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一個讓連環殺手畏懼的演算法

來源：bloomberg

作者：Robert Kolker

參與：侯韻楚、黃小天、微胖

2010年8月18日，美國印第安那州加里地區（ Gary）的一名警督收到一封電子郵件，郵件標題不禁讓人想起大衛·芬奇電影中的畫面：

「加里地區活躍著連環殺手嗎？」

這名警督不清楚如何處理這封郵件，即使把它當做一出惡作劇而丟棄也可理解。但是寫信的人異常嚴肅，信中的附件是 FBI 的電子表格，記錄著近年來加里地區14起未破解的謀殺案，死者的年齡在20至50歲之間。每個謀殺案的死因是一樣的：窒息。他寫道，和全國的統計數據相比，加里地區相似謀殺案的數量遠高於平均值。同一地區的14個人死於同一原因，不是表明他們的一些也許更多有聯繫？也許兇手還在逍遙法外？

這位警督沒有回應。十二天後，警察局長 Gary Carter 收到了第二封郵件。裡面添加了一些詳細信息。有幾名女受害人在家中被勒死；在至少兩起案件中，謀殺後有縱火；在最近的案件中，幾名婦女被勒死在遺棄的建築物內或周圍。寫信的人質問，以上至少應該有個說法吧？

加里警察局沒有回復郵件，同樣也沒回復挂號寄出的兩封后續郵件。關於郵件和謀殺案，警察局裡沒有一個人對此做公開評論。寫郵件的人叫 Thomas Hargrove，一名來自弗吉尼亞州的61歲退休新聞記者，他說：「這是我職業生涯里最為沮喪的一次經歷。」

謀殺問責項目（Murder Accountability Project）網站上的數據。

Hargrove 一生都是一個數據控。早年在密蘇里大學讀新聞專業時，他第一次分析了政治選票數據集，成為了大學投票組織的學生負責人。 畢業後他加入了斯克里普斯大學報社（E.W. Scripps newspaper），從政治選票到任一現實主題，他都可以做數據統計分析。他回憶道： 「在新聞編輯部，同事們會說，交給 Hargrove，這是一個數字問題。」

2004年，Hargrove 的編輯要求他調查賣淫的統計數據。 進行調查的唯一方法是獲得美國最全面的犯罪統計資料庫－－聯邦調查局統一犯罪報告（the FBI』s Uniform Crime Report）或 UCR 的副本。 當 Hargrove 從密蘇里大學資料庫索取報告的副本時，裡面附帶的是他沒有想到的東西：補充性謀殺報告（the Supplementary Homicide Report）。 「我打開它，這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一個紀錄，」他說， 「一行一行，每一次謀殺都被報告給聯邦調查局。」

這份涵蓋2002年情況的報告包括大約16，000起謀殺案，每一起謀殺案包括以下類目：受害者的年齡、種族、性別以及殺害方式分列，提出報告的警察局，對案件已知的情況，關於罪犯的信息以及罪犯是否被知道。Hargrove 說，第一次看到這份報告時，就在內心升起了不知來自哪裡的想法：也許教會一台電腦發現連環殺手是可能的？

像很多人一樣，Hargrove 意識到了警察在調查困難案件時，礙於隧道視覺（unnel vision）（隧道視覺現象，是指對特定的對象投入了太多的注意資源而無暇顧及到其他參照系統。——編譯註）而遭受的批評。 他聽說過「連鎖盲點」（「linkage blindness」），該術語用來描述這一傾向——執法轄區沒有將正好發生在縣或州之間類似案件中的疑點關聯起來。Hargrove認為，報告里的某些部分，可以解決「連鎖失明」的問題。 正確的人以正確的方式觀察信息就能夠識別任何一個逍遙法外的連環殺手。

他每年都下載並壓縮最新的數據集。 真正令他震驚的是從未破案的謀殺案件數量。（在法律實施中，當嫌疑人被捕時，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案子就算破了。）Hargrove 統計了211487個未破案件，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殺人案發生在1980至2010年之間。他很詫異， 為什麼公眾沒有激烈反對這麼大量的未破案件的存在？

更糟糕的是，Hargrove 發現，儘管刑偵科學（the science of crime fighting）中有一代人努力下創新，包括DNA分析，但是，破案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在下降甚至是暴跌。 60年代的平均案件清除率接近90％; 2010年之前一直與60年代中期持平，2010年之後又急劇下降中。

這些令人不安的趨勢促使 Hargrove 給加里警察局寫了信，卻杳無音訊。 果然，四年後，2014年10月，印第安納州哈蒙德——加里警察局的鄰鎮——一個6號汽車旅館的房間里發現了19歲歲女孩 Afrikka Hardy 的屍體。通過 Hardy 的電話記錄， 警察追蹤到一名嫌疑犯——43歲的Darren Deon Vann。 被捕之後，Vann 將警察帶到了被遺棄的建築物，在那裡他藏著另外六個屍體，他們生前都生活在加里及其周邊地區：Anith Jones 直到10月8號還活著; Tracy Martin 在6月失蹤; Kristine Williams 和 Sonya Billingsley 在2月消失; Teaira Batey 和 Tanya Gatlin 在1月消失。

在援引他保持沉默的權利之前，Vann 不顧一切地提到自1990年代以來他一直在殺人。為了給 Scripps 做報道，Hargrove 去了加里，並調查他在2010年被認定給 Vann 案例是不是 Vann 乾的。 他記得只有一個有用的回應，湖縣的一個助理驗屍官答應跟進，卻也無果而終。 現在，由於通過法院的方式對 Vann 進行起訴，所有參與案件的人收到一個禁言令，防止公開猜測2010年Hargrove 指出的任何受害者是否也可能也是 Vann 殺害。 「至少有七個女人死了，自從我試圖向加里警察局證明連環殺手的存在，」Hargrove 說。 「這是一個相當壞的殺人犯。」

Hargrove 也關注其他可能的殺手。他認為： 「還有很多未被抓捕的連環殺手，幾乎每一個城市裡至少有幾個連環殺手。」

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刻，在全國犯罪率下降了幾十年之後，謀殺率卻已開始在美國許多主要城市上升起來。 兩年來，主要城市的殺人案件超過平均值10個百分點。 （這些趨勢並不一致，例如，芝加哥從2015年的485個報告的殺人事件猛增到2016年的762個，而紐約和巴爾的摩的謀殺數量在下降。）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發誓，一個法律和秩序新時代將會到來，尤其要避免推特上的芝加哥「大屠殺」再次發生。

除了聯邦干預的威脅之外，如果沒有首先解決破案率，很難解決高謀殺率的問題。 因此，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也許是偶然的，在這個時代里，數據分析應該幫助我們破譯、檢測和預判一切事情，從總統選舉結果到棒球運動員表現。 邁克爾·劉易斯的「點石成金」（Moneyball）為許多人帶來了以數據為中心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種方法將棒球大聯盟（Major Leaguers ）的統計評估方法介紹給了作為棒球小白的大眾，並成就棒球英雄 Billy Beane ——奧克蘭運動家隊主席。執法領域似乎是數據的用武之地：在20世紀90年代，紐約警察局聞名於利用數據更有效地把警員派遣到犯罪現場，其使用的 CompStat 系統成為了全美警察局的標杆。

Hargrove 成功做到的遠不止以上這些。 他最大的創新在於使用以前從未被使用過的（包括任何一名執法人員也沒使用過）公開易得的信息，幫助電腦去發現逍遙法外的謀殺犯。在某種意義上講，這使他的成就超過了 Billy Beane。他的工作為那些懸置已久的問題帶來曙光：為什麼警察在解決謀殺的問題上毫無進步，任由殺人犯逍遙法外，我們怎麼能期望犯罪率降低呢？

Hargrove 在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的家庭辦公室

幾年之後，Scripps 報社的編輯才同意給 Hargrove 足夠的時間研究聯邦調查局的殺人數據。 在一名密蘇里大學研究生的幫助下，Hargrove 在2008年首次將殺人報告轉化為統計軟體。他花了幾個月時間嘗試開發一種演算法，用於識別具有足夠共性指向同一兇手的未破案例。 最終，他決定通過把其想法應用於一個著名案例來反向工程其演算法，這個案例的兇手是被稱為綠河殺手的 Gary Ridgway，他承認過去的20年里在西雅圖地區殺害了48名女人。 Hargrove 認為，如果他能設計一個發現綠河殺手的受害人的演算法，他就已經走上了正軌。

「我們進行了一百次無效的嘗試。」他回憶說。 最後，他選定了用於聚類分析的4個特徵：地理、性別、年齡組和殺害方式。性別方面他選擇了女性，因為大多數的多兇手案件的受害人是女人，這些女人生前並沒有與團伙組織有關聯。當他使用連環殺手最常下手的目標人群——20至50歲之間的女性——的數據時，演算法就像老虎機一樣亮閃閃地運轉起來。他說：「很明顯這個演算法有效，事實上，是非常有效。」

綠河殺手馬上出現在這個演算法里。 這是個好消息。 Hargrove 的演算法在洛杉磯找出了77未歸案的兇手，並認為這其中有警察正在追擊的兇手，包括所謂的南邊殺手（Southside Slayer），以及最近的無情睡眠者（Grim Sleeper）。演算法同樣找到了鳳凰城裡64個未歸案的女兇手。

然後還有第二組可能沒有被當地警察辨別出的連環殺手。 「演算法的整個要點是找到最易獲得的成果，最明顯的簇，」 Hargrove說。 「但是，全國這樣的簇有幾十個。」

在2015年，Scripps 公司剝離了報社業務，Hargrove 和其他印刷記者失去了工作。他是離開報社後唯一不糟糕的情況是，當時他59歲，在公司工作了37年，有資格獲得大量遣散費和高額退休金，足以使他生活無憂。 現在他有足夠的時間去完成其數據項目。 他創立了謀殺問責項目（ Murder Accountability Project），簡稱 MAP，一個旨在更好幫助傳播和獲取 FBI 謀殺數據微型非營利組織。

應信息自由法案（FOIA）的要求，MAP 試圖追蹤眾多市縣由於官員懶惰、人力匱乏或僅僅因為不稱職（rank incompetence）而未向 FBI 備案的謀殺數據。MAP 已匯總了從1980年至2014年638,454起兇殺案件的案件詳情，包括尚未向 FBI 報告的23,219起案件。這是覆蓋全美國謀殺類案件詳細信息的最完整清單，而這些網站已經完全開放。任何擁有統計分析軟體的人都可以在網上免費查閱，並尋找跨管轄區的連環殺手；也都可以將已定罪殺手的時間軸與未解決的謀殺案件的時間點進行比較，以確定其中的連接是否合理。Hargrove 說：「如果你在家鄉發現了可疑的情況，試著回憶並查看吧。如果你的女兒被謀殺，可以調用她的記錄來查看是否可能有其他匹配的記錄。我們希望能夠藉助群體的力量抓捕兇手。」

警方從不善於利用統計的力量。警察文化通常是紙質的、分散的與孤立的，且其部門不輕易接受技術創新。國家犯罪信息中心（NCIC）資料庫允許警方獲取諸如逃犯證件、被盜財產和失蹤人員等信息，但無法搜索未解決的殺人事件。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國家暴力死亡報告系統彙編了32個州受害者的死亡證書信息，但同樣不能搜索沒破的案件。一些州擁有自己的殺人資料庫，但無法看到來自其他州的數據，所以連鎖盲點仍然存在。

FBI 在20世紀90年代創建了另一個自願報告資料庫，它專用於暴力和性犯罪，稱為「暴力罪犯逮捕計劃」（the Violent Criminal Apprehension Program）或 ViCAP。但主要由於它的自願性，所以很容易被警察部門忽視，因而收效甚微。執行了三年該計劃的 Gregory Cooper 說：「令人沮喪的是，大多執法機構並未真正了解 ViCAP 的目的；就像我有一輛車，但卻沒有人給它加油一樣」。Hargrove 稱 ViCAP 為「一個從未被適當資助的實驗，而且大多警察部門都沒有從真正意義上採納它」。

這些都會增加或至少未能減弱統一犯罪報告及其補充性兇殺報告的趨勢。Hargrove 的數據分析表明，破案率與數十年前相比仍舊很低；其從2014年的64.5％下降到2015年的61.5％，意味著2015年有6,043起謀殺案沒有破。他篩選了這些調查結果，並得知大城市的破案率往往低於小城鎮，而由於這種大型案件在人口較少的地區更罕見，因而往往更受關注。（這可能部分解釋了加拿大每年有500到600起兇殺案有75％未破的原因。）

Hargrove 還得知，涉及到謀殺時，並非所有的大城市都相同。他說：「差異非常驚人」。洛杉磯、紐約和休斯頓都遠高於70年代中期很低的平均破案率；而新奧爾良、底特律和聖路易斯最低，甚至能和40年代中期相提並論。

謀殺率居高不下的大城市的警方指責殺人案件與幫派與毒品有關，而且證人不願站出來指證兇手。「最大的問題是大家彼此都認識。」賓夕法尼亞州切斯特（切斯特的兇殺率超過美國所有其他城市 ，是費城附近地區的兩倍多）的警察局長 Darren Alston 這樣告訴費城日報（ Philadelphia Daily News）。同樣，當地居民也對警察缺乏信任。但是，另一個更明顯的問題是資源。Hargrove 說：「我們像資助教育一樣資助兇案調查——由地方稅來承擔。當一個地方的經濟開始下滑時，我們就不得不開始裁員警察，一切變得就像我們看到的那般糟了。」

MAP 也跟蹤其網站上的警員配置趨勢。 Hargrove 指出，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和俄亥俄州的代頓自1990年代以來的破案率下降超過30%，與此同時，警察人員數量大幅減少（弗林特為330至185人，代頓為500至394人）。 當 Hargrove 的團體提交了一份政府信息公開請求，以獲得底特律一個可疑連環殺手的殺人數據時，得到的回答是警局缺乏預算來滿足該請求。 Hargrove說：「當一個城市說『我們太拮据了，連保存記錄都做不到』，對此你能做些什麼？」 我開玩笑說，「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就像打造了一款識別政府失職的探測器。」

不過，有一種觀點認為，破案率不僅僅是警察部門人員配置的函數。 優先事項和管理也很重要。2000年，馬里蘭大學的犯罪學家 Charles Wellford 發表了一篇重要論文，找出了高效破案部門的共同點。 第一個共同點就是確保警察能夠在案件發生後幾個小時內這一關鍵時期，跟蹤犯罪線索，即使這意味要支付加班費。 目前，Wellford 的研究關注的是每個警官花費的金額，每個案例花費的金額以及偵探所佔警員的百分比。Wellford說：「破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優先事項和資源。 我不僅僅認為這是一個開放問題。 對我來說，現在問題是：如何利用部門所擁有的資源改善嚴重犯罪的破案工作？

自成立 MAP 以來 Hargrove 遇到的最令人沮喪的事情是，很多警察局不僅忽視 FBI 的數據，還根本懶得將他們的數據共享給 FBI。MAP 因為要求信息公開而起訴的伊利諾伊州就是其中一例。Hargrove 最近報告說，2015年，較之其他州，伊利諾伊州兇殺案更無望破案。756個兇案，破案率僅37.3%。就在總統和其他人士開始尋求解決方案時，如此之低破案率似乎間接解釋了芝加哥不斷攀升的謀殺率。

從和加里警局打交道的經驗中，Hargrove 有了關於數據的第一個大教訓：如果是一個壞消息，並不是所有人都願看到數字。

不久前，他開始來硬的。他和 MAP 副主席 Eric Witzig（一個和 ViCAP 共事過的 FBI 退休探員）在國際兇殺案調查員協會（International Homicid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 ）的會議以及FBI 培訓部，開展了培訓課程。在房間里，Hargrove 使用 JonBenét Ramsey 案例作為對資料庫的測試，成功地引起了探員的注意。探員們看著他在州上選擇了「科羅拉多」，武器上選擇了「勒死」，受害者性別選擇了「女性」，年齡選擇了「6」歲。在科羅拉多出現了唯一一個案例——JonBenét。但是，隨著 Hargrove把標準擴寬為5至10歲的女孩子，科羅拉多出現了第二個案例——Melanie Sturm，一個1985年發現被勒死於Colorado Springs的10歲女孩。接著，Hargrove 把檢索範圍擴展至全國，發現了27個未破案例，其中11個發生在西部州。他向探員展示了將此信息下載到列表中有多麼容易。這和 CSI 很像。FBI 國際刑事調查分析協會（FBI』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Investigative Analysis Fellowship）主席 Janet Oliva 告訴 Hargrove：「我認為每個執法機構應該知曉和利用這個程序的資料庫。」

亞特蘭大的警方正在與 MAP 合作，追蹤一連串未偵破的謀殺案。 但在其他地方，仍然有一些人對透明數據服務公益的力量表示懷疑。 首先，很貴。 Hargrove說：「這是一場公開討論。事情在財政上變的如此糟糕，以至於市長不得不思考，『在得知現在活的人需要幫助之時，我卻把手中的資源用在關於解決死者的犯罪上，這有何意義？』」何不緊抓那些有證人、彈道學證據和DNA分析的易破案件，而把棘手案件排在次要的位置？

至少直覺上給出的答案似乎是，這些謀殺犯中的一些人將再次殺人。 但如果這是真的，就會影響謀殺率。果然，藉由資料庫，Hargrove已經證實這是真的。 通過對2014年《統一犯罪報告》（Uniform Crime Report）中提到的來自218個大都市轄區的信息進行分析，他發現，破案較低的地方，兇殺率幾乎是破案率更高的地方的兩倍——平均每10萬人中就有9.6至17.9起謀殺。

Hargrove 說：「這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任由殺手走在街上，為什麼不會導致更多的兇殺案？ 當然會啊。」

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相同的結論。Ghettoside 這本書對洛杉磯流行的未偵破案件進行了強有力的檢視，本書作者 Jill Leovy 提出這一觀點：偵破謀殺案會規範社會秩序，破除出現在法律約束力差和無政府主義地區的「街頭司法」（「street justice」）的怪異現象。人們大量關注有關警察種族偏見的案例，以至於另一種不公平——公正徹底執法的缺乏——被忽視了。Mark Funkhouser，堪薩斯城前市長，現在的 Governing 雜誌出版人去年秋天寫道：「只停止錯誤的治安管理是不夠的，真正關鍵的是要做更多正確的治安管理工作。」

多年來，一些研究表明，強大的社區治安管理和給予生活環境調查（casework）優先權有助於提高破案率，而不受工作量和預算的影響。這就是管理的用武之地。「當 Michael Nutter 在2007年競選費城市長時，揚言將把解決重大犯罪作為任職期間的一個主要議題。」 Hargrove 說，「如果沒選他就糟了，如果他沒那麼做就糟了。」兩年多來，費城的謀殺破案率從56％提高到了75％。

Hargrove在家裡

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安娜，一名新局長成立了一個專門針對團伙犯罪的破案小組，並吸引匿名捐款以重獎提供利於破案線索的人。自此之後，該地區破案率從1993年的28％爬升至2013年的幾乎100％。在奧克蘭，2012年的破案率降至30％，當地警方與 FBI 合作，向該部門僅有10名全職調查員的小隊增加了5名特工，在2015年，破案率上升到60％。MAP 還與當地電視新聞台合作，曝光了灣區其他表現欠佳的警察部門。

Hargrove 說：「我不想打擊某一位政治家，但根據我的經驗，當你詢問一個管理良好的治安轄區市長或警察局長破案率是多少時，他們能告訴你這個數字是多少，因為他們對此保持著關注。」

奧斯汀警方便是這樣。加里地區的兇手 Vann 在德克薩斯州呆了幾年，回到印第安納不久後被捕。雖然加里的警方沒有聯絡Hargrove，但奧斯汀警方聯繫了他，「他們說，我們想知道他在這裡是否殺過人。」

Hargrove 將德克薩斯州每起窒息死亡案例的數據發給了奧斯丁警察。 Vann 看似循規蹈矩， Hargrove 也找不到任何與他的犯案模式相配的案例。Hargrove 說：「他們肯定已經同意了，所以這是一種諮詢」。可能是眾多案例的第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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