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傅雷逝世五十周年紀念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說「願你安息吧」，只願他的剛勁，永遠瀰漫於知識分子中間。

——施蟄存

傅雷（1908.4.7-1966.9.3）

文 | 王丹陽、曾焱

1966年9月3日

1966年，這一年對傅雷夫婦來說，尤其艱難。

他們對自己的生命，做出了決絕選擇。

50年暌違，回到1966年8月30日，傅家迎來最後的風聲鶴唳。下午，區房管局先來搜家，晚上19點多離開。23點多，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來了，領頭人是上音鋼琴系教師、後升上音副院長的李名強，他曾是傅聰的琴友，50年代時他還是傅家的座上賓，常去他家聽傅聰從波蘭寄回來的音樂會唱片。進門就喝道：「傅雷，你的問題很嚴重！」「你混蛋！」傅雷回敬。抄家持續四天三夜，也讓義無再辱的傅雷走上絕路。多年後，李名強曾在香港向媒體記者辯解：紅衛兵把袖章給他戴上，「我能不去嗎？誰會願當反革命？」

抄家隊離開時，傅雷和朱梅馥三晚沒有合眼，花園被搗翻、地板被撬開，四周貼上大字報。即使陷入人生最後的絕境，夫婦倆以閉門隔絕的方式阻擋住來自外界的關切，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楨聽見他家一片嘈雜聲，屋裡燈火通明，去敲了門，朱梅馥站在門前與他對視片刻，默默把門關上。31日，朱梅馥之弟朱人秀致電傅家，被朱梅馥換作陌生人的聲音掛斷……

9月2日晚上，傅雷、朱梅馥和保姆周菊娣照樣三人對角坐在書房裡，傅雷伏案寫東西，「兩個人還有商有量」，周菊娣事後這樣告訴過朱家的人。晚上20點的時候，朱梅馥叫她早點休息去，「明天小菜少買點」。翌日早8點半，周菊娣一直沒有等到主人的卧室門開，按照傅雷刻板的作息，他們是7點就起床的。一直到9點半，她在敲門無人應後緊張地推門而入，眼前的慘狀轟然撞碎入傅家11年來的斯文印象。1985年，在報告文學作家葉永烈的回訪後，當年是自縊還是服毒的謎團漸漸明朗。

按照《傅雷之死》的考證，長寧區派出所的戶籍警左安民是第一個進入現場的人，看到「夫婦倆一左一右吊在鋼窗的橫檔上」。他進門時勁兒太大，傅雷頭上的繩子斷裂，整個人掉在了藤椅上。他們的繩索是那年代才有的藍格土布床單，撕成長條打個結，地上的棉花毯亦被後世稱道為臨死的優雅和尊嚴而流傳不休，這是為了不在深更半夜驚擾外人。屋內檯燈昏昏，暗示著發生在天亮前。

可以想像，兩人一個是穿著短褲汗衫、另一個穿著睡衣被車送走的，送他們最後一程的只是周菊娣的哭天搶地，這位45歲的浙江鎮海農婦和傅先生、傅太太情如至親，去誰家都沒有在他們家幹得那麼長。因為傅雷是有爭議的名人，當天車是開到上海市公安局法醫處進行屍檢，在他的頸下發現了馬蹄狀索溝，傅雷在圈子裡出了名的清高孤傲，死後的斯文體面便身不由己了，周菊娣念著他倆是光著腳上車的，翌日買了兩雙黑布軟底鞋送到殯儀館。

……

傅家本可逃過一劫，傅雷在1958年被劃為「右派」後，徹底成了個無職無銜的自由派，靠人民文學出版社預支的翻譯稿費養活一家四口。音樂學院的造訪另有其因，那是因為傅雷寫給上音鋼琴系主任李翠珍的一封私人信件，後者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學，後因丈夫在香港曾幾度赴港團聚又不肯返滬，非常時期被劃入特務，上音的紅衛兵在抄家時發現傅雷一封信，信里勸說她返滬，於是一併有了特務之嫌。但以傅雷直如竹筒、口無遮攔的剛硬脾氣，也許因李翠珍被抄家是偶然，但趨於決絕是特殊時期的必然。

▲ 傅雷與妻子朱梅馥

他是一個孤獨者

「人真是無可救藥，

因為人的痛苦從不局限於物質上的匱缺。」

1965年9月12日，傅雷像往常一樣，提筆給遠在倫敦的長子傅聰寫信。第一封是用英文寫給傅聰當時的妻子彌拉的。彌拉是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師梅紐因的女兒。傅聰在1958年不得已從波蘭出走倫敦後，曾給父親帶來精神上沉重的苦痛和壓抑，好在兩年後他與彌拉相愛結婚，給了父親少許寬慰。自傅聰婚後，傅雷不再單給兒子寫信，有時也會寫給兒媳，希望她能多了解一位中國父親對藝術、對家庭的看法。

那天他幾乎以整封信談論的，是自己正讀著的書，查理·卓別林「一本卷帙浩繁的自傳」。傅雷向彌拉感慨，自己跟卓別林在許多方面都氣質相投，尤其是孤獨。「我的生活比他平凡得多，也恬靜得多（而且也沒有得到真正的成功），我也非常孤獨，不慕世俗虛榮，包括虛名。」他讀得傷感極了，憶起久遠的過去：「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觀的性格，雖然從未忍飢挨餓——人真是無可救藥，因為人的痛苦從不局限於物質上的匱缺。」

現在來看，這本傳記帶給傅雷的心緒震蕩顯得不太尋常。自1954年，傅雷就一直給在國外學習和生活的傅聰寫信，1958年12月底因出走事件中斷。後來因了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直接批示，1959年10月後他們父子又獲准恢復通信。從1954年1月18日晚第一封，到1966年6月3日最後一封，傅雷寫信的間隔通常在一周左右，少則三四天，最繁密時也頂多每日一封。而1965年9月12日這天，白天和晚上，他竟接連寫了兩封信，分別跟傅聰夫婦深談讀後感受，字裡行間，似有難以盡言的心情。

▲ 傅雷家書初版封面（三聯版，1981年）

1965年，正是傅雷飽受憂患、處境最艱難的時候。在政治的陰霾之下，埋頭譯作之外，給孩子們寫信是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撐。有了1957至1961年當「右派」的教訓，傅雷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間壓縮得更加逼仄，幾乎不再出門與人交往。他幾十年都是靠稿費生活，從未向國家領取工薪，而現在聊以寄託精神和生活的翻譯也由於政治氣候的嚴峻而幾乎停止了。前一年交稿了50萬字的巴爾扎克《幻滅》三部曲，始終沒有能夠出版的消息，他收入驟減，終日憂心一旦不能譯書，將難以維持自己和妻子的生活。

身體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傅雷哀傷。他的眼神經急劇衰退，醫生警告有失明的危險，必須立刻停筆休養。這一年來，傅雷內心在不斷掙扎，遲疑著，要不要給認識多年的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寫信，請從前曾經維護過自己的這位老領導幫忙，從政府方面申請些錢來治病與生活。

在那個晚上，寫給傅聰的信里他又一次談到卓別林的孤獨：「他是非常孤獨的人，我也非常孤獨：這個共同點使我對他感到特別親切。」他也責備自己：「我越來越覺得自己detached from everything（對一切都疏離脫節），拚命工作其實只是由於機械式的習慣，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顆心無可安放），而不是真有什麼conviction（信念）。至於嗜好，無論是碑帖、字畫、小古董、種月季，儘管不時花費一些精神時間，卻也常常暗笑自己，笑自己愚妄、虛空、自欺欺人的混日子！」

從卓別林，他是否想起了三十幾年前的《夏洛外傳》，信中沒有提及。但這本書於他，既和卓別林不可分，也深刻於他自己的生命。卓別林創造了不朽於銀幕的小人物夏洛（Chalot），法國記者菲列伯·蘇卜（Philippe Soupault）又把他寫入「幻想人物列傳」，而剛從巴黎回國的傅雷因為深受書中人物的感動，決意將該書譯入中國——稿成之後，雖說屢經碰壁，1933年9月他還是以「自己出版社」的名義在上海自費出版了它。

《夏洛外傳》為傅雷第一本譯著，也是他漫長翻譯生涯的起步。當時25歲的傅雷，在譯者序中用這樣激情的語句，向讀者勾勒他鐘愛的夏洛：

一個現世所僅有的天真未鑿，童心猶在的真人。

他是一個孤獨者。

是世間最微賤的生物，最高貴的英雄。

卓別林曾說，他原想由夏洛造成一種「悲愴的哲學」（Philosophie Pathetique）。在辭世前一年的9月12日這個晚上，傅雷是預見到了嗎，在這無法自主的浮世里，自己的命運離悲愴又高貴的夏洛竟是那麼近？

▲ 傅聰與父親在研談詩詞（1956年夏）

傅雷的「怒」

傅雷從美術評論和教育的路上折轉了方向，

成就了一個傑出的職業翻譯家。

1935年12月，已經回到上海的傅雷翻譯了法國當代名作家莫洛亞（Andre Maurois，當時譯為莫羅阿）的一本中篇小說集《戀愛與犧牲》。還是和從前一樣的習慣，他寫下洋洋洒洒的譯者序，抒己胸臆：

——徹底犧牲現實的結果是藝術，把幻想和現實融合得恰到好處亦是藝術；唯有徹底犧牲幻想的結果是一片廢墟。

——藝術是幻想的現實，是永恆不朽的現實，是千萬人歌哭與共的現實。

傅雷和他早年那些在法國一起求學的藝術家朋友，已經把藝術當作信仰，供奉在了人生的祭壇上。劉海粟、龐薰琹、滕固……僅這三個人和傅雷之間的交集，敘述下來，幾乎就是中國現代美術的小半部歷史。

▲ 畫家劉海粟（戴眼鏡者）與傅雷在巴黎

1931年8月中旬，傅雷與劉海粟同船自巴黎回國。一個月後到上海，那天正是「九一八事變」，令他們刻骨銘心。

23歲的傅雷旋即被劉海粟聘為上海美專的辦公室主任，同時開授美術史、藝術論、名畫家傳和法語四門課。當時美專和劉海粟都深得蔡元培看重，學校教授名冊里儘是張大千、黃賓虹、賀天健、潘玉良等名人，傅雷回國就出任辦公室主任，在旁人看來起步不凡。然而他在美專只待了兩年就辭職了。最直接的原因是年輕畫家張弦的病逝。張弦是他們在巴黎就熟識的朋友，傅雷也非常欣賞他的繪畫。回國後他也受聘於劉海粟的上海美專，因為貧且病，1933年夏天突然去世。傅雷傷心憤怒，批評劉海粟作為校方待老師過於刻薄。多年後的1957年，傅雷在《自述》中解釋這次辭職的原因，其中一條就是：「某某某待我個人極好，但卻待他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傅雷和劉海粟在巴黎雖然親密，回國後又為他的畫冊撰寫美文《劉海粟論》，但因為藝術觀點和為人方式的差異，傅雷一貫知人論藝，心裡日漸和他疏遠。張弦死後，他更是為友衝冠一怒，公開和劉海粟絕交十幾年，直到50年代才稍有往來。傅雷任教美專的時間雖然短，但他在此期間編寫翻譯的兩本教材：《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羅丹藝術論》，半個世紀後仍在讀者中傳播，也令他這段經歷難以被淡化。

▲ 原上海法租界菜市街上的上海美專舊址

比上海藝專任職更短的，是傅雷和留德美術史家滕固的兩次合作。傅雷記憶他與滕固的相識時間為1929年在法國巴黎，但實際應是1930年的5月間。滕固由上海乘日本郵船「伏見丸」經香港、新加坡赴歐洲遊學，途經巴黎時去探望了他過去的校長劉海粟，這樣就認識了傅雷。1932年，滕固從德國柏林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以藝術史考古學研究獲取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回國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故宮博物院理事諸職，從事文物保護、博物館建設、考古研究和藝術教育工作。

傅雷從美專辭職後，滕固曾分別於1935年3月和1936年冬，請他參與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工作，前往龍門石窟考察。兩次時間都不長，因為環境艱苦，傅雷給朋友信中亦有抱怨上了滕固的當。但以傅雷的性格，也算是難得的兩次合作。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立北平藝專和國立杭州藝專隨全國機關團體和教育機構南遷。1938年3月，因為短缺經費，教育部下令已經彙集於湖南沅陵的兩校合併，改名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並成立了校務委員會。後來因為一系列衝突，發生校長林風眠出走事件，滕固臨危受命，1938年7月被教育部派去履職校長救火。

滕固再次想到了傅雷，聘請他為教務主任。1939年2月，傅雷從上海轉道香港、越南，到達昆明。結果卻是兩個月後又回了上海。傅雷《自述》：「未就職，僅草擬一課程綱要（曾因此請教聞一多），以學生分子複雜，主張甄別試驗，淘汰一部分，與滕固意見不合，五月中離滇經原路回上海。」

施蟄存在《紀念傅雷》一文中記述了他當時目睹的情形：「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鶼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開始。可是我和他見面聊天的機會，只有兩次，不知怎麼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傅雷的『怒』。……」

▲ 翻譯家施蟄存。

在《紀念傅雷》一文中，寫到傅雷的「怒」

傅雷自昆明憤然而返後，從此寓居上海家中專心譯書，一生沒有再到任何機構出任過公職。傅雷從美術評論和教育的路上折轉了方向，成就了一個傑出的職業翻譯家。不過，楊絳提到她和錢鍾書在上海的時候，曾經陪傅雷招待一位法國朋友，錢鍾書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 d"Art（美術批評家）。而那至少是40年代中期以後的事了。

▲ 翻譯《人生五大問題》時期的傅雷（1936年）

去留之間

如果當時他們一家留在北京，

命運會不會有另外的方向？

以傅雷的剛直性情，恐怕也無分別。

從巴黎回國的幾個月後，1932年1月，傅雷和表妹朱梅馥結婚成家。他們此後在上海生活三十四年，搬過三處地方，不過距離都極近，生活基本是安穩的。

最早是住在呂班路201弄53號，傅雷1934年給羅曼·羅蘭寫信那會兒，落的就是這個地址。他們在這裡有了傅聰和傅敏。1938年搬到同一條馬路上的巴黎新村4號，住到1947年才離開。傅家的最後一個住處是江蘇路284弄安定坊，風風雨雨18年，直到他們夫婦相伴棄世。

1943年冬到1946年春，還是住在巴黎新村的時候，傅雷、宋淇與十來個朋友發起過兩周一次的茶會。據傅敏的回憶文章，茶會每次請一位來客為大家講座，有時文藝，有時科技，也談論時局。當時傅雷講過法國文學，朱濱生醫生講過普希金槍傷可否治癒的問題，宋淇則講到更為奇怪的題目，關於英國詩歌中的布谷鳥問題。還有一位常客是導演陳西禾。這樣的文藝沙龍，應該也讓傅雷想起年輕時候在巴黎，和劉抗、劉海粟他們的恣意長談，「有時在咖啡館裡一坐就是幾個鐘頭，海闊天空，無所不談，但歸根結底仍回到文學藝術的問題上來」。

茶會在楊絳的《憶傅雷》里，大概就是她所說的不能忘的夜談。「抗戰末期、勝利前夕，錢鍾書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後經常到他家去夜談。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日子不好過，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我們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樸素幽雅的客廳里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悶苦惱。到如今，每回顧那一段灰暗的歲月，就會記起傅雷家的夜談。」

▲ 楊絳與錢鍾書。

40年代曾是傅雷家茶會的常客

傅雷搬到安定坊後，這個茶會就歇了，散了。一位自上海跟隨到香港的宋家用人曾向宋以朗講過安定坊當時的大貌：1、3、5、7棟毗鄰一起，除了7號住的是個商人，其他三家都是文化人：1號住著從德國回來的蕭乃震和夫人成家和、女兒蕭芳芳，3號是傅雷一家，5號是宋淇一家。上海文化圈總千絲萬縷地牽連著，成家和在嫁給蕭乃震前，曾是劉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在上海藝專時期也做過傅雷的學生，而傅雷和劉海粟則是巴黎留學時期的密友。蕭家的女兒蕭芳芳，在香港後來成了著名的影視明星，《傅雷書簡》中還有50年代傅雷寫給她的一封信。安定坊這四家人，1949年後陸續離散，最後只有傅雷一家留在了大陸。

宋家在1949年5月搬到了香港。傅雷其實離開上海更早。1948年他變賣了老家的一些田地，又將上海的房產抵押，攜全家去昆明，住了七八個月旅館。去昆明的原因，傅雷後來在1957年前後的交代書中寫道：「適友人宋奇（淇）擬在昆明辦一進出口行，以我為舊遊之地，囑往籌備。」舊遊之地，指的是傅雷曾在抗戰期間受邀去昆明，短暫參與國立藝專辦學的那段經歷。但他和昆明好像缺些緣分，這次大概仍然是事情沒有進展，1949年6月，傅雷夫婦帶著小兒子傅敏飛去香港，而傅聰堅持獨自留在昆明入讀雲南大學外文系。

他們一家三口到香港後住在堡壘山，即現在的炮台山。雖然朋友們都勸傅雷留下，但半年多後，傅雷還是決定回大陸。他們一家從香港搭船到天津，陸路轉去北京，和在清華大學任教的錢鍾書夫婦等老友見了面。楊絳在80年代初《憶傅雷》一文中寫過經過：「傅雷到北京來探望了陳叔通、馬敘倫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們家來盤桓三四天。當時我們另一位亡友吳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華教授法語，央我們夫婦做說客。但傅雷不願教法語，只願教美術史。……可是清華當時不開這門課，而傅雷對教學並不熱心。儘管他們夫婦對清華園頗有留戀，我們也私心竊願他們能留下，傅雷決計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譯工作。」

從楊絳的記述看，傅雷從香港到北京，大概也是想從老友處了解一點新政權下的情形，決定何去何從。如果當時他們一家留在北京，命運會不會有另外的方向？以傅雷的剛直性情，恐怕也無分別。

▲ 上海江蘇路284弄安定坊5號，

曾被傅雷命名為「疾風迅雨樓」

回到上海後，傅雷一家仍住回安定坊，只是從3號搬到了隔壁宋家的5號。這是一幢帶花園的洋房，傅家借住一樓，宋淇的母親和老太爺未離開上海，仍住二樓。50年代傅雷和宋淇通信，還經常轉告他家長輩的情形。宋淇太太鄺文美有個妹妹，去了美國，留下一台鋼琴寄存在安定坊5號。據傅雷寫給宋淇的信，這鋼琴曾被傅聰初學時借用，是他最早用過的一架琴。傅雷曾連寫兩封信與宋淇商量，說傅聰學琴一事「已成騎虎」，買琴看來「在所難免」，而上海好琴日漸難尋，所以著急托他問問，鄺家老太太是否有意願將那架鋼琴出讓。大約是得到了肯定的回復，傅雷在第二封信中告知，他請兩家琴行估過價了，「一出500萬，一出550萬，當然以後價為標準」。

當時用的還是「舊人民幣」，550萬約合新幣550元。宋以朗說，其實那時候大部分宋家人、鄺家人已不在上海，只剩下他祖母和老太爺，即使傅雷讓傅聰繼續用這台鋼琴也沒有人會說閑話。「但傅雷堅持買下，提議的價錢也公平透明，可以看出傅雷這個人執著、做事無拖無欠的一面。」

傅雷回到上海後，仍舊閉門譯書。他決定繼續靠稿費養家，這樣才是「清白」的生活。1949年後，上海文化人裡面只有他和巴金沒有領過工資，在家工作，自食其力，獨自「隱遁於精神境域中」。日常生活主要靠稿費維持。

正因為要靠稿費生活，最後5年，他80萬字的譯稿無法正常出版，眼睛又出了問題，傅雷才會憂心忡忡、內心苦悶，擔心一旦翻譯停止，生計即無著落。傅敏轉述，1961年9月，他父親寫給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石西民的求助信，催人淚下：

「雷不比在大學任教之人，長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給可支。萬一日後殘廢，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獲退休待遇。故雖停止工作，終日為前途渺茫，憂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難安心靜養。……因念吾公曆年關懷，愛護備至，故敢據實上達。私衷期望，無非能早日恢複目力，以後即或半日工作，亦尚可為西洋文學研究略盡綿薄。目前如何渡過難關，想吾公及各方領導必有妥善辦法賜予協助。」

據傅敏所知，後來石西民會同人民文學出版社領導商量，每月匯給傅雷200元，作為預支稿費。這也是為什麼在上世紀70年代末出版他的遺譯《幻滅》和《賽查·皮羅多盛衰記》時，就不再有稿酬了。

▲ 傅雷與傅敏在寓所小花園（1961年）

這就是他的karma（命運）

鄭振鐸卻曾嘆說，

傅雷有一天可真要為這「赤子之心」而受難。

傅雷的脾氣剛直、急躁，甚而暴烈，這在他很多老友的回憶文章里都有提及，也包括傅聰和傅敏對父親在家中的記憶。《傅雷家書》中收入的第二封信中有一段，傅雷說他「自問一生對朋友對社會沒有做過什麼對不起的事，就是在家裡，對你和你媽媽做了不少有虧良心的事」。傅敏在此句下面注寫說，「父親教子極嚴，有時近乎不近人情，母親也因此往往精神上受折磨」。

傅雷也剖白過自己這種脾氣的緣由：「……對善惡美醜的愛憎心極強，為了一部壞作品，為了社會上某個不合理現象，會憤怒得大生其氣……我執著真理，卻又時時抱懷疑態度，覺得死抱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使我們停滯，得不到更高級更進步的真理。」

他經常和朋友爭論藝術和社會問題。黃苗子生前回憶，抗戰前就通過龐薰琹認識了傅雷，到1948～1949年，他和夫人郁風與傅雷來往較多，時有爭論，背地裡開玩笑地叫他「老頑固」。但有一次，郁風公然當面說傅雷是「老頑固」，黃苗子正擔心他要狂怒了，傅雷卻坦然地回答：頑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隨波逐流好！黃苗子說：「郁風一直欣賞『頑固至少是classic的』這句話，它是多麼不平凡！」

▲ 作家黃苗子。

1948~ 1949年，他和夫人郁風

常與傅雷爭論藝術和社會問題

傅雷性子急躁，但在做學問和一般生活小節上卻又極嚴謹。傅聰前些年回憶他父親：寫字檯永遠是一塵不染，所有東西都擺得井井有條。他做人也是嚴謹的，朋友來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麼話令他有感觸的話，他會洋洋洒洒像寫一本書一樣的回一封信。密密麻麻四五頁的長信則是常見。

傅聰曾說，他的父親雖然咄咄逼人，但性格裡頭有一種Charisma，也就是魅力。這種魅力，來自他做學問和做人的赤子之心。鄭振鐸卻曾嘆說，傅雷有一天可真要為這「赤子之心」而受難。

1954年，傅雷就因此惹過一回麻煩。那年8月將舉行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傅雷被邀請參加，但沒有去，5月寫了一篇長1.5萬餘字的對文學翻譯工作的意見書，寄給樓適夷提交籌備會議。可以想見，意見書在會上掀起怎樣的軒然大波。楊絳在《憶傅雷》一文中曾提到了當時的場面：

「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時，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而討論翻譯問題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這樣一來，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還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

錢鍾書為此事去信上海責備傅雷，傅雷生了錢鍾書的氣，沉默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就又恢復書信往來。

幾年後，這種執著的「赤子之心」給他和家人帶去了更可怕的連累。1955年，上海政協吸收傅雷當了政協委員。「我父親是這麼一個人，要麼不幹，要干就非常認真。當了政協委員，從1954到1957年『反右』運動前，寫的總結、意見書達18萬字，涉及的到文學、音樂、美術、國畫、兒童讀物、出版事業、高級知識分子問題等極其廣泛的領域；為寫這些東西，還做很多調查。」傅敏說，那個時候他上中學，天天看到父親怎麼找人談話，而大多是他們那個圈子裡的高級知識分子，有工程師、教授、醫生、律師，當然還有作家。另外政協發言有時間規定，5分鐘或10分鐘，傅雷就在家裡給太太朱梅馥念稿子，讓給他掐時間，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寫發言稿也是極端認真，往往有一稿、二稿甚至三稿，跟搞翻譯一樣的認真。「認真到什麼程度？父親把李蘋請來，就是李德倫的妹妹，來糾正發音，因為父親覺得自己是上海人，講的普通話南腔北調的影響效果。可是恰恰這麼一個滿腔熱情、認認真真、一絲不苟的在為政府為黨做工作的人，最後卻打成『右派』，誰能想得通呢？」傅敏說。

1958年4月，經過上海作協的十次批評大會後，他被劃成「右派」分子。到了1961年10月，他的「右派」帽子總算摘掉了。親友紛紛來道賀，他卻面無笑容：「當初給我戴帽，本來就是錯的！」

在傅雷身上，愈到後期，愈矛盾地融合著西方知識分子和東方儒士品格。傅聰1992年在香港接受學者金聖華的訪談時，就說，他父親還有另外一面。「他一方面講西方的人道主義，希臘精神，但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家裡慷慨激昂地談『死諫』，所謂的『抬了棺材見皇帝』。他對這中國文化中特殊的悲劇精神，很有感受。我父親一開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這就是他的karma（命運）。」

▲ 「赤子孤獨了，去創造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