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反攻損兵5萬 華野官兵：反攻反攻丟掉山東
核心提示：陳、粟、譚直接指揮的四個縱隊從南麻、臨朐撤出後，各縱也向膠濟路北及諸城一帶轉移。此後，魯中解放區大部被國民黨軍侵佔，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國民黨軍在還鄉團的配合下，對魯中區各地的人民武裝力量進行瘋狂「圍剿」，同時大肆搜捕、屠殺中共地方黨政幹部和土改積極分子，大肆搶劫財物，造成了一時的白色恐怖。「部隊實力大減，思想比較混亂，有些人對全國大反攻的形勢發生懷疑，說：『反攻反攻，丟掉山東。』」
在人民軍隊戰史上，集中兵力與分兵的爭論早在井岡山鬥爭時期就有了。毛澤東是一直反對分兵的。192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明確指出：「集中紅軍相機應付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
1929年4月，毛澤東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針對當時中共中央的分兵建議陳述了反對分兵的理由：「中央要求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我們從1927年冬天就計划起，而且多次實行過，但都是失敗了。」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致信林彪（即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其中提到：「兵力集中的積極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滅大一點的敵人，才能佔領城鎮。消滅了大一點的敵人，佔領了城鎮，才能發動大範圍的群眾，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這樣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所謂擴大政治影響），才能於促進革命高潮發生實際的效力。」
在信中，毛澤東對有的同志指責他「一味反對分兵」，作了唯物辯證的辯解：
至於說到也有分兵的時候沒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擊戰術，那裡面包括了近距離的分兵：「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這時所謂「打開」，就是指近距離的分兵。……至於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如果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那就無疑地應該分兵，因為在這兩個條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基於上述認識，《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935年12月23日）對於「作戰指揮上的基本原則」之「一般原則（不論防禦時或進攻時）」作出這樣的規定：「集中兵力於主要方向，戰略上一個拳頭打人，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消滅戰；反對分兵主義，反對兩個拳頭主義，反對戰略上的『全線出擊』，反對擊潰戰（戰略的及一般戰役的）。」
「反對分兵主義，反對兩個拳頭主義」，是反對分兵論者的理論武器！
「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總有殲敵機會。」
1946年9月16日，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兩個多月後，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黨內指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中，毛澤東指出：「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是我軍從開始建軍起十餘年以來的優良傳統，並不是現在才提出的。但是在抗日時期，我軍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主，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輔。在現在的內戰時期，情況改變了，作戰方法也應改變，我軍應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輔。而在蔣軍武器加強的條件下，我軍必須特彆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在戰役部署上，必須反對那種輕視敵人，因而平分兵力對付諸路之敵，以致一路也不能殲滅，使自己陷於被動地位的錯誤的作戰方法。」他還特別提醒：「現在我軍幹部中，還有許多人，在平時，他們贊成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但到臨戰，則往往不能應用這一原則。這是輕敵的結果，也是沒有加強教育和著重研究的結果。」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中共中央於1946年9月23日指示山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政委譚震林）會合在一起進行作戰。9月28日，毛澤東致電陳毅：「兩軍會合第一仗必須打勝。我們意見：（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兩個敵人，必須集中打一個敵人。」10月15日，毛澤東致電陳毅、張鼎丞（華中軍區司令員）、鄧子恢（華中軍區政委）、曾山（中共中央華中局組織部部長）並告粟裕、譚震林：「望你們集中山野、華野全力（決不可分散）殲滅東進之敵。……在陳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你們六人經常在一起以免往返電商貽誤戎機），戰役指揮交粟負責。」根據這一指示精神，陳、粟於12月15日至19日共同指揮了宿北戰役，殲國民黨整編第六十九師等部2.1萬餘人，華東戰局轉趨主動。
1947年1月下旬，華東全軍實行統一整編，撤銷山東、華中兩野戰軍番號，正式組成華東野戰軍（簡稱華野），下轄12個縱隊。陳毅任司令員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員，譚震林任副政委。三人成為華野的「三駕馬車」，「戰役指揮交粟負責」。同年3月，國民黨軍被迫縮短戰線，放棄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集中兵力對陝北和山東實施重點進攻。在山東戰場，國民黨軍集中24個整編師，採取密集平推、穩紮穩打、不輕易分兵的新戰法向魯中推進，華野大軍「一時間感到無處下口」。5月4日，毛澤東致電華野領導人陳、粟、譚「傳經送寶」：「（一）要有極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過早驚動敵人後方。」電文主旨，不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5月6日，毛澤東又致電陳、粟、譚，繼續強調：「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總有殲敵機會。」粟裕心領神會，利用敵人的驕狂心理，於5月13日至16日發動孟良崮戰役，殲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一整編第七十四師等部3.2萬人。
5月22日，毛澤東發來電報，高屋建瓴地指出：「殲滅七十四師，付出代價較多，但意義極大，證明在現地區作戰，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夠用各個殲擊方法打破敵人進攻，取得決定勝利。而在現地區作戰，是於我最為有利，於敵最為不利。」電文同時指出：「現在全國各戰場除山東外均已採取攻勢，但這一切攻勢的意義，均是幫助主要戰場山東打破敵人進攻。蔣管區日益擴大的人民鬥爭，其作用也是如此，劉鄧下月出擊作用也是如此。而山東方面的作戰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於濟南、臨沂、海州之線以北地區，準備用六七個月時間（五月起），六七萬人傷亡，各個殲滅該線之敵。該線擊破之日，即是全局大勝之時，爾後一切作戰均將較為順利。」顯然，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新精神，是以山東戰場為全國戰場的軸心，華野堅持現地作戰的意義和任務顯然都加重了。
「不應再繼續採取集中兵力方針，而應改取分路出擊其遠後方之方針。」
為了貫徹中央軍委這一重要指示，陳毅於5月28日至6月2日在山東沂水縣西北的坡庄召開了華野團以上幹部會議傳達討論。5月29日晚，陳毅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他根據當時戰局特點，針對部隊思想情況，全面地講了形勢和任務問題。陳毅的報告在軍事問題及建軍工作部分，結合孟良崮戰役進行了總結。一些幹部聽後，將其基本精神扼要地在筆記本上寫下三句話：不急躁，不分兵，堅持山東基地殲敵。6月22日，毛澤東致電陳毅等：「據悉蔣以東北危急令杜聿明堅守兩月，俟山東解決即空援東北等情，山東戰事仍為全局關鍵。你們作戰方針，仍以確有勝利把握然後出擊為宜。」如何確保「確有勝利把握然後出擊為宜」，陳、粟、譚等華野領導的壓力，無形中加大起來。
這時，國民黨方面也在加緊準備進攻。蔣介石在南京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研究班上說：「我自張師長（靈甫）殉職以後，立刻命令前方（沂蒙山區）部隊停止進攻，同時召集各將領來徹底檢討，徹底研究，徹底改正我們部隊的作風和習慣，重新決定我們的戰略戰術。必須等到我們全軍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造之後，乃能作進一步的打算。」蔣介石賭咒發誓一般地說：「沂蒙山區之戰，是我們革命軍人生死存亡所關的一戰，挽回頹勢，把握勝利，就要從這一戰開始。我決定把全副精神用在這個戰場上。」蔣介石為了「起死回生」，起用日本戰犯岡村寧次為顧問，提出了「並進不如重疊，分進不如合進，以三四個師重疊交互前進」的指導方針，重新編組進攻兵團。他將進攻主力9個整編師共25個旅調集在萊蕪至蒙陰不及50公里的正面上，擺成方陣，從6月25日起再次向魯中山區發動進攻。26日午後，國民黨軍飛機把悅庄、南麻一帶炸成一片火海。
鑒於國民黨軍兵力集中，一時難以做到「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陳、粟、譚於6月28日商定了分兵出擊敵後以創造戰機的方針，當天即報呈中央軍委：
根據敵六個整編師採取靠攏在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沂魯山區進犯的情況，我以一個縱隊攻佔費縣後，向西威脅泗水敵主要補給基地，以四個師掃除臨（沂）蒙（陰）之少數敵人後即控制該線，其餘主力仍集結於沂水西南與東里店之線及其南北地區。估計劉鄧南下前，我一部西進，可能引起變化，創造出擊機會。
6月29日，焦急等待中央軍委回電的陳、粟、譚，繼續商討並完善分兵出擊敵後以創造戰機問題，並形成實際部署如下：命令華野參謀長陳士榘和華野政治部主任唐亮率第三、第八、第十縱隊轉赴萊蕪、泰安、大汶口之線，執行殲擊敵第八十五軍或第十二軍之任務；命令第四縱隊司令員陶勇率本縱隊由臨（沂）蒙（陰）線西進殲馮治安部之一個團，爾後或向西北或向西或向南，視情況決定。當晚，以上各部都已行動。
28日的電報呈上後，陳、粟、譚擔心一直反覆強調「不性急，不分兵」的毛澤東會提出批評。30日，他們收到了中央軍委於29日12時發來的一份電報，出乎意料，主旨是「應取分路出擊敵遠後方之方針」：
蔣軍毫無出路，被迫採取胡宗南在陝北之戰術，集中六個師於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進。此種戰術除避免殲滅及騷擾居民外，毫無作用，而其缺點則是兩翼及後路異常空虛，給我以放手殲擊之機會。你們應以兩個至三個縱隊出魯南，先攻費縣，再攻鄒(縣)、滕(縣)、臨(城)、棗(庄)，縱橫進擊，完全機動，每次以殲敵一個旅為目的。以殲敵為主，不以斷其接濟為主，臨（沂）蒙（陰）段無須控制，空費兵力。此外，你們還要準備於適當時機，以兩個縱隊經吐絲口攻佔泰安，掃蕩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來機動殲敵有生力量為目的，正面留四個縱隊監視該敵，使外出兩路易於得手。以上方針是因敵正面既然絕對集中兵力，我軍便不應再繼續採取集中兵力方針，而應改取分路出擊其遠後方之方針。其外出兩路之兵力，或以兩個縱隊出魯南，以三個縱隊出魯西亦可。
相比毛澤東的分兵主張，陳、粟、譚所擬只能算是「近距離分兵」
中央軍委電報顯示，毛澤東認可了分兵提議，並且主張大分兵。
兵力規模上：陳、粟、譚28日電報講一個縱隊加四個師（相當於兩個縱隊）分兵兩路出擊，實際部署分兵出擊的是四個縱隊，但毛澤東主張要有五個縱隊分兵兩路出擊。
出擊距離上：魯西方向，陳、粟、譚主張（從東到西）是萊蕪、泰安、大汶口之線，毛澤東主張要「掃蕩泰安以西、以南各地」，西進的距離明顯大於陳、粟、譚所擬距離；魯南方向，陳、粟、譚原擬是控制臨蒙線，並西進殲馮治安部之一個團，毛澤東卻認為「臨蒙段無須控制，空費兵力」，指示：先攻費縣，再攻鄒縣、滕縣、臨城（今薛城）、棗莊，「縱橫進擊，完全機動，每次以殲敵一個旅為目的」。查看山東地圖就會發現，作戰距離向南延伸許多；「每次以殲敵一個旅為目的」，作戰企圖也很大。相比陳、粟、譚所擬的分兵和實際分兵部署，毛澤東的分兵主張是「遠距離分兵」，陳、粟、譚所擬的只能算是「近距離分兵」。
當時，由於敵情嚴重，陳、粟、譚已經部署分兵，就未再根據當面情況研究並制訂一個新的方案上報中央軍委，而是於30日就按照中央軍委的意見執行並上報：（一）由葉飛、陶勇率第一和第四縱隊越過臨蒙公路向魯南挺進。（二）由陳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和第十縱隊向魯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進。（三）正面部隊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縱隊和特種兵縱隊集結沂水、悅庄公路兩側，各以少部兵力與東犯之敵接觸，主力待機出擊。上述作戰部署於7月1日開始執行。這就是華東野戰軍戰史上著名的「七月分兵」。
當6月30日華東野戰軍三路分兵之時，劉鄧大軍依據中央軍委總的戰略計劃，強渡黃河，對魯西南展開猛烈進攻，連續殲敵獲勝。
7月2日，毛澤東複電華野陳、粟、譚等領導人：「布置甚好。……陳士榘所部似以越過萊蕪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線為宜。得手後收復肥城、東阿、平陰、寧陽、汶上、濟寧，與劉鄧直接聯繫。……我軍必須在七天或十天內，以神速動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區，打開與劉鄧會師之道路，如動作過緩，則來不及。」
陳、粟、譚接電後，指示各部迅猛出擊。很快，葉、陶兩個縱隊攻佔費縣、嶧縣、棗莊，陳、唐三個縱隊攻佔津浦路大汶口至萬德段，威脅敵人的後方基地兗州和徐州。蔣介石集團急忙調整部署，抽調已進入魯中山區的邱清泉第五軍等七個整編師（軍）分路西援，留下胡璉的整編第十一師等四個整編師在魯中山區固守要點。魯中山區的大量敵軍調走了，僅留下整編第十一、第六十四、第二十五、第九師等四個整編師。國民黨軍企圖以「重點進攻」戰略在魯中山區擊破華東野戰軍主力的計劃遂告破產，一個極為有利的形勢在華野面前展現出來。
可以這樣說，分兵初期戰果是理想的。但是，對於戰局的這一變化，華野領導人作出了不符合實際的判斷，把整個局勢的可以樂觀與當面情況的仍然嚴重混淆起來，認為敵人對山東的重點進攻已被粉碎，留在魯中山區之敵軍勢必相繼西撤。因此，在作戰部署上也著重於截斷敵人退路。後來發現國民黨軍並未撤退，再調整部署，轉移兵力攻擊敵人，又為大雨阻隔於沂河、彌河兩岸。而國民黨軍則利用控制橋樑和渡口的有利條件，集結兵力於南麻、臨朐兩地……由於對當面敵情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對分兵以後出現的許多新變化也估計不足，為了配合劉鄧大軍作戰，急於打像過去那樣的大勝仗，因而發生輕敵急躁情緒，導致作戰指導上的失誤。其結果，正如後來陳毅所說：「因雨季沒有打好仗。打敵十一師（7月17日至21日在南麻），五天五夜只消滅一個團，（7月24日至30日）在臨朐五天五夜只消滅兩個營，打費縣消滅一個旅，打泰安敵人逃跑了。7月打八仗只有三仗打好。」在這沒有打好的五仗里，讓華野參戰官兵引為奇恥大辱的，就是由陳、粟、譚指揮的南麻、臨朐戰役。連續作戰失利，陳粟大軍戰鬥減員和非戰鬥減員總計高達五萬人
7月中旬，華東野戰軍前指決定：指令陳、唐三個縱隊迅速西進，圍攻濟寧、汶上，密切配合劉鄧大軍作戰；指令葉、陶兩個縱隊迅速攻克滕縣、鄒縣，然後轉兵北上，尋殲西援之敵；陳、粟、譚直接指揮的四個縱隊，則乘敵未全部後撤時，首先殲滅位於南麻的敵整編第十一師五個團，切斷敵整編第九師等退路，然後與葉、陶兩個縱隊協力殲滅敵整編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師。7月17日黃昏，南麻戰役按照預定計劃發起。戰役一打響，陳、粟、譚就發現敵情與原來的了解不符。敵整編第十一師師長鬍璉接受張靈甫全軍覆沒的教訓，行動十分詭譎小心。6月29日佔據南麻地區以後，迅速在南麻周圍大小山頭和村莊構築起密密麻麻的子母堡2000多個，形成火力互相支援的地堡群，各個據點間用交通壕聯結，外圍設有鐵絲網、鹿砦等障礙物，陣地前500米內的樹木、莊稼一律砍光，駐地村民一個不留地趕走。可是，？搖陳、粟、譚得到的情報卻是南麻敵軍構築工事未成。戰鬥過程中，參戰部隊每攻克一個堡壘，都要付出傷亡數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代價。加上時值雨季，連日大雨滂沱，山洪暴發，河水陡漲，部隊行動受阻，彈藥受潮失效，天候宜守而不利於攻，更增加了作戰困難。7月21日晚，陳、粟、譚決定撤出戰鬥。據《粟裕傳》記載：「南麻一仗，殲滅蔣軍整編十一師少將旅長覃道善以下官兵9000多人，華東野戰軍付出了傷亡4000多人的代價，沒有達到預期的作戰目的，打了一個消耗仗。」而據軍旅作家王樹增在《解放戰爭》一書中所寫，華野付出了傷亡1萬多人的代價：「南麻戰役是解放戰爭中代價十分慘重的一次戰役。戰鬥結束後，第九縱隊傷亡4000多人，第六縱隊傷亡2000多人，負責正面攻擊的第二縱隊傷亡4000多人。」南麻戰役進行了整整五個晝夜，僅殲滅敵整編第十一師一個團。
7月22日，南麻戰役參戰部隊四個縱隊剛剛轉移到臨朐縣城西南地區，就得到情報：從膠濟線昌濰地區南下的李彌第八軍奉令搶佔臨朐城，企圖切斷南北交通，威脅華東野戰軍後方安全。由於敵第八軍主力尚在進軍途中，粟裕與陳毅、譚震林會商後決定，乘敵人立足未穩，突然發起攻擊，殲滅該敵於臨朐城及其東北地區。不料國民黨軍進展很快。23日中午，李彌率領的五個主力團進入臨朐城內，當天就控制了臨朐城周圍各個制高點，並且每班迅速構築起至少一個地堡工事。得知這一情況，陳、粟、譚發出作戰命令，於2月24日黃昏發起戰鬥，決定用速戰速決的戰法，殲滅臨朐之敵。
命令剛剛發出，天氣突然由晴天轉為暴雨，頓時山洪暴發，河水泛濫，臨朐城外一片汪洋，平地水深過膝，部隊行動受阻，彈藥受潮失效。國民黨軍憑藉堅固的工事負隅頑抗，伺機反撲。天時地利都對華野不利。經過兩天兩夜惡戰，華野參戰部隊多次攻城未能奏效。已攻入城內的七個連，與敵人展開激烈的巷戰，因為後續部隊未能突入，眾寡懸殊，傷亡過半。這時，南線北援國民黨軍已經前進到臨朐以南的三岔店地區，並且突破了華野阻援陣地。再打下去，對華野不利。陳、粟、譚決定，主動撤出戰鬥，轉移到諸城、莒縣山區休整。7月28日，陳、粟、譚率領華野指揮機關和參戰部隊向膠濟路北和諸城地區轉移。臨朐成為又一個南麻。為此，有人批評粟裕：「一向作戰周密謹慎的粟裕，在部隊剛剛遭遇重大傷亡的情況下，決定再次發起攻堅戰鬥，這不僅具有相當大的冒險性，還顯示出一種難以克制的急躁。」「南麻、臨朐戰役，殺傷國民黨整編第十一師、第八軍各一部，殲敵1.8萬餘人。但華野部隊也傷亡2.1萬餘人。」
與此同時，華野進入魯西、魯南的五個縱隊打得也很艱苦。「部隊在齊腰或齊膝的大水和泥濘中連續行軍作戰，80%的指戰員爛腳，非戰鬥減員嚴重。第一、第四兩個縱隊各傷亡約5000人，非戰鬥減員各約5000人。第一縱隊三個師，除第二師尚余兩個團外，其餘兩個師均只有一個團。第三縱隊第七、第九兩師都縮編為兩個團。第十縱隊傷亡近2000人。」「在持續近兩個月的戰鬥中，陳粟大軍戰鬥減員和非戰鬥減員總計高達五萬人，是華東野戰軍組建以來前所未有的損失。」「『七月分兵』以來，山東戰場各部隊連續作戰失利，導致國民黨軍佔領了膠濟線，作為共產黨軍隊重要的物資基地和數萬名傷員安置地的膠東地區，也面臨被佔領的危險。」
粟裕檢討：「除戰略指導及其他原因我應負責外，而戰役組織上當有不少缺點及錯誤，我應負全責。」
陳、粟、譚直接指揮的四個縱隊從南麻、臨朐撤出後，各縱也向膠濟路北及諸城一帶轉移。此後，魯中解放區大部被國民黨軍侵佔，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國民黨軍在還鄉團的配合下，對魯中區各地的人民武裝力量進行瘋狂「圍剿」，同時大肆搜捕、屠殺中共地方黨政幹部和土改積極分子，大肆搶劫財物，造成了一時的白色恐怖。「部隊實力大減，思想比較混亂，有些人對全國大反攻的形勢發生懷疑，說：『反攻反攻，丟掉山東。』」
由於幾仗沒有打好，因此「七月分兵」成為華野戰史上頗具爭議的軍事行動之一。有些人對「七月分兵」的決策發生懷疑，說：「七月分兵是否太倉促了？如果在內線再堅持兩個月，避開七八月的雨季，經過充分準備再出擊，是不是要好一些？」
7月幾仗沒有打好，負責戰役指揮的粟裕心情沉重。他分析幾仗得失，認為「七月分兵」以後的作戰行動，調動與扯散了敵人，打亂了敵人維持對山東「重點進攻」的部署，配合了劉鄧大軍在魯西南的戰略行動，這是戰略上的勝利；但是，有幾仗沒有達到預定作戰目的，打成了消耗仗，付出的代價較多，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
8月初，華野指揮機關轉移到益都地區，陳、粟、譚一起商議如何總結經驗教訓，向中共中央寫報告。陳毅和譚震林提議，由粟裕起草南麻、臨朐戰役初步總結的電報稿。粟裕很快就完成了起草工作，從戰略指導和戰術指導兩方面分析了兩仗未能打好的原因，以及由此得出的教訓。8月4日，粟裕把電報稿交給陳、譚審閱。陳、譚都不同意電報稿上的意見，認為在戰略指導上沒有問題，而是「軍事部署上的錯誤與戰術上的不講究」。
粟裕逝世以後，在清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這份電報的手稿。現節錄部分如下：
陳譚粟報中央並華東局：未支(8月4日)
南麻臨朐等役，均未打好，影響戰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內如焚。經初步檢討，其主要原因分述如下：
(甲)在戰略指導上
(一)對整個反攻前途固可樂觀，但對當前戰局亦過分樂觀，而對蔣頑繼續維持其重點進攻之判斷錯誤……
(二)七月分兵，失去重點。此間四個縱隊，雖較榘唐、葉陶兩兵團為多，但占整個華野不及九分之四(戰力不如西兵團平均，二、七縱不充實)。西兵團雖有五個縱隊，分為兩路，亦非重點。因之，既無足夠打援部隊，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堅時間，於是南麻、臨朐、滕縣諸役，均因此而被迫退出戰鬥。
(三)東北及劉鄧各軍開始反攻，屢獲偉大勝利，而華野各部自五月中旬迄今已近兩月無戰績可言。因此，發生輕動，而急於求戰，致有錯失。
(四)過去九個縱隊集中使用時，每戰只要求殲敵一個整師，與殲其援隊之一部或大部。但此次分兵之後，由於過分樂觀與輕敵所致，仍作殲敵一個師(南麻)與對付其援隊之打算，故兵力與要求不相稱，致不能取勝。
(五)對敵人土工作業之迅速及其守備能力認識不深刻。……頑八軍進入臨朐，僅四小時，每班即已完成一個地堡。在我軍圍攻之下，敵更日夜加修，其工作速度實為我軍不能計及。於是仍采速決戰法，致未能奏效。……
因為意見不一，粟裕起草的初步總結電報未能發出，只好另行起草了一封短電發給中央軍委。作為戰役的主要指揮者，粟裕認為自己應對作戰失利負責。電報內容如下：
中央軍委並華東局：
自五月下旬以來，時逾兩月無戰績可言，而南麻臨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響戰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內如焚。此外，除戰略指導及其他原因我應負責外，而戰役組織上當有不少缺點及錯誤，我應負全責。為此請求給予應得之處分。至（於）整個作戰之檢討，俟取得一致意見後再作詳報。
粟
八月四日午時毛澤東表態：「七月幾仗雖減員較大，並未妨礙戰略任務，目前整個形勢是有利的。」
在粟裕發出引咎自責、請求處分的電報同一天，譚震林寫了一封長信給粟裕，真誠地說：「在這一年多的自衛戰爭以來，使我覺得必須給你一些幫助才對。」他從蘇中戰役講起，認為粟裕「在軍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遠見」，「常常只看到一二步」。關於幾仗沒有打好的原因，譚震林在信中說：「如果拿五仗未打好的主要原因放在樂觀這點上去檢討，是不能把問題徹底弄清的，也說服不了下面的同志。故(固)然我們受到了這些挫折，這隻能是給蔣介石有一點喘息的機會而矣(已)，並不能挽救他的死亡。我們很耐性的休整一個月或兩個月，把損失補齊，把戰術提高一步，將來不僅是一隻猛虎，而且是如虎添翼，蔣介石又有什麼辦法呢？所以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一個蔣介石了不起的結論，當然輕視他是不應該的。」
譚震林把這封信首先送給陳毅，並請陳毅轉交粟裕。陳毅當面看過後，認為「對粟有幫助」，當天就把譚震林的信轉交給粟裕，並邀粟裕徹夜長談。
粟裕反覆看過譚震林的信以後，認為有許多問題需要與譚震林討論。但由於譚震林已經率領第二、第七縱隊轉移到膠東地區休整，於是粟裕寫了一封複信寄給譚震林。信中說：
「你們都不同意我那電稿上的意見，而認為『是軍事部署上的錯誤與戰術上的不講究』。我承認軍事部署上確有錯誤，戰術上確很低劣，這些我應負其全責。但我仍認為『過分樂觀』是南麻、臨朐戰役未能取勝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由於過分樂觀而發生輕敵，由於輕敵而企圖『啃硬核桃』，企圖『一鍋煮』，企圖殲滅十一師後乘勝殲二十五、六十四等師，而與葉陶各縱會師蒙陰。因此部署上就以攻堅為主，而不以打援為主。這種樂觀，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但我覺得你比我和陳軍長(陳毅)更樂觀，而有過分樂觀的表現。」
複信最後表示：「總之，自衛戰爭以來，一切軍事部署上、戰術指導上的缺點、弱點和錯誤，我應負其全責。今後當遵照你的來信及時地加以改進，並誠懇地接受你對我的幫助，還希望今後毫不顧慮地對我不時地提出批評和給我以更多的幫助。」
8月6日，中央軍委發來對粟裕請求處分電的複電：「粟裕同志支午電悉。幾仗未打好並不要緊，整個形勢仍是好的。請安心工作，鼓勵士氣，以利再戰。」同日稍後，中共中央華東局複電粟裕：「二十年革命戰爭中，你對黨對人民貢獻極大。近兩個月來的戰鬥，雖未能如五月以前那樣取得偉大勝利，卻已給敵強大殺傷。近月來傷亡均較大，主觀上雖可能有些缺點，但也有客觀原因。只要善於研究經驗，定能取得更大勝利。」
看到中央軍委和華東局的電報，陳毅有感而發，於8月6日致電中央軍委：「我認為我黨廿多年來創造傑出軍事家並不多。最近粟裕、陳賡等先後脫穎而出，前程遠大，將與彭（德懷）、劉（伯承）、林（彪）並肩邁進，這是我黨與人民的偉大收穫。」「我們對戰役指導部署歷來由粟負責。過去常勝者以此。最近幾仗，事前我亦無預見，事中亦無匡救，事後應共同負責，故力取教訓以便再戰。」
8月11日，毛澤東致電陳毅、粟裕和饒漱石，認為陳毅8月6日的電報「所見甚是，完全同意」，並指出：「七月幾仗雖減員較大，並未妨礙戰略任務，目前整個形勢是有利的。」
粟裕認定：「我們當年執行軍委分兵的方針是必要的。」因「七月分兵」迭遭挫折的粟裕，後來在談到「七月分兵」時認為：
當時正處在由戰略防禦到戰略進攻的轉折過程中，我軍在全國範圍內已經轉入戰略進攻，敵人在戰略上處於被動地位。但是，敵人在兵力數量上仍然佔有優勢，因而在局部地區（例如山東）仍可保持強有力的進攻。所以，我們的戰略進攻有自己的特點，而不能和蘇聯斯大林格勒戰役後的反攻形勢一樣，完全以壓倒的優勢把敵人一直壓下去。我們的基本方針是把戰爭引向蔣管區，打亂他的戰略部署，不斷消滅他的有生力量，不斷擴大解放區，縮小蔣占區，爭取我軍的全部優勢，最後達到消滅全部敵人、取得革命完全勝利的目的。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幾仗沒有打好就忽視「七月分兵」以後取得的勝利，更不能由此得出悲觀失望的結論。同時也要看到，我們還沒有取得絕對的優勢，在前進道路上還有困難和曲折，而不能過分樂觀。南麻、臨朐兩仗沒有打好的主要原因，就是把整個局勢的可以樂觀與當面情況的仍然嚴重混淆起來了，產生了輕敵驕傲情緒，總想來個「空前的空前」勝利，放鬆了主觀的努力，造成了某些錯誤。
1947年9月3日，在外線出擊的緊急進軍途中，粟裕在華野直屬隊幹部大會上作《關於七月份作戰檢討和今後反攻形勢的報告》，對上述觀點作了系統的闡述，對「七月分兵」以後的經驗教訓作了理論的概括，對戰爭規律的探索又前進了一步。晚年，回憶起「七月分兵」，粟裕這樣寫道：
我們當年執行軍委分兵的方針是必要的。如果我們將眼光局限于山東，在內線堅持幾個月當然是可以的。因為當時山東還有50多個縣城在我手中，而且連成一片，膠東、渤海、濱海三個地區還可以迴旋，在內線殲敵的條件還是存在的。但是，劉鄧大軍在6月底將南渡黃河，軍委已經告知我們，我們必須以戰鬥行動來策應劉鄧大軍的戰略行動。當然，策應劉鄧大軍南渡可以有另一種方式。如果我們在7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個像孟良崮那樣的大仗，將敵人牽制在魯中，對劉鄧大軍的配合將是有力的。無奈當時難以肯定數日內必有戰機出現，而劉鄧大軍按軍委規定日期出動，我們不能以作戰行動作有力的配合，這對全局是不利的。這就是我們立即執行軍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時，集中與分散是兵力運用上的一對矛盾。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我軍的作戰原則。所以集中是這對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並不排除必要時的分散，分散也是對付敵人的一種手段。孟良崮戰役發起前，1947年5月上旬，軍委曾指示我們不要分兵。我們遵照軍委指示改變了計劃，但當時我們也不是絕對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縱隱伏於魯南。後來這一著在孟良崮戰役時起了重要作用。我們分路出擊，就可以將敵人扯散，而我軍則可以由分散轉為集中，以殲滅孤立分散之敵。也就是先以分散對付集中，再以集中對付分散。後來戰局的發展果然如此，沙土集戰役就達到了我們預期的目的。
1947年9月上旬，山東省鄆城縣沙土集一戰，粟裕「以集中對付分散」，集中三個縱隊共八個師即四倍於敵整編五十七師的優勢兵力攻殲，以三個縱隊加一個師即超過主攻部隊的兵力阻擊援敵，並以一個縱隊作為戰役預備隊。結果，一戰殲敵整編五十七師師部和兩個旅共9500餘人，其中俘虜7500餘人。沙土集一戰，改變了陳毅、粟裕部的被動局面，迫使國民黨軍從山東內線戰場和劉鄧大軍周圍抽調回四個整編師。此後，在遼闊的中原地帶，一個影響到整個戰爭進程的新局面產生了。
如今，軍史研究者對「七月分兵」的評價趨於客觀：「這段時間內，華野對國民黨軍的作戰雖然戰績不太理想，但這是大反攻初始山東戰場向敵主動進攻的作戰，其意義是重大的。同時，這次分兵出擊，為後來華野分為東、西線兩個兵團作戰作了準備，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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