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對軍事顧問李德提出大膽的的批評

林彪對軍事顧問李德提出大膽的的批評

作者：鄭瑞峰彭學濤

（作者單位：空軍航空大學）

林彪在《關於作戰指揮和戰略戰術問題給軍委的信》中指出：「有些重要的負責同志，因為他以為敵人五次『圍剿』中所用的堡壘政策是完全步步為營的，我們已失去了求得運動戰的機會，已失掉一個戰役中消滅幾個師的機會。因此遂主張我軍主力分開去分路阻敵，去打堡壘戰，去天天與敵人保持接觸，與敵對峙……這種意見我是不同意的!」

「我們主力通常應隱蔽集結於機動地點，有計劃地儘可能造成求得運動戰的機會，抓緊運動戰的機會，而於運動戰中我主力軍大量的消滅敵人，每次消滅他數個師。」

「我們仍然有求得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充分機會。」

「短促突擊」一詞，最早出現於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1933年，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放棄了積極防禦方針和紅軍擅長的運動戰與游擊戰戰術，採取了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和「短促突擊」的戰術。「短促突擊」，即當國民黨軍修築堡壘、步步為營向前推進時，紅軍也修築堡壘來防禦陣地；當國民黨軍走出堡壘向前推進時，紅軍要迅速的短促突擊，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

也正是這種戰術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對於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提出的「短促突擊」戰術，時任紅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曾撰文對這一戰術進行了分析。但近年來頗遭非議，被認為是靠近博古、李德的「政治上的表態」。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一

1933年9月25日，國民黨軍採取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相結合的新戰略，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國民黨軍的新戰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紅軍進行運動戰和游擊戰能力，使紅軍以往運用自如的運動戰、游擊戰面臨嚴峻考驗。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中央蘇區軍政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都主張採取運動戰的作戰方針。

9月底，從上海來到瑞金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受到中共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的信賴和支持，被賦予「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等問題」的大權。面對國民黨軍的新戰略，李德曾給出了三種應對方法：到外線進行運動戰、誘敵深入進行內線運動戰、「短促突擊」的陣地戰。

在難以到外線作戰，又希望堅守蘇區現有地域的情況下，李德決定採用「短促突擊」戰術。這一戰術要求紅軍在敵人修築堡壘、步步為營向前推進的情況下，也修築堡壘來防禦陣地，以堡壘對堡壘，當敵人走出堡壘前進時，則在短距離內對敵人進行突擊。

自9月下旬至11月中旬，紅一方面軍依照中共臨時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命令，在國民黨軍主力和堡壘之間連續作戰近兩個月，不僅未能禦敵於蘇區之外，反使自已遭受很大損失，完全陷於被動地位。但是，11月下旬，中革軍委專門下達命令，要紅軍繼續運用「短促突擊」戰術作戰。

從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紅軍展開陣地防禦戰和陣前「短促突擊」，抗擊國民黨軍進攻。雖然付出了重大犧牲，卻沒能阻止國民黨軍進攻。

對李德的做法，素以善打運動戰著稱的林彪是不贊同的，從一開始就反對這種「短促突擊」戰術。

李德也承認「林彪無疑是一個卓越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戰術家，他不讚賞其他作戰方式。在軍事問題上，特別是關於戰略戰術的領導問題，他聽不進別人的意見。」

在臨時中央支持下，李德宣布凡是對中央指揮不滿和抵制「短促突擊」戰術的人都將受到嚴懲，輕則剝奪軍權，重則送上法庭。

《林彪的這一生》一書稱：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執行「短促突擊」特別下力。他請李德來紅一軍團講授「短促突擊」戰術。李德整整講了一天，大談「我支點之守備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應毫不動搖的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之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的反突擊，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等內容。李德走後，紅一軍團的幹部戰士紛紛反映說聽不懂，越聽越糊塗。林彪開導說，「你們不懂，這種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學嘛。」愛鑽研戰略戰術問題的林彪果然學有所成，於1934年6月17日發表了《論短促突擊》的文章，提出了27條實施措施和注意事項，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讚賞。對於林彪此舉，聶榮臻認為，「林彪突然發表這篇文章，自然不僅是談戰術，實際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態」。聯繫到林彪後來所說的「不說假活辦不成大事」一語，他這一舉動蘊含的真正動機也就很清楚了。」

那麼，上述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林彪請李德到紅一軍團作報告確有其事。據聶榮臻回憶，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紅一軍團來過一次，在幹部會上大講一通陣地戰。幹部們都聽不懂。林彪說：「你們不懂，這種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學嘛!」

實際上當時紅軍部隊請上級領導作報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請李德作報告的不僅有林彪，還有彭德懷，下文將提到。因此，請李德到部隊作報告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事實上，林彪請李德作報告之後，為從戰術上找到出路，改變紅軍的被動局面。

在三甲嶂戰鬥的當天，即2月10日，就與聶榮臻起草《關於用運動戰消滅敵人的建議》並上報中革軍委，建議今後不要處處修工事，應力求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如若修工事，也只是在預定的戰線上，有重點地修。今後應採用運動戰，尋求機會消滅敵人。中革軍委複電承認這一建議原則上是對的，但仍要求紅一軍團堅決服從命令。

為了進一步宣傳「短促突擊」戰術，1934年4月1日，李德在《革命與戰爭》第2期發表了《革命戰爭的迫切問題》，大談「堡壘地帶應配置一定數量的人力和火炮，當敵人在我陣地前沿出現時，應以埋伏之主力部隊，利用短促突擊和奇襲的方法，加以驅散和消滅。」

對此，林彪表示了不同意見。在廣昌戰役開始前夕，4月3日，林彪寫了《關於作戰指揮和戰略戰術問題給軍委的信》，指出：

「有些重要的負責同志，因為他以為敵人五次『圍剿』中所用的堡壘政策是完全步步為營的，我們已失去了求得運動戰的機會，已失掉一個戰役中消滅幾個師的機會。因此遂主張我軍主力分開去分路阻敵，去打堡壘戰，去天天與敵人保持接觸，與敵對峙……這種意見我是不同意的！」

「我覺得我們主力通常應隱蔽集結於機動地點，有計劃地儘可能造成求得運動戰的機會，抓緊運動戰的機會，而於運動戰中我主力軍大量的消滅敵人，每次消滅他數個師。」

4月10日，國民黨軍開始向中央蘇區北部門戶廣昌進攻。為保衛廣昌，中革軍委命令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第13師、紅九軍團與國民黨軍在廣昌及其以北地區進行「短促突擊」的陣地戰。

針對李德軍事部署完全脫離當時實際的情況，4月14日，林彪、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詳細陳述了與敵對峙的不利，指出：「這種對峙距敵愈近愈能引起敵人的謹慎，而採取更短距離的堡壘推進，這就愈使我們失去無堡壘的較長距離的消滅敵人的機會，並反被敵人監視與鉗制了，而失去秘密與迅速去消滅在其他方面採取躍進或急進的敵人的機會。這種對峙最疲勞兵力、消耗彈藥和有生力量，有時卻收不到什麼好的結果。」建議紅軍主力應採取運動防禦，機動地殲滅敵人。

博古、李德看完電報，不屑地說：「這是標準的戰場機會主義！」隨後，4月20日，李德又在《革命與戰爭》第3期發表了《論紅軍在堡壘主義下的戰術》一文，闡述了「短促突擊」戰術的主要原則。廣昌保衛戰，紅軍以所謂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方式，血戰18天，雖然給國民黨軍以重大殺傷，但紅軍也傷亡5093人，這是紅軍作戰史上最典型的陣地戰、消耗戰。

廣昌戰役結束當天的4月28日晚，彭德懷與李德就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問題，進行了極為激烈的爭論。彭德懷回憶說：「在這種情況下紅軍怎能同敵人硬碰打消耗呢？如果不是紅軍有高度自覺，一、三軍團早就被你們葬送了，江西蘇區幾乎被斷送給敵人。」

5月1日，李德在紅三軍團的一次大會上「他象先前在紅一軍團那樣，說明了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條件下我們所應採取的對策。」

二

廣昌保衛戰結束後，紅一軍團奉命東進，5月4日到達建寧地區，參加保衛建寧的戰鬥。鑒於建寧地區的實際情況和廣昌保衛戰的教訓，林彪向中革軍委提出了《關於作戰問題的建議》，認為根據敵人的行動計劃，「判斷敵每次前進通常至少要走十五里至二十五里，甚至三十里，在這種距離內完全容許我們進行運動戰」。「我們仍然有求得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充分機會。」

在這一建議中，不僅是在談作戰的具體問題，而且對戰略方針有所涉及，其中對廣昌戰役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批評。這種批評在軍團一級上報的建議中是十分罕見的。

但林彪的建議，又一次遭到博古、李德的斷然拒絕，他們在複信中寫道：「人們不能迷信地形，在任何戰鬥中，誰也無法事先確認一定能取得勝利。」他們仍命令紅一軍團繼續採用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的戰法，同敵人拼消耗。

隨著國民黨各路「圍剿」軍向中央蘇區中心地區步步逼近，形勢變得十分嚴峻。6月至7月間，紅軍在古龍岡以北地區進行了反擊戰，未能阻止住敵人的進攻。1934年6月17日，林彪在《革命與戰爭》第6期發表了《論短促突擊》一文。

李德回憶說：「在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前線視察的時候，我同林彪作了一次深談，談話中林維護他和毛的戰術觀點。我建議他為《革命與戰爭》寫一篇文章，闡明他的思想，他真的寫了。」

從李德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出：首先，該文不是林彪主動寫的，是在李德的建議下寫的；其次，林彪依然堅持打運動戰的觀點。

我們再來看看《論短促突擊》一文，在文章中，林彪雖然不再反對「短促突擊」戰術，但沒有無條件地贊同「短促突擊」，而是對「短促突擊」進行了辯證地分析，既肯定了「短促突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堅持了運動戰和游擊戰的方針。他指出：

「我們在戰略戰術上，是一方面要極力利用革命戰爭的各種輔助方式（游擊戰爭防禦等）；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機動，以主力尋求在更寬大無堡壘的地域，進行正規的，大規模的運動戰，大量的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擊雖然也是運動戰的一種，但我們如完全束縛在這種戰鬥方式中則是非常錯誤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這種短促突擊的戰鬥有消滅敵人的可能，有造成戰役上勝利的可能，而忽視這種戰鬥，則更是危險的損害的。」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一書也指出：「短促突擊」作為戰術手段是可以運用的，但把它上升到戰法，用以支撐消極防禦的方針則是錯誤的。

事實上，當時除李德外，不只林彪一個人寫文章論述「短促突擊」。朱德、彭德懷等人也有相關論述。

紅三軍團主力和紅五軍團一部在高虎腦、萬年亭到驛前構築5道防禦陣地進行固守。在6日的高虎腦防禦戰和14日的萬年亭防禦戰中，紅軍擊退了國民黨軍的多次集團衝鋒。

為了總結高虎腦戰鬥的經驗，朱德在9月10日《革命與戰爭》第9期上，發表了《一個支撐點和短促突擊的戰例》一文，指出「突擊隊能英勇與適時施行短促突擊，守備隊能堅決與頑強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義的。」

彭德懷也被指定寫了一篇證明「短促突擊」戰術正確的文章——《頑強防禦與短促突擊——給某師長的信》，同樣發表在《革命與戰爭》第9期上，文章指出「在敵躍進和推進時，靈活的運用攻擊的戰術動作——側擊和短促的突擊，來取得敵人資財，根據自己的特長和敵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這樣積極動作，爭取每次戰鬥的勝利，才能展開戰役上的勝利，完成持久戰略。」

因此，僅僅依據《論短促突擊》一文認定林彪倒向李德，是「在政治上的表態」，是比較牽強的。

林彪不僅在理論上堅持運動戰原則，而且在實戰中通過運動戰取得了溫坊戰鬥的勝利。

8月底，國民黨軍東路軍李延年第四縱隊，從連城出發，向長汀推進，企圖會同北路軍、南路軍總攻瑞金。林彪判斷朋口之敵有可能推進到溫坊地區，決定抓住敵人遠離堡壘孤軍深入之際，以運動戰殲滅該敵。

8月30日，國民黨軍李延年等部4個師集結於朋口、營溪、璧州、洋坊尾一帶，準備向汀州推進。為誘殲該敵，林彪命令紅24師以一部兵力繼續構築工事，誘敵深入，紅一軍團、紅九軍團隱蔽集結待戰。

8月31日，李延年部第三師第8旅自朋口進至溫坊地區，開始構築堡壘。紅軍迅速將國民黨軍包圍，並向其發起突然攻擊。激戰至9月1日拂曉，將敵殲滅，僅紅一軍團就俘敵1600人。國民黨軍第三師第8旅被殲後，蔣鼎文立即派第九師並指揮第三師余部共8個團由朋口向溫坊進行反撲。

9月3日，國民黨軍第九師先頭部隊第50團進至溫坊，其餘部隊搶佔溫坊兩側有利地形，企圖與紅軍決戰。林彪決定乘敵立足未穩，集中兵力殲滅其第50團。當日9時，紅軍發起攻擊，激戰至16時，以傷亡700餘人的代價，殲敵4000餘人，繳獲槍支1800餘支，迫擊炮6門，這次戰鬥給「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東路軍以沉重打擊，取得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少有的勝利。

從以上可見，針對國民黨軍在第五次「圍剿」中所採取的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相結合的新戰略，林彪作為紅軍高級指揮員主張採用更加靈活的思路來應對新的戰爭，撰文辯證地闡述「短促突擊」戰術，並始終堅持運動戰、游擊戰方針，而不是簡單機械地照搬照抄，這屬於正常探討軍事戰略戰術的範疇，而不屬於「一個政治上的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