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在特朗普的美國，民主正在攻擊自由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21日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了《特朗普的美國與新全球秩序》一文。福山認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全球秩序轉變的重要象徵，我們似乎正進入一個新的民粹民族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自上世紀50年代構建起的主導的自由秩序，受到了情緒激憤的民主多數的攻擊。

福山認為，「歐美國家政治體制中的民主的部分正在反抗自由的部分，並有可能利用其表面上的合法性來撕毀現行的一些規則」，現行的「開放、包容」的國際體系可能難以為繼。他呼籲，自由主義精英需要傾聽底層人民的聲音，「把社會平等和身份認同作為他們必須解決的最重要問題來思考」。

福山是斯坦福大學(Stanford)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其最新著作是《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以下是全文：

弗朗西斯·福山 （資料圖）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選舉中意外擊敗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不僅對美國政治而言標誌著一個分水嶺，對整個世界秩序也是如此。我們似乎正進入一個新的民粹民族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自上世紀50年代構建起的主導的自由秩序，受到了情緒激憤的民主多數的攻擊。世界陷入同樣憤怒的各種民族主義相互競爭的風險巨大。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它將標誌著一個與1989年柏林牆倒塌同樣重大的關頭。

特朗普獲勝的方式暴露了他動員起的這場運動的社會基礎。看一看投票地圖，我們可以發現，希拉里的支持者集中於沿海城市，而農村和小城鎮地區堅定地投票支持特朗普。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翻盤，這三個北部工業州在最近幾次選舉中曾是如此固若金湯的民主黨州，以至於希拉里甚至沒有去威斯康星造勢。特朗普獲勝是因為他得以爭取到那些受到去工業化衝擊的工會工人的支持，他承諾通過恢復他們失去的製造業工作崗位，「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

特朗普一路「過關斬將」登上美國總統寶座 （資料圖）

這一幕似曾相識。英國退歐就是這種情況——支持退歐的投票同樣集中於農村地區、小城鎮以及倫敦以外的其他城市。在法國也是如此，父輩和祖父輩曾投票給共產黨或社會黨的工人階級選民，眼下正投票支持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

但民粹民族主義是一個遠比這更廣泛的現象。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在聖彼得堡、莫斯科等俄羅斯大城市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中仍舊不受歡迎，但在該國其他地區卻擁有眾多支持者。對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或者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an)來說也是如此，前者在土耳其保守的中產階級下層中受到狂熱的支持，而後者在除了布達佩斯的整個匈牙利都受到歡迎。

如今，由個人受教育程度界定的社會階層，似乎已經成為很多工業化和新興市場國家中最重要的社會分割線。這種現象受到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直接推動，而促進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正是自1945年以來主要由美國創建的自由世界秩序。

在我們談論自由世界秩序時，我們說的是近年來推動全球增長的、基於規則的國際貿易和投資體系。正是這一體系使得蘋果手機能夠在中國組裝、並在聖誕節前一周運至美國或歐洲的消費者手中。這一體系還方便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從較貧困國家遷移至較富裕國家——在那裡他們可以為自己和子女找到更好的發展機會。這一體系如宣傳的那樣奏效：從1970年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全球商品和服務產出翻了兩番，讓數億人口擺脫了貧困——不僅包括生活在中國和印度的人，還包括生活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

但正如現在大家都已痛苦地意識到的，該體系所帶來的好處並沒有層層惠及所有人群。隨著企業為應對競爭殘酷的全球市場而進行外包並儘可能提高效率，發達國家工人階級失去了工作。

這一長期問題因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幾年後歐洲遭遇的歐元危機而大大加劇。在這兩場危機中，精英們設計的體系——美國的自由金融市場以及歐洲的歐元和管理內部人口流動的申根(Schengen)體系等政策——在面對外部衝擊時都迅速崩潰。這些失敗的代價又一次更多地由普通工人、而非精英自身承擔。從此以後，真正的問題不應再是為什麼民粹主義在2016年出現，而是為什麼它過了這麼久才顯現出來。

在美國，政治上出現了這樣一個錯誤：政治體制未充分代表傳統工人階級。從全球化中獲利頗豐的美國企業界及其盟友主導了共和黨；而民主黨已變成一個玩弄身份政治的政黨：一個由女性、非洲裔美國人、西裔美國人、環保主義者以及LGBT（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等群體組成的聯盟，不再關注經濟問題。

美國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階級，歐洲各地的左翼也犯下同樣的錯誤。二十年前，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就已經同全球化和解了，和解的表現就是布萊爾中間路線，以及德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der)的社會民主黨在本世紀頭十年設計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但左翼的更大錯誤跟一戰前的那個是同一個，當時的情況——借用捷克裔英國哲學家埃內斯特·格爾納(Ernest Gellner)形象的描述——是一封本應投進標為「階級」(class)的郵箱的信件，被錯誤地投進了標為「民族」(nation)的郵箱。民族幾乎總是壓倒階級，因為它能利用一種強烈的身份認同感，那種與一個有機的文化共同體建立聯繫的渴望。這種對身份認同的渴望正以美國另類右翼(alt-right)的形式顯現出來，另類右翼包括各種以前受到排斥的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主義團體。但即使沒有這些極端主義者，很多普通美國公民也開始奇怪為什麼他們的社區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移民，又是誰授權建立了一套講究語言的政治正確性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中人們甚至不能抱怨這一問題。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從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裕的選民那裡也得到了不少選票，這些人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但仍感到有人正從他們手中奪走他們的國家。不用說，英國投票退歐本質上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

那麼，特朗普獲勝對國際體系將帶來哪些實際影響？與他的批評者相反，特朗普確實擁有始終如一、經過深思熟慮的立場：他在經濟政策和全球政治體系方面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明確表示，將尋求就現有貿易協議重新進行談判，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可能還有世貿組織(WTO)。如果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他願意考慮讓美國退出。他對普京等通過果斷行動一樣辦成了事情的「強人」領袖表示了讚賞。相比之下，他對北約成員國或日本、韓國等美國的傳統盟國要冷淡得多，並指責這些國家搭美國力量的便車。這意味著，對這些盟友的支持將依據對現有費用分擔安排的重新談判而定。

《經濟學人》雜誌近期封面：新民族主義（The New Nationalism)

這些立場對全球經濟和全球安全體系的威脅，怎樣往嚴重了說都不為過。當今世界充滿經濟民族主義。一直以來，一個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系的正常運轉，依靠的都是美國的霸權。如果美國開始單方面採取行動修改這一契約的條款，全世界範圍內有很多強大的參與者都將樂於展開報復，並引發一場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經濟螺旋式下行。

這些立場對國際安全體系的威脅同樣巨大。過去幾十年間，俄羅斯、中國已崛起為重要的威權主義大國，且兩國都有領土野心。特朗普對俄羅斯的立場尤其令人擔憂：他從未對普京有過半句批評，還暗示後者吞併克里米亞或許是合理的。考慮到特朗普對外交政策大多數方面整體的無知，他對俄羅斯的始終如一的特殊態度暗示著，普京對特朗普擁有某種隱形的影響力，或許後者的商業帝國賴以維繫的債務幕後的債主是俄羅斯人。特朗普與俄羅斯「改善關係」的任何嘗試，最先傷害的將是烏克蘭和喬治亞，這兩個身處困境的國家一直依靠美國的支持才得以保持獨立的民主國家地位。

更廣泛地說，特朗普擔任總統將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那個時代，美國對世界各地生活在腐敗威權政府統治之下的人們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徵。美國的影響力一直更多地依賴於其「軟實力」，而非像入侵伊拉克那樣的不明智的武力使用。美國11月8日作出的選擇意味著，它脫離自由國際主義陣營，改投了民粹民族主義陣營。特朗普受到英國獨立黨(UKIP)領袖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如此強烈的支持並非偶然，國民陣線的馬琳·勒龐是最早對特朗普獲勝表示祝賀的人之一也非偶然。

過去一年，一個新的「民粹-民族主義國際」已經浮現，想法相同的組織通過這個新的「國際」跨境共享信息和支持。普京領導的俄羅斯是這一事業最熱心的支持者之一，不是因為它關心其他民族的民族認同，而只是為了製造混亂。俄羅斯通過侵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郵件系統發動的信息戰，已然對美國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侵蝕，我們可以預期這種狀況還將持續。

關於這個新美國，目前仍存在若干較大的不確定因素。雖然特朗普本質上是一個一貫的民族主義者，但他也非常善做交易。當特朗普發現其他國家不會按照他的條件，就現有貿易協定或同盟安排重新進行談判時，他會怎麼做？他會退而接受自己能得到的最好交易，還是會一走了之？對於由他來控制核按鈕的危險性，人們已經談論了很多，但我的感覺是，他內心深處更是一個孤立主義者，而非一個渴望在全世界使用武力的人。在他面對處理敘利亞內戰這個現實時，他最後很可能會借鑒奧巴馬的劇本，繼續袖手旁觀。

在這一點上，性格特徵將會發揮作用。像許多美國人一樣，我覺得很難想像有性格比特朗普更不適合擔當自由世界領袖的人了。他實質性的政策立場只是部分原因，其他原因還包括他極端的虛榮心以及敏感的自尊心。不久前，在與榮譽勳章(Medal of Honor)獲得者同台時，他脫口而出，稱自己也很勇敢——「在財務上很大膽」。他聲稱要對自己所有的敵人和批評者進行報復。當面對輕視他的其他世界領導人時，他的反應是會像一個受到挑戰的黑手黨老大，還是會像一個善做交易的商人？

如今，對自由民主的最大挑戰，與其說來自中國等公開實行威權主義的國家，不如說來自於自由民主世界內部。在美國、英國、歐洲以及其他許多國家，政治體制中民主的部分正在反抗自由的部分，並有可能利用其表面上的合法性來撕毀現行的一些規則，正是那些規則一直以來約束了行為，支撐起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創造了這一體系的自由主義精英們需要傾聽門外憤怒的聲音，把社會平等和身份認同作為他們必須解決的最重要問題來思考。不管怎樣，我們在未來幾年都免不了經歷一段艱難旅程。

（FT中文網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