2000年第9期　　[6]李宗吾：《厚黑叢話》載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7][8]李宗吾：《厚黑叢話》載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我對聖人之懷疑：現代疑古的先驅（1）------------《我對聖人之懷疑》是李宗吾發表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的一篇文章，據李宗吾自己講這篇文章寫於《厚黑學》發表之後不久，但一直到民國十六年從未發表過。（注釋1）　　李宗吾在這篇文章中說：　　世間頂怪的東西，要算聖人，三代以上，產生最多，層見疊出，同時可以產生許多聖人。三代以下，就絕了種，並莫產出一個。秦漢而後，想學聖人的，不知有幾千百萬人，結果莫得一個成為聖人，最高的，不過到了賢人地位就止了。請問聖人這個東西，究竟學得到學不到？如說學得到，秦漢而後，有那麼多人學，至少也該再出一個聖人；如果學不到，我們何苦朝朝日日，讀他的書，拚命去學？　　三代上有聖人，三代下無聖人，這是古今最大怪事，我們通常所稱的聖人，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我們把他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餘的聖人，儘是開國之君，並且是後世學派的始祖，他的破綻，就現出來了。　　原來周秦諸子，各人特創一種學說，自以為尋著真理了，自信如果見諸實行，立可救國救民，無奈人微言輕，無人信從。他們心想，人類通性，都是悚幕權勢的，凡是有權勢的人說的話，人人都能夠聽從。世間權勢之大者，莫如人君，尤莫如開國之君，兼之那個時候的書，是竹簡做的，能夠得書讀的很少，所以新創一種學說的人都說道，我這種主張，是見之書上，是某個開國之君遺傳下來的。於是道家托於黃帝，墨家托於大禹，倡並耕的托於神農，著本草的也托於神農，著醫書的，著兵書的，俱托於黃帝。此外百家雜技，與夫各種發明，無不託始於開國之君。孔子生當其間，當然也不能違背這個公例。他所託的更多，堯舜禹湯文武之外，更把魯國開國的周公加入，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周秦諸子，個個都是這個辦法，拿些嘉言懿行，與古帝王加上去，古帝王坐享大名，無一個不成為後世學派之祖。周秦諸子，各人把各人的學說發布出來，聚徒講授，各人的門徒，都說我們的先生是個聖人。原來聖人二字，在古時並不算高貴，依《莊子天下篇》所說，聖人之上，還有天人、神人、至人等名稱，聖人列在第四等；聖字的意思，不過是聞聲知情，事無不通罷了，只要是聰明通達的人，都可呼之為聖人，猶之古時的朕字一般，人人都稱得，後來把朕字、聖字收歸御用，不許凡人冒稱，朕字、聖字才高貴起來。周秦諸子的門徒，尊稱自己的先生是聖人，也不為僭妄。孔子的門徒，說孔子是聖人，孟子的門徒說孟子是聖人，老莊揚墨諸人，當然也有人喊他為聖人。到了漢武帝的時候，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從周秦諸子中，把孔子挑選出來，承認他一人是聖人，諸子的聖人名號，一齊削奪，孔子就成為御賜的聖人了。孔子既成為聖人，他所尊崇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當然也成為聖人。所以中國的聖人，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餘的是開國之君。[1]　　熟悉現代學術史的人，大概會在這裡面讀到另一位大史學家的影子，這個人當然就是近現代學術史上集疑古之大成的疑古大師顧頡剛。1923年2月，顧頡剛給錢玄同寫了一封討論古史的信，寫出很久之後，顧頡剛沒能及時收到錢玄同的回復，當時胡適正好在為他主編的《努力周刊讀書雜誌》組稿，有一次胡適向顧頡剛索要稿件，顧頡剛便把他寫給錢玄同的信加了按語交給了胡適。這封信於同年5月6日發表在第九期《努力周刊讀書雜誌》上，題為《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在那封信中，顧頡剛提出了三個主要觀點：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們在這上，既不能知道某件是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這三點結合起來，就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2]　　顧頡剛把信發表的原意本想是催催錢玄同的回復。沒想到這封信卻在現代學術史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一時之間引來眾多學者的回應，柳翼謀便是其中一位，不過要說清這段學案距本書的主題太遠，不做太多闡述。這封信集中體現了顧頡剛對於中國舊的古史系統的認識和基本觀點，也標誌了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崛起。與之可以對比的還有1926年10月3日顧頡剛在廈門大學所做的題為《孔子何以成為聖人》的演講，這篇演講後來以《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為題發表於《廈大周刊》。在那篇文章，顧頡剛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孔子何以成為聖人？顧頡剛認為：　　孔子的人格是跟著各時代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而不停地變化的。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即在一個時代也有種種不同的孔子。　　如果孔子的本質可以說是聖人，但何以孔子前不用聖人的名來稱後世所承認的幾個古帝王？又何以孔子之後再沒有聖人出來？可見聖人的出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時期，就是春秋時代之末的必然產物。[3]這樣的表述，跟李宗吾在《我對聖人之懷疑》中的表述，就幾乎如出一轍了。顧頡剛自然沒有可能看到從沒有發表過的《我對聖人之懷疑》，李宗吾是否看到了顧頡剛的文章，現在還沒有相關的資料可以佐證。但是，這種相類似的表述無疑是一種歷史的偶然，在這個歷史的偶然中包含著自古就有的疑古傳統。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就曾經說：「古史古書之偽，自唐以後書籍流通，學者聞見廣博，早以致疑；如唐之劉知幾、柳宗元，宋之司馬光、歐陽修、鄭樵、朱熹、葉適、明之宋濂、梅鷲、胡應麟，清之顧炎武、胡渭、毛奇齡、姚際恆、閻若璩、萬斯大、萬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不過那些時代的學術社會處於積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受懷疑的批評，以致許多精心的創見不甚能提起社會的注意，就是注意了也只有反射著厭惡之情。」在另一篇文章中，顧頡剛更加明確地指出了這個傳統，他說：「我的學術工作，最初就是從鄭樵和姚（際恆）、崔（述）兩個人來的。……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於鄭、姚、崔三人的思想，從近的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啟發和幫助。」[4]在這個疑古傳統的背後有一個意味深長之處。那就是顧頡剛一封信所引起的巨大反響和李宗吾深思熟慮而反響甚微。其中的奧妙之處其實就在於顧頡剛所說的「近的來講」之中，文化遺產的篩選從來不是以真正的品質作為標準，而是取決於其跟隨者的多少。顧頡剛北大一畢業就置身於以胡適為代表的文化中心人物周圍，之後更是一直身處大學之內，其學說之流傳，比起身處邊遠的李宗吾，自然要容易得多。這樣說，不是貶低顧頡剛先生的學術地位和水平，客觀的說，從學術層面來講，李宗吾要差一些，但是在思想層面上來講，李宗吾則比顧頡剛和五四那批知識分子不相上下甚至略勝一籌。對於此，我們不妨看看李宗吾在《我對聖人之懷疑》中的另外一些表述：　　中國的聖人，是專橫極了，他莫有說過的話，後人就不敢說，如果說出來，眾人就說他是異端，就要攻擊他。朱子發明了一種學說，不敢說是自己發明的只好把孔門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釋，說他的學說，是孔子嫡傳，然後才有人信從。王陽明發明一種學說，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釋，以附會己說，說朱子講錯了，他的學說才是孔子嫡傳。本來朱、王二人的學說，都可以獨樹一幟，無須依附孔子，無如處於孔子勢力範圍之內，不依附孔子，他們的學說萬萬不能推行。他二人費盡心力去依附當時的人，還說是偽學，受重大的攻擊。聖人專橫到了這個田地，怎麼能把真理搜尋得出來。------------我對聖人之懷疑：現代疑古的先驅（2）------------學術上的黑幕，與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樣的。聖人與君主，是一胎雙生的，處處狼狽相依。聖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聖人就莫得那麼尊崇；君主不仰仗聖人的學說，君主也莫得那麼猖獗。於是君主把他的名號分給聖人，聖人就稱起王來了；聖人把他的名號分給君主，君主也稱起聖來了。君主鉗制人民的行動，聖人鉗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從；如果有人違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為法律所不容。聖人任便發一種議論，學者都要信從；如果有人批駁了，就算是非聖無法，為清議所不容。中國的人民，受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壓迫，民意不能出現，無怪乎政治紊亂；中國的學者，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思想不能獨立，無怪乎學術銷沉。因為學說有差誤，政治才會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5]在同一篇文章，李宗吾還給出了「疑古」的方法：我對於眾人既已懷疑，所以每讀古人之書，無在不疑，因定下讀書三訣，為自己用功步驟。茲附尋於下。　　讀書三訣：第一步，以古為敵。讀古人之書，就想此人是我的勁敵，有了他，就莫得我，非與他血戰一番不可。逐處尋他縫隙，一有縫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設法抗拒，愈戰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讀書方能入理。第二步，以古為友。我若讀書有見，即提出一種主張，與古人的主張對抗，把古人當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張錯了，不妨改從古人；如古人主張錯了，就依著我的主張，向前研究。第三步，以古為徒。著書的古人，學識膚淺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學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們的書拿來評閱，當如評閱學生文字一般。說得對的，與他加幾個密圈；說得不對的，與他劃幾根杠子。我想世間俚語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況古人的書，自然有許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評閱越多，智識自然越高，這就是普通所說的教學相長了。如遇一個古人，智識與我相等，我就把他請出來，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智識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認為勁敵，尋他縫隙，看攻得進攻不進。[6]這些話，可以看作現代疑古的先聲。注釋1李宗吾在《我對聖人之懷疑》的自序中寫到：我見二十四史上一切是非都是顛倒錯亂的，曾做了一本《厚黑學》，說古來成功的人，不過面厚心黑罷了，民國元年，曾在成都報紙上發表。我對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分懷疑，做了一篇《我對於聖人之懷疑》。這篇文字，我從前未曾發表。　　[1]李宗吾：《我對聖人之懷疑》，轉引自《李宗吾雜文經典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　　[2]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原載《努力周刊讀書雜誌》1923年5月6日，轉引自《顧頡剛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社出版社，2001　　[3]顧頡剛：《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載《廈大周刊》1926年第160—162期　　[4] 顧頡剛：《我是怎麼編寫〈古史辨〉的？》（上），《中國哲學》第2輯，北京，三聯書店，1980　　[5][6] 李宗吾：《我對聖人之懷疑》，轉引自《李宗吾雜文經典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我對聖人之懷疑》的時代背景------------一個思想家或者學者的思考結果和選擇思考的內容可能與時代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他一定會受到當時時代的影響，更會受到思想界和學術界自身的影響。李宗吾雖然沒能進入當時時代思想界的主流，但是他沒有辦法逃脫歷史的規律。《我對聖人之懷疑》是李宗吾很重要的一篇作品，有必要對於當時的背景做一下考察。在《我對聖人之懷疑》中，李宗吾說：「我先年對於聖人，很為懷疑，細加研究，覺得聖人內面有種種黑幕，曾做了一篇《聖人的黑幕》。民國元年本想與《厚黑學》同時發表，因為《厚黑學》還未登載完，已經眾議嘩然，說我破壞道德，煽惑人心，這篇文字，更不敢發表了，只好藉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現在國內學者，已經把聖人攻擊得身無完膚，中國的聖人，已是日暮途窮。我幼年曾受過他的教育，本不該乘聖人之危，墜井下石，但是我要表明我思想的過程，不妨把我當日懷疑之點，略說一下。」[1]這就是這篇文章的時代背景。說到反傳統，學術界一般都習慣於把目光聚焦在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以進化、競爭、自由、民主、科學、平等、個性、實用等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價值觀為理論依據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上。如果我們不以割斷歷史的目光來審視歷史，歷史從來沒有在哪個地方被割斷過，它從來都是具有延續性的。而「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發展過程中，隨著一個政治運動的發生，每每有一個與之相應的文化革新運動的興起，力求調整和補（上草下且）日見失靈的傳統封建文化和思想。」 [2]辛亥革 命在近現代史研究中一直倍受矚目，論研究之盛、成果的豐碩，至今仍少有對於哪個運動的研究能夠超越，但是，這種研究現狀主要是集中在政治、軍事、社會經濟以及政治思想等幾個層面，對於辛亥革 命前後的學術思想等層面的研究寥寥無幾。對於作為辛亥革 命中的一分子、其好友雷鐵厓又曾經擔任過孫中山秘書的李宗吾來說，無疑會受到來自那個時代思潮的影響。下面就辛亥革 命前後的反傳統思想做一個簡單梳理，來進一步詳細說明李宗吾創作和發表《我對聖人之懷疑》的時代背景。近代史上較早比較直接提出反對傳統的文章是《國民報》（1901年）上刊出的《說國民》，文章說中國要擺脫君權和外權的壓制，「畢先脫數千年來牢不可破之風俗、思想、教化、學術之壓制。」自此之後，反對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輿論一直不絕如縷：《大陸》（1902年）上刊載的《廣解老篇》，攻擊三綱五常「禮俗之虛偽」。《遊學譯編》所載的《教育泛論》，在討論現代教育時說到現代教育有兩大主義，一是貴我，一是通今。並根據這兩個標準轉而斥責儒者立說以利為人之大戒是「不近人情之言」，法古的學說是「足以亡種之禍者」……這種發傳統的輿論到陳獨秀那裡為一個高潮，在章士釗和陳獨秀等人創辦的《國民日日報》（1903年）上，出現了較為激烈的反傳統的文章，比如在《箴奴隸》一文中說，當時的中國人不啻為奴隸。理由是「感受了三千年奴隸之歷史，薰染數千載奴隸之風俗，只領無數輩奴隸之教育，揣摩千載奴隸之學派，子復生子，孫復生孫，謬種流傳，演成根性。」甚至指責中國三千年來的歷史是「獨夫民賊」的「專制」。風俗是「綱常主義」，「崇拜偶像」。在另一篇《道統辨》的文章中，責咎「中國腐儒」「謬於道統」，強說「天不變，道亦不變」，最後，文章歸結說「孔子之道乃封建時代之道」，「不適用於今世者」。這種影響也波及到了海外的華人報刊，現在海外的辛亥革 命時期的革 命刊物比較少見，但是在有限的資料中仍然發現了不少反傳統的文字。比如在《越報》（1909年）一篇名為《名說》的文章，亟陳儒家的綱常名教是「惑亂斯民」，「深錮人心而牢不可破」，文章指出「欲謀今日之中國，必先滌盡舊日之陳朽，以改易社會之觀念」，莫「區區為腐儒陋說所惑」。《河南雜誌》（1907年）上刊登了《無聖論》及《開通學術議》，都是以抨擊以儒家為首的傳統舊思想，指聖人是中國不可思議的怪物，難怪「吾國士夫素崇孔子，莫敢懷疑，故數千年來思想滯閡不進，學術凌遲，至不可救。」辛亥革 命後期最重要的報紙《民吁日報》、《民立報》以及《中華新報》等報刊，也都登有不少反孔儒的思想言論。《民吁日報》上登有帝召寫的《孔子秋祭之感想》，說中國「歷千載而無進取，孔氏之罪也」。[3]反傳統的呼聲一直延續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胡適譽為「四川省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吳虞「非孔非孝」的思想早在1910年就開始孕育，但是真正讓他暴得大名並讓這一思想引起世人的廣泛注意還得從之後出版的《新青年》說起，1915年９月，由日本回國的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也就是後來名震全國的《新青年》雜誌，吳虞很快就成為《新青年》的熱心讀者。1916年12月３日，他鄭重提筆給陳獨秀寫下一封長信，還隨信寄去《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禮論》等非儒反孔文章「以求印證」。1917年１月１日，陳獨秀在《新青年》２卷５號《通信》欄中公開發表吳虞《致陳獨秀書》，同時發表自己的回信《答吳又陵》，說是：「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為一尊，以阻礙思想文化之自由發展。況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則正多……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吳虞從此一夜成名，名動海內外。此後的吳虞和《新青年》的聯繫越發緊密，由於陳獨秀的支持，他的幾篇重要論文：《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禮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主義本於老子說》、《讀荀子書後》、《消極革 命之老莊》，於1917年１月至７月在《新青年》雜誌連續發表了，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在五四運動高潮期間，他又一次向封建的禮教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發表了他的《吃人與禮教》，同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一起，在社會上產生了空前的影響。「吃人的禮教」成為當時進步青年反對封建舊道德的重要戰鬥口號，「吃人的禮教」也成為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個慣常用語。　　以上辛亥革 命到五四新文化之間的這些反傳統的思想言論，與李宗吾在《我對聖人之懷疑》中的表述，可以看出李宗吾所受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最直接的證據就是上面所提《越報》（1909年）那篇名為《名說》的文章，署名鐵厓，其作者，便是李宗吾早期交往最為頻繁的雷鐵厓。[4]同是四川人的吳虞的文章，大概也會落入李宗吾的視野。不過在當時眾多反傳統的喧嘩之中，包含了太多的政治訴求和目的，與之相比起來，李宗吾的聲音保持了一種相當理性和學術眼光。也許恰恰是這一點，李宗吾的聲音反倒顯得比較微弱。在這樣的背景下，李宗吾選擇了1927年這樣一個年份，發表了《我對聖人之懷疑》，這時，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過去了8年，在學術界內，一個新的古史辨派已經崛起了。　　[1] 李宗吾：《我對聖人之懷疑》，轉引自《李宗吾雜文經典全集》，頁24，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　　[2]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流源》，頁11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3]以上清末反傳統言論均轉引自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流源》　　[4]參見《雷鐵厓集》，唐文權編，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6------------涉身教育，李宗吾思想轉變的關鍵點（1）------------在李宗吾的一生中，涉身教育是濃章重彩的一部份。據陳思遜先生的《李宗吾年譜簡編》記載，李宗吾在1904—1908年幾年內的教育活動大致如下：「1908年，在家鄉富順中學任教習，同學王簡恆任校長，廖緒初任縣視學，謝綬青同任教習。1909年，王簡恆辭職，宗吾接任富順中學校長。1911年，被四川提學司調任為小學檢定員，因四川爆發保路運動，宗吾在去雙流縣檢查工作時遇阻，回成都不久，即返回故鄉。後任自貢地方議事會學務科長，力主多建新學校。1914年，出任富順縣視學，隨後調任省立第二中學（今江油市中學）校長。1915—1918年，任四川省視學。」[1]　　其實李宗吾第一次涉身教育的年份要更早一些，在科舉沒有廢除的1904年，李宗吾已經在教育上進行實踐了，雖然當時還說不上是在實踐他的教育思想。1904年，李宗吾曾經和他的一班同學，創辦了敘府中學。那段經歷大致是這樣的：　　1903年底，20多名敘州學子來成都求學無門，困於旅店。王簡恆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心與當時同學李宗吾、鍾永光、陳大鴻、濮志和、趙增賢、胡文英、陳全性、張培爵、蔡克庸、謝廷勛、鍾書、何正元、楊澍、王奎光、雷昭仁謀建一校。他們共湊得款17個銀元。為了新學的課程安排，他們還相約了東文學堂的鄧奠坤、張智民、楊芷沅，軍醫學堂的王克成，武備學堂的曾鵬程等組建敘府旅省同鄉會，首推陳全性為會長。他們在得到四川通省大學堂總理(校長)胡峻讚許之後，允予援助，並開先例：准許他們輪流出外義務任教，不算缺席。隨著辦學規模的擴大，更多的高等學堂的學子加入了義務教學的行列。同時為了解決缺乏教師、教具的難題。他們先在陝西街的茶館上課，學生多了，又用捐贈資金租賃北巷子安排兩個教室。儀器、標本、教具除高等學堂無償借用外，成都府中學堂(石室中學當時的校名)也提供不少幫助。為了解決經費，發起人全盡義務，外聘教員也只領半薪。廖澤寬、濮志和、雷昭仁等還多次典當或變賣自己的私人物品來維持學校的正常運行。　　試辦一學期後，師生都很滿意。決定正式興辦學校。報請清政府備案，取名敘府公立中學堂（成都列五中學最初校名），主要招收敘府13個縣的子弟(後來擴大到其它一些縣)。　　1905年遷大壩巷，陳全性病逝，公推張培爵(字列五)為會長，學校聲譽日高。這時，敘州知府文煥到校視察。文是雷昭仁的知師，雷向文陳述敘校只有臨時捐助，缺乏固定經費。文承諾通知各縣按期撥付辦學款。從此，每到年終期末，張培爵和廖澤寬就結伴而行，為湊集辦學資金跋山涉水，餐風露宿。他倆也成為莫逆之交。隆昌舉人郭書池當時就捐贈200銀元，使得學校遷移到辦學條件更好的北巷子去。1906年郭書池來成都，見敘校教師志堅行苦，敘校日新月異發展，頗感欣慰。決定把自己在家鄉隆昌興辦的知恥中學搬遷到成都與敘校合併。並決定再捐贈3000銀元購買馬鎮街14畝土地作為新校址。當年夏季，已在知恥中學任教的黃肅方、陳道循等一道來到敘校。而黃和陳都是同盟會會員。受孫中山的派遣，從日本回國從事反帝反清革 命活動。他們的到來，猶如一個火種點燃了一團熊熊的烈火，使剛剛誕生的敘校成為四川辛亥革 命的策源地。敘府公立中學堂至今存在於四川成都，現已更名為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學。在新民主主義革 命時期，學校薈萃了一批以中共川西特委軍委委員車耀先、著名教育家葉聖陶、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文幼章為代表的地下黨員、進步人士和良師名人。李宗吾涉身教育的這段經歷對於李宗吾來說極為重要，他的思想正是在與當時那批投身革 命的同學的相互交流中激發出來的（這在前面第五章《李宗吾的早期交往》中曾經提及），同時也為他後來涉身教育埋下了伏筆。作為辛亥革 命中頗為重要的一分子（之所以說頗為重要，是因為李宗吾的兩個同學——雷鐵厓、張列五——一個為孫中山的秘書，另一個則為四川革 命黨領袖），為什麼從轟轟烈烈的革 命洪流里抽身而出，轉身投入教育，從李宗吾的思想軌跡來看，這種轉變絕非偶然。筆者在此試作粗淺的分析，從文字材料來看，李宗吾傾向革 命的思想一直持續到清末截至於民初，還拿李宗吾在教育方面的經歷來分析，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當時只是一個普通儒生的李宗吾，在他的《厚黑叢話》中曾經對此記載道：「我從前被八股束縛久了，一聽見廢舉，興學堂，喜歡極了，把家中所有四書五經，與夫詩文集等等，一火而焚之。」[2]這也是在李宗吾的著述中發現的最早與教育有關文字的記載。那時候的李宗吾，還是傾向於除舊布新，及至後來他寫《考試製之商榷》的時候，已經轉向「往後看」，開始在科舉考試的模式里尋找資源了。李宗吾曾經在《厚黑叢話》中屢次提到八股文，並且持褒獎太多，也是他往後轉的表現。何至於此，筆者認為，有一件事對於李宗吾起了重要的影響——那就是李宗吾曾經親身目睹的四川保路運動，這次運動也被視為是辛亥革 命的導火索。------------涉身教育，李宗吾思想轉變的關鍵點（2）------------1911年，李宗吾正在擔任四川小學教員檢定委員，同任者李古香由伯芬二人，也是李宗吾的同學。他們檢定完成都華陽二縣時，鐵路風潮爆發。三人到雙流縣去檢定時，正遇著「保路同志會」在圍城，李宗吾三人不能進城，就折返成都去了。當時總督趙爾豐逮捕了與保路有關的士紳，張瀾即在那次運動中入獄。此舉激怒了全四川的革 命黨，於是張列五謝慧生楊庶堪等人率領黨人在重慶揭竿而起，於十月初二宣布獨立。十月初七，成都響應，推蒲殿俊為四川都督。十八日成都兵變，「全城秩序，非常之亂」，楊莘友出任巡警總監，「捉著擾亂治安的人，就地正法，出的告示，模仿張獻忠七殺碑的筆調，連書斬斬斬，大得一般人歡迎。全城男女長幼，提及楊總監之名，歌頌不已。後來秩序稍定，他發表了一篇《楊維（莘友名）之宣言》，說今後當行開明專制，於是物議沸騰，報章上指責他，省議會也糾舉他，說：『而今是共和時代，豈能再用專制手段！』」[3]無獨有偶，這位楊莘友也是李宗吾在高等學堂的同學，成都兵變時發生的這一切，李宗吾是親眼目睹。其中充滿暴力的種種手段，對李宗吾產生了刺激。從李宗吾的早年經歷上來看，他在氣質上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對於暴力，他是不認同的，尤其重要的是，李宗吾當時已經認識到當時的革 命，也無非是用一種專制結束另外之一種專制，這一點才是讓他對於革 命心灰意冷的重要原因。對於這一點，李宗吾自己怎麼說顯然更有說服力。在關於楊莘友的敘述中，李宗吾說的「大得一般人歡迎」是句值得玩味的話，大得一般人歡迎，那你李宗吾是什麼態度？果然李宗吾接下來就說出了自己觀點：「……莘友從前用的手段，純是野蠻專制，後來改行開明專制，在莘友算是進化了……」[4]在張默生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傳》中說到這段歷史的時候，張默生寫道：「他雖然是同盟會的同志，卻未參加實際工作，他見革 命大業即已告成，許多同志好友，亦各膺重任，他便偷偷的回自流井去了。」[5]這句話也是值得再三玩味的，前面我曾經說過，張默生與李宗吾有過許多接觸，張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傳》很多來自於李宗吾的口述。這段話之所以值得玩味之處就在於，當時革 命黨中眾多的中堅分子都是李宗吾的早年或者在四川高等學堂時的同學，李宗吾並非沒有參與實際工作的機會，他何以沒有參加？革 命功成，百廢待興，他何以「偷偷的回到自流井去了」？所以筆者猜測，至少或者在此之前，李宗吾已經對於「革 命」有了自己的「不合時宜」的看法。筆者在第八章說李宗吾的思想與孫中山的思想也起了衝突，也是緣於這一點。從氣質上來說，李宗吾並非是一個適合「革 命」的人，而他的革 命傾向，也是在於眾多同學朝夕砥礪中衍生出來的，這種思想在李宗吾來說是「變態」而非「常態」，一旦環境發生了變化，李宗吾就會恢復「常態」，關於這一點，李宗吾在《心理與力學》中的一段話可以作為註腳：「人人有一心，即人人有一力，一人之力，不敵眾人之力，群眾動作，身入其中，我一己之力，被眾人之力相推相盪，不知不覺，隨同動作，以眾人的意識為意識，眾人的情感為情感，自己的腦筋，就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了。」[6]因此，也可以說，李宗吾的革 命思想，不過是「一人之力，不敵眾人之力」的結果。[1]陳思遜：《李宗吾年譜》載《李宗吾研究》創刊號 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 ，四川，2004　　[2]李宗吾：《厚黑叢話》載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3] [4]李宗吾：《厚黑叢話》載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5] 張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傳》，頁150，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6]李宗吾：《心理與力學》，轉引自《李宗吾雜文經典全集》，頁224，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涉身教育之吊打校長的奇案（1）------------李宗吾涉身教育的經歷，不僅是李宗吾思想轉變的關鍵所在，而且還充滿傳奇色彩。其中一件就是吊打校長的奇案，另外一件則是李宗吾因為堅持考試製度被學生毆打。　　關於吊打校長的奇案，是在民國十年（1921年），李宗吾再任省視學時碰到的一次學潮案。李宗吾奉命徹查，張默生在《厚黑教主李宗吾傳》中說：「那個案件是四川混亂局面中教育上的重要文獻，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動態」。並且記錄甚詳。本章的敘述，主要來源於張默生在《厚黑教主李宗吾傳》。　　自辛亥革 命以來，軍政局面極端混亂，大小官吏以及各校校長的委任權力，並不完全操縱在諸省當局手裡，比如省立學校的校長，駐軍可以委任，道尹可以委任，甚至縣長也可以委任。四川的情形，便是如此。張默生說「那個案件是四川混亂局面中教育上的重要文獻，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動態」針對的就是這樣的局面。所謂「吊打校長的奇案」案情基本是這樣的：川北遂寧省立第三師範校長王某，奉命到校接事，結果被學生痛打一頓禁閉起來，接著又倒吊起來，再打一頓。於是一場波瀾由此掀起。案件中那位被禁閉被吊打的王校長，是由嘉陵道尹黃肅方委任的。這位王某到校被打挨關之後，當時遂寧縣知事隨即到學校干涉，責備學生說：「新校長來接事，你們不要他接也罷，為什麼不放他出來呢？」學生們對他說：「校中沒有所謂新校長，只來一個偷兒，已經被我們捉住，隨後即與知事送去。」當時那位王校長就被拘禁在會客室的隔壁，聽見知事說話就想呼喊，看守他的學生把木棒舉起來說：「你喊，立刻把你打死！」知事無功而返之後，又請各機關首長前往學校請把校長釋放，學生不允。知事無奈只好電呈道尹，道尹立即複電命知事率隊入校，救出校長。沒想到複電一到縣裡，就被校方探知，把校中的木棒啞鈴以及練習兵操的廢槍一齊搜集起來，準備應戰。　　第二天，知事的隊伍一到，學生便拿起木棒啞鈴一齊打了上去，隊丁隨即用槍筒還擊。由於學生中有人搶奪隊丁的槍並開槍射擊，引發雙方負傷多人，知事只好下令退兵，並把雙方負傷人員抬至醫院。學生們見有同學受傷，又把王校長拖出來，指著他說：「因為你要做校長，才鬧得這樣！」接著用袍哥的話說：「拿來把他稱起來！」（註：稱起來：四川話，吊起來的意思）隨即把王校長反縛兩手，從背後吊起之後又打一頓，打後重行禁閉。隨後把守校門，斷絕交通，教職員一律禁止外出，延至半下午，遂寧各機關不得消息，恐怕校長有生命危險，不得不請出當地駐軍司令營救，駐軍司令帶隊進入學校，聲言非將校長交出不可，學生才不得不把校長交出。　　學生雖然交出校長，但是隨後便致公函給駐軍司令，公函說：「王某來校接事，因為聲望不孚，我們否認他，他跑到知事衙門住了許久，慫恿知事率隊來校，槍傷多人，我等義憤填膺，奮不顧身，立即將王某當場捕獲，茲特送交貴司令，請予從嚴懲辦。」學生的手段尚不止此，王校長第一次被打時，他的私章被學生搜去，並替他撰一電文，電文曰：「某讀書有年，粗知自愛，校長不當，何關榮辱？不謂知事積恨學生，率隊到校，槍傷多人。特電聲明，用免牽累。」學生們把此電呈報校長上峰，並通電各處，搞得軍政各機關及社會人士一時不知莫名。同時學生還挾迫該校教員、遂寧高等小學的校長鄔某領銜以學校教職員名義向社會各界發出通電，大意是說：王校長如何卑污，黃道尹如何違法，某知事人很蠻橫，學生如何受委屈，我輩旁觀者清，義難坐視，特將真相陳明，以彰公道。當時成渝兩地報紙對於這次學潮均有記載，大旨與教職員所發通電相同。當時四川省長楊庶堪在野，由政務廳長向楚暫代，但是不能對外發布命令，遇有非辦不可的案件，則用快郵代替電報。此次學潮經此淆亂，省議會提案彈劾黃肅方，並派代表質問政務廳長向楚：學生受此冤屈，為何置之不理？京滬同鄉會也去電質問黃肅方，並要求速將某知事以及王校長送交法庭懲辦，否則就要宣布黃的罪狀於全國。學生又分派代表赴成渝兩地呼籲。此次風潮發生之時，李宗吾正賦閑在家鑽研他的厚黑理論，不成想省方竟然委任他為省視學，於是這件紛如亂絲的案子就落到這位厚黑教主頭上了。李宗吾任職之後，時任省署教育科長曾浴春立即對他說：「省立三師的風潮，黃道尹和王校長時時有文電來省，牛頭不對馬面，真相不知如何，此案已委黃道尹查辦，你於查學之便，不妨去調查一下。」於是李宗吾出省城視學直奔遂寧，半路即被學生迎進學校，幾近軟禁。當時學校已經陷入一種由學生把持的狀態，他們成立一個自治會，主持全校事務。校長職員，一律隸屬自治會之下，教職員進出，非向自治會請假得允，否則不許外出。李宗吾到校之後，即有教職員、學生輪流訴說當局如何黑暗，學生如何受委屈等等。遂寧知事當時已經被重慶聯合辦事處撤任查辦，尚住在縣署里，聽說李宗吾來查案，也命人帶過話來：「明早定準起身赴重慶，請今晚到署一談。」李宗吾因為時間已晚，恐怕回來時學校關門，所以答覆明天早上過去。　　第二天早起，李宗吾還沒有來得及去會縣知事，學生即派代表來說：「我們開歡迎會，請先生去一下。」李宗吾起初只想查案，不想牽扯太多，所以說：「查學是我的職務，不能說歡迎才查，此種會我不能到。」學生又以有話陳述為借口要李宗吾過去。李宗吾去後，學生又將以前所說的受的冤屈種種訴說一遍。李宗吾到了這時也不得不見什麼人說什麼話，當即就說：「你們既是這樣說，我就照這幾點查去，將來自有正當解決，此時照常上課就是了。」此後學校才開始恢復秩序，學生們開始回到課堂上課。　　李宗吾隨即趕到縣公署去會知事。此時知事已經離開，新任趙知事告知舊任已經上船，此時趕去還能會面。李宗吾追上舊任，舊任知事對於此事給自己辯誣一番：「我的隊丁受傷若干人，學生只是有一人是槍傷，余均木器傷，這是混打之際，學生開槍誤傷自己人，反誣我的隊丁開槍，因受撤任處分，我當赴重慶申訴。」李宗吾感到詫異：「據我所聞學生打校長是實，開槍則是隊丁，學生哪有槍來？」知事回答：「有外國醫生可證，醫院傷單註明是土炮傷，縣公署哪得有土炮？我已把傷單取下，帶到重慶與學校打官司就是了。」李宗吾隨即趕回縣署，對新任知事說：「此案太離奇了！此事本是委黃道尹查辦，但黃道尹已被學生攻擊得體無完膚，將來不是委省視學複查，即委新知事複查，抑或雙方會查，都說不定。學生方面太厲害了！查此案者一定不會得好結果；但我總是抱定排難解紛的宗旨做去，結果好壞，聽之而已。此時我們可先結一密約：關於此案要點，我們即可著手去查，將來委我二人會查不說了，如單委你查，你的復文中即書明我是證人，如單委我查，我的復文中即書明你是證人。此事舊知事如何說，我們可到醫院查去。」新知事答應之後，兩人同赴醫院。據外國醫生說：「學生隊丁抬入醫院的有若干人，均系木器傷，輕重不等，惟有一學生的腳上，受了子彈的擦傷。」李宗吾問：「為何傷單上填為土炮？」醫生說：「並無此事。」遂入房中，取出英文傷單，解釋給李宗吾及新任知事。李宗吾聽了大奇：「除了這傷單外，曾否有中文傷單，或英文傷單，交與看護婦或貼在病人室中？」答：「只寫此一張存在我的房中。」李宗吾又問：「舊知事曾來過醫院嗎？」答：「不曾來。」李宗吾再問：「縣署曾派人來詢問過嗎？」答：「亦不曾派人來。」經過這樣一番盤問，李宗吾心理大致有了一個條理，隨後和新任知事分手回校。------------涉身教育之吊打校長的奇案（2）------------不想到了第三天，李宗吾竟幾乎遭打。那天，學生請李宗吾上講堂，問他查得的情形如何，並且要求將來李宗吾回復的呈文，要經他們看過之後才能發出。李宗吾不允，說：「我們查案子的人，政府授予全權，如果查報不實，你們可以依法起訴，在未呈復以前，慢說學生不能過問，就是省長也不能過問，他委我出來查案，我查錯了，可以撤職，可以交法庭，可以判坐監獄，獨不能先把呈稿給他看，再發下來命我繕呈。」學生頓時一片嘩然：「那倒不行！我們受此冤屈，業已對你說得明明白白，一切證據，也都檢與你看了，你還說未查明白，這是顯然袒護王某！呈文不經我們看過，由你呈復上去，我們的冤還能申嗎？今天非說清楚不可！」接著學生紛紛起來喊道：「那不行！那不行！」李宗吾見當時情勢，學生就要動武，隨即說：「你們的意思，我完全了解，權且坐下聽我說。」李宗吾接著對全體學生說：「此案有兩個要點：（一）你們說知事開槍，知事說你們開槍。（二）王某說你們打了他，你們說沒有打他。只要這兩點查明，全案就算解決，其他皆是閑話，可以不管。」李宗吾又把如何和趙知事結約，舊任知事如何說，外國醫生如何說向學生陳述一番，然後說：「足見知事開槍是事實，第一點總算是已經查明。只有第二點，我同趙知事查明後再商量如何解決，總是朝著息事寧人的方面做去。至於今日你們疑我的原因，我也知道，我在校中查寢室、查自習室、查講堂，事事都查，獨於有個受傷的學生卧病在床，我沒有去看，隊丁開槍，校門上有子彈孔，也未去看，你們因疑我袒護王某。殊不知二者我都是清清楚楚的，校門上那個子彈孔，外面入口小，內面出口大，足證隊丁向內射擊，我業已看見了的。其所以未請校中人領導去看者，也有個原因：我即同趙知事結有密約，關於暗中要點，即當共同負責，我即去拜見了他，他也應來回拜我，我等他來時，才請校中人領導去共同查看，共同判斷。今日你們既有疑於我，我也不必多說，你們可派人拿我的名片去請趙知事來，讓他徑上講堂，請他把我和他談的密話和到醫院查明的情形，向你們宣布就是了。」 說完這番話，李宗吾轉身退出講堂。隨即不久趙知事就被學生請了過來。李宗吾讓趙知事把他在縣署與趙知事說的那番話以及同去醫院查探的情形向學生們講述一遍。趙知事講完之後，李宗吾又特別問道：「當日我對你說查辦此案應抱何種宗旨？」趙知事說：「你說應抱排難解紛的宗旨。」李宗吾轉過身來對學生們說：「現在你們可明白了，難道我還有意陷害你們嗎？本來我們查案的人，不應該將內容宣布出來，因為你們既有疑於我，也不妨暫把查明的這一半告訴你們，其餘的一半，我再同知事會查，你們不必過問，此案既委黃道尹查辦，我們不能從他手中抓過來辦，此時總是將事實查明，隨後再說好了。我要忠告你們幾句話：此事鬧得這樣大，總要想個解決的法子，我同趙知事既抱定排難解紛的宗旨而來，除了我二人，恐怕別人解決不了，你們總是安心上課，聽候辦理就是了。」李宗吾這番話說得不卑不亢又恩威並施，學生們一時不敢發難。不但如此，學生們從那以後還跟李宗吾親善起來，並且向他道歉說：「我們不知先生這樣愛護學生，語言冒犯，要先生原諒！」李宗吾過去辦過教育，自然知道學生們的心態，他說：「這算什麼，怎說得上冒犯二字？我從前辦學校，那些學生鬧起事來，再三開導都不聽，哪能像你們一說就明白。」三師的經費，當時是按月在遂寧徵收局撥領，風潮起後，黃肅方電飭徵收局停發。李宗吾和趙知事合銜，請黃肅方轉令照常發給，學生們對於李宗吾自然又多了一份感激。　　李宗吾初到校時，學生以及學校職員對他戒心甚大。每次請監學來說話，監學來二人，同時必伴有兩個教員，李宗吾最初不明就裡。後來有人告訴他說，學校里一切辦法都是布置好了的，省視學如何問，他們如何答，教職員為了避嫌，怕人說私見省視學說出實情，所以一來就是四人。李宗吾知道這種情況後，心想：「你們要避嫌，我偏要你們避不了。」從那以後，李宗吾每日查學回來，就同教職員談天，幾個人在一處時他也去，一個人在房內他也去。有時候就在教職員的寢室里，拿本書看，教員去上課，他就蒙頭睡一覺。有時候也跑到學生的寢息室，東談西談，一大群學生他也去，一個學生他也去。沒有多久，李宗吾跟學生教職員開始相忘無形，無論教員學生也能單獨到他的室中去聊天了。聊天時，李宗吾會說一些類似厚黑學的怪話，讓學生和教職員覺得這位省視學大人很隨和，沒有架子，也樂得跟他來往。但是李宗吾也不單單是同學生聊天，畢竟是辦過教育的人，他在三師期間也曾經整飭學風，開除了兩名不守紀律的學生。沒有多久，這個案子就被李宗吾查得一清二楚了。　　風潮的發生說來非常複雜，簡單說來就是亂局中的人事利益糾葛，但是又沒有制度可以遵循，一直鬧出這樣一場吊打校長的奇案。這場奇案中牽涉到的各人的情況，在張默生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傳》中因為與主題無涉或是李宗吾口述時沒有說清，以甲乙丙代之，若是做「繡花針」的功夫，原本應考據一番，不過，其中人物，與本書主旨並無大涉，所以援引張默生舊說。此次風潮的主要人物某甲，最初是遂寧三師的校長，李宗吾到遂寧三師的時候，某甲親口對李宗吾說：「我當此校校長時，有同學（某乙）窮途流落，他來見我，身上只穿單衣一件，我即留他作教務，他辦事也很認真，他要嫁女，我借錢給他，並聘他的女婿作教員，薦他的女兒任遂寧女校校長，又聘他的兒子來校做事，我之對他，可謂仁至義盡。後來川省政變，軍界某公之重慶，由遂寧經過，我的那位同學即竭力鑽營，某公遂委他做校長，來接我的事，我不交，他又串通一些兵來，把我弄去看管，甚至毆辱我，力逼我把事交了。學生不知他的作為，驅他出校，才生出種種風潮。」李宗吾到校時，某乙已去他處，如果在的話，則不知道某乙又是怎樣一套說辭了。某乙接事之後，即聘某丙為教務，不成想某丙也想當校長，學生就鬧起風潮，驅乙擁丙，省中無主，遂寧知事即委丙為校長。丙接事後，又聘甲為教務，甲尋報復，對乙通加攻擊，說他交待不清。但是某乙也不是省油的燈，雙方於是大起衝突。民初亂政，教育局面也甚為混亂，可以比較的就是清華大學，清華的羅隆基，「九年清華，三趕校長」，喬萬選、羅家倫都曾經遭遇過這樣的待遇，如出一轍，可見不是個別現象。------------涉身教育之吊打校長的奇案（3）------------三師的風潮鬧至此時，黃肅方委任王某為校長。那位王校長並未另約職員，只帶一庶務前來接事。某丙一見王的名片上赫然印著省立第三師範校長的頭銜，就大為詫異，便出來問道：「校長是我！怎麼是你？」王立即取出委任狀給某丙看，誰知丙並不買賬：「這是省立學校，怎麼道尹能委任校長？」王於是問：「你這個校長是哪裡委的？」丙說：「學校起了風潮，縣知事請我維護現狀，已經呈請上峰加委去了。」王問：「委狀到了嗎？」丙答稱：「尚未到。」王繼而質問：「然而你這個校長是縣知事委的！省立學校校長，道尹不能委，縣知事反能委嗎？」丙雖然答不上話，但是拒不交接。王一邊滯留遂寧，一邊與道尹黃肅方聯絡。其間某乙雖然去職，但仍在縣城，王與某乙一度晤面，三師於是風傳王已聘乙為教務。於是教職員學生大起恐慌，心想若乙回校，我們還了得嗎？這就是王校長挨打的根由所在了。王校長經過一番周折，終於到校接事。丙得知消息之後，竟帶著校印，率領全校學生出校旅行去了。等到王校長奉令借縣印入校視事，丙乃知大勢已去，獨自帶了校印奔往成都去了。全體學生則交給某甲及教職員率領回校。行至三里的廣德時，某甲集合學生髮表演說，最後說：「你們一入校，抓住王某即打，打死了有我負責！」於是整隊回校，學生闖進辦公室，抓住王校長就打。此事後經縣知事電稟校長，於是發生槍傷學生事件。此案中的某甲才是關鍵人物，而挨打的王校長，不過是個冤大頭，該著他撞上了。　　李宗吾查完此案離開三師，趕到遂寧縣署，召集各機關法團的人士，宣布了事情真相，李宗吾說：「此案重要之點有二：前知事說學生開槍打隊丁是誣枉的，王校長說學生打了他是確實的。真相即是如此，學生反而電文紛馳，痛罵黃道尹，請嚴辦王校長，試問王校長能甘心嗎？黃道尹受得下這種侮辱嗎？此案肇事諸人，懲辦不懲辦，抑或辦輕半重，尚在其次，道理總要放端正。我主張把事實弄明白，在公事上我替學生說幾句好話，黃道尹王校長是我的老友，我以私人資格從中調停，我的呈文將來要披露，各位可以看得見，我是不欺哄人的。學生的種種證據，我都搜齊了，此時暫不宣布，夥同動作的人，許多向我悔罪輸誠，並且出證明書叫我保存。請各位先生轉告他們，以後干這類事，手段還要高明：第一，證據不要被人拿走；第二，自己的團體要結緊，不要中途解體。請他們安分守己，聽候解決，李省視學自可筆下超生。如果敢於捏造黑白，妄發文電，拿對付黃道尹王校長的手段對付我，我是不受的！」李宗吾在這裡既體現了省視學的威嚴和公正，又表示出了作為厚黑教主的老辣，否則在那時的亂局當中，學生們以及教職員還不知道使出什麼樣的手段來對付他。　　隨後李宗吾離開遂寧，將此案真相上呈省府。開始敘述學生隊丁傷若干人，受傷情形如何，到醫院查得情形如何，校門上彈痕系由外入內，足知隊丁開槍是實。「現可考察者，一槍打得甚高，從校門上方穿入，一槍甚低，從學生膝下擦過，又知隊丁是開槍恐嚇。如果有意射擊，學生豈可幸全？……」敘述完事實之後，李宗吾附上個人意見說：「惟念青年俊秀，大都可造之材，一涉法庭，悔將莫及，務懇廳長商明黃道尹曲予矜全。但求曲直是非，昭然共喻，不必依刑律，嚴法相繩。他日者，該生學業有成，皆出廳長玉成之賜。倘該生等必欲顛倒是非，不承認有毆辱校長之事，即請將此案移交法庭，視學當親赴法庭與該生等對質，如有虛誣，甘受法律上之處分，無有異詞。」對於其它人，李宗吾則說：「某知事措置乖方，既已撤任，似可免於深究。校長丙抗不移交，釀成重變，推尋禍首，咎無可辭，惟該員由安岳徑赴成都，校中一再毆辱校長，實未與聞。王校長學識優良，經驗宏富，應請優先調用，俾展所長。校長一職，另簡賢員，用資整理。」李宗吾如此處理，一方面是想按照「法」的精神，照章辦事，另一方面，也是深知在混亂的時局當中，無法查辦徹底，於是在剛性的「法」的基礎之上開出了這樣一個富有彈性的「藥方」。　　這樁吊打校長的奇案的最後結局也正像李宗吾建議的那樣，另委校長，令其查明行兇的學生。那位新任的校長到任後很快就了差，遞上了四個學生的名單，並呈說已經將四生勒令退學。這四位被勒令退學的學生，其中兩位就是李宗吾在三師查案時開除的學生，另外兩名，也是之前早已經被斥退的。在校的學生，無一人受到處查。這種態度，也是當時一般掌管者對待當局的常見辦法。　　此案沒有徹查之時，報紙上的批評，省議員的質問，都說黃肅方王校長太野蠻，都替學生鳴不平。自省署接到李宗吾的呈文，抄付報館披露，社會人士才明白了此案真相。當時成都川報，對於李宗吾徹查此案都作為重要新聞加以報道。至此之後，吊打校長的風波才算是風平浪靜。------------涉身教育之李宗吾挨打（1）------------維新變法失敗之後，中國知識界發生了巨大的分野，一部分開始尋求暴力手段轉向革 命，一部分繼續尋求溫和的手段轉向改良。在後面的一部分人之中，分化出了大部分報有教育救國理念的人士。中國的新教育就是這樣的背景之下，在短短的幾十年內發生了數次變革：1902年制定但是卻沒有實施的壬寅學製為中國的新型學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04年頒布並實施的癸卯學制則宣告了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儒學教育體制的結束，之後又經歷了壬子學制（1912年）和壬子癸丑學制（1913年），一直到1922年，一批留美學生已經陸續回國並在教育界任職（以蔣夢麟為代表），使得美國教育模式在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這種影響也體現在學制上，早在1917年，國內就有人提倡美國學制，1919年和1920年的全國教育聯合會的兩屆年會都討論了學制改革，1922年出台的「六三三學制」，也稱「新學制」或「壬戌學制」（中間雖歷經波折，但是一直延續）就是這種背景下產生。1922年的學制的主要缺點是「在移植美國學制上脫離了當時中國的實際，因而在實行中困難很大。」（《簡明中國教育史》，王炳照等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那一年，李宗吾正同四川省視學遊子九奉命赴各省考察教育，針對當時教育的現狀，李宗吾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即實行考試製，以救其弊。關於這一點，在孫柏蔚的遺作《記李宗吾》中也有一段記載：「甲寅乙卯（即1914、1915年，筆者注）以後，宗吾任四川教育廳督學（當時稱省視學）。鑒於中等教育的質量低劣，各校的成績率多虛報。他建議中學應屆畢業生除了學校考試外，廳里應派督學複試，以核實成績」。1923年下學期，成都召開「新學制會議」，這是對1922年9月教育部召開的全國學制會議的相應，在那次會議上，李宗吾同幾位省視學以及會員多人，提出考試案，開會討論，卻沒有通過。會後，李宗吾單獨上呈一文，主張各校學生畢業，應由政府委員考試，這就是十年之後（1932年）教育部頒令全國的會考制度的發端（注釋）。李宗吾在呈文中列舉理由十六項，並請在原籍富順試辦，經省署核准，委他為主試委員，於1924年（民國十三年）暑假進行，後來推行於川南各縣。並由此引發了一樁李宗吾挨打的故事。　　對於李宗吾這次挨打的經歷，曾經寫過《劉文彩真相》的我的朋友笑蜀先生在進行劉文彩的研究中，順帶勾連出了李宗吾的挨打的詳細經過。據張默生在《厚黑教主李宗吾傳》中記載：自民國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李宗吾先後充任劉文輝劉湘部中顧問及編纂委員。李宗吾在當時最具勢力的二劉軍閥幕府中到底充當了什麼樣的角色現在已經無從查考，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出任二劉智囊之前，他與劉氏家族己有交往。李宗吾提出考試製時，全國各地學生正在積極醞釀廢除考試，教育界同行對此也漠視不理，成都召開的「新學制會議」更是直截了當的否決了全面推行考試製的提案。失望之餘，李宗吾轉向了遊說實力軍人劉文輝，幻想藉助實力軍人的權杖，為考試製殺出一條生路。1924 年，在劉文輝大力支待下，考試製在川南各縣施行。這年暑假，李宗吾從成都趕到川南重鎮——劉文輝、劉文彩兄弟的卧榻敘府〔今宜賓市），親自主持敘府最高學府——敘府聯立中學的期末考試。「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現在終於可以沙場秋點兵，李宗吾不免意氣風發。自恃「尚方寶劍」在手，完全撇開了校方，一切自做主張，對考生不稍姑息。考生在突然襲擊之下考了個一塌糊塗，自然是怨氣衝天；校方大權旁落，對李宗吾自然也要側目。四面樹敵，李宗吾卻是無所畏俱。　　1925 年冬，他又昂首挺胸地來到了敘府，主持敘府聯立中學的畢業考試。　　前度「劉郎」今又來，這馬上轟動了聯中校園。李宗吾所到之處，常有學生在背後指指點點，冷言冷語。李宗吾便向校方大發了一通脾氣，說聯中學風太囂張，非好好整治不可。監學查鳴皋、古文伯和多數教員，也被他連帶著教訓了一通。為了兌現「整治」，李宗吾制定了極為嚴格的考規。各種試題，必須由他核實；各班複習，不許提示考試範圍。臨考前又宣布：不許伙帶傳遞，不許交頭接耳，違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不得畢業。考生們隔離編號，相互間隔三四尺。除監考老師外，還請來敘府學界的頭頭腦腦，如宜賓縣督學、宜賓縣教育局局長，在考場中穿梭般來回監視。造成大兵壓境的陣勢，令考生和校方緊張萬分。這屆畢業的是十六、十七兩個班共計一百五六十人，第一場考植物，不僅題量大、而且刁鑽占怪。四道大題都是必作，內容涵蓋四年所學的動物、植物、礦石、生理衛生等全部課程。這些課程考生們都視為冷門，平時不甚在意。同時天長日久，學過的許多東西都還給了老師。倉促之下，哪揀得起來，一個個急得抓耳撓腮。第一場考下來，大多數考生都沒有及格的把握。便有吳中儒、劉家權、周鴻義、劉義民等登高疾呼：趕走李宗吾！考生群起響應。一場學潮已是呼之欲出。　　考生們議定之後，曾派代表到校長辦公室請願。出面接待考生代表的是遭李宗吾當眾訓斥過的監學查鳴皋。查鳴皋對考生代表的要求未置可否，實則等於默認。校方如此態度，考生們也就肆無忌憚了。李宗吾成了「獨夫民賊」。　　李宗吾卻是毫無覺察，依然我行我素。第二場考英語，考生們防不勝防。沒有及格希望的考生又佔大多數。眼看文憑就要從手中滑掉，學費等於白交，考生們憂心如焚，對李宗吾更是恨之入骨。學潮終於不可遏止地爆發了。考英語的當天晚上，滅燈號吹響不久，一股人流從聯中本部湧出，悄無聲息地向設於宜賓東街文廟後殿啟聖祠的聯中分校涌去，李宗吾就住在聯中分校，左右兩個大間，他住右房，他的四個轎夫住左房。這天是臘月二十九，正當嚴寒，李宗吾和轎夫都早早地上了床。從聯中本部趕來的一百多名考生，或手持木棒，或扛著球竿，仍然是悄無聲息，將李宗吾住處團團圍住。見屋內漆黑，估計李宗吾已經入睡，就分兵兩路，左路對付轎夫，右路對付李宗吾。「左路軍」先上陣，搬來桌椅，將左房大門堵死，使轎夫無法出來為李宗吾援手。轎夫聽到響動，剛剛開門打探，迎頭一排棍棒。一個個嚇得直往被窩鑽，哼也不敢哼一聲。李宗吾失去援軍，右路就好下手了。一人將球竿從窗孔伸入，不小心戳翻了桌上的煤油燈，「嘔嘟」的響聲，把李宗吾從夢鄉中驚醒，大喝：「誰？! 」考生們聽了大喜：果然是他。也不回答，破門而入。學潮領袖劉家權一馬當先，將昏頭昏腦的李宗吾從被窩中拎出來，拖到地上，考生們蜂擁而上，把李宗吾圍在核心，拳打腳踢。蚊帳衣物，也被憤怒的考生撕成碎片。李宗吾毫無招架之力，一迭聲地喊「救命」，同時雙手死死揪住「元兇」劉家權的衣領不放。好在不遠處有校工宿舍。騷動聲呼救聲驚動了校工。考生們見有校工向李宗吾住處趕來，不敢戀戰，紛紛擇路而逃。劉家權也想逃，卻被李宗吾纏住無法脫身。情急之下，在李宗吾胯下使勁一捏。李宗吾萬萬沒有料及，趕緊鬆手護私。劉家權趁機溜走。待校工趕到，室內只剩下一個渾身哆嗦的李宗吾，考生們蹤影全無。破衣爛布、木棒球竿丟了個滿地狼藉。------------涉身教育之李宗吾挨打（2）------------「欽差大臣」受辱挨打，劉文彩拍案而起，嚴令敘府聯立中學校長鄧迪齋限期破案。在劉文彩這也是不得已。1925 年夏，乃弟劉文輝出任四川省軍務幫辦，移師成都，將敘府城防交給部將覃小樓，行政財政諸權則悉數移交原任敘府船捐局局長的劉文彩。劉文彩成了名副其實的「敘府王」。對乃弟派往敘府的「欽差大臣」李宗吾自然負有保護之責。如今李宗吾竟在他的卧榻「光榮負傷」，他可怎麼向乃弟劉文輝交代！劉文彩上了火，鄧迪齋也就不敢兒戲，當即派人給李宗吾驗傷。不過，雖然不敢兒戲，鄧迪齋也不會為李宗吾賣命。李宗吾與鄧迪齋本來交情不淺，兩人中學曾同窗數年。出於同窗之誼，鄧迪齋在李宗吾與劉氏兄弟之間聯絡，使李宗吾在走投無路之際得劉氏兄弟臂助，繼而可借敘府聯立中學為其「教育革 命」的試驗田。鄧迪齋並非迂腐之輩，他能為李宗吾在劉氏兄弟面前說項，能接受李宗吾來聯立中學試驗，說明他至少不是李宗吾「教育革 命」的反對派。但他對李宗吾也不是一點看法沒有。李宗吾不講策略，急於求成，行事極端，鄧迪齋本來就不以為然。更何況李宗吾「革 命」革到了鄧迪齋的頭上。 試想，聯立中學絕大多數學生拿不到畢業證，他這個當校長的怎麼向父老鄉親交代？所以，在1924 年李宗吾主持敘府聯立中學期末考試之後，兩人的關係己經很微妙了。現在李宗吾到聯中殺「回馬槍」，學生的日子不好過，鄧迪齋的日子更難過——學生怪他「引狼入室」，李宗吾埋怨他配合不好——里外不是人，鄧迪齋悔不當初。對李宗合一肚子怨氣。李宗吾受辱挨打，在鄧迪齋看來便是咎由自取。況且兇手都是他的學生，一旦查出來，他這個當校長的也脫不了干係。所以在不抗命的前提下，他的辦案原則是能敷衍就敷衍。李宗吾天天找鄧迪齋要兇手。鄧迪齋卻一點口風不露，堅稱兇手是校外流氓，而與本校學生無涉。且兇案背景複雜，非二五日所能查清，勸李宗吾好好調養身體。緝兇之事，來日方長。李宗吾不得要領，忍無可忍，便到縣衙告狀。縣衙不敢不受理。縣長鄭之祥親自出馬，抓了幾個肇事學生，一一輪番審訊，追查主謀。但被捕學生早有思想準備，眾口一詞：一百多考生都是主謀。鄭之祥大怒，喝令衙役準備用刑。雖然是縣長下令，這刑也不是說上就能上的。一百多考生，出身貧寒的畢竟是少數，多數是富家子弟、官紳子弟，領頭的幾個，家庭背景更是深厚。孩子有難，家長豈會坐視！所以．這邊廂剛剛抓人，那邊廂就展開了緊張的遊說。而且出面遊說的是當地的頭面人物，如有「通天教主」之稱的敘府民團首領雷東坦。縣長不敢冒犯李宗吾，但又何嘗能開罪地方實力派！只得走折中路線，以被捕學生「年幼無知」為借口，由家長具保出監，「嚴加管束」。訴諸法律，結果李宗吾仍舊大失所望。一怒之下，勒令聯中停止畢業考試，校長鄧迪齋聽候處分。自己則赴成都「上訪」，找劉文輝本人討說法。　　李宗吾揚長而去，留下鄧迪齋提心弔膽。果然很快就有了說法：因劉文輝出面干預，劉文彩不得不下令將心腹鄧迪齋「撤職查辦」。告別聯中的那天，鄧迪齋召集全校學生講話，痛哭流涕，大罵學生造次，累及自己。學生們則辯解說，都是李宗吾在聯中的好友、教員母敘賓告密才牽連校長，否則，李宗吾何以得知兇案內情，又哪裡會死死揪住校長不放！母敘賓可沒有李宗吾的政治背景，只好溜回家鄉，不敢再踏進聯中校門。罷免鄧迪齋的同時，劉文彩還下令通緝兇手。但緝兇之說，不過是表面文章——再無一人被捕。其實即便是罷免鄧迪齋，也只是虛晃一槍——1927 年李宗吾出任劉文輝軍部的顧問官，鄧迪齋則在劉文彩大力保薦之下，東山再起，出任宜賓縣教育局局長，比當初任聯中校長更神氣。但不管怎麼說，在李宗吾而言，總算有了個說法，自尊心得到了滿足。也就是說，對李宗吾，劉文輝畢竟給足了面子。李宗吾見好就收，敘府兇案就此落幕。注釋：1932年5月， 國民政府教育部以「整齊小學、初級中學、高級中學普通科學生畢業程度及增進教學效率」的名義，公布了《中小學畢業會考暫行規定》，規定各省市縣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對所屬公立及已立案的私立中小學應屆畢業生，在經過所在學校考試合格後，實行會考。要求各科考試成績合格者始得畢業；一科或兩科不及格者，可複試一次，複試仍不及格者，可補習一年再參加該科考試一次；會考三科以上不及格者，應令其留級，亦以一次為限。由此開始了民國時期中小學生的畢業會考制度。　　由於教育部關於畢業會考制度倉促實施，各地學校措手不及，加之學校教學質量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當年參加會考考生不及格者居多，因而遭到多方面的反對，江蘇、湖南、綏遠、南京、廈門等省市先後出現請願、罷課的風潮，抵制會考，尤以安徽最為激烈，全省各中學公開反對會考，組織反會考大同盟，發出反會考宣言。為此，蔣介石下令責成省教育廳從嚴整飭，省政府下令撤換了大批中學校長，中學會考被強行實施。　　針對實行的情況，教育部對會考規定也作了一些修整。1933年12月，教育部公布《中學畢業會考規程》，廢除小學生畢業會考。該《規程》規定：參加會考的學校應在會考前兩周結束畢業考試；取消體育會考；高中會考科目為公民、國文、算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學、外國語。初中會考科目為公民、國文、算學、理化、生物、史地、外國語。會考各科成績核算方法，以學校各科成績佔十分之四，會考成績佔十分之六，合併計算。會考三科以上不及格者留級，以兩次為限。與此同時，教育部公布了《中學學生畢業會考委員會規程》，建立起畢業會考工作的組織、實施機構。其中規定：由省市區教育行政機關組織會考委員會，設主試委員，主持一區之會考事宜，下分命題委員會與監試委員會。畢業會考委員會負責對下列事項進行議決：（1）各項實驗規則之擬定；（2）參加會考學生學校畢業成績之審查；（3）參加會考生之畢業、留級、補考之決定；（4）會考成績計算及揭示事項等。命題委員會負責擬定各種試題並加倍擬撰，由委員長選定擬定標準答案，併兼任評閱會考試卷。命題委員對於命題，應嚴守秘密。　　中學實行畢業會考後，國民政府把這種制度向其他教育領域推廣。1934年4月，教育部頒布了《師範學校學生畢業會考暫行規程》，一年後又正式頒布和嚴令推行《師範學校學生畢業會考規程》，規定了師範學校、鄉村師範學校、簡易師範學校、簡易鄉村師範學校等各類師範畢業學生參加會考的科目、時間、合格評定標準等，並強調師範學生必須會考各科通過，方得授予畢業證書，始獲正式服務教職之資格。畢業會考由此成為師範生獲求教職的必由之路。　　1940年5月， 教育部頒發《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核辦法要點》，規定從1941年起，專科以上學校將畢業考試改為「總考制」。畢業班學生除考最後一學期所學課程4種以上（專科為5種以上）外，還須指定通考以前各年級所學專門科目3種， 不及格者不得畢業。總考試不及格科目得補考一次，仍不乃格者，得參加下屆畢業總考，以一次為限。「總考制」頒布後，立即受到不少高校畢業生的抵制和反對，西南聯大的四年級學生組織了「反總考制」委員會，率領畢業班學生抵制高校總考試製度。（見《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李宗吾的教育思想（1）------------李宗吾的教育思想　　李宗吾挨打之後，專門寫了一書，叫做《考試製之商榷》，說明考試的必要，尤其注重學制的改革，由教育廳印發各縣討論。他常常對人說：「不經這一次痛打，我這本書是作不出的，所以對於該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謝！」究竟是什麼樣的教育思想，讓李宗吾慘遭毒打？與適應小農生產的傳統私塾相比較，現代學校以適應現代化大生產見長，在短短几十年中脫穎而出，構成中國教育的主導模型。在公眾眼裡，普及現代學校是實現教育現代化的不二法門。民國五年（1916）和民國十年（1921）李宗吾先後兩次擔任四川省省視學。在他第二次任職期間，遊歷各省考察教育。李宗吾目光如炬，幾年的遊歷視學，讓他看到當時教育的弊端，其一是「鐵床主義」。李宗吾認為人的本性，原本就是不齊的，而當時的學校，處處要求整齊劃一，他認為「整齊劃一」這句話，是戕賊個性的名詞。李宗吾舉了一個例子：古時候有個強盜，捉住人即按他在鐵床上，身比床長的，把他截短點，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長點。李宗吾接著提出了自己的疑問：「現在的學校，注重學年制，學年一滿，就可畢業，資質高的，把他按下去，資質劣的，把他拖起來，究竟學生感不感到痛苦，辦學的人是不管的，而且美其名曰：『整齊劃一』，試問與鐵床主義有何區別？」李宗吾對於這樣的教育表達了深深的不滿：「實則所說的三年畢業四年畢業，並不是所習的學業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畢，不過是講堂上規定了若干鐘點，必須去坐滿罷了。彷彿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現在的學校，也可以說是監獄式的學校。」[1]　　其次是資源浪費，效率低下。鐘點一到，先生即來授課，也不管學生對其所講的內容是否感興趣；鈴聲一響，即收書走人，也不管學生對其所授的內容是否業已了解。程度差的學生，聽完之後茫然不解，下次便無法接上先生的思路；優秀的學生，事先已於所授課也有所理解，則聽之索然無味。浪費了學生時間和精力，卻收效甚微。李宗吾說孔子說過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本來是很好的教學方法，但是「如今用不著了，鈴子一響就須上堂聽講，不憤者也要啟，不悱者也要發，學校組織如此，怎麼會不生流弊呢？」至於金錢材料上的虛耗，更是所在多有：各學校的儀器標本，封鎖的時候多，利用的時候少，為什麼不把它公開，是一般人都能享受利益？這就是材料不經濟的地方。從前書院的山長，得了幾百串錢，那全書院的學生數十個，或是百多個，都由山長一人去教，此外沒有一個冗員；現在教育上的組織，就是拿錢的人多，教書的人少。教育廳設廳長、科長、科員幾十個人，都是拿錢不教書的；省設省視學若干人，是拿錢不教書的；各縣設教育局長視學員，是拿錢不教書的；各中小學校長，多半未擔任功課，是拿錢不教書的。從前書院時代，學生的品性，由山長負責，未另支薪，現在把他劃分出來，每校設管理員數人，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從前山長優厚，但他們可勿須教書，實際上在教書的只有所謂教員罷了，此外還有文牘庶務會計書記等等，都是拿錢不教書的。至於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員或學董，都支所謂車馬費，也是拿錢不教書。拿錢不教書的人如此之多，教育經費哪能不支絀？[2]　　於是，李宗吾發出喟嘆：「用了那麼多金錢，費了那麼大勞力，所得的結果，不過是造成一個讀書不自由的組織罷了，倘把所有的組織細加考察，無在不是荊棘叢生，諸多窒礙，維新之初，手定學制的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李宗吾把責任推給維新之初制定學制的諸公，未免冤枉前人。身處教育界的李宗吾其實對於問題看得真真切切，他說：「全省教育局長、與夫校長教員，位置是有限的，具有局長校長教員的資格者，又是很多的，並且這種人才是逐年增加，實在是消納不完；兼之實業不發達，各項人才沒有出路，只有彙集於教育之一途，怎麼不起爭端呢？」李宗吾看到當時學制的第三個弊端也是最重要的弊端就是現代學校獨霸天下，形成教育壟斷並導致受教育的門檻過高。「現在的學校組織，定要身在學校之內，往上若干年，才能承認他是某某畢業生；至於校外自修的，任他學問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認的，依然把他當作棄才。」[3]這是其一，其二：「現在學校的組織，完全是家資富裕的佔便宜，學校的等級越高，所需的費用越多，於是高深的學問，就成了家資富裕的私有物了。貧苦人家的子弟，是終身得不到高深學問的；即使實行義務教育，也不過得點粗淺知識罷了。」這讓李宗吾感到憤憤不平的同時也感到憂慮：「但就全人民而論，貧窮的人多，富足的人少。現在的學制，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入學的機會，貧家子弟，是在擯棄之列。立法未免太偏枯了。我們實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貧家子弟，多半奮勉。中國歷史上，許多名儒碩學，都是從貧寒的家庭出來的。若照現在的學制繼續行下去，國家必要少出許多人才，無形之中就是受了極大的損失。」　　李宗吾針對當時學制的種種弊病，為當時的教育開出了自己獨特的藥方，他主張「把現行學制打破，設一個考試製」，使「各人之能力，可盡量發展，國家文化，可日益進步」。他主張實施考試製，並不專在考試的本身，而是想借著這種制度，以求教育的普及，造就真實的人才。李宗吾對於當時法定的學校，主張有兩種解放：第一種解放，是破除學校與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肆業的都給他們一條生路；第二種解放，是學校內部的組織，得由教員體察情形，酌量變通，不必拘守那種死板的辦法，可隨學生的程度，為適宜的誘導。但是有了這兩種解放，自然呈現一種紛亂的狀態，再設一種考試製度於其上，懸出一定的標準去考試，於是參差之中，就寓於劃一之制了。　　具體說來，李宗吾關於考試製的設想大致分為幾個方面，首要的就是要學生們能夠讀書自由，獨立思想。「學校應習的各科不該同時並進，所有各科學習的先後，和學習的時間，都應該酌量變通，取消那每天學習五六科的辦法，所得的效果，一定要增加許多。」緊接著，李宗吾敘述了這樣設置的理由：　　若取一種未經學習的學科，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著不了解的地方，往往鑽研許久，都不了解，一經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時發生了興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釋手，進行非常之快，比那教授講授的速度，真有天壤之別，而且是自己鑽研得來的，心中也格外暢快。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時用猛火，到了沸騰後，改用微火，只要能夠保持沸騰的溫度，雖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與猛火無異。凡人看書，有時發生興趣，津津有味，這就是煨肉到了沸點的時候，就應該一直看下去，這是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時無故把它放下，隔許多時候又來看，自己覺得興趣沒有先前那樣好，看下去就較為艱難了，這便是煨肉停了火的緣故。需要耐心再看許久，方才發生興趣。[4]------------李宗吾的教育思想（2）------------所以，在學校里，「學生習某科，他要想繼續下去，不肯中止，這是可以的；他自覺厭煩了，想另換一科，也是可以的。當純由學生自動，教師在旁邊輔導，隨時指點，卻不可強制他。這樣學生的進步，自然也快，腦筋也不會損傷。」針對當時有人認為「現在的學科，有許多非經講授，是不易了解的，還有許多注重試驗，並不是課本上的知識，更是不能自修」的觀點，李宗吾提出了補救措施，即多設補習學校，並在適中地點開設公共理化室、圖書標本室，專聘教師常住其中，許人自由請問。這樣一來，各校可以共同購置試驗器材，放在適中的地方，各校先在校中把理論講明白了，到了規定的時間由各校把學生引到那個地方去試驗，如此辦法，一套標本儀器，可供幾個學校之用。更重要的是還可以把它開放，使校外之人也能享受這種利益。如果有了這些設備，又有指導者居住其中，那些貧苦子弟，可以一邊謀生活，一邊抽暇自修，遇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向人請問，倘若無人請問，就可到公共場所請指導人指示，又有儀器標本可供試驗，所得的知識即與在校者沒有區別。　　李宗吾提出的第二點觀點，則是降低現代教育的門檻，提倡私學與公立學校並重，主張在舉行考試之時，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准其考試。這樣一來，對於公立學校也是一種促進，因為「校內學生見有校外自修的與之競爭，萬一成績不及他們，豈不為人非笑？」而「公家所辦的學校，見有私塾與他競爭，恐怕相形見絀，自然也就不能不力加整頓了」。在《考試製之商榷》中，李宗吾詳細地敘述了自己的設想：實行考試時，所考的是學校內應授的學科，並不在其他書籍中出題目，私塾如不改良，他的學生斷不會僥倖及格，自然學生不會到他那裡去，即使去了也要回來的；如果他的學生考試能及格，可見他的私塾，業已改良，與學校無異，豈不是很好的事嗎？國家與設學校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才，現在有私塾也在幫助造就，不支公家款項，造出的學生，又能合格，應當獎勵之不暇，又何必阻止呢？如果私塾盡都改良了，學校的學生全體都向私塾去，也是無妨的，正好把造就人才的事，讓私塾去辦，國家只消設一個考試製，去考試私塾的學生就是了。所辦學校的款項，可移來辦平民學校，教育無力入私塾的學生，或是去辦高級的學校，教授私塾所不能教的學科，豈不是很好嗎？所以私塾發達，是很好的事，並不是悲觀的事。[5]　　李宗吾所說的私塾，是包括私立學校以及未向政府立案的學校，而不是僅僅是鄉村的私塾。　　在《考試製之商榷》中，李宗吾還提到了讓他念念不忘的「科舉」，他認為科舉弊病雖多，但「那個時代卻有一個極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讀書，就有書可讀。而且在科舉時代，窮人可以一面謀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國家行使考試時，對此等人，與書院肄業的人同樣待遇，並沒有歧視之心。李宗吾的《考試製之商榷》，實際上就是發端於科舉，而立足於當時。他的教育主張，概括地說就是「求學自由」，即讓天才優越的學生不受學年的限制，使其創造的天分得以充分的發展，同時把學校開放，使校外的學生也能參加考試。這樣一來，私塾便可以與公立學校並行發展，教育也就不容易為少數人壟斷。不要以為李宗吾設想的考試製只是培養應試教育的機器，李宗吾對此早有警覺。在制定考試製的同時，李宗吾同時制定了《學業成績考察會之計劃》，這種方式，便是通過檢查學生的平時成績，藉以注重培養學生的素質。李宗吾設立的學業成績考察會，是約集地方教育界人士，籌備經費，每月集合在校學生以及私塾自修學生，按照部定科目，會考一次，及格者從優獎勵，鼓勵學生的興趣。而貧生得獎，更可以繳納學費，或購置書籍，不至於因貧廢學。考試科目以及所用教科書，均先期公布，使私塾自修學生，預為肆習。這也是李宗吾偏重私立學校的一種策略。李宗吾認為國家不僅不應該限制私立學校的發展，而且應該為其提供有利的發展條件。私立學校的存在是對公立學校的一種有力的促進。這種思想在當時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以後的共和國的歲月中更是成了絕響。　　1923年，正是李宗吾大力在四川省視學任內積極倡導和力行考試製期間，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北京成立，該會以「除文盲，作新民」為宗旨，總幹事便是與愛因斯坦齊名的四川人晏陽初。同為四川人的晏陽初比李宗吾小14歲，兩人之間是否早有來往現在沒有資料可以徵詢，但是可以知道的是，當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四川分會選舉董事，李宗吾是董事之一。為此，李宗吾專門作了一篇《推廣平民教育之計劃》。這篇文字，可以說是補了《考試製之商榷》的不足。在那篇文章里，李宗吾認為平民教育應該擴大辦理，教育一般民眾，不僅僅是教不識字的人。他根據民間讀書水平參差不齊的情況，主張徵集一些「或白話的」，「或淺近文言的」，「總以富有趣味為主」的著作，其間加入一些外國壓迫我國的情形以及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實，交給在各街宣講格言的和在茶館眾說評書的人拿去傳播。因為「這等人的語言態度，與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們說的話，眾人都肯聽；若是上流社會的人去講，反覺得異言異服了，所說的話，必不能深入人心」。李宗吾指出，現在阻礙文化的，就是教科書有版權一事。「我們中國，本來讀書很自由的；該行學校而後，訂出種種法令，有了許多限制，讀書就不自由了。」[6]從前無所謂版權，如今所用的教科書，概有版權，人民不能自由翻印，於是購書也不自由了，外縣購置教科書很難，往往有錢也買不到書。李宗吾舉了他查學所見的例子：有些初小教師，手寫教科書，拿與學生讀的；又有命大學生幫助小學生抄寫的，這就是「版權」二字生出來的現象。有了這種制度存在，教育怎能普及？所以他提倡平民教育，首先要自編書籍，放棄版權，促進會再徵集各種讀物加以審查，認為合格，即刻成木板或鉛印，把著者姓名印上，予以名譽上的報酬，然後把所有書籍的名目公布出來，各處要購某種，只要寄函到會，會中雇有工人代印，只取紙本，不取工資版費。李宗吾這種取消版權的主張看起來頗為偏頗，但是考慮到他只是在教育層面提出，而且也僅限於教科書，或者為平民普及教育所用的書籍，這種苦心，是值得體諒的。值得注意的是，李宗吾的考試製思想，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後看：他是在科舉和與科舉相關聯的書院制度尋找思想資源的。筆者曾在《從科舉廢除到現代大學制度的確立》一文中梳理過從科舉廢除到現代大學制度確立的那條坎坷艱難的道路，同時也反思了現代大學制度的弊端，在那篇文章的結尾，我這麼寫道：　　應該說，有了好的制度，還要有好的人來維持制度，中國是缺乏「法」的觀念的國度，再好的制度，弄得不好，也許就成了壞事兒。拿科舉制度來說，原本說不上有什麼不好，但是到了清末，官場流弊日深，人才不能出頭，士子們針砭時弊不好拿高官出招，只好對準了原本沒有大錯的科舉，進而引發了後來的戊戌變法。一下子科舉制度蕩然無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依附在這個制度上的大小官員也只好樹倒猴孫散。隨著科舉制度一同退出歷史舞台的，還有實行了一千多年的書院教育制度。但是，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說的，「光緒二十四年以後的改革教育論者，並無一人對於書院制等有詳密的攻擊或批評」。（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康梁諸人的所謂破舊，主要針對的是科舉取士。所以在現代大學建立的同時，教育的主事者們也開始紛紛反思現代大學的流弊，並且開始把書院精神引進現代的大學體制。1924年，清華校長曹雲祥向胡適請教如何創辦研究院，胡博士的做法就是「略仿昔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為研究院繪一藍圖」。（藍文徽：《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載《清華校友通信》新卅二期，1970年4月）這一點在1925年3月6日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中通過的《研究院章程》里說的更加明白：「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院章程》，《清華周刊》第360期，1925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學的校長唐文治，在1920年，五十六歲知天命的年紀，不顧交通部及學校同人的再三挽留，回到了老家無錫創辦了在中國教育史上鼎鼎有名的無錫國專，這所學校介乎於現代意義的大學和傳統書院之間而更接近於後者，這個學校培養出來的優秀者、日後成為大學者的吳其昌、蔣天樞在日後又回到了現代大學體制中的傳統書院——清華國學研究院。[7]------------李宗吾的教育思想（3）------------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李宗吾提出考試製和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以及唐文治創辦無錫國專的時間是多麼接近（中間只相差三兩年的時間），從這個角度去反觀李宗吾的教育思想，也許是一個更好的切入點。富有歷史意味的是，李宗吾提出和發表這些教育思想的時候，正值蔡元培出長北大，胡適回國之初，「全盤西化」的思潮瀰漫全國思想界、教育界的時候，李的思想不能得到重視也就可想而知了。就連在李出任省視學的四川，這些思想的實施也只是曇花一現，到了民國二十五年（1936），四川各縣也一律奉令停止小學會考，也未另辦私塾學生的考試，李宗吾在四川教育界遺留的痕迹，就算是「完全肅清了」。那個時候，李宗吾已經在軍閥劉文輝的劉湘部任職達九年之久了。那時的李宗吾，已經不願意交朋友，經常是獨自一個人，坐坐茶館，游游公園，偶爾碰到熟人，便「好似不經意的掩藏起來」，過起遊魂一般的生活了。　　[1][2][3][4][5][6]李宗吾：《考試製之商榷》，均轉引自張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7]陳遠：《從科舉廢除到現代大學制度的確立》載2005年9月9日《新京報》，北京（發表時有刪節）------------大隱於市，廣開厚黑廟門（1）------------別人做官，一般是越做越大，但是這位厚黑教主做官，卻是越做越小。在他提倡的考試製遭到抵制之後，為了實行自己的設想，李宗吾捨去四川省視學的職位，轉到大軍閥劉文輝部下，試圖藉助軍閥的力量推行考試製。這一段故事，在本書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有詳盡的敘述。但是隨著考試製的全面肅清，李宗吾對於官場也越來越失望，整天待在劉文輝的部內無所事事，「沒有聽他作過什麼主張，出過什麼計劃」。　　據當年曾經作過李宗吾學生的王善生記載，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他常常看到李宗吾一個人坐在公園，王善生每次看到必上前攀談。有一次談話，後來被王善生記載了下來：　　予問：「先生讀書淵博，思辨精闢，何不融經鑄史、馳騁正軌，而乃驂情孤癖，獨遁左道。先生所言厚黑二字，不過玩弄邏輯，混淆訓詁。」先生答云：「你說我走的是左道，而不知道這是我的達道。所謂的達道，乃天下一二等英雄才走得通。一等為劉邦，為了要當皇帝，可以目視父母就烹而請分羹一杯。二等英雄如李世民，為了要當皇帝，忍於殺兄殺弟。三等則南奧趙佗，始欲割地自雄，終而俯首就範。第四等則虯髯客，遠走高飛，自辟一國。你所稱的大學者，融經鑄史，不過為一二等英雄耳（按，原文如此，疑「英雄」為「學者」之誤），且他們正是為一二等英雄塗脂敷粉。三等學者，或研一子，或作小說，自以為割地矣，其實一如趙佗，如不俯首就範，不跟好一二等英雄之後，終亦不能自存。此三流的學術領域，皆無我插足之地。我不願為一二等英雄，也不願俯首一二等英雄，我只好遠走高飛，不與人爭道。你知道么？厚黑學者，我之『海外扶桑國也』。」[1]　　李宗吾與自己過去學生這番對話，無意中透露自己落寞的心境，想經世濟用，無奈看透世事心灰意冷，想躋身學界，卻又無奈「皆無我插足之地」。李宗吾這番話並非想當然，在張默生所著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傳》中，曾經對李宗吾的境地有過這樣的描寫：他也曾經與重慶區的大學教授，攀談過學術問題，但是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種的原因：是大學教授的學問，多半是從書卷中來的；而他的一套理論，則是憑著想像所及而別有發現的。人家的學問，多半是有師承家法的；而他的學說，可說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僅可稱之為思想家，不得稱之為學術家或者學者。思想家所見到的，有時為稍後的學者所證實，有時亦為稍後的學者所推翻。思想家和學者，往往不是同時代的人物。勿怪乎他與一般教授攀談，他儘管言之諄諄，而聽者就未必不茫然了。[2]後來李宗吾乾脆放棄了進入學界的幻想，在這方面，有一件事情特別能夠說明李宗吾的佯狂：　　去年吳稚暉在重慶時，新聞記者友人毛暢熙，約我同去會他。我說：「我何必去會他呢？他讀盡中外奇書，獨莫有讀過厚黑學。他自稱是大觀園中的劉姥姥，此次由重慶，到成都，登峨眉，游嘉定，大觀園中的風景和人物，算是看遍了，獨於大觀園外面，有一個最清白的石獅子，他卻未見過。次迎吳先生，我也去了來，他的演說，我也聽過，石獅子看見劉姥姥在大觀園進進出出，劉姥姥獨未看見石獅子！我不去會他，特別與他留點憾事。」[3]後來吳稚暉看到李宗吾的這番話之後，曾經致函李宗吾，說：「厚黑二字，人人心中有之，只是人人筆下不便寫出。今經李先生道破，恐厚黑者，益將無忌憚，而厚黑犧牲品亦必加多矣。雖然，吾快吾意，亦管不了許多也。」「李先生目光銳利，讀書奇博，心理與力學實為最驚奇之發明，尤其前半部，真萬古不滅之論。……」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當時的厚黑教主，不由得隱於市井，嬉笑怒罵地遊戲起人間來了。當時跟他來往比較多的，是過去的一位好友，在全國聞名的「姑姑筵」餐館的老闆兼廚師黃敬臨。李宗吾在《厚黑叢話》中曾經多次寫道這位「配享厚黑廟」的好朋友：　　我這門學問，將來一定要成為專科，或許還要設專門大學來研究。我打算把發明之經過和我同研究的人寫出來，後人如仿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做一部厚黑學案，才尋得出材料，抑或與我建厚黑廟，才有配享人物。舊友黃敬臨，在成都街上遇著我，說道：「多年不見了，聽說你要建厚黑廟，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了門的，請把我寫一段上去，將來也好配享。」我說：「不必再寫，你看《論語》上的林放，見著孔子，只問了『禮之本』，三個字，直到而今，還高坐孔廟中吃冷豬肉。你既有志斯道，即此一度談話，已足配享而有餘。」敬臨又說：「我今年已經62歲了，因為欽佩你的學問，不惜拜在門下。我說：「難道我的歲數比你小，就夠不上與你當先生嗎？我把你收列門牆，就是你莫大之幸，將來在你的自撰年譜上，寫一筆『吾師李宗吾先生』，也就比『前清誥封某某大夫』，光榮多了。」 [4]　　後來李宗吾與朋友談話，旁邊有人警告說：「你少同李宗吾談些，謹防把你寫入《厚黑叢話》！」李宗吾有感於此竟然作起厚黑廟人物譜來了，其中的一篇，便是關於那位黃敬臨的。李宗吾說：「我生怕我的厚黑廟中，五花八門的人，鑽些進來，鬧得如孔廟一般。我撰有敬臨食譜序一篇，即表明此意……」我們不妨看看這位黃敬臨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有個六十六歲的老學生，黃敬臨，他要求入厚黑廟配享，我業已允許，寫入《厚黑叢話》第一卷。讀者想還記得，他在成都百花潭側開一姑姑筵。備具極精美的肴饌，招徠顧主，讀者或許照顧過。昨日我到他公館，見他正在凝神靜氣，楷書《資治通鑒》。我詫異道：「你怎麼干這個事？」他說：「我自四十八歲以後，即矢志寫書，已手寫十三經一通，補寫新舊唐書合鈔，李善注文選，相台禮記、坡門唱和集各一通，現打算再寫一部《資治通鑒》，以完夙願而垂示子孫。」我說：「你這種主意就錯了。你從前歷任射洪、巫溪、滎經等縣知事，我遊蹤所至，詢之人民，你政聲很好，以為你一定在官場努力，干一番驚人事業。歸而詢知，退為庖師，自食其力，不禁大讚曰：『真吾徒也。』特許入厚黑廟配享，不料你在干這個生活。須知：古今干這一類生活的人，車載斗量，有你插足之地嗎？庖師是你特別專長，棄其所長而與人爭勝負，何若乃爾！鄙人所長者厚黑學，故專讀厚黑學，你所長者庖師，不如把所寫十三經與夫《資治通鑒》等等，一火而焚之，撰一部食譜，倒還是不朽的盛業。」敬臨聞言，頗以為然，說道：「往所在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充烹飪教師，曾分『薰、蒸、烘、爆、烤、醬、酢、鹵、糟』十門教授學生，今打算就此十門條分縷析，作為一種教科書。但滋事體大，苦無暇晷，奈何！」我說：「你又太拘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為你計，每日高興時，任寫一二段，以隨筆體裁出之，積久成帙，有暇再把他分出門類，如不暇，既有底本，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倘不及早寫出，將來老病侵尋，雖欲寫而力有不能，悔之何及？」敬臨深感余言，乃著手寫去。　　敬臨的烹飪學，可稱家學淵源。其祖父由江西宦遊到川，精於治饌，為其子聘婦，非精烹飪者不合選。聞陳氏女，在室，能制鹹菜三百餘種，乃聘之，即敬臨母也。於是以黃陳兩家烹飪法冶為一爐。清末，敬臨宦遊北京，慈禧後賞以四品銜，供職光祿寺三載，復以天廚之味，融合南北之味。敬臨之於烹飪，真可謂集大成者矣。有此絕藝，自己乃不甚重視，不以之公諸世而傳諸後，不亦大可惜乎？敬臨勉乎哉！------------大隱於市，廣開厚黑廟門（2）------------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我嘗笑：孔廟中七十子之徒，中間一二十人有言行可述外，其大半則姓名亦在若有若無之間，遑論功德？徒以依附孔子末光，高坐吃冷豬肉，亦可謂僭且濫矣。敬臨撰食譜嘉惠後人，有此功德，自足廟食千秋，生前具美饌以食人，死後人具美饌以祀之。此固報施之至平，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人貴自立，敬臨勉乎哉！　　孔子平日飯蔬飲水，後人以其不講肴饌，至今以冷豬肉祀之，腥臭不可嚮邇。他日厚黑廟中，有敬臨配享，後人不敢不以美饌進，吾可傲於眾曰：吾門有敬臨，冷豬肉可不入於口矣！是為序。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李宗吾，於成都。[5]　　那一年，正好是李宗吾好友謝慧生的六十大壽，李宗吾借給這位老朋友祝壽寫祝壽文的機會，也把這位老朋友納入到了「厚黑廟」里來。在那篇祝壽文里，李宗吾寫道：民國元年二三月，我在成都報上發表《厚黑學》。其時張君列五，任四川副都督，有天見著我，說道：「你瘋了嗎？甚麼厚黑學，天天在報上登載，成都近有一夥瘋子，巡警總監楊莘友，成都府知事但怒剛，其他如盧錫卿、方琢章等，朝日跑來同我吵鬧，我將修一瘋人院，把這些瘋子一齊關起。你這個亂說大仙，也非關在瘋人院不可。」我說：「噫！我是救苦救難的大菩薩，你把他認為瘋子，我很替你的甑子擔憂。」後來列五改任民政長，袁世凱調之進京，他把印交了。第二天會著我，說道：「昨夜謝慧生說：『下細想來，李宗吾那個說法，真是用得著。』」我拍案叫道：「田舍奴，我豈妄哉！瘋子的話，都聽得嗎？好倒好，只是甑子已經倒了。今當臨別贈言，我告訴你兩句：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哪知他信道不篤，後在天津織襪，被袁世凱逮京槍斃。他在天牢內坐了幾個月，不知五更夢醒之時，會想及四川李瘋子的學說否？宣布死刑時，列五神色夷然，負手旁立，作微笑狀。同刑某君，呼冤忿罵。列五呼之曰：「某君！不說了！今日之事，你還在夢中。」大約列五此時，大夢已醒，知道今日之死，實系違反瘋子學說所致。　　同學雷君鐵崖，留學日本，賣文為活，滿肚皮不合時宜，滿清末年跑在西湖白雲寺去做和尚。反正時，任孫總統秘書，未幾辭職。作詩云：「一笑飄然去，霜風透骨寒。八年革 命黨，半月秘書官。稷下竽方濫，邯鄲夢已殘。西湖山色好，莫讓老僧看。」他對時事非常憤懣，在上海，曾語某君云：「你回去告訴李宗吾，叫他厚黑學少講些。」旋得瘋癲病，終日抱一酒瓶，逢人即亂說，常常獨自一人，倒卧街中，人事不省。警察看見，把他弄回，時愈時發，民國九年竟死。我這種學說，正是醫他那種病的妙藥，他不惟不照方服藥，反痛詆醫生，其死也宜哉！　　列五、鐵崖，均系慧生兄好友，渠二人反對我的學說，結果如此。獨慧生知道，瘋子的學說，用得著，居然活了六十歲。倘循著這條路走去，就再活六十歲也是很可能的。我發明厚黑學二十餘年，私淑弟子遍天下，盡都轟轟烈烈，做出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偏偏同我講學的幾個朋友，列五、鐵崖而外，如廖君緒初、楊君澤溥、王君簡恆、謝君綬青、張君荔丹，對於吾道，均茫無所得，先後憔悴憂傷以死。慧生於吾道似乎有明了的認識了，獨不解何以蟄居海上，寂然無聞？得非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耶？然因其略窺涯，亦獲享此高壽，足征吾道至大，其用至妙，進之可以干驚天動地的事業，退之亦可延年益壽。今者遠隔數千里，不獲登堂拜祝，謹獻此文，為慧生兄慶，兼為吾黨勸。想慧生兄讀之，當亦掀髯大笑，滿飲數觴也。民國二十四年元月，弟宗吾拜撰。[6]柏楊在評價李宗吾的時候曾說：（厚黑學在於說明了）「一個蓋世奇才，對於日非的世局，其內心的悲憤和痛苦是如何沉重。」這兩篇文章恰好證明了這一點，只不過，這位厚黑教主，把自己悲痛隱藏在嬉笑怒罵的背後，世人只看到了這位厚黑教主的詼諧，卻很少注意到他內心的辛酸。從李宗吾所期許的這兩個「配享厚黑廟」的人物，也可以一窺這位厚黑教主的為人了。能夠直接說明李宗吾為人的，還有兩個故事，一個是在李宗吾的厚黑學大肆傳播之時，有位道貌岸然的官僚，看到厚黑學之後義憤填膺，寫了一本《薄白學》，在成都發表，痛斥李宗吾狼心狗肺、貽害蒼生，不久之後，這位寫了《薄白學》的官僚因為貪污瀆職被判死刑，其頭顱被懸掛在成都少城公園示眾。　　另外一件是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四川省政府改組，李宗吾所在的政聞編審委員會裁撤，另成立一編譯室。該室的編製，只有五人，李宗吾也是其中之一，不久，因為緊縮編製，只能剩下三人，於是李宗吾便被擠掉了。關於此事，李宗吾當年的同事徐慶堅曾經回憶：當時緊縮編製改為三人，某君乘機設法改調，某君乘機兼任新檢所主任。編譯室主任某君，則兼另一機關報總編輯。名為五員，實僅存四。此四者中，宗吾先生面厚不如某主任，心黑不如某新檢所主任；愚則所謂因緣時會，靠土著飯碗團體幫忙不能走者；宗吾先生，遂不得不掛冠而去矣。[7]兩相比較，歷史的諷刺意味竟然如此的強烈！[1] 王善生：《我對李宗吾先生的回憶》，載《李宗吾研究》創刊號 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四川2004年　　[2] 張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傳》，頁370，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3] 李宗吾：《厚黑叢話》 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二日　　[4] 李宗吾：《厚黑叢話》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5][6] 李宗吾：《厚黑叢話》成都《華西日報》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7] 張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傳》，頁279，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李宗吾喜歡0添加關聯收集到看板分享到：關聯的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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