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的真話和假話

季羨林的真話和假話時間:2010-08-23 15:27 作者:左春和點擊:562次 　　老季有句名言，時下正在各種媒體盛傳。那就是：「要說真話，不講假話。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這句話的前半句很普通，沒有什麼特別之處，象一個小學生痛表決心，意志堅定，紅心向陽之狀。後半句因為運用了文字的排列組合遊戲，已經成了老季智慧的象徵。所以，猛然聽上去感到老季既正直不阿，又醒世機巧。難怪有人封他「國學大師」，封他一系列的「家」。好在他尚能自知、十分可貴，並不象余秋雨那樣理直氣壯地笑納。　　季羨林說自己不是「國學大師」，不是思想家、歷史學家、佛學家和文學家。這雖是一種自謙，倒是講了一句真話，因他知道學問並不是能與壽命成正比的。有的人一生短暫，但思想能光耀千古。有的人壽比南山，但並未能以學問驚人。看來，老季在耄耋之年能有如此清醒還是難能可貴的，「大師」的稱號在他的心中自有一定的尺度。他在與他的同輩學問家比起來，顯然沒有接受「大師」的底氣，是因為雖然著作等身，但確實不可與真正的大師比肩。著作自然也如人的壽命，著作之多，也並不能意味著數量是「大師」勝出的依據，這是普通的道理。有位搞民間故事搜集的人，掛在其名下的「著作」早就超過了幾千萬字，他獲得世俗利益的決竅便是「書越厚越沒有人去看，越不看越不知其深淺」，所以便能獲得體制的承認。這方面，老羨知道自己的煌煌等身之著遠不如魯迅的一篇紀念學生的千字短文，甚至比不上北島的幾句《回答》，自然是不敢接受「大師」之封了。稍具文化領域常識的人便知道，季羨林是搞印度古代等語言研究的，語言研究最多是一種技術層面的功夫活。這種活有的人就是做不來，比如魯迅、陳獨秀、李大釗、賀衛方之類，他們釋放思想還來不及，哪有時間打磨這些玩味無窮的技藝。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是心中乾坤的大小。老季研究吐火羅文雖然高深，遠非一般人能夠洞悉其中的堂奧，但我們知道他不是搞國學的，也不是搞思想的，也就是他的學問里沒有多少堪稱國學的東西，更沒有什麼思想。所以說「國學大師」的稱號他不敢要，他拒絕「思想家」這頂帽子也是講的真話。至於文學家，僅憑其老年寫的一些散文隨筆來看，只是一些個人經歷認知的記錄，既無文采，也無新意，更沒有文學的穿透力和感悟力，嚴格地講只能算個文學愛好者。有些文章的水平可能還不及機關里老幹部組成的文學社所搞得文字順溜。至於佛學家只要看看他的生死觀就知道一個人的佛學領悟能力了，這個暫且不論（以後專門介紹）。這些大帽子壓在一個老人身上自然是很不舒服的，雖然有人千方百計去爭取，但老季還是具有一些知識人的品格，賜來之食，哪有好意？季羨林生前獲得的殊榮雖已至巔峰，但他還是明白巴金的命運。這時候有些東西早已力不從心了，有些東西我們也能看到，本不是他的錯，不必苛責了。　　只是，他的「假話全不講」是需要澄清的。反對假話的人不一定不講假話，如同反對獨裁者不一定實行民主。近日讀到季羨林發表在1976年1月4日《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污衊》一文便清楚地印證了這一點，否則，我們肯定會認為老季真的是「假話全不講」的耿直之士。他在這篇短文中寫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義路線統治學校……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在這場鬥爭中，我們知識分子也獲得進一步的改造和提高。」文章的背景是有知識分子對文革中摧殘教育界的情況進行了反思，或者批評，老季便寫了一篇鬥志昂揚的反擊文章。此文的反擊對象沒有詳細透露，好在時代並不久遠，考證也不艱難，不外乎象顧准、李慎之這樣的不識時務者。文中老季還熱情地盛讚文革，他說那時候「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築斗、批、改的舞台，工作宣傳隊開進了北京大學。」如果有人攻擊這種大好形勢「倘非無知，即是別有用心。我們要堅決予以回擊！」在這篇充滿戰鬥號角的熱血檄文中，我們實在不願承認老季的無知，即使再沒有多少思想，就憑一個有多年西方生活、治學經驗的學人，也能看清文革對教育的破壞。如此熱情地讚美這場浩劫，捍衛這場人間地獄運動或許是迫於壓力，迫於生存的無奈？如果這樣，他的「假話全不講」已經不攻自破了，因為這是講的明明白白的假話，講這些假話的目的完全是為了自己的世俗命運不受影響。如果這樣的話，已不僅是言行不一的問題，而是一個知識分子身份的確認問題了。一個在學問品質上連知識分子的底線都不能恪守，又怎能榮登「大師」的寶座？因為品質不僅是一種話語，而是一種實踐，更是一種實踐的人格方式的存在。要知道，就在季羨林「堅決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闊步前進」（引文同上）的時候，有多少具有獨立品質的知識分子因講真話已經被鋪成了他們「闊步前進」的路灰。當老季在迎風招展的紅旗下昂首闊步、幸福驕傲的那一刻，是否能聽到張志新、林昭那飄蕩在曠野中凄厲、絕望的吶喊。　　雖然學術與思想作為一種知性存在有著明顯的形式分野，但在內在品質上應該是相同的。暫不去追究王元化「有學術的思想，有思想的學術」之境界，單就學術本身來講只有追求自身的獨立性，去除所有的世俗依附才能追求到可能的真理。也就是說並不能因為季羨林是搞學術而非思想就可以將其進行價值取向的豁免，沒有自己的獨立判斷，怎能讓人相信你的學術結果。知識的獨立判斷拒絕成為任何政治的附庸和體制的環節，純學術的研究雖然不對當下的公共問題發言，但至少不去歌頌任何一種政治謀略。季羨林作為語言學大家起碼通曉一定的學術規則，沒有能力和勇氣去對歷史的謬誤進行批判，但按照他的話講最低要做到不去講違心之言。如果說這些「假話」是迫於當時難言的無奈，但在其晚年的隨筆回憶中應該為此懺悔。可是令人失望的是他並沒有給我們提供令人敬仰的機會，只是再一次提示給我們知識分子的複雜性，或者說技術知識分子與思想者的根本區別。　　弗洛姆曾經深刻地發現：動物發展程度越低，它對自然的適應能力就越強，它的所有活動便越受本能和反射行為機制的控制，某些昆蟲的社會化組織都完全是本能使然。在知識界思想程度越高越難以適應他賴以思想的體制，許多思想者則難以善終。文革中許多無法適應的思想者因為無力改變不能適應的現實而選擇了自殺，有的選擇了沉默，但有的知識人能夠極快地適應各種風浪，甚至能夠在風雲變化中躍馬揚鞭。這便說明這些知識人的適應能力很強，從生物學的角度看，便是一種生存的本能支配了他的選擇。老季在文革中盛讚文革，在反思文革時又稱自己「假話全不講」，之所以生存下來是因為「真話不全講」，新世紀到來，他又盛讚孔子和泰山。從這種權力膜拜中，不難看到他的心理依附，這就是心理學上的「受虐倒錯」現象，只有在臣服和束縛的情形下才能感到幸福和快樂。本來知識的目的是擺脫束縛、走向自由，然後當擁有了知識獲得了某些自由後又獲得了恐惶，失去了壓迫感也就失去了幸福感。這就是為什麼狗總是喜歡趴在主人的腳下，偶有鞭打便有幸福的汪叫，而孤獨之狼只能狂奔在北風呼嘯的草原。　　一個知識人獲得體制的承認並不難，只要不追求真知，憑一點兒勤奮和天賦即能得到一些世俗利益。難的是有講真話的能力，能講出真話，敢講真話，為了講真話而放棄世俗利益。可悲的是當下一些文人以追到世俗利益而興奮不已。我經常接到一些友人發來的簡訊告訴我，他的什麼什麼作品在什麼級別的報刊上發表，又獲了什麼獎。如果這些作品能有一點獨立判斷和批評品質也算欣慰，只是完全為了能夠「發表」而寫作《公社都是向陽花》，或是《朵朵葵花向太陽》之類的無魂之作。這多少都是季羨林的精神弟子，只有這樣不但能夠被賜封為「專家」，還能因為物質條件的優越而長壽。當下得到季羨林精神真傳的還真不是少數，看那些介紹自己的頭銜比作品還長的「專家」，日常以自己是XX協會的副主席為榮的教授，他們還往往蔑視那些民間的獨立思想者，甚至不屑那些公共知識分子。這裡有著某種群體的先天局限，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缺陷。便是路德所發現的即通過消滅獨立的自我，通過使個人成為一種個人之外的握有生殺大權的人手中的工具，來尋找肯定。這類人便是這樣，他對自己的研究，或寫下的文字根本沒有自信，或者把自己交給另一種體制來進行宣判，以此來尋找幸福的幻覺。　　講真話，也講假話的季羨林本來是真實的。不講真話，假話不全講的季羨林也是真實的。因為他同我們一樣，人的意志本身是向惡的，這一人類的局限構成了我們彼此平等的先驗根據或寬恕基礎。只是權力結構和傳媒利益把他打造成了文化崑崙，又成為新的道德神話。只是我們無法再忍受這種壓迫，偶像一旦剖開，金色的包裹之下，填充其中的不一定就是金色的重量。　　2009年9月19日星期六[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ne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008231648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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