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樂府民歌：「舊瓶」可以釀出「新酒」

樂府民歌：「舊瓶」可以釀出「新酒」

曹旭

（作者為上海文史館館員、上海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2017年08月15日 12 ：思想周刊/文史·廣告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

　　詩歌，是中華民族的兒歌。

　　一個人，一個族群，都需要有一個叫作「詩」的東西來表達自己、抒寫情志、傳遞心聲。從《詩經》開始的歌唱，是華夏大地覺醒的搖籃曲，是中華民族的兒歌。

　　唐詩專家聞一多指出，世界上有四個「詩歌的國度」：中國、印度、以色列和希臘。在公元前1000年前後，差不多同時抬頭唱起歌來。中國不僅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國，而且是一個「詩性的民族」。它是比漢民族的「圍牆」——長城偉大得多的民族根基和至尊靈魂，不用磚就可以壘得起來。

　　下面我們重點介紹的「樂府民歌」，主要是指漢魏六朝樂府民歌。它們和古老的北方《詩經》、南方楚辭一樣，都是中國詩歌的原典，蘊藏著中國最早的詩歌母題、感情模式、詩學意象和音樂性元素。

　　一代一代傳唱 勞動戀愛和生命之歌

　　抒寫情志、傳遞心聲的文字與音樂結合起來，就形成樂府詩的原典。樂府原是一個音樂機構，從秦代開始就有設立。漢繼承秦的做法，也設立漢樂府機構，同樣做採集民歌、文字加工、配置樂曲和訓練樂工的工作。

　　民歌採集以後，樂官把它們分類：第一類叫「鼓吹曲辭」，又名「短簫鐃歌」，是漢初從北方民族傳入的北狄樂補寫歌詞而成；第二類叫「相和歌辭」，是各地采來的俗樂，配上「街陌謠謳」的創作，是漢樂府五光十色的精華。第三類叫「雜曲歌辭」，其中樂調已經失傳，無可歸檔，自成雜類。

　　響在漢樂府里的背景音樂，一是來自秦國的音樂，二是來自楚國的音樂。漢樂府之所以繞樑三日、感人至深，就是因為這些音樂曾經經過秦娥、楚女縴手的撥弄和櫻口微啟的歌唱。

　　隨著時代的發展，體制上的樂府機構已然消亡。但當時採集來的田野、巷陌民歌仍然清新純樸，像原野上的花一樣新鮮活潑，具有生命力。它們采來時還說著方言，還帶著泥土的新鮮，在中國詩歌史上春意盎然。例如，吟唱「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的《江南》。

　　但可惜的是，這些漢魏六朝樂府民歌基本上沒有作者——他們都「失名」了。其實，每首詩的作者都是有名字的。也許採集時，個人服從了郡縣長官的意志；也許有人不願署上自己的名字，或是樂府部門有所規定，因此在歷史長河中集體消逝了。

　　我們只能想像，當年在江南蓮塘的合唱里、在冀北秋風的馬背上、在落魄失意的下層文人中間、在前往洛陽令人疲憊的黃土路上，這些無名氏一代一代地傳唱他們勞動的歌、戀愛的歌、生命的歌。隔著琥珀般透明的語言，纖毫畢現地讓我們看見其中蘊含的社會精神和人之情思。

　　現代理念說，閱讀文學作品有三要素：一是作者，二是文本，三是讀者。三者缺一，就會有問題。缺了文本，無詩可讀；缺了讀者，就像沒了觀眾；缺了作者，「知人論世」就無法進行。但是，歷史保留下來的這些樂府民歌是那麼美麗、那麼有生命力。2000年以來，仍然音韻悠揚，傳到我們的心裡……

　　漢魏六朝樂府

　　描繪不同地域的景與情

　　漢魏六朝樂府民歌，是包含了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原典。

　　我們現在讀來自社會底層的漢樂府，覺得它繼承了《詩經》的傳統，風格質樸、清新、剛健，有強烈的現實感和針對性。篇篇都是班固說的「代、趙之謳，秦、楚之風」，都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品。

　　那是愛與恨、生與死的交織，是悲傷和歡樂的歌唱。富人家黃金為門，白玉為堂，堂上置灑，妻妾成群，錦衣玉食。窮人家則《婦病行》《孤兒行》，婦病連年累歲，垂危之際把孩子託付給丈夫；病婦死後，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討；遺孤在呼喊，母親在痛哭；孤兒受到兄嫂虐待，饑寒交迫，在死亡線上掙扎。窮途末路之際，戲劇般地出現了《東門行》，拔劍而起，走上反抗道路。

　　假如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繼承漢樂府，作了人間貧富懸殊、反差極大的對比，那《紅樓夢》中賈府的「白玉為堂金作馬」，至少在語言上學的就是漢代富人的做派。

　　漢樂府民歌之所以是原典，主要因為它的內容和主題成為後世的母題，幾乎每一篇都確立一種母題。許多藝術方法，是歷代文學頂禮膜拜和取法的對象；其現實主義精神，影響了許多後世名家。

　　再來看南朝樂府民歌，它像是江南女子專情的歌。南朝樂府民歌的產生，是南朝農業、商業、交通、手工業的發展結晶，是娛樂歌舞的需要，亦是帝王的提倡、貴族的好尚。同時，它也與當時流行的繪畫、書法、音樂、棋藝的日益細密、日益精湛相表裡。

　　沿長江生活、喝長江水長大的人，生命里有水，細胞里有水，性格里有水，詩歌里也有水。這就決定了南朝樂府民歌的風格。

　　南朝樂府民歌一言以蔽之，是一個「情」字。我們不必問，裡面的「情」是不是符合道德規範；也不必問，是不是配偶之間的愛情。我們只需問，詩歌作品裡的「情」，是否真摯，是否純真，是否無邪，是否痴得感人。

　　在宋詞里，江南的青山綠水，同時化為美人的靈動和眼睛裡的濕潤。歌如眉峰聚，詩是眼波橫，都是媚眼盈盈的江南。因此，今天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學，可以說是在南朝樂府民歌中才開始奠定成型的。

　　北朝樂府則在遼闊的草原和大山的背景下展開，唱出了許多歌頌勇武、格調悲壯的民歌。那是長期處於混戰狀態的北方各民族的歌唱，多數為北魏、北齊、北周時期的作品。一方面，四季是美麗的，人民是剛健的，牛馬是歡騰的；另一方面，戰爭、徭役、流浪、流離失所以及白骨無人收的場景，也是歌曲的主旋律之一。

　　心靈綻放的美麗上

　　南北朝樂府民歌是相同的

　　比較來看，漢樂府反映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南朝樂府屬於女子專情的歌唱，北朝樂府則在有限的篇幅里，表現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北朝樂府歌頌北方民族尚武的剛健，歌頌英雄，歌頌戰鬥與犧牲的精神。

　　最著名的是《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首傳為解律金作的歌曲，當年高歡命將士們唱得地動山搖。打了勝仗也唱，打了敗仗也唱；勝仗唱得雄壯，敗仗唱得悲壯。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首軍歌，起到了鼓舞士氣的動員作用。

　　由此，文學因南北地理相隔而出現南重文、北尚武，南重情、北重氣，南柔北剛、南綺北質的不同，至六朝樂府形成更為清晰的風格特徵。

　　如果說，南朝樂府民歌是女兒的歌、水的歌、戀愛的歌，那北朝樂府民歌就是勇士的歌、土的歌、流亡者之歌。北朝樂府民歌也寫愛情，但風格和南朝樂府民歌迥然不同。

　　南歌執筆如執扇，輕盈而多風姿；北歌橫筆如橫刀，豪邁而見驍勇。南歌運思如行船，正風日流利；北歌使氣似奔馬，多鏗鏘之色。南歌多用單線在宣紙上勾勒，暈染出雋永靈動的尺幅小品；北歌多取塊面，是風格豪放、筆致粗獷、立體感很強的油畫。

　　當然，它們也有相同的地方。在語言的節奏上，在質樸純真的風格上，在心靈綻放的美麗上，南北朝樂府民歌內在的美是相同的。

　　此前，我們比較重視漢樂府，不太重視南北朝樂府；南北朝樂府中，又相對重視南朝樂府，不重視北朝樂府。其實，漢樂府、南北朝樂府展現了人生精彩的側面。雖然有表現痛苦和歡樂的不同，但都是真的、善的、美的。因為，被剝削被壓迫的生活固然沉重，但勞動在創造物質、精神財富的同時，何嘗不在創造快樂？千年承續的男女愛情，何嘗不是生活的主旋律？

　　從這個意義上說，重視漢樂府不重視六朝樂府，是重視人生道德的一面、忽視人性情的一面；重視南朝樂府不重視北朝樂府，猶如只重視山水田園詩不重視邊塞詩。事實上，山水、田園、邊塞是中國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有特色，不能偏廢。

　　唐朝詩歌盛宴

　　需要備好原材料調味品

　　中國不能沒有唐詩，唐詩不能沒有樂府民歌。唐詩固然是一朝盛宴，但不能說這席盛宴是僅由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這樣的大廚師做出來的。它需要幾百年的通力合作，需要漢、魏、晉、宋、齊、梁、陳和北魏為這場盛宴準備各色各樣的原材料、各種各樣的調味品以及歷年的菜譜。

　　就此而言，不了解漢樂府、南北朝樂府，就無法知道唐詩母題的來源、風格的繼承、手法的運用、典故的背景及語源的出處。

　　李白剛到長安，震懾住道士吳筠、嚇壞賀知章的《夢遊天姥吟留別》和《蜀道難》，就是五、七言樂府。詩人以浪漫主義的情懷、豐富的想像，描寫了蜀道崢嶸、突兀、驚險的壯麗奇景和磅礴的氣勢。但「蜀道難」是樂府詩的「題目」，李白只是利用「舊題」寫新內容。

　　李白詩歌和生命里流動的「水」，來自於南朝樂府民歌，來自江南長滿青草的小河。他的《靜夜思》《玉階怨》，就是南朝民歌「秋風入窗里，羅帳起飄颺。仰頭看明月，寄情千里光」的改進版。

　　和李白的浪漫主義不同，杜甫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但翻一翻《杜工部集》，你會發覺，假如把杜甫對漢樂府改造後「即事名篇」的作品撤了，他可能就評不上「詩聖」。

　　安史之亂中，杜甫和眾人一起流亡，所見之處，遍地哀鴻，而描寫這種社會苦難最好的模本就是漢樂府民歌。漢樂府里的《婦病行》《孤兒行》《東門行》《怨歌行》，都融化在杜甫的詩歌里。

　　因此，杜甫就像一個戰地記者寫「詩報告」一樣，許多社會生活的方面甚至來不及用樂府詩的舊題，直接用新題最大程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於是，他寫下了《三吏》（《潼關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以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等反映民間疾苦的經典作品。杜甫選擇漢樂府模本的精神和傳統，使得他成為安史之亂的一面「鏡子」。

　　所以，杜甫以來，詩人們都認識到，無論是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要想寫出「詩聖」級的作品，要讓自己的詩集具有「史詩」的性質，用漢樂府模本的精神和原典，是一個重要且可靠的途徑。

　　白居易的詩通俗易懂，是「廣大教化主」。他的《長恨歌》和《琵琶行》，是膾炙人口的佳作。但有意思的是，他與元稹還共同倡導了新樂府運動，提出以「新樂府」寫生活的口號。白居易明確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新樂府理論，並要求根據反映事件的不同而自命新名，即「即事命篇，無復依傍」。

　　由於白居易的努力，由杜甫《三吏》《三別》開創傳統，元結、顧況繼續寫作，張籍、王建擴而大之的「新樂府運動」取得很大的影響。白居易的《新樂府》和《秦中吟》反映出了唐王朝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更常被後世評論者稱讚。

　　自創的「新樂府」

　　裡面仍然裝著傳統的乳汁

　　提到劉禹錫，人們不一定知道他做過什麼官，但可能知道他貶謫到連州、朗州、夔州等地，寫下了許多擬樂府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詞》。這些呈現鮮明地域色彩的文人「新民歌」，語言平易，含蓄委婉，清新自然，風情淳樸，歷來讓讀者愛不釋手。

　　再如晚唐的李商隱，他是學習樂府民歌、從中汲取營養的又一個代表。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李商隱的詩歌風格，那就是融合了杜甫精深的格律、沉鬱頓挫的風格和齊梁詩、六朝民歌的清麗。他的詩歌纏綿悱惻、芬芳馥郁，放在今天想來也足以迷住80後和90後年輕人。

　　在著名的《無題》詩中，就有許多南朝樂府民歌核心的支撐點。例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就是南朝樂府「春蠶」「蠟炬」兩首民歌意象的組合。六朝樂府民歌《西曲歌》里有《作蠶絲》：「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絲。何惜微軀盡，纏綿自有時。」以春蠶之絲，諧女子之思；以春蠶作絲之纏綿，諧女子日夜相思。看中這一「春蠶」意象的李商隱，從這首民歌里汲取意象並加以升華，成為膾炙人口的佳句。

　　《無題》詩中還有這樣一句話：「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李商隱詩下原注「古詩有『小姑無郎』之句」，指的就是六朝樂府民歌《神弦歌·清溪小姑曲》　里青溪小姑的形象：開門白水，側近橋樑。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這是一個還沒有出嫁的小姑的內心獨白。你看，「開門」面對一片「白水」，「側近」是一座「橋樑」，不是人居住的地方；「獨處無郎」的孤獨，是女神也無法改變的悲哀。在小姑的內心，她寧可要一個丈夫、一個家庭，也不要現在所處的令人瞻仰的寺廟和神的榮譽。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傳說，她的男朋友就在「白水」附近，但李商隱說「青溪白石不相望」，凄婉之情溢於言表。

　　此外，許多著名的篇章，有的都是直接用樂府詩的題目，如被聞一多譽為「頂峰上的頂峰」、寫出「宇宙意識」的《春江花月夜》。此外，楊炯的《從軍行》、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高適的《燕歌行》、李賀的《雁門太守行》，以及《關山月》《塞下曲》《戰城南》《北風行》等，都是用樂府詩的「舊瓶」裝自己的「新酒」。雖然寫的內容是新的，但與舊題也有一定的聯繫，如「從軍行」多寫參軍及戰事、「雁門太守行」多寫邊塞的風光和生活，不一而足。即使自創的「新樂府」，裡面裝的仍然是漢魏六朝樂府精神和傳統的「乳汁」，是唐代詩人天天都要喝的。

　　值得一提的是，漢樂府中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與北朝的《木蘭詩》合稱「樂府雙璧」，但唐代繼承的人不多，只有韋莊著名的敘事長詩《秦婦吟》一首，並稱為「樂府三絕」。「三絕」中，樂府詩佔兩席，唐詩佔一席。所以，只要《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在漢樂府里守著，《全唐詩》中的任何一首詩都不敢越過邊界南下牧馬或彎弓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