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路65號往事：我了解的張春橋

庫屠左夫 發表在 參考文摘 華聲論壇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分享到:QQ好友和群QQ空間騰訊微博新浪微博微信一鍵通來源：文史博覽　　

　　張春橋　　上海市康平路65號，從1963年底至1971年秋，九年來，因為工作的原因我曾進出過幾百次。有些人和事，散淡記錄於下。　　當時中共上海市委名義上是在華山路上的海格大樓(現為上海賓館)，然而，指揮部的最高層首長卻並不在海格大樓辦公，而是在康平路65號。從第一書記到各位分管工、農、商、學、兵、文的書記，還有候補書記，吃、住、辦公、家屬，都在裡面。　　所以，康平路65號被上海市民稱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又稱為「上海的中南海」。這裡是上海黨政領導機關的最高首腦辦公兼居住之地。上海最重要的決策與指令都出自這裡，上海與中央聯繫的發端也在這裡。　　「文革」開始後，因為我在《解放日報》社工作，所以得以經常出入康平路65號。在上海市黨章修改小組工作的那段時間，每天去那裡上班、下班，中飯、晚飯都在小會議室邊上的食堂吃。最多的是去小會議室開會。　　去小會議室開會，主要是列席市革委會常委會議以及革委會副主任召集的分管的有關口(如工、農、商、科、教)、有關部、委、辦的會議；出席宣傳口的會議；出席市主要新聞單位(兩報一刊——解放日報、文匯報、支部生活。後《支部生活》奉張春橋之命停刊。因為毛澤東每天要看上海兩報，張春橋與姚文元要重點抓好兩報宣傳。)會議。　　會議的主持者，最高規格是張春橋、姚文元一起出場，有時只有張春橋一人出席，姚文元單獨出席的極少。會議多數情況是由分管某口工作的副主任主持。張春橋、姚文元一般自己不主持會議。　　一般是在到了約定的開會時間，其他出席人員都到齊，約五分鐘後，一輛大紅旗轎車開入65號院內，從車上先後走下張春橋與姚文元。車是由興國賓館(當時叫興國路招待所)開出的，距離不過兩、三公里，車程不過七、八分鐘。興國賓館是「文革」中張、姚來滬時的主要辦公與居住場所。　　張春橋參加小會議室會議時，一般是入座後，先同全體與會者打一聲招呼或寒喧一兩句。這樣可活躍氣氛，然後他就不響了。　　聽彙報，這是張、姚來上海的主要任務之一。他們要聽取上海各方面、各階層的情況和動向，以便向毛澤東彙報並做指導上海工作的依據。在聽彙報過程中，他有時發一句問，有時插話，表示不同意見。如在一次財貿系統負責人會議上，彙報到中百一店賣的牙膏中有薄荷味的，蘋果味的，香蕉味的。張春格打斷續的話，說：「牙膏又不是吃的，何必用這麼多水果味？」有人彙報靜安區籌備成立區革委會不順利時，張插話七個字：「靜安不靜也不安。」在彙報到上海郊區農村赤腳醫生時，張春橋打斷彙報說：「中國曆來有兩種職業最受老百姓尊敬與歡迎，一是教師，二是醫生。」有時他打斷別人的話，對一些人或事提出嚴厲批評。　　在彙報完畢後，張春橋一般對某些問題，發表自已的看法。有許多看法，實際上是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中不斷湧現的新情況、新動向的最新指示、意見，但張春橋多不明言是毛澤東講的。只有在過了一段報上公開了，他才細說毛是在什麼情況下講的。這就加強了張講話的預言性、權威性。給人感覺，張和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而使人對張的話不敢等閑視之。　　在兩報負責人會議上，張、姚又經常故意透露一些他們同毛澤東接觸的情況。如他們說，幾乎每年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一起陪毛澤東吃麵條。因為中央有過決議，不準給黨的領導人祝壽。所以大家心照不宣，不說吃面是為毛祝壽。我印象最深的是說1966年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陪毛澤東吃面，大家餐間舉面碗祝毛澤東健康長壽；毛則回祝了一句：「祝全國全面的內戰！」　　一次，張春橋透露，毛澤東給一位僑居國外的湖南老同學送菜。這位老同學由國外來京，住在賓館裡，毛讓人給他送去湖南的通心菜，以表敘舊之情。有一次姚文元說，毛澤東平日吃飯用粗瓷碗，經常吃一些雜糧、山芋之類粗食。關於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屬國家機密，張、姚一般不說。但有一次會上張春橋無意透出一句：「畢竟年紀大了，精力總歸有些分散了。」　　1968年春，解放日報革命委員會成立不久。一天夜裡我去康平路65號小禮堂開會，是兩報一刊負責人會議(那時《支部生活》還未停刊)。張、姚照例乘大紅旗轎車與會。進來落座時，張春橋居中，姚文元居張左，徐景賢居張右。因與會人很少，我們三位報人就都坐在第一排，離主席桌只有一米多距離，而我的位子正好在與姚文元面對面。我對著姚文元看了一眼，沒有講話，把一個解放日報最小的牛皮信封伸手放在他的桌子上。　　信封里封的是他在解放日報文藝部工作時，由報社後勤部門給他辦的一張公交車月票卡，上面貼有他的一寸照片。他當時還是兼編委，但從1965年就去寫批「海瑞罷官」等文章，報社不來了。「文革」中總編室清理他的檯子，收回一些文件，把他的月票卡留在抽屜里。後來，總編室的朱幼蓀想想不妥，因為弄不好就被說成是收集、擴散中央領導人的黑材料。已經有人因傳閱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而挨整了。朱就把它交給我。我得知這次會議姚出席，就隨手帶來了。　　姚文元把信封拉過去，但沒有當場拆開，而是放了他的文件夾旁邊。他對我點頭直視了幾秒鐘，面帶笑容。忽然張大嘴巴，擠出了半句話：「沒有想到，這次文化大革命真是....。。」姚文元一向不擅講話，又沉默了幾分鐘。接著，徐景賢宣布會議開始。　　　　「真是...。。」後面的話是什麼？我在會後回報社的車子里揣摩。一、「真是巧得很」。姚文元於1962年由《解放》雜誌社調解放日報社，任編委兼文藝部主任，我同他在一個辦公室，在一個方型的大寫字檯兩邊，面對面而坐。後來他因生肝炎，先住醫院隔離病房治療，後又去青島休養。再後，又抽到市委寫作班去寫批「海端罷官」、「三家村」的文章去。闊別五載，忽然又在這個春天的晚上相對而坐了。豈不是真巧得很嗎？二、「真是鍛煉人」。1962年，我還是報社編輯部的一個「後生」，五年後的今天，居然成了解放日報的總編輯了。這豈不是「文化革命真是鍛煉人」么！姚文天元話說了半句而沒有說完，是因感慨而受阻了。　　1963年姚文元從中山故居搬家出來時，我曾去香山路看他。當時我曾對姚文元說，老同志紛紛調離，很有些感慨系之。姚後來寫過一封信給我，信上說：工作好比挑擔子，開頭挑得少，後來逐漸挑得多，這是一個鍛煉過程。暗示，老同志逐漸走了，是挑更重的擔子去了；青年人要準備著逐漸挑起老同志留下的重挑。以此為據，我對他的「真是」後面的未出之言，自覺揣度得是八、九不離十的。　　附註：趙元三，祖籍山東齊河縣。20世紀60年代畢業於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法律系。歷任《解放日報》編輯、評論員、以及主任編輯、總編輯。曾在我刊發表過《我的部主任姚文元》、《我所了解的柯慶施》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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