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甲午之十三：戰前清廷內部權斗破壞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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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我們之前一直在關注各種硬性條件對甲午戰爭的影響。這期《重讀甲午》開始，我們花幾期的篇幅去關於一些微妙而又影響巨大的因素。在清軍走上戰場之時，他們並不知道，不止是對手日軍希望他們失敗，朝堂之上還有一批「自己人」也想方設法扯後腿放冷箭就為製造他們的笑話。如果我們將目光放遠一些的話，就會發現，這種來自清朝內部的破壞早已在甲午戰爭開始前十餘年開始就已經不斷發生著。

晚清清流派：守舊阻撓近代化不斷攻擊洋務運動

晚清，當務實的洋務派作為一個政治派別興起後，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試圖運用平衡戰略制衡洋務派以防止尾大不掉局面的出現。因此，清流派作為洋務派的對立面應運而生了。

清流派在晚清政壇上十分活躍，他們品評人物、抨擊時政、彈劾權貴，其自身也多潔身自好，操守廉潔，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代表。他們注重品評吏治，認為政治清明是國家強大的最重要的因素。在他們眼裡，朝廷的制度本身沒有問題，但國家的「良法美意」往往都被那些貪官污吏破壞，故「吏治尤貴有治人也」。

清流派身處高牆深院，缺少實踐經驗，政治心態比較守舊。部分清流成員仍然沉浸在天朝帝國無所不有的迷信當中，議論時政流於虛妄、不切實際與「放言高論」。虛驕、夜郎自大、閉目塞聽而顢頇無知是部分清流人士的特點。正如唐才常所說的：「數十年來之主持清議相議以忠義奮發者，不曰用夏變夷，即曰閉關謝使，且動以本朝海禁之開相詬詈。」清流派人物經常發出不切實際的言論，嚴重製約了當時社會進步舉措的推行，障礙了社會的發展。

在這種虛妄的風氣導引下，當時的士大夫「動以不談洋務為高見」，「以為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導致了全國上下都籠罩在這種濃厚的守舊氛圍中。幾乎每一項洋務舉措的實施，都會遭到守舊派的抨擊，連最實用的關乎國計民生的舉措也不例外。如士大夫「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攔，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者」。英商在淞滬間修的小鐵路，也因「人群駭異」，終被清政府買回拆毀。所以李鴻章對這種流於空談的清議深有體會，他說：

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故前明之亡，即亡於言官。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一篇議論，藉此以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

伊藤博文的預言：中國守舊派會讓所有改革無功而返

清朝國內的洋務自強運動進行了三十年。其間阻礙和推進尤其困難。大小洋務事業的創建，幾乎無一不遭到士大夫的批評與反對。

清朝創議大興鐵路始於光緒六年淮軍將領劉銘傳。其著眼點主在軍事。他在奏疏中述修建鐵路的意義：

……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於急造鐵路。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為急不可緩之圖。中國幅員遼闊，北邊端亘萬里，毗連俄界，通商各海口又與各國共之。畫疆而守，則防不勝防，馳逐往來，則鞭長莫及。惟鐵路一開，則東西南北呼吸相通。視敵所趨，相機策應。雖萬里之遙．數日可至：百萬之眾，一呼而集。……且兵合則強，分則弱。以中國十八省計之，兵非不多，餉非不足，然各省兵餉主於各省督撫。此疆彼界，各縣一心。遇有兵端，自顧不暇。征餉調兵，無力承應。……若鐵路造成，則聲勢聯絡，血脈貫通，節餉裁兵。並成勁旅。防邊防海，轉運槍炮，朝發夕至。駐防之兵。即可為游擊之旅。十八省合為一氣，一兵可抵十數兵之用。將來兵權餉權，俱在朝廷，內重外輕，不為疆臣所牽制矣。方今國計絀於防邊，民生困於厘卡。各國通商，爭奪權利，財賦日竭，後患方殷。如有鐵路，收費足以養兵，則厘卡可以酌裁，並無洋票通行之病。裕國便民之道，無逾於此。……事關軍國安危大計，……若輾轉遷延，視為緩圖。將來俄約定後，築室道謀，誠恐卧薪嘗膽，徒託空言，則永無自強之日矣！……「

此疏這封奏疏一上，士大夫群起反對。中樞下南、北洋議。得李鴻章力主。南洋大臣劉坤一則以防害民生厘稅為言。最終因眾多朝臣諫止，終詔罷其議。直到光緒十年中法戰爭以後，清朝上下才漸知鐵路關係軍事至重，李鴻章、左宗棠等先後再請修鐵路。

光緒十三年，由醇親王之主持，由海軍衙門請准擴展開平至閻庄的商辦運煤鐵路，西至大沽、天津。然後再向東延伸至山海關。次年，天津、唐山間修成。李鴻章因商民之請，又創議修天津通州一段，以通漕運，便軍事。已請准施行，士大夫又群起反對。奏疏、函牘紛紛，要旨不外資敵、擾民、失業三大罪狀。中旨下軍機、海署議。醇親王、李鴻章等復奏反駁，力主修建。又下各省議，兩廣總督張之洞創調停論，建議停修津通，改辦蘆漢，為中樞所接受。張之洞亦調任湖廣總督，與李鴻章分頭興辦。光緒十六年，因東北邊事急，又移蘆漢鐵路款，先辦關東鐵路。直到甲午，全國鐵路幹線僅天津至山海關一段。此外只有劉銘傳在台灣所修基隆至淡水六十里鐵路。

到甲午戰中，清朝因鐵路發展武，重蹈中法前失。清廷調兵運械遍全國，但因交通不便，除天津至山海關一段外，皆耗時費力，影響軍事。可謂自食其果。

對於這個結果，其實外人早已看清。

1884年，中日談判處理朝鮮」甲申政變「時，李鴻章曾告訴總理衙門：伊藤博文」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模仿，實有治國之才。專註意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并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

伊藤博文則說：有人擔心」三年後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為更變，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於水陸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緣現當法事甫定之後，似乎發奮有為，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倘此時我與之戰，是催其速強也。諸君不看中國自俄之役，始設電線，自法之役，始設海軍；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參更變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即中國執權大官，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要典。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今年我國鈔票已與銀錢一樣通行，三五年後，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惟現時則不可妄動「。

一句話道破了天機。

帝後黨爭的犧牲品：李鴻章北洋集團成為光緒帝黨打擊目標

在清流與洋務派的矛盾之外，有一股更大的暗流不時涌動，直接決定了李鴻章和他一手構造的近代化海陸軍的結局。這就是隨著光緒親政事而產生的帝後黨爭。

1884年，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之間所進行的晚清最高統治權力的鬥爭，因甲申政變畫上了句號，恭親王奕被罷職，慈禧太后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奕倒台後，清廷內部權力的結構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動，在隨後組成的晚清權力中樞中，新軍機以禮親王世鐸為首，總署則以貝勒奕劻為首，實際上則由甘為慈禧太后所驅使的醇親王總攬一切。醇親王之後，執掌外廷的禮、慶兩王，前者庸碌無能，惟事財貨；後者遇事敷衍趨避，不肯擔當。他們卻都唯慈禧太后之命是從，俯首帖耳，以固寵信。如此，慈禧太后便隨心所欲地將其權力擴張到極致。

但隨著光緒帝日漸成人，慈禧太后柄政地位的合法性也開始面臨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光緒帝親政後，皇帝與太后之間矛盾漸起，慈禧太后想繼續坐擁晚清最高統治權力，光緒帝想鞏固與擴大自己的權力版圖，然而，在慈禧太后擁有內、外廷最高統御權力的情況下，光緒帝要想在日後權力格局中具有更大的主動性，勢必要壯大親附於自己的官僚勢力，於是，帝師翁同龢便成了光緒帝信賴並依靠的力量。以翁同龢為中心所形成的南派清流，便成了忠君的新銳。而在慈禧太后一方，醇親王總攬內廷之後，也開始注意對各方力量的收編，尤其是對淮系李鴻章的重用則更具代表性。這樣，圍繞著帝後雙方形成了以後」帝黨「和」後黨「的核心力量。

甲申政變之後，常熟翁同龢接替王文韶入值軍機，翁同龢也以其執掌樞垣和毓慶宮行走的高貴身份，儼然成為清流力量的精神領袖。雖然甲申易樞後，翁同龢與恭親王奕、寶鋆、景廉、李鴻藻等一併退出軍機，但是仍然保留在毓慶宮行走。而且其革職留任的處分，也在半年之後便因慈禧太后五旬萬壽，而加恩寬免。兩朝帝師的身份，加以個人對光緒帝無與倫比的影響，以及領袖文衡的地位，都決定了以翁同龢為首的南派力量可以重整旗鼓並活躍在政治舞台。特別是光緒帝的親政，翁同龢以帝師日侍左右，標誌著翁同龢佐政的新時代來臨，至是，南派清流勢力復張，因與光緒關係密切，也使得以翁同龢為首的南派清流勢力成為日後」帝黨「的基幹力量。

帝黨在擴展自己的權力空間之時，與李鴻章的淮系北洋勢力衝突漸起。

清流言官反對鐵路的立場，成為翁同龢與李鴻章矛盾鬥爭使用的力量。關於鐵路問題的爭論，言官與李鴻章等形成尖銳對立，在雙方思想交鋒過程中，迫使李鴻章在政治立場上走到了後黨一邊。從表面上看，洋務派與頑固派之間進行的是一場純粹的鐵路問題的爭論，但實際上，在這場關於鐵路問題爭論的背後，隱藏著更為深刻的政治鬥爭。中法戰爭引爆了清廷內部權力結構的巨大變動，慈禧太后」倒恭用醇「得以貫徹實施，恭王既倒，使得深受恭王倚畀的李鴻章略感孤立，為了能保住自己的權力版圖，李鴻章不斷擴充淮系北洋實力，積極投身於洋務運動便是其中的措施之一。李鴻章以洋務新政作為鞏固權力和地位做法，引起帝師翁同龢的不滿，雙方明爭暗鬥，最終導致帝後黨爭的形成。言官在反對鐵路的上奏中，很多都將攻擊目標指向李鴻章，其中最為激烈的就是余聯沅在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上奏中，在闡述了鐵路的五大害處之後，又由鐵路之害，很自然地把攻擊目標指向李鴻章等洋務派健將，他說：「鐵路利不在國，不在民，而在洋人所賄買之奸民，亦不在洋人所賄買之奸民，而仍在居心叵測之洋人。想其處心積慮，謀之於數十年之前者，茲竟如願相償而獲之於一旦，乃猶有以自強之說進者，是洋人以利啖李鴻章，而李鴻章以利誤國家也」。余聯沅對李鴻章不遺餘力的攻擊，使得翁同龢在不久以後產生了與之聯合的想法。在《翁同龢日記》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條記載，該日，翁同龢到朝房見到奎潤，「言鐵路事，欲邀余連銜抗疏，婉辭之；然民情洶洶，誠以不辦為宜。」雖然翁同龢遭到婉辭，但是，事實證明，在以後的翁、李權力鬥爭中，言官的「倒李」活動還是形成了翁同龢的借用力量，言官以鐵路問題對李鴻章進行的彈劾，自然也就成了翁同龢攻擊李鴻章的依據之一。而在翁、李鬥爭中，李鴻章也在不斷尋找靠山，在興辦鐵路過程中，李鴻章與醇親王奕譞之間密切往來，得到了奕譞的鼎力支持，在權力的爭鬥過程中，漸漸地接近了後黨。

但是，這種接近在政治權力上卻有著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來自兩個方面：其一，甲申易樞後，新上台的軍機班子與李鴻章及淮系北洋勢力關係甚淡，雙方尚未建立其良好的互信關係；其二，對與在甲申政變後，確立無上權威的慈禧太后之間君臣關係如何經營。由於與權力中樞信任未立，李鴻章必須要向慈禧太后尋求更直接的保障。但是，考量光緒即將親政的政治局勢，又使他陷入瞻前顧後的游移之中。特別是光緒親政以後，李鴻章所面對的最高領導人已經由慈禧太后變為光緒，對光緒可能向地方實力派收束權力的擔心，以及與帝師翁同龢的政見不同，都使得李鴻章在帝後黨爭已見端倪的政治格局下，不得不謹小慎微。就在光緒帝親政的第二年，醇親王去世，李鴻章再失庇護，加之慈禧太后對光緒帝試圖改變帝後權力格局的嘗試所採取的容忍態度，都使李鴻章在向太后輸誠一途上，難以積極主動。不過，李鴻章心裡也清楚，他之所以能夠盤踞北洋，是因為以淮軍為基礎所建構的海、陸國防武力，仍是清廷現階段所依仗的主力，自己的政治權力與地位也必然與此息息相關。

但是，李鴻章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所依恃的政治資本，早已成為翁同龢與光緒的「帝黨」眼中急於打擊再收入自己手中的蛋糕。而深諳政治鬥爭權謀的慈禧此時又取坐山觀虎鬥的姿態坐視帝黨向李鴻章發起咄咄逼人的進攻，以期李系勢力在走投無路之下徹底倒向後黨。李鴻章的北洋集團就在這種不斷被暗算和打擊的狀態下被逼向甲午戰場。

打擊北洋急先鋒翁同龢：暗下絆馬索如何絆倒北洋水師

作為帝黨的魁首翁同龢與李鴻章之間的矛盾始於1886年翁同龢擔任戶部尚書之後。此前洋務運動已經開展有年，因經費問題，李鴻章同戶部尚書閻敬銘的關係已經很緊張。閻氏是有名的理財專家，熟悉天下錢糧出入，地方督撫若有隱瞞漏報作弊行為，都逃不過他這一關。因此，李鴻章及其僚屬對他無可奈何。閻敬銘因不肯拿錢幫助慈禧大修頤和園，為慈禧不喜，閻氏遂藉此「稱病不朝」。1886年慈禧任命翁同和接任戶部尚書一職，閻敬銘以大學士兼管戶部。翁同龢接任戶部尚書不久，戶部就發覺李鴻章的親信、津海關道周馥瞞報「洋葯」厘金收數一事。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改稱洋葯，進口合法化，實行稅厘並征，稅報戶部，厘留地方，久成慣例。洋葯厘金遂成為地方一大財源。周馥向戶部呈報時故意隱瞞厘金收數，戶部決定糾參。李鴻章得知後，連忙派周氏帶著他的親筆信和巨款到京活動，企圖花錢消災，遭到翁同龢的拒絕。翁同龢認為這是「皖人之護局，甚矣」，對李氏的做法很為反感，堅持嚴參，結果周馥丟了官。經此一事，李鴻章第一次「領教」了翁同龢的厲害。此後翁李之間矛盾衝突接踵不斷。

翁同龢不支持李鴻章修築津通鐵路一事。為此，兩人關係進一步惡化。奕譞為了使慈禧能早日歸政自己的兒子光緒，決定大修頤和園。修園需要巨款，但當時庫儲空虛，根本無錢。奕譞求助於李鴻章，合謀以海軍經費的名義斂財修園。所以，全力支持李鴻章的鐵路修築計劃。而清流派以津通鐵路與北運河平行，沿線本有水陸兩路。水路有船民數萬，陸路有以轎夫、村酤、旅舍、販夫等為生者不下數十萬。此路一旦築成，數十萬民眾勢必生計無著，陷於飢餓為理由，群起反對。，翁同龢與孫家鼐等聯銜上奏，建議此路緩修。李鴻章因此對翁同龢挖苦諷刺，甚至在天津北洋大臣衙署公開訕誚翁同和。經由上述幾樁事，翁同龢同李鴻章的關係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就在北洋水師剛剛成軍的1887年，黃河在鄭州決口，堵口需費。在戶部尚書翁同龢主持之下，經奏准將李鴻章的《海防事例》停辦，改為《鄭工事例》。《海防事例》收款是用作北洋艦隊常年維修費的。李鴻章的洋務活動經費本來就不充足，因此對《海防事例》停辦大為不滿。而翁同龢接著推出了《籌備河工賑需用款辦法六條》，稱：

「竊計十餘年來，購買軍械存積甚多，鐵甲快船，新式炮台，業經次第興辦，且外省設有機器製造局，福建設有船廠，歲需經費以百萬計，盡可取資各處，不必購自外洋。邇來籌辦海防固屬緊要，而河工矩款，待用尤殷，自應移緩就急，以資周轉。擬請飭下外省督、撫；所有購買外洋槍炮船隻及未經奏准修築之炮台等工，均請暫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辦理。」

這令李鴻章更加惱火。戶部規定此後所有沿海沿江各省一律停止向外洋購買槍炮船械。據說李當時正在向外國訂購一艘快船，因此而作罷，結果這條船被日本買去，這就是「吉野」號。

這直接導致北洋水師在正式成軍後馬上就陷入無法更新裝備的境地。

而在河工結束後不久，翁同龢再次故技重施。

1891年5月，戶部稱「因部庫空虛，海疆無事，奏明將南北洋購買槍炮船隻、機器暫停二年，藉資彌補」。奉旨：「是月起，停購外洋船炮二年。」於是北洋水師再次陷入無法外購的境地。

於是，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整整7年北洋水師沒有能外購一條新戰艦，一門新火炮。

對此，甲午戰爭開始後的1894年10月，戶部有一個「完美」的解釋：

「查光緒十七年（1891年）四月間，臣等因部庫空虛，海疆無事，奏明將南北洋購買槍炮船隻機器暫停二年，籍資彌補。前此既未嘗議停，後此亦未阻購辦。況自限滿，迄今業已一年有餘，新疆甘肅福建安徽湖南等省，皆有購辦大批外洋槍械之案。湖北則有添購外洋鏈鐵機鑪之案，而北洋獨未購辦，是必該省船械足用，無待外求，非因部章為之限制，亦可知矣。」

是啊，1893年4月，兩年暫停外購到期，各省都在採購，是你北洋自己不買，與我戶部無關。

但問題載於，事實真實這樣嗎？

恰好完全不是。

1894年3月31日，甲午戰爭的狼煙尚未燃起。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於當天上了一份特殊的奏摺。奏摺的主要內容是轉引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一份申請，主題是為北洋海軍購買新式裝備。

「竊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文稱：『鎮遠』、『定遠』兩鐵艦原設大小炮位，均系舊式；『濟遠』鋼快船僅配大炮三尊，炮力單薄，『經遠』、『來遠』鋼快二船尚缺船尾炮位。『鎮』、『定』兩艦，應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厘米）快炮六尊。『濟遠』、『經遠』、『來遠』三艦應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快放炮二尊共十八尊，並子葯器具。又『威遠』練船前桅後原設阿摩士庄舊式前腔炮，不甚靈動，擬換配克鹿卜十生特半磨盤座新式後膛炮三尊，並子葯等件。均系海防必不可少之要需。」

為了能使這個請求盡量獲得通過，李鴻章在奏摺中做了他自認為極為可行的具體資金安排。按照丁汝昌的報告，如果全部施行，購買21門新式火炮。需要61萬餘兩銀，李鴻章擔心這筆預算難以被批准，提出可以先購買「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所需的12門新式火炮。

「（速射炮）實為海上制勝利器，各國師船，爭先購換。北洋海軍鐵甲快練各船原設炮位，當時雖稱新式，但較現時快炮，實覺相形見絀……」

就是這樣-份已經打了很多折扣，精簡得不能再精簡的裝備更新報告，上遞到清政府中樞後。所得到的只不過是光緒帝「該衙門知道」五個不痛不癢的紅字批註。再沒有任何的具體措施。

是北洋不想買嗎？非也。

早在1891年，包括李鴻章在內，許多人就已對北洋海、陸軍的現狀有所擔憂。據其幕僚周馥記載，李鴻章曾解釋，「陸軍將士多昔日偏裨，水師多新進少年，其肯勵志圖功者不多，又部臣惜費，局外造謠。」周馥「益知時事之難為」。

「一日，余（周馥）密告相國（李鴻章）曰：北洋用海軍費已千條萬，只購此數艦，軍實不能再添．照外國海軍例，不成一隊也！偶一旦有事，安能與之敵？朝官皆書生出身，少見多怪，若請擴充海軍，必謂勞費無功，追至事窮力絀，必歸過北洋。彼時有口難訴，不如趁此閑時，痛陳海軍宜擴充，經費不可省、時事不可料、各國交誼不可恃，請飭部樞通籌速辦。言之而行，此乃國家大計幸事也；萬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則人反謂我誤國事矣。」

聽到屬下這番肺腑之言．事鴻章長嘆。「此大政，須朝廷決行，我力止於此。今奏上，必交部議，仍不能行，奈何？」

周馥的擔憂，在甲午年變成了事實。究竟是什麼束縛了李鴻章的手腳？或許甲午年李鴻章和翁同龢的一番爭吵能夠說明一切。1894年9月30日，軍機大臣翁同龢受命到天津查問李鴻章的戰守布置：

「同龢見鴻章，即詢北洋兵艦。鴻章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徐掉頭曰：『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時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同龢曰：『計臣以樽節為盡職，事誠患，何不復請？』鴻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同龢語塞。」

一句「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已將「今奏上，必交部議，仍不能行」的奧秘完全揭露出來。

一直以來都有從清朝財政困難的角度為翁同龢開脫責任，認為朝廷確實沒錢，所以停購軍械事非得已。那麼大清的戶部真的拿不出錢來了嗎？

這恐怕又是欺人之語。

甲午戰敗後清廷被迫派李鴻章赴日談判。面對日方將要提出的割地要求，李鴻章的態度顯得十分為難。「割地之說不敢擔承，假如佔地索銀，亦殊難措，戶部恐無此款。」戶部尚書翁同龢則接過此話，稱只要能夠不割地，賠再多的錢戶部都有辦法，「但得辦到不割地，則多償當努力。」

只要能不割地「則多償當努力。」戶部是真拿不出錢嗎？真要拿不出錢翁師傅拿什麼「努力」？這會兒知道「努力」賠錢，之前動輒以沒錢為借口卡北洋水師脖子的時候幹嘛去了？

甲午戰爭過去多年後，周馥入京接受慈禧太后召見，言談之間慈禧問起甲午戰敗的原因來，周馥得以將心中積鬱許久的話全部道出。

「太后問及前敗軍之故，余將戶部掯費、言者掣肘各事和盤托出。並將前密告李相國之言辦奏及。且謂李鴻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敵日本一國之力，且一切皆未預備，何能出師？第彼時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鴻章若言力不能戰，則眾唾交集矣，任事之難如此。太后、皇上長嘆，曰不料某（翁同龢）在戶部竟如此……」

「在戶部竟如此」，一條自己人絆馬索，做到了日本人在戰場上都無法做到的事情。

清流斗洋務，帝黨後黨奪權，清廷內部的權力鬥爭的暗流結穴在翁同龢與李鴻章的明爭暗鬥之上。一方面是高舉道德文章大旗擴張勢力的小皇帝和帝師，一方面是等著自己勢力受損後徹底投靠的老太后。李鴻章手握的大清最近代化的海陸軍，已經成為很多「自己人」詛咒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