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工，CIA的秘密武器
07-11
女特工，CIA的秘密武器
在建立初期，CIA這個情報機構將女性排斥在具有挑戰性的間諜工作之外，但如今的情況已不可同日而語。在海豹突擊隊突襲本·拉丹的行動中，一位名叫「Jen」（詹）的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女情報分析員被認為功不可沒。 助CIA找到拉丹 海豹突擊隊突襲本·拉丹的行動內幕已在一本最新出版的、擁有第一手資料，但未獲得授權的書中作出了描述。該書明確指出，這次行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一位名叫「Jen」（詹）的CIA（美國中央情報局）情報分析員。在工作業績難以進行量化確認的情報領域，Jen追蹤本·拉丹的藏身地已有數年，她確信，這個恐怖組織的首腦人物居住在距離阿伯塔巴德的巴基斯坦軍事學院不到半英里的一個有高圍牆的大院內。在突擊行動進行之前，這位女情報分析員告知突擊隊員們，他們在阿伯塔巴德很可能遭遇的情景，其細節如大院里住宅的門是向里開還是向外開……最後的事實表明她的判斷頗為準確。 Jen是新類型的CIA特工：機敏、自信，且為女性。可是多年前的情況卻不是如此。在CIA建立初期，這個情報機構將女性排斥在具有挑戰性的間諜工作之外，她們常常局限於很小的工作範圍，如速記員、秘書等等，最高的職位也不過是中級情報分析員。 如今的情況已不可同日而語。Jen是一名情報分析員。她的任務是通過不算很清晰的無人偵察機拍攝的圖像，電話竊聽錄音，以及其他途徑獲得的零星情報來查尋、確認恐怖分子、販毒分子和非法武器交易分子的行蹤和躲藏地點。自從9·11事件之後，CIA受到嚴厲的負面抨擊，經常處於政治性監察之下。然而就在這同一時期，該情報機構通過訓練出一代像Jen這樣的目標追蹤員，從而完善了目標追蹤的科學性和技藝性現代化手段。相對於定向研究某一國家的政府或經濟層面的地域情報分析人員，目標追蹤員則聚焦於某一個人或組織，他們作為定案的特工和專案團隊，工作在同一個單位進行案情研究和分析。按照CIA前行動部門副主任瓊斯·羅德里格茲的說法，這些年來，目標追蹤員中的大部分職位都由女性擔任。 遠在1990年代，CIA為了監視「基地」組織而設立了第一個單位，即當時被稱為阿勒克站的情報小組，招聘的幾乎都是女性分析員。該站的首任負責人馬克·蘇爾指出，當他1999年離任時，他手下的14名目標追蹤員都是清一色女性。他還解釋說，9·11事件後，捕獲第一批「基地」組織高級頭目，就是靠這些婦女以堅忍不拔的工作精神提供出的情報。「如果要我在門上掛上一塊告示牌，寫上『此地無需男性』，我很願意做這件事。」 近些年來，最著名的一個目標追蹤員是詹妮弗·馬修斯。據喬比·瓦里克撰寫的《三面特工》一書透露，這位女士是CIA一個特工小組的負責人，她的小組追蹤到了「基地」組織行動方面的高級策劃人阿布·祖巴達在巴基斯坦的法薩拉巴德的安全屋。在書中，瓦里克描述了一個出類拔萃的女情報官員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間作出的艱難選擇。在被派遣到阿富汗考斯特CIA情報站工作期間，馬修斯2009年聖誕節時與遠在弗吉尼亞州佛萊德里克斯伯格的孩子們通過Skype進行視頻對話。據瓦里克的敘述，在她的孩子們打開他們的節日禮物之後，最幼小的兒子問道：「媽咪，你能給我看看你的槍嗎？」於是，馬修斯給幾個孩子展示了她的手槍和一把步槍。對話結束，她便去了駐地的食堂與同事們一起共進聖誕節晚餐。五天之後，馬修斯在考斯特站附近與一名據認為是為CIA提供情報的約旦醫生（作為線人）會面時，被這名人肉炸彈炸死。「她極其優秀。」羅德里格茲說道。 像馬修斯一樣，CIA資深情報分析員吉娜·班尼特在1993年最早發出了關於「基地」組織有可能對美國進行襲擊的警報。這位有5個孩子的母親說：「我不認為女性相對於男性，必然要在家庭和CIA生涯之間作出抉擇。不僅我的丈夫完全支持我的工作，而且我的孩子們也理解媽媽是在做正確的事。他們並沒有要求我在家庭和工作之間作出選擇。他們理解到他們是我所做事情的夥伴，他們為我自豪。沒有這一基礎，我不能做好我正在做的事情。」 細膩女子更適合秘密工作 2009年初，奧巴馬要求長期在CIA擔任要職，並且熟悉反恐事務的專家布魯斯·里德爾對阿富汗戰爭進行評估，以便為新政府制定政策時提供參考。里德爾最先著手調研的幾件事之一就是到CIA了解無人機項目，令他驚詫的是，投身於這一隱秘行動的女性人數如此之多。 就在白宮宣布新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戰略之前，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召見了里德爾和他的工作班子，向他們的成績表示謝意。里德爾的團隊成員由一名來自國務院的阿富汗事務研究人員和一名來自CIA的巴基斯坦事務專家組成。里德爾在向奧巴馬總統介紹CIA的專家時，稱其為「我所見過的最優秀的巴基斯坦事務研究人士」。奧巴馬注視著這位腳穿高跟鞋的CIA女特工，以詼諧的口吻評論道：「你看上去不像一位研究巴基斯坦事務的專家。」 瑪麗·瑪格麗特·格拉哈姆，CIA中最早掌管間諜、破壞和准軍事力量等行動的高層女性官員之一。她認為相對於該機構秘密行動部門，目標追蹤員的生涯給予女性有從事較為重要的反恐工作機遇，只不過工作地點仍是在華盛頓地區。瓦萊麗·帕拉默，曾經在CIA任重要職務，2003年小布希總統執政時期由於捲入一樁複雜的內部糾紛而被解除職務。她認為目標追蹤員的工作使得任職於CIA的女性能夠在無需放棄家庭生活的條件下，更緊密地與外部激烈的軍事行動聯繫起來。「這種工作由於時間因素而更適合於女性。」 當問到為什麼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任職於目標追蹤員這一崗位時，格拉哈姆表示：「我的看法是，女性對細節更為關注，這正是這種任務所必需的。」蘇爾對此表示贊同。「就此類行動的性質而言，女性在分析恐怖分子蹤跡方面比男性更為適合，」他說道，「她們對細節的注意付出很多，對於城鎮、居民、電話號碼、信用卡、護照之間的關聯都極其敏感。」在詢問為何有如此多的婦女在擔任目標追蹤員這一職位時十分稱職時，班尼特幽默地解釋說：「一個頑強的女性總能得到她的心上人。」 CIA在情報工作方面並不總是沒有性別要求。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榮獲傑出服務獎章的平民女性弗吉尼亞·豪爾的事迹為例，在大戰期間，豪爾服務於CIA的前身，即聞名於世的「戰略行動辦公室」（簡稱OSS）。她裝扮成一名農場女工，潛入被納粹佔領的法國，協助訓練三個抵抗組織的部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位女性曾因截肢裝有一條假腿。當她跳傘深入敵後時，是將假腿放在背包中從飛機跳下的。二戰結束後，她繼續服務於CIA，不過卻遠離了特工行動，而在辦公室擔任了一名情報分析人員。 女性地位逐漸提高 上世紀70年代，女性開始被徵召加入情報機構，她們從事的不僅僅是情報分析員或秘書工作，也涉及間諜工作，但是過程進展緩慢。格拉哈姆擁有俄羅斯研究的碩士學位，她1979年受雇於CIA，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擔任照看孩子的教師工作。她指出，在她加入這個情報組織的年代，讀這類研究生課程的幾乎沒有女性。「與我一起上課的同學中女性只有5名，」格拉哈姆回憶，「在三年期間，陸續有3個同學休學，僅剩下我與另一個女生，她們離開的理由都很正常，如結婚後要生孩子了等等。」當時在CIA，女性僱員大多數只能晉陞到被她稱為「粉紅領工作崗位」——在人事部門或管理間諜活動經費的部門擔任文秘工作。行動部門的高級職位對女性依然是一個禁區。 即使在CIA成立的初期，擔任了間諜工作的女性所具備的優點也是極其明顯的。「甚至沒有人懷疑一個女性能夠勝任某一秘密行動執行者的工作。」一位已退休的CIA女特工回憶道，「那時我得以擺脫許多騷擾。」然而大男子主義的氛圍仍然存在。在帕拉默開始第一次作為秘密行動特工接受任務時，她奉命去向所在行動站的站長報到。一走進站長辦公室，只見她的這位上級抽著雪茄，將腳擱在辦公桌上。他注視著自己的女性下屬，讓她原地旋轉一圈。帕拉默奉命執行了。「你過關了。」站長微笑著說道。 到了1986年，在CIA工作的一些女性開始反擊對婦女的歧視。那一年，一群女性工作人員向法庭遞交了共同起訴（註：由一個原告或多名原告代表一些有共同利益關係的人提出訴訟），指控在這個情報機構中對女性的系統性歧視。1995年，CIA與起訴方達成協議，同意由法庭對它的人事任用進行四年的監督。CIA還同意支付94萬美元給以前受侵害的女性僱員。「共同起訴事件發生後，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格拉哈姆補充道，「我原本希望我們決不上法庭，因為法庭的強制令不是解決問題的理想方法。」 根據戈爾森的說法，在共同起訴事件了結近20年之後，CIA中任職的女性資深官員已達到40%。從2011年開始，維·蘇伊·布勞姆利擔任CIA位居第三的指揮職務。她接替的是同為女性的斯特法妮·歐薩利文。順著這條指揮鏈查看下去，許多像「Jen」這樣的情報分析員，正擔任著追蹤任務，從而導致「基地」組織的高層頭目被逐一斬首。 在幹掉本·拉丹的那場突襲戰之後，執行任務的海豹突擊隊飛往阿富汗位於賈拉拉巴德的美國空軍基地。當士兵們移交裝有恐怖大佬的屍體袋時，Jen和其他人就佇立在一旁觀看。據「馬克·歐文」——海豹突擊隊中自稱擊斃本·拉丹的隊員敘述：Jen站在一小圈美國官員的邊緣，注視著屍體通過；然而當一架C-130運輸機不久後升空，朝喀布爾方向飛去時，他發現Jen含著欣喜的淚水，站在了官員們的中心位置。 以往，CIA一般並不派遣女性去獲取一線情報，如今也試圖讓Jen遠離公眾視線。在談及新書透露出的一些內容時，戈爾森指出，將任何一個人從參與追蹤本·拉丹的情報分析團隊中挑選出來報道是具有危險性的。「她們不期望引起注意，也有權利要求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們認為美國公眾會同意這種做法。」Jen已經向她的男同事們證明，在CIA工作的女性同樣擁有在隱秘狀況下戰鬥的權利。 摘自《看世界》2012年第21期 作者：劉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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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初期，CIA這個情報機構將女性排斥在具有挑戰性的間諜工作之外，但如今的情況已不可同日而語。在海豹突擊隊突襲本·拉丹的行動中，一位名叫「Jen」（詹）的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女情報分析員被認為功不可沒。 助CIA找到拉丹 海豹突擊隊突襲本·拉丹的行動內幕已在一本最新出版的、擁有第一手資料，但未獲得授權的書中作出了描述。該書明確指出，這次行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一位名叫「Jen」（詹）的CIA（美國中央情報局）情報分析員。在工作業績難以進行量化確認的情報領域，Jen追蹤本·拉丹的藏身地已有數年，她確信，這個恐怖組織的首腦人物居住在距離阿伯塔巴德的巴基斯坦軍事學院不到半英里的一個有高圍牆的大院內。在突擊行動進行之前，這位女情報分析員告知突擊隊員們，他們在阿伯塔巴德很可能遭遇的情景，其細節如大院里住宅的門是向里開還是向外開……最後的事實表明她的判斷頗為準確。 Jen是新類型的CIA特工：機敏、自信，且為女性。可是多年前的情況卻不是如此。在CIA建立初期，這個情報機構將女性排斥在具有挑戰性的間諜工作之外，她們常常局限於很小的工作範圍，如速記員、秘書等等，最高的職位也不過是中級情報分析員。 如今的情況已不可同日而語。Jen是一名情報分析員。她的任務是通過不算很清晰的無人偵察機拍攝的圖像，電話竊聽錄音，以及其他途徑獲得的零星情報來查尋、確認恐怖分子、販毒分子和非法武器交易分子的行蹤和躲藏地點。自從9·11事件之後，CIA受到嚴厲的負面抨擊，經常處於政治性監察之下。然而就在這同一時期，該情報機構通過訓練出一代像Jen這樣的目標追蹤員，從而完善了目標追蹤的科學性和技藝性現代化手段。相對於定向研究某一國家的政府或經濟層面的地域情報分析人員，目標追蹤員則聚焦於某一個人或組織，他們作為定案的特工和專案團隊，工作在同一個單位進行案情研究和分析。按照CIA前行動部門副主任瓊斯·羅德里格茲的說法，這些年來，目標追蹤員中的大部分職位都由女性擔任。 遠在1990年代，CIA為了監視「基地」組織而設立了第一個單位，即當時被稱為阿勒克站的情報小組，招聘的幾乎都是女性分析員。該站的首任負責人馬克·蘇爾指出，當他1999年離任時，他手下的14名目標追蹤員都是清一色女性。他還解釋說，9·11事件後，捕獲第一批「基地」組織高級頭目，就是靠這些婦女以堅忍不拔的工作精神提供出的情報。「如果要我在門上掛上一塊告示牌，寫上『此地無需男性』，我很願意做這件事。」 近些年來，最著名的一個目標追蹤員是詹妮弗·馬修斯。據喬比·瓦里克撰寫的《三面特工》一書透露，這位女士是CIA一個特工小組的負責人，她的小組追蹤到了「基地」組織行動方面的高級策劃人阿布·祖巴達在巴基斯坦的法薩拉巴德的安全屋。在書中，瓦里克描述了一個出類拔萃的女情報官員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間作出的艱難選擇。在被派遣到阿富汗考斯特CIA情報站工作期間，馬修斯2009年聖誕節時與遠在弗吉尼亞州佛萊德里克斯伯格的孩子們通過Skype進行視頻對話。據瓦里克的敘述，在她的孩子們打開他們的節日禮物之後，最幼小的兒子問道：「媽咪，你能給我看看你的槍嗎？」於是，馬修斯給幾個孩子展示了她的手槍和一把步槍。對話結束，她便去了駐地的食堂與同事們一起共進聖誕節晚餐。五天之後，馬修斯在考斯特站附近與一名據認為是為CIA提供情報的約旦醫生（作為線人）會面時，被這名人肉炸彈炸死。「她極其優秀。」羅德里格茲說道。 像馬修斯一樣，CIA資深情報分析員吉娜·班尼特在1993年最早發出了關於「基地」組織有可能對美國進行襲擊的警報。這位有5個孩子的母親說：「我不認為女性相對於男性，必然要在家庭和CIA生涯之間作出抉擇。不僅我的丈夫完全支持我的工作，而且我的孩子們也理解媽媽是在做正確的事。他們並沒有要求我在家庭和工作之間作出選擇。他們理解到他們是我所做事情的夥伴，他們為我自豪。沒有這一基礎，我不能做好我正在做的事情。」 細膩女子更適合秘密工作 2009年初，奧巴馬要求長期在CIA擔任要職，並且熟悉反恐事務的專家布魯斯·里德爾對阿富汗戰爭進行評估，以便為新政府制定政策時提供參考。里德爾最先著手調研的幾件事之一就是到CIA了解無人機項目，令他驚詫的是，投身於這一隱秘行動的女性人數如此之多。 就在白宮宣布新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戰略之前，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召見了里德爾和他的工作班子，向他們的成績表示謝意。里德爾的團隊成員由一名來自國務院的阿富汗事務研究人員和一名來自CIA的巴基斯坦事務專家組成。里德爾在向奧巴馬總統介紹CIA的專家時，稱其為「我所見過的最優秀的巴基斯坦事務研究人士」。奧巴馬注視著這位腳穿高跟鞋的CIA女特工，以詼諧的口吻評論道：「你看上去不像一位研究巴基斯坦事務的專家。」 瑪麗·瑪格麗特·格拉哈姆，CIA中最早掌管間諜、破壞和准軍事力量等行動的高層女性官員之一。她認為相對於該機構秘密行動部門，目標追蹤員的生涯給予女性有從事較為重要的反恐工作機遇，只不過工作地點仍是在華盛頓地區。瓦萊麗·帕拉默，曾經在CIA任重要職務，2003年小布希總統執政時期由於捲入一樁複雜的內部糾紛而被解除職務。她認為目標追蹤員的工作使得任職於CIA的女性能夠在無需放棄家庭生活的條件下，更緊密地與外部激烈的軍事行動聯繫起來。「這種工作由於時間因素而更適合於女性。」 當問到為什麼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任職於目標追蹤員這一崗位時，格拉哈姆表示：「我的看法是，女性對細節更為關注，這正是這種任務所必需的。」蘇爾對此表示贊同。「就此類行動的性質而言，女性在分析恐怖分子蹤跡方面比男性更為適合，」他說道，「她們對細節的注意付出很多，對於城鎮、居民、電話號碼、信用卡、護照之間的關聯都極其敏感。」在詢問為何有如此多的婦女在擔任目標追蹤員這一職位時十分稱職時，班尼特幽默地解釋說：「一個頑強的女性總能得到她的心上人。」 CIA在情報工作方面並不總是沒有性別要求。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榮獲傑出服務獎章的平民女性弗吉尼亞·豪爾的事迹為例，在大戰期間，豪爾服務於CIA的前身，即聞名於世的「戰略行動辦公室」（簡稱OSS）。她裝扮成一名農場女工，潛入被納粹佔領的法國，協助訓練三個抵抗組織的部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位女性曾因截肢裝有一條假腿。當她跳傘深入敵後時，是將假腿放在背包中從飛機跳下的。二戰結束後，她繼續服務於CIA，不過卻遠離了特工行動，而在辦公室擔任了一名情報分析人員。 女性地位逐漸提高 上世紀70年代，女性開始被徵召加入情報機構，她們從事的不僅僅是情報分析員或秘書工作，也涉及間諜工作，但是過程進展緩慢。格拉哈姆擁有俄羅斯研究的碩士學位，她1979年受雇於CIA，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擔任照看孩子的教師工作。她指出，在她加入這個情報組織的年代，讀這類研究生課程的幾乎沒有女性。「與我一起上課的同學中女性只有5名，」格拉哈姆回憶，「在三年期間，陸續有3個同學休學，僅剩下我與另一個女生，她們離開的理由都很正常，如結婚後要生孩子了等等。」當時在CIA，女性僱員大多數只能晉陞到被她稱為「粉紅領工作崗位」——在人事部門或管理間諜活動經費的部門擔任文秘工作。行動部門的高級職位對女性依然是一個禁區。 即使在CIA成立的初期，擔任了間諜工作的女性所具備的優點也是極其明顯的。「甚至沒有人懷疑一個女性能夠勝任某一秘密行動執行者的工作。」一位已退休的CIA女特工回憶道，「那時我得以擺脫許多騷擾。」然而大男子主義的氛圍仍然存在。在帕拉默開始第一次作為秘密行動特工接受任務時，她奉命去向所在行動站的站長報到。一走進站長辦公室，只見她的這位上級抽著雪茄，將腳擱在辦公桌上。他注視著自己的女性下屬，讓她原地旋轉一圈。帕拉默奉命執行了。「你過關了。」站長微笑著說道。 到了1986年，在CIA工作的一些女性開始反擊對婦女的歧視。那一年，一群女性工作人員向法庭遞交了共同起訴（註：由一個原告或多名原告代表一些有共同利益關係的人提出訴訟），指控在這個情報機構中對女性的系統性歧視。1995年，CIA與起訴方達成協議，同意由法庭對它的人事任用進行四年的監督。CIA還同意支付94萬美元給以前受侵害的女性僱員。「共同起訴事件發生後，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格拉哈姆補充道，「我原本希望我們決不上法庭，因為法庭的強制令不是解決問題的理想方法。」 根據戈爾森的說法，在共同起訴事件了結近20年之後，CIA中任職的女性資深官員已達到40%。從2011年開始，維·蘇伊·布勞姆利擔任CIA位居第三的指揮職務。她接替的是同為女性的斯特法妮·歐薩利文。順著這條指揮鏈查看下去，許多像「Jen」這樣的情報分析員，正擔任著追蹤任務，從而導致「基地」組織的高層頭目被逐一斬首。 在幹掉本·拉丹的那場突襲戰之後，執行任務的海豹突擊隊飛往阿富汗位於賈拉拉巴德的美國空軍基地。當士兵們移交裝有恐怖大佬的屍體袋時，Jen和其他人就佇立在一旁觀看。據「馬克·歐文」——海豹突擊隊中自稱擊斃本·拉丹的隊員敘述：Jen站在一小圈美國官員的邊緣，注視著屍體通過；然而當一架C-130運輸機不久後升空，朝喀布爾方向飛去時，他發現Jen含著欣喜的淚水，站在了官員們的中心位置。 以往，CIA一般並不派遣女性去獲取一線情報，如今也試圖讓Jen遠離公眾視線。在談及新書透露出的一些內容時，戈爾森指出，將任何一個人從參與追蹤本·拉丹的情報分析團隊中挑選出來報道是具有危險性的。「她們不期望引起注意，也有權利要求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們認為美國公眾會同意這種做法。」Jen已經向她的男同事們證明，在CIA工作的女性同樣擁有在隱秘狀況下戰鬥的權利。 摘自《看世界》2012年第21期 作者：劉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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