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翼仁：回憶我的童年

回憶我的童年

－－作者：呂翼仁

呂翼仁（1914-1994），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先生之女，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會員、外文學會會員和翻譯家學會會員。晚年為乃父整理出版遺著，備極艱辛，深受學術界讚許。《回憶我的童年》系作者未完成的遺稿。 ——編者

常州十子街

我家世居常州十子街。現在常州已經改為江蘇省轄市了，市區面積有九十四平方公里。可是我生長在那裡的年代，常州這個地名是沿襲著明清以來舊稱，僅不過是指當時武進縣的城區。雖是舊的府城，而並不算大，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只有三華里，這就是當時所謂「穿城三里」，城牆城門也都保存著，走上城牆，還可看到亂草叢生殘留的雉堞。城門也還有實際的用處，記得江浙戰爭時，有時怕敗兵搶掠，就臨時閉城。後來城牆破壞，城磚陸續被人偷走，城牆也就逐漸廢棄了。

從前常州手工業最發達的梳篦，遠銷南洋。我小時候最有名的梳篦鋪子是王大昌，然而王大昌不止一家，有真正王大昌，有老王大昌，後來又有石庫門王大昌。不過據老輩說，早前最有名的，還不是王大昌，而是西門外一家叫陸什麼的。當時幾家梳篦鋪爭吵，大家賭氣把梳篦拋到河裡，隔了一個時候打撈出來，只有那家叫陸什麼的店鋪的篦子，入水不散，一時名氣大響。這傳說究竟有幾分可靠性，我也說不上來，姑妄聽之罷了。

常州食品中，出名的是小籠包子和大麻糕。小籠包子有蝦仁的，有蟹粉的；大麻糕有甜有咸，還可定做。我小時候常州還是個小城市，甚至居民家裡裝電燈的還不多，請客酬應，一般都是吃早點。早點除包子麻糕外，還有各種花色面，也好點菜喝酒，但夜市遠不如今天熱鬧。食品中有一種叫口香餅，現在已沒有了。口香餅小如目前五分的輔幣，兩面鬆脆，中間是糖餡，吃時略有香味，價格十分便宜，我小時候常吃。後來賣口香餅的店鋪少了，再後來只有一家經營了，最後，乾脆買不到了。估計是手工製作麻煩，盈利又薄，所以這種食品就被淘汰了。工業品中也有一種被淘汰的，就是羅篩絹，前面兩個字很可能寫錯，這是家庭工業品，門面很狹，只有一兩種顏色，質地也不柔軟，有類生絲，由於用度不廣，後來也沒有了。十子街在常州城的東北部，是條又狹又短的橫街，東通婆羅巷，西通化龍巷。街中心是石皮鋪的，兩旁砌著磚石。由於街面狹，日照少，東西街梢又各有一口公井，家裡沒有井的居民，都到公井上淘米洗菜和拎水，不下雨的日子，街上也總是濕漉漉的，下雨之後，自然更沒有乾的時候。特別是下雪，雪被行人踩堅，成了凍雪，真是走一步滑一滑。甚至街中心的雪融化之後，兩旁一堆堆污泥凍雪，還要維持好些日子。

十子街儘管有這些缺點，卻也有其獨特之處。在以「多福多壽多男子」為頌禱的年代，十子意味著多生貴子。所以在嫁娶吉日，我們那時叫做周堂，花轎哪怕繞道，也要經過十子街，花轎一肩接著一肩，整天鑼鼓聲不絕於耳。吉日前一天是鋪新，我們叫做鋪行架，箱籠也要經過十子街。這時候，街道兩邊家家戶戶門口都站著幾個大娘大姐。鋪新的日子看嫁妝，吉日良辰看新娘。實際上新娘坐在花轎里是看不到的，但是送親的姑娘奶奶們坐的小轎，個個濃裝艷抹，珠光寶氣。後來送親的人索性不坐轎，改坐人力車了，看的人自然格外便於觀賞。

現在回想起來，使我驚異的，倒不是人們愛看花轎，而是人們何以百看不厭。十天里，少說也有兩三天是吉日，而那種場面其實是差不多的，究竟是什麼在吸引著人們呢？我們家鄉有句俗語，「鏜鑼響，腳底癢」，就是形容這件事的。

我家既然住在十子街，自然多少要受到影響。街上鏜鑼一響，我家女傭立刻把我抱起來，往肩膀上一放，嘴裡說：我家寶寶看花轎去，就飛快地往門外走。然而兩三歲的「寶寶」，對繡花枕頭、絲綢被面和花轎，有什麼興趣呢？一到門外就嚷著要回去，女傭始而裝聾作啞不睬我，我就大嚷之外，再加亂踢，這一來女傭只好帶我回去了。後來母親軋出苗頭，逢到這等時候，就對女傭說：「你們自己去看吧，別帶孩子了，孩子小，懂什麼呢？」

我儘管不愛看花轎，可大門外邊也有很多吸引我的事務：春天早晨叫「馬蘭頭枸杞頭」的聲音，初秋傍晚，叫「賣野菱」的調兒，都抑揚有致，十分動聽。賣線粉餛飩的，賣潮糕的，賣桂花糖芋奶的，賣糖粥的，篤篤地敲著竹板。捏麵人的，吹泡糖人的，賣蘭花豆油豆瓣的，賣山東大包的，賣小磨麻油的，賣糖炒栗子的，雖不曼聲叫賣，但經過十子街，經過我家門口，總有一定的時間，而且非常準時，有時竟可代時鐘。我常聽到傭人說：「今天時間還早，賣麻油的還沒有來呢。」或者說：「快4點了，可以去買蘭花豆了。」家家戶戶只要牢牢掌握這些小販經過本街的時刻，包管能買到想買的東西。而最最富有詩意的，卻是一深黃昏，油燈如豆，街上傳來「香又香，糯又糯，香炒熱白果」的叫賣聲，惜乎我那時是幼孩，今天也遠不是詩人，描繪不出當時的情景。

每天下午4點鐘左右，女傭就帶領我們（我和我的弟弟）到門口去玩。她一隻眼睛照看我們，一邊同左鄰右舍聊天，我們則想等小商販經過時，買點什麼吃吃。這種時候，我們和女傭也會發生矛盾。說實在話，我們孩子買點零碎吃，帶領我們的人至少要吃一半，所以在買什麼的問題上，她也要發言，由於愛好不同，常常爭執。例如女傭總愛吃油豆瓣蘭花豆，我和弟弟都要買捏麵人和吹泡糖人，而這些小販，偏偏在差不多的時候過我家門口，於是爭執範圍就擴大了：賣油豆瓣的自然站在女傭一邊，捏面的和吹糖的則對女傭狠狠地瞪眼。

我小時候特別喜歡「轉糖」。轉糖攤子上有個圓盤，上面劃成許多格，多數是「空門」，但有幾格轉到時可以得彩。彩是糖小人，糖阿富，糖魚。平心說，糖的質地很純，沒有什麼添加劑，味道也不壞。一個銅子轉兩次，自然轉到空門的次數多。孩子做這類事情，目的並不在於利得，所以，中固欣然，不中也不懊惱。但父親總不讓我轉糖，說這是一種賭博，若愛吃這種糖，他寧可出錢買。我自然不違背他，但總覺得買來的糖遠不如轉來的糖好吃，不知是不是賭博心理在作祟。

呂思勉故居

我家就住在十子街中段，稍稍偏東，坐北朝南，分為東西兩宅，各有大門進出。兩門中間，還有三間房子，兩扇小門，外通十子街，內有一條長街，通東西兩宅的廚房。大約因為房屋進深，人來人往，若都從大門出入，開門關門比較不便，所以小門是整天開著的。甚至為了要保持小門敞開，我家將三間小屋租給別人家住，名為租，實際上並不收錢，或者象徵性地收幾個錢，條件是給我家守門，讓我們通行。

抗日戰爭前有很長一段時間，其父母曾將三間屋子借給我家老廚子顧金海夫婦居住。我家東宅在我祖父手裡就典給別人了。所謂典，是借房客一筆錢，以每月房租抵充利息。每次更換房客，修理房屋的費用，因為父親拿不出錢，就都加在典費上，所以典費愈來愈大。我剛懂事的時候，典價是兩千多元，到抗戰初年收回時，已近四千元了。因為典價大，房客難找，在裝修房屋一事上，我父母極力遷就房客，這樣，裝修費用就更大。所以每到房客更動的時間，我父母都愁眉不展。這種滋味，我們小孩子是不懂的。東宅有房客住居的時候，我們當然不能隨便進去，但舊房客已去，新房客尚未入屋的時候，就無異提供我們一個玩耍的新天地了。加以新天地中又有新事物：木工、泥水工、板條、磚瓦……工人忙忙碌碌，材料東堆西放，我們就在這些工人、材料中間，穿來穿去，跳進跳出，但一個時期之後，修理完畢，房客入屋，東宅又成禁區了。

西宅面積比東宅略小，大門進去是個堂屋，在我們家鄉，這類門堂若再大一點，往往租給成衣鋪，目的當然不在租金，也是希望大門暢開，出進方便。我家因有小門出入，加以門堂屋小了點，所以沒有出租，大門經常關著，從門堂屋再進去是一個小園。門堂屋與小園之間有六扇屏門，平日只開一扇。園裡東邊有一件柴房，一口井，一株金桂，一叢淡竹，西面有株西河柳。西河柳可作藥用，種西河柳的人家又不多，所以經常有人來討。因為是藥材，我們也不能不給，一株樹經常攀折，總只剩下半株，垂頭喪氣地站在那兒。

園的北部，東邊是棵香園樹，從不結果。西面是一架十姊妹，春天花繁葉茂。十姊妹和香圓之間是門，可通園北面的天井，這個天井我們都叫它天明堂，以別於我們卧室前面的天井我們叫它明堂。天明堂里西邊是一棵千瓣石榴，東面是一架葡萄。每到初夏，綠蔭沉沉，可惜引來許多壁虎。有一次，一隻小貓突然死了。大家疑心它不懂事，誤吃了小壁虎，為了保護別的小貓起見，就把葡萄掘掉了。天明堂北面是三間廳，廳北面是三間翻軒，是老廚子金海的卧室。翻軒北面又有一口井，天井兩邊是側廂，當時向東的側廂是女傭的卧室，西面側廂是儲藏室，西側廂北面是廚房。這個天井裡沒有花木，只在階前種著各種顏色的鳳仙花、薄荷和藿香。天井北面是走廊，走廊北面是四樓四底的上房。走廊西端與廚房聯結，開飯上菜時，就可以不在露天地里經過了。

當時樓上四間，東面兩間是庶伯祖母的卧室，西面兩間是父親的書房和藏書室。樓下從東面數起，第一間是堂叔嬸的卧室，第二間是客堂和吃飯的地方，第三間是父母和我的卧室，第四間是從堂姑母和我弟弟的卧室。

我初中畢業之後，父母就把東廂房收拾出來給我做書房，女傭改住西廂房。東廂房面積不大，最多不過十四五平方米，但東向有六扇玻璃短窗，陽光充足；一門通走廊，一門通父母和我的卧室，一門通西邊一間翻軒。翻軒朝北，夏天比較陰涼，所以每到夏天我就到翻軒里去讀書。我寫到讀書兩字，不免臉紅，說實話，那時我一點不用功。翻軒無形中就成了我的夏書房。但因為磚地陰濕，蚊蟲比較多，我又怕有蛇，所以只在晨、午才去那兒，一到傍晚，就收拾收拾書包走了。

我姑母和弟弟的卧室窗前有一個小天井，天井裡有個小花壇，種著秋海棠。但這個天井是死的，除了從窗口爬進去外，無法入內。為了使小天井起死回生，我的書房裡又裝了兩扇玻璃門，直通天井，可是這天井實在太小了。有一次，兩隻老鷹在天井上空搏鬥，四隻翅膀伸展開來，天井裡頓時晝晦。一會兒，斗敗的一隻就落到天井裡來了，這對於我們姊弟真是天賜的寶貝，你們想想看，是只老鷹呢！又是送上門來的，怎能不捉住它？！但老鷹是鷙鳥，儘管斗敗，還是目光炯炯，啄和爪又那麼鋒利，誰又敢在窗口爬出去，怎樣捉住它呢？這時有人說，老鷹落在人家是不吉的徵兆，最好把它放走，但我和弟弟抵死不肯，一定要捉，就去找金海幫忙。金海拿來兩根又粗又長的竹竿，從窗口伸出去，想把老鷹按在地上，然後翻窗去逮住它。不想老鷹一見有竹竿伸進去，立刻抖抖羽毛，奮起兩翅，衝天飛走了。我和弟弟惋惜不已，一連幾天，講著老鷹。

西宅的最北面，在外牆與樓房中間，有一條露天的夾弄，因為狹窄，不能說是天井，估計是為了通風，所以留此空隙。由於在最北面，加以日照少，所以很陰涼。每到夏天庶伯祖母常坐在扶梯下邊狹窄弄口乘涼，身上只穿一件藍夏布背心，手搖大芭蕉扇，她說那個地方是老人堂，是她的天地。我現在絮絮地講著西宅的種種，彷彿在說夢。抗戰後期我們回到家鄉，西宅只剩下一口井和半株河柳了。

最後，我還要補充幾句和西宅有關的事，就是那兒多蛇也多蜈蚣。房子舊，空屋多，園裡天井裡雜草叢生，但有時限於人力，有時也為了保留一點天趣，並不馬上清除，這就給它們提供了庇護所。才過清明，牆根屋角，就有蜈蚣出現。到了夏天，更不用說，晚上躺在竹床上納涼，忽然手臂上給什麼了螫一下，一看，竹床邊上一條蜈蚣，急忙坐起來穿鞋子，鞋子又有一條。有天晚上，我們都在天井裡納涼，大家談笑得正高興，女傭顧蘭珍忽然大叫起來，原來蜈蚣爬到她褲管里去了，等走到房裡把褲子脫下，腿上已被螫了七八處。

還有一次，我給蜈蚣螫了，那時我還小，只有兩歲多一點，啼哭個不停。有個傭人獻策，說只要用雞涎塗在傷口上，就能止痛，母親沒有別的辦法，也就姑妄聽之。可是我家不養雞，只好到鄰家去借一隻公雞，拎著雞腳倒掛著，希望它流出口涎，雞隻是咯咯地叫，一滴口涎也沒有，無可奈何只得把它再送回鄰家雞巢。以後怎樣，我現在已記不起來，總之是鬧得大家涼意全無，渾身是汗。

我生平看到的最大一條蜈蚣，也是在我家裡。這是一個夏天的午後，大家才吃完西瓜，我突然看到凳腳旁邊爬出一條蜈蚣，足有六寸，全身藍黑有光，頭（事實上不是它的頭）是紅褐色，我正想脫下鞋子來打它，不想一轉眼就看不見了。以後好幾天，我都十分警惕。

至於蛇，自然比蜈蚣更可怕。記得母親告訴過我，多年前她有一天到儲藏室去，看見一條蛇盤在米囤上，我母親嚇得返身就走，其時有人對她說盤在米囤上的蛇是倉龍，是發家徵兆，不可驚動，叫母親焚香祝告。過些時候再去看，蛇自然走了。蛇肯定不是焚香祝告才走的，像藏米的屋子那樣乾燥的所在，蛇都會光顧，我家蛇之多，也就不難想見了。

我六七歲的時候，一天上午，金海來對母親說，他在井邊淘米的時候，看到一條四腳蛇，來吃淘米水。女傭也說在井邊洗衣時看到過蛇，母親就叫金海去找人捉蛇。當時我們家鄉有種以捕蛇為專業的人，傳說手段最好的是個駝子。他原來並不駝背，一次為人捕蛇，蛇鑽進陰溝，他撬開陰溝的蓋，也追蹤進去，於是在陰溝里就展開了人蛇的搏鬥，蛇盤在他身上一晝夜，他終於把蛇殺死，但自己也成了駝子。這自然是傳說，但這類人中，確有技術高強的。

三四天之後，金海帶著兩個中年人進來見我母親，說他們會捕蛇。母親請他們先查看園子。他們在園裡走了一圈之後，又走遍西宅，然後對母親說，宅子里的確有野蛇，如果要他們捕捉的話，每一條價一元二角，蛇也要給他們。母親亟於要把蛇捉去，就依他們提出的條件。於是兩人先在園裡牆根屋角找尋蛇洞，然後做出蛇叫的聲音。接著在食指上塗了葯，蹲下身子，把食指伸進蛇洞去。這時我們全家，那天我父親也在家裡，都在園裡看捉蛇，團團圍在他身邊。他回頭來對我們說：「蛇馬上要咬我了。」話才說完，他突然厲聲說：「好，來！」猛地站起身來，一條蛇咬住他手指，給他拖了出來。他把蛇放在簍子里，然後把手伸給大家看，整隻手和小臂都腫了。他取出一種葯，塗在臂上手上，葯到那裡，那裡腫就消了。我姑母問他，蛇咬他的時候，痛得厲害嗎？他說並不痛，只是心臟猛烈地顫動一下。這一天，一共捉到八條蛇，其中兩條是四腳蛇，別的蛇或園裡捉到的，或是長弄堂里捉來的。他們一下子拿到九元六毛錢，蛇還在外。他們還拿出一種像墨臘一樣的黑葯給我們瞧，這是祖傳秘方，不論蛇傷還是蜈蚣黃蜂螫傷，都可醫治。他用黑葯在地上畫一個直徑兩尺以上的大圈，把剛才捉來的蛇放一條在圈子中央，那蛇沿著圈子來回遊著，卻不能越出圈子。母親另出六毛錢，買了塊黑葯。這葯戰前一直珍藏著，戰後房屋被毀，當然不知去向了。

捕蛇的人為了使孩子高興，還做了精彩表演。第一種是夾黃蜂。他們看到黃蜂或大蒼蠅飛進窗來，就用一雙竹筷望空去夾，竟是百發百中。第二種是撕蛇，兩手捏著蛇的上下顎，只一撕，一條蛇就劈成兩爿，肚裡一顆顆白的什麼東西，連著血一同流出來。母親聽說撕蛇，早已回身進去，可是父親和我們孩子都要看，雖然我們也只看他撕一條蛇，但這天誰也沒有能吃午飯。

第二天一早我就對父親講，我要學捉蛇，要拜那兩個捕蛇人做師傅，我要知道怎麼制蛇葯，給人家捉蛇醫傷。父親見我很認真，也認真地對我說：「孩子，這是一種危險的行業，我不能讓你去學。」「為什麼危險呢？」我問。「你不看見他把手指伸進蛇洞去讓蛇咬嗎？」「不是有黑葯嗎？」父親把我拉到身邊，摸摸我的頭說：「不錯，有黑葯。」他稍稍頓了頓接著說：「但蛇毒不是一樣的，那黑葯也許只能治一種蛇毒，要是遇見別種蛇毒，黑葯治不好，那就危險了。」

我想了一會兒說：「那麼那捉蛇的人也會被蛇咬死的，如果他被咬死，黑葯不是要絕種嗎？」我當時還不說「失傳」兩字。我父親也想了想，顯然，他是想怎樣向我解釋，我才能明白。後來他說：「本地有那幾種毒蛇，捉蛇的人心裡是有數目的。但遠處的毒蛇，就和這裡的不一樣了。只要他們不到遠處去捉別種毒蛇，他們就沒有危險。」

我當時是不是能理解父親的話，現在很難說，但聽到捉蛇人不會被毒蛇咬死，黑葯也不會絕種，也就放心了，便沒有再嚷著要學捉蛇。寫到這裡，我想起前幾天（1986年7月30日或31日）《文匯報》第四版報道虹口區一個做蛇買賣的人，將蛇放在蛇皮袋和酒瓮內，夜間逸出四十幾條。數日之後，一位鄰居清晨起床，發覺門框上和台上分別躺著三條一米長的蛇。又說這場蛇害已殃及附近居民，有的居民只能掩門閉窗入寢。這使我記起六十餘年前的往事，心裡想要是我當初真的學會捉蛇，說不定今天會去一顯身手，為居民除害呢。

我家中的蛇經此大捉以後，園裡的確不再出現了，但旁的地方並沒有完全絕跡。好幾年之後，那時東廂房已成為我的書房。有一天母親站在姑母卧室的窗口，只見我書房的長玻璃門上，有一條大蛇，足有三尺長，手腕粗，母親失聲驚叫，蛇一聽見叫聲，立刻回過頭來，向母親張口吐舌，樣子十分可怕。母親立刻找來捉蛇的人，當然不是上次來的，捉蛇人在宅里巡視一會，說是家蛇，不肯捉，就走了。

蛇有家野之分，捕蛇人又不肯捉家蛇，究竟是何理由，我到現在還不明白。

我的家庭

在談我的家庭之前，先要講一下余之三叔一房和我們一房的關係。

余之三叔和我父親同出高祖翼士公之後，從世系的關係上看，已經是五服的邊緣，該說是很疏了。余之叔父的父親朗山公在江西做官，死在任上，身後一無所有，卻留下董夫人、側室包夫人和一子四女七口，我祖父就迎接他們到常州來住在一起。當時我祖父的負擔本來已經不輕，除妻子兒女外，還要負擔他的繼母華夫人和他的兩個姊姊，即是我的繼曾祖母和我的祖姑母的生活。

我祖父只做過幾年（1892－1897）江浦縣的縣學教諭，以後就以坐館為生。據說當時修敬每月只有二十元，要維持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自然極其為難。父親小時候本來是請了先生來家教讀的，可是十二歲以後，家裡就請不起先生，由我祖父母和我的姑母教他了。然而僅僅節流還是敷衍不過去，我祖父就將兩所市房賣掉一所。賣掉的市房坐落在哪裡，我當然不清楚，就是我父親也未必很清楚的，但另一所市房，我還記得有點影蹤，是在常州南大街，可是在我有點懂事的時候已經不能說是一所，恐怕只能是幾間。由於街道放寬，服務面積就相應縮小，彷彿還經過一次火災，到抗日戰爭時候，就完全燒光了。

余之叔父是肖狗的，比我父親小兩歲，小時候和父親一塊讀書。四個從堂姑母，大姑名馨，嫁於同邑史家，二姑名端，嫁與同邑林家，都是伯祖母董夫人生的，三姑名勤，肖鼠，嫁與同邑管雪忱先生。當時，雪忱先生在武漢藝專里教圖畫，他是余之夫人即我的嬸母的從堂兄弟。我嬸母名馥如，肖羊。四姑字瑞之，肖龍。三姑四姑和余之三叔都是庶伯祖母包夫人所生。大姑後來是我的寄母，我的小名榮，也是她取的，據說我五行缺火，她就給我取了個榮字。二姑三姑很早就去世，我所以記得三姑肖鼠，因為我小時候庶伯祖母跟我開玩笑，指著三姑說，她肖老鼠，叫她老鼠叔叔。我家傳統，侄兒侄女都稱姑母為伯叔，稱伯叔為寄爹，孩子懂得什麼呢？我就一直稱她老鼠叔叔，直到她去世。

四姑瑞之是舊曆壬辰（即1892年）生的，比父親小八歲，她到學齡的時候，我家已經請不起先生，由我的祖母親自教她讀書了，所以她也通文墨。她嫁與常州盛綬臣，婚後夫婦不睦，一直住在家裡，後來我弟弟出世，就由她撫育，所以我們和她感情特別好。

話再說回來，祖父負擔我從堂叔父一房的確不容易，單看上邊所說就能理解了。一幫子學齡兒童，個個要讀書受教育，而且我家傳統是男孩子女孩子同樣受教育的；接下去男婚女嫁，還有兩個老人，生養死葬。我祖父是個極其寬厚而又極其端方的人，1904年我父母結婚，1905年他就病了，病了一年，1906年去世。這就是說，我母親婚後才一年多，祖父就去世了，然而母親談到祖父，總十分感動。她常常講起兩件事：一是祖父病時不肯服藥，祖母常叫母親端著葯去給他喝，祖父為了對新媳婦的禮貌，總是勉強喝了。另外一件事是祖父病危時，曾關照我祖母，說虞家小姐（指我母親）很忠厚，要照顧她。母親講到後面一件事的時候，有時還流淚。

現在談我的祖母。祖母當年作為家庭主婦是極不容易的，家裡人口多，經濟條件差，上面還有婆婆，即我的繼曾祖母華夫人。繼曾祖母是老實人，不善應變，家中開支，等等，都墨守陳規，親戚來借貸的，也不問真偽，有求必應，這種借貸，自然是有去無回的了。這就增加了家庭的困難。旁人了解情況的，總勸祖母要撙節開支，祖母怕婆婆不高興，卻總是順著她。這局面，直到曾祖母去世後才逐漸扭轉。

祖母有過人的才智。她生在太平天國時代，兵荒馬亂，連《孟子》也沒有讀完，可到後來，能詩能文，也通曉經史，尤其難能的，是她督教子女極其嚴格。祖父母只有我姑母頌宜和我父親一兒一女，姑母又長我父親九歲，祖母愛我父親自不用說了，瑞之姑母告訴我，父親結婚之後，祖母還總稱他「寶寶」。可是我父親交待功課時，若有半點含糊，書就從他頭上飛過去了。父親非常歡喜下棋，象棋圍棋都下得不差，他說十二歲時看到我祖父跟人下圍棋，心裡就很喜歡，但那時我祖母教他讀書，估計決不會允許他下棋。瑞之姑母還告訴我，祖母的外號叫老虎，她的甥兒有時叫她老虎舅舅，我姑母頌宜乾脆不叫她母親而叫她老虎，大約也是小時候叫著玩，習慣以後就改不了口，正像我叫三姑母老鼠叔叔一樣。

父親六歲時從薛念辛先生讀書，姑母也從過薛先生。姑母非常聰慧，而且性格開朗，弟妹都極喜歡她。她出嫁之後，還天天盼望她回娘家，都說大姊姊一到，彷彿吹來了一陣春風，尤其是父親，只要有一點小病，就嚷著要姊姊，祖母只得派人去接她回來。

姑丈丁蒲臣（諱守銘）是祖父的學生，和父親一同從祖父讀《爾雅》。當時讀書要背，可是我父親卻不願意背《爾雅》。他看到祖父讀書極其專心，而且一段書沒有看完的時候，決不放下書來做旁的事，就鑽這個空子。每到祖父聚精會神看書的時候，父親就把《爾雅》塞過去，說要背書，接著就背起來。等祖父看完一段書，開始聽父親背書，父親已背到最後幾句了。但我姑丈背《爾雅》十分認真，祖父賞識他，就把姑母許配他了。姑丈是駝子，文學上的造詣也不如我姑母，姑母遺下的幾首詞中，有一首就是代姑丈捉刀的。我小時候聽到這些事，很代姑母叫屈，認為她做了《爾雅》的犧牲品。其實他們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最近我在父親遺稿內，看到姑丈的詞作，也很不錯，才覺得自己的看法是很幼稚的。

我父母結婚時（光緒三十年甲辰，公元1904年），姑母已經去世了。她去世亦在甲辰，不過在我父母成婚以前。嫁給史家的大姑是否已經出嫁，我一時查考不出。但母親做新娘時，家裡至少還有三個小姑。祖母不獨督責子女讀書嚴，家裡規矩也很多。母親說，那時如果祖母不叫她坐，她這個做媳婦的，就只能侍立。我舅家家規也很嚴，但嚴的只有我外祖父，我外祖母卻是開朗隨和的人。加以做媳婦和做女兒不同，祖母儘管嚴，姑母卻敢叫她老虎，而且「老虎」也答應她，從此這個稱呼就公開地確定下來。母親儘管心裡叫她老虎，哪能出口呢？所以母親剛結婚時，也很不習慣夫家的生活。母親最怕二姑，因為二姑每天給祖母梳頭，一邊梳頭，一邊就講新娘子怎麼樣怎麼樣。她並不一定講母親的壞話，目的也不一定是「進讒」，只是手裡有事，嘴巴閑著，講講罷了，但多言極易失口，甚至說好話，有時都會起反作用，何況姑媳間的鴻溝，已不是一家一戶一代的事，而是家庭制度的副產品呢？三姑還小，而且性格開朗，成天嘻嘻哈哈。只有四姑，當時才十二歲，因為新房裡好玩，成天鑽在母親房裡。十二歲，還是個孩子，母親那時二十歲，也還是青年，這樣，一個孩子，一個青年，就建立了親密的友誼。母親一生辛勞，四姑母成了她很好的幫手，四姑母一生多苦多難，母親是她有力的支柱。

外祖父家

母親姓虞名菱，字蘭。外曾祖父諱映溪，做過浙江衢州府知府，外祖父紉荃公諱樹蓀，是前清貢生。母親有一姊一弟，姊適同邑巢兆覺先生，生下一個女兒（巢心北）後，沒有幾個月就去世了。我的舅父諱祖同，號勤谷，上海大同大學畢業生，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英文編輯，舅母同邑華瑞英女士。我沒有見到姨母，她在我出生之前七年就去世了，外祖母在我出生後去世，可是那麼愛我的外祖母，我竟會沒有一點印象。舅舅我還記得，他因為讀書工作都在上海，難得回來，有時來看母親，也總是談正經事情，不大跟我們孩子搭訕。可是他有一個特長，卻吸引著我。他隨手畫人物狗馬，無不維妙維肖。有時母親歸寧，我們也跟著她住在外公家裡，晚飯之前，舅舅常拿一支粉筆在飯桌的漆面上，畫出各種動物，可是我們看得出神時，傭人已端來飯菜碗碟，這些藝術創作，就給抹布擦掉了。舅舅畫畫從不保留，即使畫在紙上，畫完了也隨手將紙摶了，或是撕掉。他還送過我一匣英文方塊字，也在抗戰中毀了。

舅舅是外祖父母的老來子，比我母親小得多，身體瘦弱，高額頭，模樣很聰俊，可惜1923年（民國十二年）就去世了，甚至患的什麼病都沒有弄清楚。他從上海回到家裡時，腹部腫脹，骨瘦如柴，父疑心他患的是蟲病，但也只是疑心，未經證實。舅舅去世之後，舅家悲慘的情形，簡直沒法形容。入殮那天，母親不讓我和弟弟去，所以我們直到「頭七」才去行禮。怕那種悲慘號慟的局面，把我們嚇壞；叔嬸姑母等去送入殮的，我家傭人去幫忙的，沒有人吃得進晚飯的。

舅母華瑞英女士是很能幹的，氣量也很大，可惜沒有參加工作。她能畫工筆仕女，我還保存著她贈送我的一把紈扇。今年（1986年）她已八十六歲，頭腦還很清楚。她青年守寡，儘管舅家家境不壞，但畢竟是不幸的，可是在那個時代，不幸的婦女多著呢。

舅家比較封建，重男輕女，所以姨母和母親沒有出嫁時，都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也沒有聘請先生在家裡授課，姨母直到結婚之後，才爭取進了武進縣立女子師範學校（我姨丈一度是武進女師的校長），這在當時也是極不容易的。當時一個姑娘訂了婚，若要進學校讀書，非徵得夫家同意不可，若夫家比較開通，就索性結了婚再讀書。外祖父是1931年去世，那時我已十七八歲，是高中學生了。外祖父去世前幾年，見到母親就告誡她，切不可讓我考讀大學。母親自然知道這件事情做不到，有時隨口敷衍，有時往父親身上一推，母親也願意我上大學呢。有一次外祖父來看我母親，閑談了一會之後，照例又談到我的讀書問題，他捻捻鬍鬚，沉吟了一會，說：「二小姐，你好姑爹真是糊塗，女孩子二十歲不出嫁，就要到填字部里去了。」當時我聽了這些話只是笑。這已是20年代之末，怎怪得我的伯曾祖母要抱牌成親呢！

還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我七八歲的時候，有一次，母親歸寧，因為她本來不打算在舅家過夜，所以沒有帶我去。後來外祖父堅留她，她說孩子在家不放心。外祖父說，不要緊，我去接她。我弟弟是四姑母帶的，我是跟母親一床睡的，所以母親在舅家留宿，總要把我帶去。母親就把衣櫥鑰匙交給外祖父，叫我再帶些換洗的衣服去。外祖父雇了一頂小轎，直抬到我家廳上。他下轎之後，找到了我，說明來意，並把鑰匙交給我。我當時第一句話就問他：「外公，鑰匙是我母親給你的嗎？」「當然！」外祖父驚異地對我看看。我收拾了東西，就上了轎，站在外祖父的膝前。到了舅家，外祖父一見母親就說：「你女兒真不錯，會幫你管家了。」這次母親沒有責備我無禮，大約原諒我年紀還小。

外祖母去世之後，外祖父衣服什物之類，都是自己料理。父親極稱外祖父生活習慣嚴格，哪些衣服放在哪只箱子里，都有一定，而且都有記錄。他房裡也總很清潔，桌子上書籍文具之類，安放得整整齊齊，這種整齊清潔，一望而知不是出於僕人之手。父親這幾句話，給我印象很深，所以我自理生活之初，衣服也分類安放，而且記錄下來。別看這是一件小事，不知節省了我多少時間。

母親性情溫和，婚前既沒有讀多少書，婚後也沒有爭取進學校，以文化程度論，只能寫寫家信，看看小說，記記日用賬。但她自尊心極強，氣量很大。我舅家在常州城裡房地產不少，收入頗為可觀，可是對家裡財產素來不問一聲，不談一句。未出嫁時，外祖父母總要給她些零用錢，親友家小姊妹來了，大家高興起來，有時玩雀牌，有時玩紙牌，有時擲骰子，作點小輸贏，是常有的事。但出嫁之後，我家清貧，手裡的零用錢就沒有以前寬了，有時回娘家，遇到小姊妹們坐下來「玩」的時候，母親總推託著不肯上場，而且從不談到夫家的景況。我祖父是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去世的，他卧病了一年多，醫藥喪葬，所費甚巨。父親當時二十二歲，是常州私立溪山丙級小學堂的教師。一個小學教師，收入自然不多，他只得把家裡較好的衣服賣掉，賣得一千三百元，償付醫藥喪葬的費用。我小時候，父母親各有一件鼴鼠袍，除此便沒有別的皮服了。直到1930年，我滿了十六歲，在常州私立芳暉女子初級中學畢業之後，父親才買了兩件狐皮統子，一件山貓皮統子，他和母親各做一件狐皮袍，給我做了一件山貓皮袍，可惜這三件皮袍都在抗戰中，故鄉淪陷時失掉了。自從祖父去世後，沉重的經濟負擔，就落在父親肩上，間接也就落在母親肩上。祖父去世後兩年，祖母也去世了。接下來大姑、二姑出嫁和伯祖母去世。父親到料理伯祖母的喪事時，直到了羅掘俱窮的地步，可是還缺少一百多元，父親就同大姑（伯祖母的長女）商量，請她設法墊一墊（大姑嫁於同邑史家，當時算是有錢人家），事後儘快歸還她，不料大姑一口拒絕，父親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向母親開口，開始不向母親商借，可能由於面子觀點，母親二話沒說，就把陪嫁的首飾，全數交給父親變賣。等一應開支完畢後，父親按捺不住，就走到客堂里，叫「大姊出來」，一場風暴眼看就要爆發，好在這天來弔唁的親友不少，把父親勸住了。這件事是四姑和我講的，但我估計父親也沒有忘記。50年代初，我做文學翻譯工作，介紹蘇俄作品，那時的稿酬相對來說還不差。有一天，父親對我這樣講：「目前稿費收入雖然不少，但仍應該處處節約。我一世薪金和稿費收入也不少，但逢到家裡發生大事情，沒有一次不向人借錢的。」父親一生很少正面教訓我什麼，這一番若說是教訓，就是唯一的一次了。

母親不但在家庭經濟方面能和父親一心一德，使我們和堂叔一家和睦相處，在子女之間，也極為公平，沒有半點重男輕女的思想，甚至還「偏愛」我一些。我有兩個哥哥，一個生於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名叫阿健，一個生於1910年（宣統二年），名叫阿強，兩個都是打防疫針以致夭亡的（1911年，即宣統三年）。據說在打針之前，他們還在園中戲嬉，十分活潑，一針打下去，頃刻間就完了。當時常州只有一個西醫，這次毛病，究竟由於打針手術的失誤，抑由於針葯過時變質，我就說不上了。母親還生過一個女孩，是我的姊姊，生在哪一年，我不清楚，不過出生不久就死了。我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生，父母特別疼愛也是理所當然的。還有一點，據說我小時候愛笑不愛哭，母親生我後沒有奶喂我，找來奶媽我又不肯吃她的奶，餓得頭都抬不起來，但見了人還是笑，因此大人格外喜歡我。我從小就跟母親睡在一床，直到大學畢業。弟弟生下之後，母親自然無法帶兩個孩子，弟弟小時就由四姑帶領，大一點就跟父親一床睡。大家看到弟弟生後，母親還是帶領我，都說母親偏愛。照我看，偏愛是未必，有意抬高女孩子的身份倒是有的。我們一家，包括從堂叔家在內，多少有點重男輕女的，只有庶伯祖母，她極端疼愛我弟弟，每到母親責打弟弟時，她總極力勸阻，甚至滴下眼淚。不過她也喜歡我，所以「重男輕女」這四個字，內容也多種多樣，像我庶伯祖母，該說是重男而不輕女。她是極其慈祥的，男孩女孩同樣愛，不過覺得男孩在家庭里有點特殊意義就是了。這種心情我實在說不清楚，只好希望讀者體會了。其次我家女傭，她們都是農村裡來的，都喜歡男孩子，遇到我們姊弟兩個闖了什麼「禍」，她們總把責任往我身上推，開脫我弟弟。這種時候，母親十分持平。她總是說：「你們別說了，我有數目，兩個都有份。」儘管庶伯祖母有點重男輕女，可是我絕不在意，說實話，只要我父母不重男輕女，旁人怎麼樣，我是不大在乎的。我們姊弟倆都十分愛庶伯祖母，她身材矮小，面容秀美，脾氣也很隨和，可是我們誰也不知道她的身世，只知道她姓包。現在想起來，一定是個貧家姑娘，才被賣出來給人作妾。據說我伯祖父去世時，她還沒滿二十歲，守了三十六年寡，撫育著兩女一子（三姑四姑和叔父）。我叔父沒有專長，一輩子是小公務員和小職員，經濟一直不寬裕，加以和我嬸母不睦，四姑母又被遺棄在家，所以庶伯祖母內心深處，並不愉快。好在我們一家很和睦，我父母對她也很尊敬，只是因為「庶」字當頭，我和弟弟不能稱她伯婆，只好稱她「太太」，母親也只能稱她「婆」。她和四姑住在樓上東西兩間房裡，叔嬸住在樓下東房，但她乳癌沒有惡化之前，白天總在樓下，我父親若買了糕點糖果等回來，母親就用盆子裝上一部分，叫我們送去給太太、叔、嬸、姑母吃。我和弟弟都想討太太的好，爭著送過去。後來母親就不給爭了，這次姐姐送，下次弟弟送。可是話儘管這樣說，輪到我送的時候，弟弟還是跟在我後邊去了。輪到弟弟送的時候，我也和他同去。

上太太房裡去玩，真是我們的節日。母親管教我們很嚴，不論上誰的房裡去，絕對禁止我們亂翻東西和隨意開他們的抽屜。只有太太房裡，有對我們開放的一角，那是她的一個床頭櫃的兩個抽屜。她的床頭櫃和現在的形狀不同，是正方形，外觀完全是一張方凳，不過略高些，一面一扇門和兩個抽屜里儘是廢品、朝珠、缺邊的破銅錢、壞紐子、斷掉的鏈子索子、斷眼鏡腳……還有許多東西，簡直不知道有何用處，有些甚至它們完好的時候，我們也說不出它們的名稱，太太總說這些是我伯祖父的遺物。

朝珠是伯祖父的遺物，一種是石質的，不透明的，有綠色的花紋，一種像玻璃，透明的。我和弟弟最喜歡透明的朝珠，總要把玩好一會，玩得盡興了，就把這些東西一樣樣放回抽屜，關上櫃門，然後告辭下樓。不但在我小時候，朝珠不是希罕物，抗戰之前，到處賣舊貨、廢品的小鋪子、小灘頭，都有那種石質綠紋的朝珠出賣，一兩個銅子就能買到，這種事我是記得十分清楚的，因為娑羅巷斜對局前街上，就有兩三家這樣的舊貨攤。抗戰初期我從童丕繩老師學畫，才知道這種石質綠紋的朝珠，可以製成石綠，以後我回常州時，特意到處找這類賣廢品的小店小攤子，希望能買進石綠的原料，可是這種朝珠的蹤影全沒有了，看來都給日本人搜羅去了。

現在再講我的庶伯祖母。庶伯祖母是患乳癌去世的，她去世時（1928年，民國十七年），我已經十四五歲了。在那個時候要治好這種惡症，可能性當然不大，加以她又不早點聲張，待大家知道她患這種病時，動手術的機會已經錯過了。加以余之叔父誤信草藥醫生的話，說望江南子搗爛了敷，可愈此病。於是我家園裡種了許多望江南子，可是一敷之後，癌就提前潰爛了，當時沒有止痛劑等藥物，所以從病到死的過程是極其慘苦的。母親因為她喜歡我們，所以叫我們一放學，先叫我們到庶伯祖母床邊請安問好。她去世的時候，大人們在她房裡號哭，我和弟弟摟抱著在自己房裡啼哭，不停地說：「太太沒有了，以後沒有太太了！」

父親挽庶伯祖母的對聯，我還記得大半：上聯是「苦節三十六載，厚望後昆，痛樹靜風摧，終未甘回蔗境」；下聯是「沈痾千五百日，備嘗諸厄……」，下邊記不得了。所以記不得，一定是我當時沒有懂得句子的意思，所以這些字句沒有在我頭腦里生根，也就寫不出來了。庶伯祖母並不是余之三叔一房唯一不幸的女性。在她之前還有我的袁伯曾祖母。

私塾生活

現在，我來談談我的私塾生活。我沒有進私塾之前，是母親和瑞之四姑教我識方字的。我現在還記得母親在我們書桌上掛一塊小石板，上面用粉筆寫一個「羞」字。第二天我們哪個認不得前一天教的方字，就得對著石板默坐。奇怪，這方法居然很有效，我和弟弟從來沒有受過罰。方字排成一行，用一根木戒尺，壓著，始而順著次序讀，過若干遍以後，就更換方字排列的次序，看我們能不能認得。字數不多，大約八個或十個。識得若干方塊字以後，就教我們讀當時的小學教科書，直到我八歲那年和弟弟進私塾。

我究竟在幾歲時母親才教我識字，現在想不起了。但我識得的字也不會太少，因為八歲那年進了私塾以後，常常趁老師午睡或他外出的時候，偷看他的《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夜譚隨錄》，等等。當然不會句句都懂，也有很多字認不得，但基本上能看得下去。

在我六七歲的時候，父親就和母親商量，請一位先生到家來教我和弟弟，我聽到他們商量，總是要求他們慢一點請先生。父親詫異說：「我小時候聽到請先生就高興，為什麼你們這樣怕讀書？」其實當時我們害怕的是陌生的先生，並不是讀書。也許我們小時候頑皮，傭人和廚子就用先生來嚇唬我們，不過這也只是今天的猜測，因為實在想不出害怕先生的理由。但由於我幼時有這種情況，所以我極不贊成大人用某個人去嚇唬小孩，如說「爺爺聽到後要怎麼了」，也反對別人對著小孩胡亂吹捧一個人。有一次一個熟人當他的小女兒和我的面，把我亂吹捧了一通，我立刻從小孩眼神里看出她和我疏遠了，因為孩子不知這是無聊的吹捧，信以為真，頓時覺得我們之間差距變遠。所以我以為在孩子目前不得其當的毀譽，都是一種欺騙。不過這些是閑話，現在讓我言歸正傳。

我第一個私塾先生姓袁，名其樂，是我舅舅介紹的。條件是供膳宿，每月八元修敬，後來加成十元。老師來的第一天，禮節十分隆重。父親到館子里去叫了一席菜，請廚子到家裡來下鍋。另外還有四位陪先生的，一個是舅舅，一個可能是我表舅，其餘兩個是我父親和叔父。下邊設了爐台。所謂爐台，就是香爐和燭台。這是宴請貴客的禮節，我小時候常州還十分通行。如請先生，請媒人，男方及其親屬宴請新娘，女方及其親屬宴請新婿等，都要用爐台。在這樣隆重的筵席上，特客南面而坐，而且當真焚香點燭，在這種場合，特客要向主人道謝，要求撤去爐台，然後才肯入席。舅舅結婚不久，我家宴請舅母，也用爐台，當時舅母的「陪房阿姨」，就把帶來的紅呢氈毯鋪在地上，大家入席。可是袁先生是鄉下人，他所以要住在我家，就是因為離家遠。他不懂這個規矩，他就在擺著爐台的桌上坐下，先生一就座，傭人就在地上放下紅氈毯，我和弟弟就跪下來對他叩了頭，然後站起來，侍立在旁邊。先生吃了些酒菜，指指爐台，對父親說：「把這些東西拿開，讓孩子坐下吧！」父親當然遵命，於是下邊設了兩個座位，讓我姊弟倆就座。

此後袁先生就成為我家的西席了。母親將西面一間廳堂用箱子和門帘隔開，作為書房，書房背後一間翻軒作為先生的卧室。每天早上7時半左右，廚子金海將四色小菜和稀飯送到書房，一般還有一樣點心，不外油條麻糕之類；午飯晚飯四菜一湯，兩葷兩素。先生很客氣，每頓飯總只動一樣葷菜。8時半我們上學，11時半放「飯學」。下午照顧先生休息，一般我們要到1時半或兩時我們才到書房去，3時半或4時就放晚學了。剛開學的時候，先生教的還是教科書，後來改教《論語》。早上一進書房就背前一天教的課文，背出以後才教新課，十行八行書，一直要哼到吃午飯。下午習字，最初是「描紅」，後來才寫「印本」。放學以後，叫我們在家畫地圖，可畫的不是我國分省地圖，而是常州三十六市鄉圖。當時父親在外地教書，有一次回來看到了，就提出要改畫中國分省圖。袁先生也同意了，但沒有能畫上幾張，袁先生就有別的工作，舉陸雲峰先生自代。

袁先生很和氣，從不叱罵我們，所以師生間感情很好。有一次舅舅來看望母親，順便到書房去看先生。那時正是嚴冬，天氣極冷。舅舅是嬌公子，狐皮袍外還加大衣，可是先生只穿一件布棉袍。我弟弟就說：「衣蔽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袁其樂也歟。」後來母親知道了，就怪我弟弟說話沒有分寸，還叫金海去給先生招呼，袁先生說：「沒有關係，他們剛剛讀過這幾句書。」

星期天我們也放假，但袁先生往往星期天下午就回到我家來，他在房裡休息。只要先生回來，星期天晚上，我們就到他房裡去跟他玩，在知道他要離開我們的那些日子，跟他特別親熱。我們要他常來看我們，而且要他來時仍舊住在他房裡，他也一一允諾。惜乎不多時以後，陸先生就通知我們，說袁先生去世了。

在初讀舊書的時候，我也碰到一些困難。如遇到「庶」（例如「回也其庶乎」《論語》卷六）「幾」（例如「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論語》卷七）和「庶幾」（例如「則齊其庶幾乎」《孟子·梁惠王下》）等，我就不大理解，問了先生，有時還不清楚。大概不同於口語的虛辭，小孩比較難懂。所以我後來教初級中學語文時，對於這類虛辭的講解，特別注意。

陸雲峰先生是受過學校教育的，所以除了國文之外，還教我們算術和英語。功課的安排是這樣：上午教國文，也就是《孟子》。我記得讀《孟子》的時候是要「通背」的。所謂通背，就是每天除背前一天教過的書外，還要把以前教過的一道背。我記得讀到《公孫丑章》下的時候，還要從「孟子見梁惠王」背，讀到《滕文公》上時，才不帶背《梁惠王》上而從《梁惠王》下開始背，所以每天單是背書，要花相當時間，現在這些章句也都還了先生了。說不定有人要說這樣的讀書，完全是浪費。但我認為即使是浪費，也決不會是「完全」。首先我們要學好一種語文，該從感性的教材入手，多讀多背，正是入手的方法。對一個將來研究古代教育、古代政治哲學的人來說，《論語》、《孟子》固然大有用處，即使一個將來不以文史為專業的人，讀一點舊書，也能提高其閱讀的能力和速度。因為今天雖然通行語體文，但是「文夾白」的文章還是隨處可見，而且用處很大。文法是任何一種文字都有的，也是應該掌握的，但若對一種文字感認識不足的時候，就先講文法，這文法就成架空的東西了。我們那個時代，除在教會學校讀書的人以外，學好英文的人實在不多，說不定毛病就出在這裡。我小時候死背《論語》、《孟子》誠然很苦，大家說我站在書房門口，一邊背書，一邊兩手絞門帘，絞了又放，放了再絞，直到背完三四章《孟子》。但是我還是要謝天謝地，我的老師當時沒有教我文法，要我分析句法。以上所說，全是我的偏見，說不定都是錯誤，只希望讀到這篇東西的同志，有以教我了。

《論語》、《孟子》是老師教的，《中庸》、《大學》和部分《禮記》是父親暑假中教我的。父親除寒暑假外都不在常州。寒假太短，加以他白天晚上都要工作，根本沒有時間教我們，暑假長一點，而且天氣熱，在工作間歇的時候，就教我們讀《大學》、《中庸》了。他教書不要通背，甚至不要背書。每天教的新課，他要我們讀五十遍，再將昨天教的課文讀三十遍，前天教的讀二十遍。這樣，每天都讀一百遍書，而且每天教的課文，也能讀到一百遍，只是分三天讀罷了。事實上，幾十行課文，讀到一百遍，決沒有背不出的，而且分作三天讀，就更便於記憶而不會遺忘。父親還特地給我們做了書籤。每張書籤上寫兩句五言詩，夾在書里，每讀一遍，就抽出一個字，讀滿十遍，就把另一張十位數的書籤抽出一個字。這樣讀書，實在一點也不苦，只是九歲的孩子，對《大學》、《中庸》的精義，不能理解就是了。

讀完《大學》、《中庸》，就讀《禮記·檀弓》，接下去是《文王世子》等篇。這時父親的尺度放得更寬，只要我讀得「上口」，就是說，能讀得順流，就可以「派司」了。偶爾也叫我們讀古文、古詩。我記得他教第一篇古文是樂毅《報燕惠王書》，第二篇是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詩教白居易的樂府和《長恨歌》、《琵琶行》，沒有教律詩絕句，他教我們詩的目的，是要我們在吟誦的時候懂得平仄聲。始而他讀一句，我們跟著讀，以後是我們和他一同讀。但即使同讀，我們讀錯平仄時，他仍能聽出了，糾正我們。古詩能吟誦，讀近體詩自然不成問題了。

父親選擇課文的標準，我當時並不理解，我當時體會到的，就是父親不論吟詩讀書，音調都很美。當時，讀四書是一種調子，讀古文是另一種調子，惜乎沒有錄音，否則就是極好的紀念品了。後來我在光華大學讀書的時候，晚會餘興時，同學還請父親讀詩詞，大家說他讀得好是因為他學過崑曲。其實，父親年輕的時候，興緻自然好些，又能喝點酒。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猜拳行令之餘，有會吹笛子的，就吹一曲，有會唱崑曲的就唱幾句，父親跟著他們哼哼是有的，並沒有正式從師，更說不上入門了。父親吟詩讀書音調所以能美，據我看，一半由於讀音準，一半由於能充分體會詩文中的感情。所以調子高低疾徐，輕重緩急，聽上去沒有一點做作而能激動人心。我每次聽他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這兩句時，總是感到非常激動。

父親又是我家的好護士。1930年我弟弟患傷寒去世前，父親護理他三十七個日夜，母親護理他四十個日夜，這件事情暫且不說。我和母親生病，也總由他陪伴。他拿著一本書，一方硯，一支筆，一杯茶，一管水煙袋，就坐在病人房裡工作，不過平時低聲誦讀的，這時改為默讀罷了。他按時給病人服藥，量體溫，喝水，或者問病人要不要吃點什麼。這種時候，我和母親總要求他出聲誦讀，因為病中聽他抑揚有致的讀書聲，反而有一種寧靜的感覺，聽著聽著，有時還跟著他默讀，就不知不覺地睡著了。這樣的睡眠，於病體是十分有益的。直到今天我每次患病的時候，還會下意識地從枕上抬起頭來，對窗前的書桌邊看看。我在尋找誰呢？

再說兩句離題的話。上邊我已說過，父親教我的第一篇古文是樂毅報《燕惠王書》，他教國文的那幾年，也總選讀這篇文章，可見他欣賞的程度了。其實，他不獨欣賞文章，在他想像中也描繪著樂毅的形象。父親不愛看京戲，說京戲的表情不如崑曲細膩，但在卻不過情面時，也奉陪別人去劇場坐坐。有一次，我們硬拉著他去看京戲，這天的戲目中有一出是火牛陣，戲中扮田單的是老生，但樂毅卻開了臉。父親低聲對我說：「扮樂毅也應用老生。」還有一次，也是和父親一同看京戲，看的是《草船借箭》，父親看到劇中的諸葛武侯拉魯肅的鬍子，就說：「唉，表演諸葛武侯應當表演得儒雅一點。」由此可見諸葛武侯也是我父親佩服的人物。

解放之後，京戲的「狀元祭塔」改為「燒塔」，父親很希望去看一次，我問他為什麼想看這個戲，他說：佛教的勢力籠罩中國已一千多年了，不論戲劇還是小說，沒有反抗佛法的。燒塔是向佛法挑戰，所以想去看一看。這不是他的原話，但意思大致如此。可惜父親那時身體已經很差，那齣戲又不常常上演，竟沒有看成。

三 燕 渠

常州有個土音，「燕」（讀去聲）意思略同頑皮淘氣。我說略同，因為用頑皮、淘氣去解釋「燕」還嫌太輕，若解作撒野，似乎又嫌重一點。我疑心「燕」是「野」的轉音，曾經請教過一位常州籍的研究語音學的朋友，他說不知道，所以我暫時只能存疑，等以後再請教別人了。

我們從陸雲峰先生讀書以後，比以前頑皮多了，讀了一會兒，就要求先生放我「休息十分鐘」。休息的時候，因為懼怕母親，不敢往上房去，只敢往園裡鑽。園和廳堂之間還隔一個院子，所以先生也不管我們。我們第一次「休息」約摸9點多鐘，正好是金海撿完菜到井上去淘米洗菜的時候。他買些什麼菜我們是完全不感興趣的。我們只注意他買的貓魚，看到貓魚里有活的，就拿到書房裡去養起來。書房裡有兩張書桌，一張飯桌，先生和弟弟合用一張大書桌，先生南面而坐，我和弟弟打橫。我獨用一張小方桌作為書桌，有兩個抽屜。我們就把小魚養在抽屜里，再放上幾塊磚頭，算是島嶼。現在我百思不解的，那張小方桌是一般木料製成的，何以抽屜能不漏水？到園裡去挑活魚是我和弟弟共同的享受，現在魚養在我的抽屜里，卻是我的獨樂了。我一邊讀書，一邊不停地把抽屜拉開又推上。有一次拉得猛了一點，抽屜里的水湧向身邊，我不禁失聲說：「潮水來了！」弟弟聽到回過頭來，我們相視而笑。先生沒有聽清，放下書本，問我：「你說什麼？」我裝作沒有聽見，提高些嗓門讀書。

可是不論書桌抽屜多麼結實，盛水養魚到底是不行的，所以今天放下去的魚，明晨去看已經死了。經過若干次教訓以後，我們就決定另打主意。這時恰好來了個二寶。二寶是我家的小丫頭。

我小時候家裡有過幾個小丫頭。有的是她母親在我家幫傭，把女兒帶來算是丫頭，也掙點工錢，有的是她母親或祖母曾在我家幫傭過，後來把女兒送來的。這類小姑娘來時只有八九歲，到十五六歲能幹農活時，她父母就領她回去了。留在我家直到出嫁的，只有一個王春蘭。她是我記得的第一個丫頭。年齡比我大得多，我不到兩歲，她已十六七歲了。有一次母親回舅家去，春蘭陪我玩，她跳來跳去，引手舞腳，一不小心，在我左耳上打了一掌，據姑母說，當時我臉色慘白，好半天才哭出來。後來母親知道了，也沒有打罵她，只說了她幾句。可是我的左耳，卻從此失聰，而且由失聰，還喪失了平衡。春蘭幼時由父母做主，許配了人家，到她十八九歲時，她父母就來接她回去結婚。春蘭哭著鬧著要解約，可是她父母和夫家都不同意，到臨了，春蘭還是跟他們回去了。她結婚後每隔三四年總要看望我們，總在我家住上幾個月，生了孩子，也帶著同來，像回娘家那樣。她和我們感情都很好，我也絕不記她打聾我耳朵的仇，母親甚至不許我們叫她做丫頭時，我們給她取的名字。現在再迴轉說二寶。

二寶和我差不多年紀，生得聰明伶俐，這點大的孩子除了傳話和陪我們玩耍，能做什麼呢？所以我和弟弟決定在園內開溝養魚以後，就要二寶來參加我們的活動。二寶一聽，摩拳擦掌，高興得不得了，我們三人立刻去踏勘開溝的地方。

我家的井是口好井，又清又深，倒在井邊的水也不會回到井裡去，所以淘米缸、搗衣石都放在井邊，淘過米、洗過衣服的水也就倒在近旁，日積月累成了一塊不到一米見方的窪地。我們決定溝從窪地開始，一直通到淡竹叢里，大約兩丈多長。一經決定，就立即動手，那一塊地方，因為平日人們走不到，所以特別蕪穢，亂草石子特別多，所以我們三個拔草的拔草，撿泥塊石塊的撿泥塊石塊。我們放學以後，只到上房去兜一圈，和大人打個照面，立即到園裡勞動。二寶自然也不落後，見我們一走，一溜煙地跟出來了。完工那天，我們勞動得特別晚。母親找我們吃點心，一個也找不到，她說：「這三個燕坯，不知在胡鬧些什麼，還不回來。」父親就到園裡來看看，只見我們衣上臉上手上全是泥漿，二寶滿臉通紅，我們渾頭大汗。父親說：「快回去，母親在等你們哩！」我說：「我們已經完工了，請你給這條溝起個名字吧！」父親笑了笑說：「叫它三燕渠吧！」我拉著他不依，說：「你為什麼說我們『燕』？」父親又笑笑說：「燕有什麼不好？你們不是剛讀過嗎？『子之燕居』……」

三個人花了近二十天，挖了一條三燕渠，但渠里從來不能積水，不論多少水下去，都給底部和兩壁的泥土吸干，養魚自然更不用談了，但我們並不是全無收穫：以前淘米洗菜的水流不到淡竹叢，所以淡竹很憔悴，現在多少能吸收到點水分，所以變得有生氣了，而且能產出筷子那麼長和粗的筍。其次是那兒的亂草經我們清除之後，隨手丟在那裡的北瓜（俗稱飯瓜，上海人叫它南瓜）籽，會發芽生長，在人不知鬼不覺的當兒，結出兩個大南瓜來。在當時，北瓜是賤物，誰也不會去種它（抗戰時期我們曾經在西宅廢墟上面，是種過北瓜的）。但天生的北瓜，大家又當成寶貝了，女傭嘻嘻哈哈笑著，捧著兩個大瓜進來給母親看。這天大家吃了一頓北瓜煮麵條，第二天又飽吃一頓北瓜餅。

三燕渠不多時就被泥土石子填沒，誰也沒有心情再去開了，但是那個地方（不是溝）卻得了美名，不但三個「燕坯」稱它三燕渠，連父親也稱它三燕渠了。一次他說：「今天我到園裡走走，在三燕渠看到一隻野貓。」這時母親便會取笑他：「你和他們三燕，三燕，我看要成四燕了。」

二寶什麼時候離開我家，我已經記不起來，但有一件事情，她卻給我一個壞印象。有一天，母親買了三隻小鴨，給我們每人一隻。二寶首先挑了一隻大的。我和弟弟的鴨子都放在大腳爐里，因為爐蓋有孔，鴨子不會悶死。二寶因為她的鴨子大，不願和我們的放在一起，就要由她單獨養。她以為鴨子會泅水，就把小鴨子放在水缸里，不想鴨子太小，一下子就淹死了。第二天一早，二寶趁我們還沒起來，就把我們的小鴨，也放在水缸里淹死。這件事我和弟弟都沒有和她計較，但她給我的壞印象，大概終我之生不會磨滅了。

顧金海和顧盤娣

顧金海是我家廚子，年齡大約和父親差不多。他年輕時我沒有看到。從我懂事起到他去世那一段時間裡，他卻總是那個樣子。依我家的經濟條件論，雇個女傭幫著干點家務是完全可能的，至於僱傭廚子，就無此必要了。我父親叔父都難得回常州，加以父親不喜歡酬應，朋友來看他，也談論一會就走了，除非是外地來的朋友，才留吃飯留住。可是金海在我家的地位，卻特別穩固，彷彿他不是我家僱用的而是我家的一分子那樣。這裡是有緣故的：他的母親是父親的乳母。這位顧老太太直到我父母結婚還住在我家，據母親形容：她高瘦個兒，小腳，太陽穴上貼著兩個頭痛膏藥。我母親提到她就搖頭，因為她愛到我祖母跟前去討好。討好當然不等於「進讒」，但說話輕重失當，或用辭不妥，也會引起誤會的。母親當時是新媳婦，自然不能不警惕。她有個諢名，叫奉聖夫人，這諢名決非我母親所取，因為母親性格溫和，嘴巴也不尖利，這諢名肯定是不知哪位姑母給她取的，由此也可想見她的為人了。自從我有知識以來，家裡難得有人提起她。

金海性格隨和，同上下關係都很好，做的菜也不錯，不但平日，逢年過節，人來客往，幾盤幾碗也料理得像個樣子。所以除了邀請外祖父到我家來吃飯之外，母親可以不下廚房。父親叔父不在家的時候，家裡只有他一個是壯年男子，有了他，門戶火燭也放心些。而且他每天一早就出去買菜，所以消息靈通，如臨時閉城門啦，有散兵游勇在街上遊盪，說不定會發生搶劫啦，「拉」啦，死囚執行槍決啦，城門上掛著死囚的頭顱啦，等等，等等，都及時向母親彙報。我家廳後的翻軒，西邊一間原是袁先生的卧室，袁先生去後，就空在那裡，中間一間放雜物，東面一間就給金海作卧房了。金海每天飯後，總要午睡，到下午三四點才起來，回廚房去料理晚飯。所以下午4點鐘以後，他的卧室基本上空著，朝北的房子本來陰暗，加以很少人去轉動，所以我們小時候，總覺得金海的卧室特別陰森可怕，我和弟弟便想像著有兩個精怪藏在金海卧室里，一個叫做「暗穴」，一個叫做「夜官」。我們手握法寶——兩尺長的胡蘿蔔，要去制伏它們。這種想像，這類行動，我們相約絕對不同大人講，大人只見我們手持胡蘿蔔，爭先恐後地跑到金海房裡去，一會兒又尖聲叫著從房裡奔出來，不知我們在胡鬧些什麼，有時金海也從廚房裡探頭出來張望。原來我們假定二「官」本領很大，一下子不能降伏它們，所以屢進屢退，逃出來後，再商量對策，預備下一次進軍。說老實話，如果我們一次就能降伏它們，我們不是又要設計新的遊戲了嗎？從「暗」和「夜」兩個字來看，充分反映出孩子害怕黑暗的心理，但這類想像，也或多或少出於偷看《子不語》、《夜譚隨錄》的賜與。

金海也有一個小缺點，就是常常請假，假期滿後還要賴在家裡，不準時來上工。他家住在常州北鄉龍虎塘，離城不過十多里。憑他在我家的資格，他向母親請假，自然沒有不準的道理。每到他請假的時候，母親就讓女傭代他做廚房裡的活，女傭原來的工作，就由母親姑母幫她做。經常這樣，女傭心裡自然不大樂意，又不便認真計較，就盡說些挖苦他的話，話題集中在金海怕老婆一事上。金海的老婆姓邱，是繼室，個子矮小，干農活是好手，說話做事也很爽脆。我家女傭就給她取個諢名叫「瓜秋頭」，是影射她矮小的。有一次女傭告訴母親說金海背上有被火叉打的傷痕。還有一次，又說金海的女人不讓丈夫到城裡來上工，因為夏天不能關門，就用一張長板凳攔住門，自己躺在長凳上。後來金海趁她睡著的時候，就從凳子下面爬出來，逃回城裡來的。這類話，母親聽了，只是笑笑，給我弟弟聽見了，就會去問金海：「你背上當真有火叉印嗎？」或是：「你是怎樣從長凳下邊爬出來的？」金海聽了，就故意板起臉，裝出生氣的樣子，問我弟弟：「這類話也是你做少爺的人講的嗎？」

我從小不喜歡進廚房，可我弟弟卻愛鑽到廚房裡去玩，金海看見他走進去，就問他：「你來幹什麼？」弟弟說：「我來幫你拉風箱。」我家西宅廚房裡有一座三眼灶，是燒飯的；一座煤爐，是炒菜的。煤爐燒煤，有一個風箱。炒菜嫌爐火不旺時，就拉風箱。金海說：「你還會拉風箱呢？！小姐不進門房，少爺不進廚房，給我快點出去吧。」這樣「少爺」就給「轟」出來了。其實金海怕我們在廚房被水火燙著，也嫌孩子礙手礙腳。

金海是看我們從小長大的，我們也從小就把他當作家裡的一員。即使現在，我在寫這類只有我一個人感興趣的瑣事，我心裡還是充滿了溫暖。

女傭挖苦金海的話，固然不免添油加醋，但金海懼內，也是事實。記得有一年，那時，我已經是光華大學的學生了。金海忽然來上海找父親，說要出家做和尚了。父親苦苦勸他，買了兩張火車票，親自把他送回常州。這件事情之後，父親就和母親商量，把東（原十子街六號）西（十號）兩宅之間的三間小屋（八號），給他夫婦居住。此後金海免去城鄉奔走之勞，他夫人除了大忙季節，也總住在城裡，把農活交給兒子和媳婦。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識了金海的孫女盤娣。

盤娣是金海的孫女。她祖母住進我家八號房屋之後，她跟著父母來探望祖父祖母時，有時就留下住幾天，她那時只有八歲。起初跟著金海只到廚房裡，站一會兒，東張張，西望望，不多時就回八號去了。我家大廳上本來放著好幾十隻書箱。父親和我只有暑假才回來，母親姑母等即使偶爾到廳上去，也不會去查看書箱。為了謹慎起見，父親除了把書箱上鎖外，還用牛皮紙封條封好。有一年暑假，父親回來發現廳上書箱上的封條，大部分被撕破了。父親問母親，母親說沒有的事，前兩天她還去看過，一切都好好的，兩人隨即又同到廳上去查看，果然多數封條撕破了。這時在旁的女傭說：「昨天金海的孫女在這裡轉來轉去，說不定是她做的好事。」給她一點破，事情果然有些像：撕破封條的都是下面一排書箱，疊在上邊的書箱，封條還是完整的，而且從撕破的情況看，也像出於兒戲而不是別有意圖。父親就叫佣婦不要聲張，他要親自考察一下。

第二天上午盤娣又來了，她先到廚房裡轉了轉，又在廚房門口站一會，隨後就走出去了。約摸她出去後三四分鐘，父親就踱到廳上去。一看果然，盤娣用指甲在剔書箱上的封條。她聽到背後腳步聲，回過頭來，一看見是父親，立刻住了手，她把兩手反放在背後，背部緊靠書箱，仰起頭，對父親看著，臉上一點沒有恐懼的神色。盤娣有一張圓臉，皮膚曬得黑黑的，小嘴有點翹，大眼睛裡流露出調皮的神氣，父親看著她反而不禁失笑起來。父親告訴她，封條是有意貼上去的，叫她下回不要撕破，又問她幾歲，叫什麼名字。她不回答，趁父親一不留神，撒腿便跑，回八號去了。

這次事之後，盤娣每次進來，就到我家客堂里、房裡來玩了。她和我特別親熱，只要看到我，就不肯回家，能在我書房裡陪著我坐兩三個鐘點。那時我已讀完大學一年級的課程，暑假後要升大二，二十歲。暑假中回到家裡，即使談不上用功吧，也總要看看書，所以我起初並不歡迎她來，怕她干擾我。後來見她並不干擾我，就想教她認幾個字。再轉念一想，她到城裡來，不過玩幾天，到我家來，也不過偶然高興，未必肯認真識字，我又何必自找麻煩？這樣，她每次到書房裡來，我就給她一支鉛筆，一張紙，讓她隨意亂畫，消磨時間。有時我高興，也畫條魚，畫只雞，給她做「範本」。她可全不在乎，有範本也罷，沒有也罷，只要我在書房裡，她就陪著我。

這樣過了兩個星期，她提出來要跟我一同到上海去，她講這話的時候很認真，神氣也很固執。以後每天來總要問我還在常州住幾天，幾時上海去。有一天，我隨口敷衍她說：「好吧！我帶你去，快去做一件新衣服。」這原是一句極無聊的話，她聽我說完就走了。以後她還是每天上我家來，但神色有點沮喪，而且絕口不提到上海去的話。起初我完全不在意，隔了好幾天，我問她說：「你不想到上海去了嗎？」她背過身子去，歇了好一會，才低低說：「我沒新衣服。」我聽了這話，真像挨了電擊，二話沒說，立刻到布店裡去剪了一件花布衣料，送給她，並且再三向她解釋，我不能帶她到上海去，並不是因為她沒有新衣服。然而使我傷心的是：她能懂得的，只是我那句無聊的話。我解釋的話，她並不理解，這樣，我在這八歲的孩子面前，就無從彌補我的過失了。

我動身去上海那天，盤娣一早就來了，換了一件乾淨布衫，頭髮刷得光溜溜，可能借用了她祖母的「刨花水」，說要送我上火車站。看光景火車站是一定要讓她去的了。母親吩咐多雇一輛人力車，讓金海帶著她送我們。我們進了車站，買了月台票，金海把行李送上車廂，她跟著我們也走到車廂里，一看見我們找到座位，就老實不客氣地搶先坐了，還拍拍座位叫我和父親坐下。車窗外列車員的鈴聲已響了第二遍，是送客的人不得不下車的時刻了。金海把她提起來，夾在右邊腋下，和我們打了招呼，下車去了。火車開動時，我還看見盤娣躺在地上又蹬腳又哭。

這年寒假我回到常州，盤娣也常到我家來玩。一次她黯然地對我說：我送給她的衣服，她家裁剪給她弟弟做了衣服。

金海是1940年去世的。那時已是抗戰時期，我和父母在上海，光華大學還在租界上開學，叔嬸姑母在常州鄉下避難，金海也回到自己的家鄉，他去世的情況不詳，不過知道是病終的。1940年我們回到常州時，金海的夫人和她的妹妹還常到我家來。那時我家西宅已全部炸毀倒塌，我們只能用殘留的磚瓦和別人賣剩的木料，在廢墟上搭兩間房屋暫時居住。廚房是用毛竹和草蓋起來的。原來西宅的園子和大廳的舊址，我們清理清理種菜。邱夫人妹妹來看我們時，常帶點菜秧給我們，有時幫我們鋤鋤地，澆澆水。奇怪，滿是瓦礫石灰塊的菜畦，一經她們的手，就頓時改觀了。母親總說：「你們看，邱家阿姆一動手，菜地就『眉清目秀』了。」

我和盤娣再次相逢，是勝利之後，我是特地到龍虎塘去看她們的，但不知怎的，我只看見盤娣一個人，她祖母父母可能因事出外，現在我已記不清了。她已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而且出落得十分漂亮。她見了我仍舊十分熱情，拉著我的手，不住問長問短。可惜我們見面的時間太短，沒有真正「一傾積愫」。以致我帶著負疚的心情去看她，又不勝遺憾地回來。

以我自己的年齡來推算，現在盤娣已是六十齣頭的人了。以她的聰明能幹，一定能過上健康愉快的生活，這是我衷心的祝頌。在當前開放政策下，說不定她已是萬元戶。毫無疑問，她一定還記得我，但她還記得我說的那句無聊的話嗎？還記得她當時聽了這句話後的苦痛嗎？也許記得也許記不得。可是我幾十年來負疚抱憾的心情，她大約想不到了。

過 年

新年幾乎可說是孩子們的節日，在燈紅酒綠爆竹聲中，大人們的感受和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孩子們盼望新年，除穿新衣，吃美食，收壓歲錢外，最主要的是大人事情多，酬應忙，根本沒有工夫去管他們，即使管，也比平時要客氣些，最多口頭訓斥幾句。譬如說：你們這樣淘氣，要不是過新年，早就該打了。或者說：少胡鬧了，難道當真要吃壓歲棒？然而孩子們就在這忙亂的環境里，獲得了自由感，不但是自由感，而且還有一種新鮮感。

在節前，只要嗅到一點節日的氣氛，就使我們興奮，節日的氣氛打哪兒開始呢？首先是母親用紅紙糊燭台，因為新年要祭祖宗，燭台都要用梅紅紙重新糊過。其次是包「封子」，所謂「封子」，就是現在稱為紅包的，把錢用紅紙包起來，在我小時候，這類「封子」一般是兩毛錢到六毛，很少上一元的，這是太太們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